中國人口與中國社會

中國人口與中國社會金仲兵關鍵詞：人口紅利，農工民，勞動力斷層，計劃生育，老齡化，社會轉型一、人口與紅利人口問題積聚多年，歷史成因無須細究，簡而言之有三個過程：1、從建政之初的戰爭資源到文革後期成為國家包袱；2、至改革中期，變身為改革開放的本錢；3、終得以讓「中國模式」驚鮮世界。學術界將人口結構對GDP的影響，不失時機地提出「比較優勢」理論，稱之為「人口紅利」。人口紅利由兩個概念組成：1、指中國以農民工為代表的外來務工群體，並付出廉價勞動；2、指為國家和企業賺取大量財富。其本質表述，當是在勞資關係不對等的法律環境中，權資結盟，強迫勞方付出超額勞動的原始資本市場形式，其核心就是所謂「人口紅利」所賜。蔡昉說：「人口結構帶來了低撫養比和勞動年齡人口比重大的優勢，我們的人均GDP的增長速度有27%的貢獻來自於人口撫養比的下降。」人口紅利經濟，從其本質上說，當屬於後現代工奴制經濟。二、農民工現象農民工現象，是人口問題在社會勞動力關係上的具體表現。中國農民階層，在建國後經歷了固定農奴—自由農奴—半自由工奴三個歷史性轉變，雖然奴隸本質並未改變，但在「度」上略有鬆動，此即為其智慧發揮提供了有限的空間，也社會提供了巨大的發展能量，為中國特色提供了現實的支撐。但這種落後的負價值勞動力模式終究是不符合歷史需求，故在其初期潛能爆發完結之後，其繼續存在的理由也就隨之消失，再後來，徹底進行奴隸解放，與現代社會制度和經濟模式接軌，即成為中國下一步不得不走的必經之路。1、生存現狀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城市工商業改革特別是沿海外向型代工企業開始湧現，而農村改革又值強弩之末，鄉鎮企業大量倒閉，迫使農村剩餘勞動力脫離土地，轉向城市尋求生存和發展之後形成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確立後，由「工一代」組成的數以億計(一說1.5億)的廉價勞動力大軍，捨我其誰地擔負起經濟發展和國際競爭的重任，農民工也順理成章地成為中國新一代產業大軍的標誌。按照中國社科院2008年發布的《中國社會和諧穩定研究報告》的調查結果，2005年農民工的月平均工資為921元，遠低於城市工人的1346元，27% 的農民工月工資在500元以下。若按國際工資標準和社會福利待遇測算，中國農民工的工資絕對數額，在扣除了社全福利、養老保險等政府成本和企業成本外，其人力資源成本(即勞動收入)，實際上只相當於是國際標準成本的「負成本」，也即，他們承受的是負工資待遇，是在倒貼著青春以生命換取生存。據統計，當代中國有4000萬建築工人。工作條件堅苦自不待言，多少人有過「昨日入城市，歸來須討薪」的經歷，至今竟無人能知，因為這從未佔據過官方的行政管理思維空間。為求發展速度而不惜斷子絕孫般對資源進行掠奪式開發，不但造成環境極大破壞，更至使各地礦難事故不斷發生，讓人觸目驚心的是動輒幾十人的大規模死亡(中美煤礦事故比750：1)，唯一受傷的就是外來務工者。在資本面前這不算什麼難題，讓家屬們「情緒穩定」的終極善後解決辦法，只不過是幾十萬元的生命補償費用而已同，之後一切重頭再來。設在中國沿海地區的諸多電子代工企業，在生產簡單的電器衝壓件過程中，因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長，而使打工者往往注意力不能集中，許多人操作失誤，造成斷指和斷臂，並由此催生了當地專門以截指截臂為業的「外科手術產業」。據統計，在深圳浩浩蕩蕩的打工大軍中，每年有2萬餘人因工傷殘，絕大部分是正值青春年華的未婚男女。1997年外來工最多的深圳龍崗區發生工傷事故近4000宗，與之相鄰的寶安區多達6800餘宗。有關人士透露，1998年的數字要大於1997年。僅開縣在深圳的打工人員就達20萬人，每年有兩三百名傷殘者傷心地回到故鄉。就這樣，當他們的「剩餘價值」這些牛奶被抽干，城市得以實現高速發展的同時，多數人則被以種種光鮮的借口趕出城市，默默無聞地「告老還鄉」。廣袤破敗的農村，再次成為他們生命的唯一歸宿，農村，也再次為城市承擔了發展之後的遺留責任。中國模式下的一些特色性，如產業工人的低人權，讓中國製造在價格競爭優勢之餘也飽受詬病，成為國外媒體的熱點話題。在媒體關注下，國際社會往往以中國工人的低劣境遇做為實施貿易制裁的理由。這雖然有些讓國人接受不了，但想想中國的工人竟最後讓國際社會所擔憂，而我們自己卻還沉浸於「比較優勢」的幻想中，是不是有些可悲？2、失落的夢想他們在異地特別是在城市環境中，承受著背井離鄉之痛和負人權的勞工冷遇，忍辱負重，經年累月地揮灑著自己卑微的青春和生命，他們的精神世界和未來命運從來無人關注。這種灰色的國民群體，是不具有正式法律身份和不受法律保護的，社會地位至今仍未被正式定義，生活的城市也只要他們低廉的勞動，卻不願接受存在的現實。在創造出巨大的「中國奇蹟」繁榮的背後，是千千萬萬農民工的血淚。