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和解的重任為何落在媒體身上？

《領導者》雜誌總第64期（2015年6月）發表馬立誠先生的長篇文章：《中日和解是對二戰結束70周年最好的紀念》，文章針對中國媒體出現的「日本軍國主義復活」聲音，認為不符合日本社會實際。所謂軍國主義是把窮兵黷武和侵略擴張作為立國之本，軍事機構是全社會核心，而現在的日本社會並不是這個狀態。文章說，戰後，在美國幫助下，日本進行了民主化改造。日本政府和日本主流社會對戰爭責任逐漸深化認識，選擇了和平發展道路。從1972年到2008年，日本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四個重要政治文件，表達了對戰爭責任的反省。比如兩國政府1998年簽署的《聯合宣言》說：「日方表示，遵守1972年的中日聯合聲明和1995年8月15日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痛感由於過去對中國的侵略給中國人民帶來巨大災難和損害的責任，對此表示深刻反省。」這裡所說的1995年8月15日內閣總理大臣的談話，是指當時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在紀念二戰結束50周年時的講話。他說：「我國在不久的過去一段時期，國策有錯誤，走了戰爭的道路，使國民陷入了存亡的危機，殖民統治和侵略給許多國家，特別是亞洲各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損害和痛苦。為了避免未來重犯錯誤，我虛心地對待毫無疑問的這一歷史事實，謹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同時謹向在這段歷史中受到災難的所有國內外人士表示深刻的哀悼。」村山談話確立了日本政府對戰爭的歷史認識，受到各國好評，為後來歷屆日本首相確認和繼承。根據中國媒體公開報道初步統計，自1972年邦交正常化到2008年，日本政府就戰爭問題作了25次道歉，表示深刻反省。今年9月3日中國將舉行抗戰70周年的閱兵式，日本將有終戰70周年的「安倍談話」；在這個特殊的時期，中日和解化解仇恨毫無疑問是對二戰結束70周年最好的紀念，也是亞洲之福乃至世界之福。馬立誠先生指出：這兩年，中日兩國媒體在報道和評論對方時，對符合自己願望的蛛絲馬跡極力渲染，對不符合自己願望的事實視而不見，對兩國矛盾火上澆油，對兩國關係惡化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就中國媒體而言，咒罵日本成了家常便飯。特別是網路論壇，話語暴力呈現失控狀態。2014年8月5日，中國一些大網站首頁發表了《中國核武器能夠把日本從地圖上抹去》這樣一篇恐怖文章，令周邊國家感到憂慮。還有不少媒體在回憶甲午戰爭時煽動延續仇恨，說「當前最需要的就是喚起強烈的恥辱意識」。近幾年，中國電視台在晚上黃金時間播出抗日電視劇，僅2012年就生產200部。不少電視劇胡編亂造，十分無聊，既不能準確反映歷史，也沒有教育意義，因而受到廣泛批評。有的編劇站出來為自己辯護說，這是「上邊」讓寫的，不寫不行，寫別的就通不過。如此高密度、長時間播出這些電視劇，一方面是播種仇恨，另一方面反而淡化了嚴肅思考。對內對外強硬偏執的《環球時報》向來主張對日開戰，曾撰文指出：「我們很久沒同日美這樣的對手做一次『狹路相逢』的局部衝突了。就讓我們在釣魚島真正做一次。我們會看到，天塌不下來。我們有可能為此遭遇更大麻煩，蒙受一些損失。但我們對手的損失至少會同我們一樣多。或許只有有了這些承受，我們今後發出的警告才會被敬畏，各路對手也才會在向我們做新的挑釁前三思而行。」《環球時報》的胡錫進最先提出把安倍列入黑名單，胡錫進做客《人民網》訪談時，重申要把打擊的對象對準安倍和安倍政府，集中打擊安倍本人和安倍政府，以打擊安倍和安倍政府為核心，保持打擊的精準。胡錫進甚至倡議：比如日本旅遊就可以少去或不去，這是中國老百姓民間表達的一種態度一種方式，也比較簡單，每個老百姓都可以做。胡錫進特別支持羅援將軍的建議，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搞個跪像，外交部宣布安倍不受歡迎是官方行動，民間不妨考慮做一個跪像。2014年11月27日，《環球時報》發表李敦球的文章，提出中日矛盾不可調和論。「中日矛盾涉及領土領海、歷史認知和東亞地緣政治格局等問題，屬於戰略層次，是不可調和的矛盾。」這等於說，日本已經成為中國的主要敵人。這種錯誤而危險的認知，在一部分中國人中瀰漫，完全違背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對日外交思想，也不符合中日兩國關係的實際。2014年12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南京大屠殺公祭儀式上講話說：「我們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舉行公祭儀式，是要喚起每一個善良的人對和平的嚮往與堅守，而不是要延續仇恨。中日兩國人民應該世代友好下去，以史為鑒，面向未來，共同為人類和平做出貢獻。」這正是對記住兩個歷史的詮釋。