做為中國模式下最重要的組成部份的外來務工人員，他們的政治權利和社會身份不能確定，只能像失去家園的流浪貓一樣，無助地隨波逐流，如何能讓他們產生對國家的認同和好感？在引起世人高度的關注的富士康13連跳事件發生後，有人針對工人群體做了專門的調查，在1736位問卷調查受訪者中，近九成工人表示自己沒有參加工會，四成工人認為工廠沒有工會，大部分人不知道工會的職能。雖然同樣工作(甚至付出更多)，卻不能與原住居民、有條件通過政策性引進、以及以各種社會關係定居城市的人們在社會公共資源(教育、醫療、就業)和福利待遇(數金數險)上享有同待的權利，往往還遭受各種歧視(苦臟累險、欠薪、嘲笑)。在城市缺乏固定的生活空間和生存條件，聚集於被官方視為有辱面子的貧民窋中，成為不得不年度往返於城鄉之讓的「候鳥族」，形成中國特有的「春運」奇觀，造成不必要的運輸壓力，並引發決策層區域傾斜性投資建路的政策失誤和諸多犯罪現象。他們的子女在城市學校中被安排本外分班區別對待，而且在一定的年齡段後，不能在城市參加升學和高考，必須要返鄉讀書，這也造成了一代兒童的知識體系斷裂和心裡失衡，為現實和未來社會埋下隱患。不少家庭為此要全家返鄉，使一個個外來家庭的創業夢想就此中斷。一項來自中國政府的調查還顯示，30%已回到出生地的農民工表示，正猶豫還要不要回到曾經的沿海工廠去。這說明了中國農村經濟在面臨破產，農村生活的現實狀態，竟逼迫還鄉農民再次萌生返城之意。反觀改革三十年的經濟高增長，其實與前三十年的經濟配給制同理，都是通過二元體制過度透支了中國農村和農民的國民權利，才取得了讓人羨慕的成就，但這種歧視性的政策卻也留下讓人心酸的記憶(據統計，建國以來從農村透支的財富規模竟高達70～80萬億元)。現在正當改革處於再一次左右轉向的十字路口時，確已到了必須反哺三農、歸還歷史欠帳的關鍵時刻。三、人口紅利終結1、勞動力斷層有人將農民工比喻為中國的老黃牛，吃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現實也確實如此。他們的生活工作與他們的政治待遇一樣，一直處於社會底層和邊緣地帶。在強大的逆向制度安排下，在勞資權利不對等的法律環境中，看似有著「一個鍋要補，一個要補鍋」的自願選擇過程，其實在強勢的資本面前，他們只能以負工資和負福利的工奴角色，別無選擇地接受微薄的工資收入以命換錢。這些，卻被一些理論家們從表面的效率競爭原則上賦於一種似乎是公平交易的市場邏輯。改革走過了二三十年，工一代(計生前)與工二代(計生後)的代際交替基本完成，工二代已成為主力。從近幾年開始，尤其是世界經濟危機衝擊中國之後的拉動恢復期間，位於沿海地區的外向型企業，竟然一度出現了少有的「民工荒」。「民工荒」現象，一方面證明了經濟危機當時政策性引導安置的部份效果，同時也表明農民工希望有權利「用腳投票」的自然衝動，這讓中國在賺足人口紅利之後所長期積累下來的人口斷層問題逐漸開始顯山露水。據美國人口普查局估計，在中國45歲以上的勞動年齡人口佔到了總勞動人口的32%——10年前，這個比例僅為27%。據稱，經過三四十年強制執行「計劃生育」政策，中國人口因此減少了3～4億。因此，工二代絕對保有量較工一代大幅減少，勞動力供求關係正從相對過剩過渡到相對不足，經濟模式正從人口紅利時代過渡到勞動力短缺時代。這不但具有「劉易斯拐點」的典型特徵(劉易斯拐點，是指經濟在自然發展過程中，當經濟增長速度超過勞動力供應速度時，勞動力短缺導致工資價格上漲，由此進入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歷史拐點)，還因為在中國特有的人口政策左右下，造成更加可怕的人口增長斷層，同時引發勞動力斷層危機。「這部分的利益，將來是要償還的。所以它不能成為真正的紅利，實際上是一筆借債。」--- 茅於軾中國在勞動力從平台期走向短缺期，但危機尚未完全顯現的過渡階段，由出生率下降導致的消費不足和產業結構、勞資關係失調等頑症欲加突出，意味著未來一段時期內可能出現有人沒活做，有活無人做的就業壓力與勞動力短缺並存的結構性困局。這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2、工二代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調查則顯示，20至30歲之間的農村青壯年中，絕大部分在外鄉打工。工二代多是移民二代，其總量在一億強。成長起來的工二代們，因為信息化的普及和城市生活的熏陶，權力和尊嚴意識漸步提升，物慾同步增強，「寧閑匆卑」是他們生活的信條，追求更高的政治待遇和社會身份認同感已是人生的應有之義。所以，工二代也是覺醒的一代。在沒有司法明確保護的灰色地帶，因工緻殘的工人們往往與資方無法達成對等賠償，工二代中的部份人主動地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現有法律的框架中進行著各種維權活動。這其中當以珠三角地區的著名維權律師周立太所維繫的「空袖筒」族們的事迹最為可歌可泣。在工二代面前，現有的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城鄉二元社會體制、靠制度設計得以強制推行並被學界吹捧為「比較優勢」的廉價勞動力---一直奉行的代工經濟模式、和延續了近三十年的勞資關係(即低人權模式)正面臨崩潰的挑戰，在此後十年左右時間內將難以持續並命運多舛，「比較優勢」也會自然消失，中國從此進入議價勞動力時代。議價模式，這也為勞工階層爭取更大的工作權利和政治權利提供了機會，為社會轉型奠定了基礎。工一代和工二代現象，已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社會現實，建立工人自己的獨立工會組織，是改變務工群體龐大卻總體弱勢的被動局面的有效途徑，他們的政治身份和國民待遇，呼喚著中國法律的制度性確認。為此，必須從打破具有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著手，反哺為「中國模式」一直付出巨大代價的相關地區和人群(09年，中國城鄉選民身份比為：4：1)；處理好現有失業人群的就業問題(據總理說高達2億，加上隱形和低效率失業，當高於此數)，做好迎接轉型的各項準備工作。四、「計生」反思中國人口政策從建政之初的放縱和鼓勵到70年代後80年代初的突然收緊，表現為冰火兩重天的極端，在事實上造成了改革前的就業壓力，遂有「計生」政策出台，中國人口因此減少了3～4億。這似乎意味著，中國也同時減少了3～4億人的撫養、教育、就業負擔，被視為一項行政「成就」而誇大。以外例說明「很多國家和地區，比如泰國、新加坡和我國台灣地區甚至印度，沒有實行長期的嚴格生育政策(博客專區)，但是他們的生育率仍然是下降的，特別是前面三個國家和地區生育率的下降比我們還快。」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 蔡昉以國內例子說明「山西省翼城縣從25年前實施「兩晚一間隔」的生育政策，要求女性在不早於24歲生第一胎，30歲可生第二胎，嚴格限制第三胎，居民可以通過時間來換取多生孩子的機會，此政策實施至今，當地的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尤為重要的是，以性別比例為代表的各項人口指標均優於全國水平。在此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而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指標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106.1。人口生育有其自然規律，生活模式是什麼，就決定了人家自覺地生幾個孩子。」---一個縣塵封25年的二胎試驗 華西都市報(成都)這說明，一種更人性化的引導型政策的出台，不但沒有造成可怕的人口爆炸，反而是通過自然選擇的方法，合理地完成了人口的自然傳承和科學銜接。按照正常的人口代際傳承理論，一般應為一對夫婦生育二子稍多為宜，即2.0左右，翼城則正處於2.0區間。現在世界上具有較長期綜合競爭力的國家，如美國，其人口出生率為2.08，這是美國繼續被人看好的原因之一。現任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梁中堂，在30年前已經指出：計劃生育政策必將導致中國人口老齡化。事實證明，一個國家的人口是增長還是下降，取決於現時出生率與死亡率之比和歷史慣性累積，其間有一個漫長的反應期。在此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哪怕及時出台多胎政策，中國人口數量同樣將長期減少。「1964以後三十年的人口高速增長的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人均壽命的延長，把平均兩代人並存變成了四代人並存。從人口學上來說，早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人口已經進入真實的或潛在的負增長，總和生育率就低於世代更替水平，如果現在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達到2.1，仍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何亞福： 為什麼20年後中國人口至少銳減30年之久？)二十年前，中國每年新增人口約為1700萬左右，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和人均收入的增長，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大地減緩。雖然現在的總人口數比三十年前增加了37%，但是每年新增人口的絕對數在不斷降低，現在已經降低到600萬左右。以人口的年增長率計，三十年前的增長率約為1.3%，現在已降為0.5%，比美國的人口增長率還低，到2021年時人口不再增加。在未來的13年中，每年人口的增加數從600萬降低到零，平均每年增加約300萬人。這十三年中的總增加量只不過3900萬人。2008年的人口數是13.28億，所以中國人口的最高值不過13.7億。不可能像外界所傳說的那樣14億，甚至15億。在中國人口斷層問題逐漸顯現的同時，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結構等老齡化社會特徵也初露端倪。要從根本上解決中國人口問題，應從長遠著眼，有必要對現仍大力貫徹的計劃生育這個「國策」進行重新反思和再定位，及早修正人口政策，亡羊補牢，實現理性生育和科學對接，挺過這一段轉型期的堅難時刻，以避免未來中國因人口斷層帶來更大的老齡化、勞動力和人口傳承難題，在未來二十年左右時間後，將會看到一絲重生的希望。五、養老制度中國從1997年建立了部分積累的養老保險制度,社會保障資金佔GDP的6%，占財政收入12%弱。2008年6月底，我國養老保險參保人數為2.1億人，醫療保險參保人數為2.4億人，占城鎮從業人員的比例仍在80%以下，占國民總人數15%～18%左右。縱向觀察，總體規模和質量有所提升，但橫向比較，發達國家社會保障資金佔到GDP25%～30%，占財政收入40%強，不難發現二者的差距。實踐背離了原有的目標模式，管理不當，效率不高，人群分配不公和區域布局不合理。特別是農村地區，雖有起步，但概念性大於實用性。目前戶籍上的城市人口只有28%，農村人口佔72%，即使將在城市打工半年以上的農民也算上，才佔46%，還有一大半的人口在農村，包括農民和因老返鄉的農民工在內的廣大農村人群，多數無法享有必要的養老資源，遠未達到起碼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以看病就醫為例，多數人仍處在「小病拖延，大病等死」的困境之中(中國城鄉醫療資源配置比為：125：1)。隨著人口老齡化的來臨和巨大的台階狀人口斷層落差所致，支出加巨，供需矛盾日益突出，不斷發生因虧損不堪，不得不將新的個人繳納部分挪去發放給已退休人員的事情，收支已顯捉襟見肘，入不敷出之窘。數據顯示，2004年虧損部位已達7400億，至今養老金空帳大約為1.4萬億元，年虧達1000億左右，且每年在擴大，明顯難以為繼。以上海為例：現在是1.5比1的贍養比，就是說每3個在職的上海人要養2個退休的，而全國這一平均是3.2個人養1個人。如此下去，極可能會從「矛盾」演化為另一個無解的「死結」。如此種種，決非僅以「國力、國情、時間」說所能掩蓋，需要終極追問的是政府執政為民的誠意所在。到2025年，中國將有3億多60歲以上的老人，未富先老提前進入老人化社會。因技能素質之故，他們繼續工作能力不強，壓力也相對較大，用延遲退休的辦法只能緩解，但治標不治本，最終必然會直接拷問中國的養老制度。所以，養老制度改革同樣迫在眉睫，必須刻不容緩地提上議事日程。讓人憂慮的是，政府在升級或完善符合未來需要的養老體系上，應對思路和動作尚不明朗，短期內難以拿出合理的應對方案。養老，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十年時間內，危機程度將大大加巨。右顧日本之例，不難發現其經濟多年不振，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消費多產出少的人口老齡化使社會負擔過重所致。但也必須看到，日本尚有良好的經濟基礎、成形的高科技產業、高素質的國民、完善的養老保障體系和配套的社會制度在支撐全局，渡過人口危機並繼續保持可持續發展的綜合實力較中國要強得多。六、轉型的動力從本文中例舉的一系列現象中，我們不難總結出關於中國社會問題的幾個關鍵詞來，其中「人」的問題似乎是個揮之不去的核心。但是，在產業結構合理、科技創新頻繁、福利制度完善、國民權利均等、社會綜合效率高的環境中，卻本來不是個「問題」，自可以通過社會性流動讓公民自願選擇達成最佳配置，因此，人口反被視為最大的社會財富和發展不可或缺的原始動力。中國表面上「人」的問題，實際上是人思想的問題。鄧小平在80年代提出「解放思想」，就是解決了領導人的價值觀和普通人的自由度問題，然後其它問題多應刃而解。中國新一代領導者在諸多壓力面前，也只有繼續解放思想，開拓創新，義無返顧地走「深化改革」這個不二法門，方為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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