2015年4月2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雅加達會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就中日關係指出，處理中日關係的大原則，就是要嚴格遵循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的精神，確保兩國關係沿著正確方向發展。中日雙方要彼此奉行積極政策，我們願意同日方加強對話溝通，增信釋疑，努力將中日第四個政治文件中關於「中日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的共識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共識。雙方要繼續開展各領域交流，增進兩國人民相互了解和認知。2015年5月23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歡迎日本3000人訪華團的中日友好交流大會上講話說，中日雙方應該本著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共促和平發展，共謀世代友好，共創兩國發展的美好未來，為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習近平特彆強調了兩國民間交流，希望兩國各界人士投身中日友好事業，發展友誼。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長期受到西方的封鎖和外交孤立，日本頻頻向中國示好，較早同中國建立了外交關係。1989年中國再次陷入西方的制裁與孤立，日本又是第一個向中國伸出橄欖枝的發達國家，且突破性促成了日本天皇訪問中國。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中日友好關係一直如火如荼，日本是工業大國中對中國援助最多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日本對中國的經濟援助總額達2500億人民幣，這些價值不菲援助資金，主要用於中國環保、人才培養以及早期的鐵路、城市基礎設施等公共建設領域，為中國的經濟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日本也不象西方發達國家，常常利用中國的人權、民主以及政治制度大做文章，日本政客走的是一條典型的務實外交路線。近年來中日關係變得緊張，在許多日本人看來，是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製造正追趕日本甚至可以與日本正面競爭，中國不再需要日本。而許多中國人認為，日本與中國有世代之仇，中國強大之日，就是報仇之時，因而反日情緒很容易被輿論挑動起來。實際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來的事實證明，中日友好關係絕對有利於兩國人民交往，有利於兩國經濟發展和文化交流，也有利於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當年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民間人士，想方設法排除右翼勢力干擾，冒著極大危險發展中日關係，至今回看這段歷史，仍然有許多感人至深的軼事趣聞值得回味。每當中日官方關係趨冷的時候，中日民間關係就相對活躍，從中起到了抑制兩國關係進一步緊張的作用。中日關係「經熱政冷」問題，在上世紀60年代也曾長期存在。當時圍繞著承認中國問題，中日交鋒的焦點就是「政經分離」和「政經不可分」。而中日加強民間交往，抑制了日本國內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勢力，使中日關係不僅在經濟上「熱」起來了，而且為政治上的「冷」解了套。早在1952年，二戰結束不久，日本國會議員高良富等三人就應周恩來邀請，冒著違反日本出境法的風險，從蘇聯繞道來華，與中方簽署《第一次中日民間貿易協定》。1955年10月，毛澤東會見日本國會議員訪華團時說，中日關係很長，吵過架，打過仗，這一套可以忘記。中日應該互相幫助，互通有無，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關係。1956年10月6日，日本商品展覽會在北京展覽館開幕。這天上午，毛澤東來到展覽館，在日本貿促會主席兼展覽會總裁村田陪同下參觀。看了一樓展品之後，毛澤東在休息室對兩國人士說：「這個展覽辦得很好。日本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日本人民是勇敢的、勤勞的、智慧的人民，我們希望同日本建立友好關係。」毛澤東又對村田說：「請向天皇陛下問候。」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戰後第一次向日本天皇致意，感到意外的村田鄭重表示感謝。參觀完畢，毛澤東在題詞簿上寫道：「看了日本展覽會，覺得很好，祝日本人民成功。」(引自中國《黨史博覽》雜誌2009年11月號何立波文章。)毛澤東的談話，確立了中國對日外交的方向。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突破國內外各種阻力和歷史恩怨，在北京與毛澤東、周恩來握手言和，拉開了中日友好關係的帷幕。周恩來為中日和解傾注的心血，已成為兩國關係的寶貴遺產。1955年1月，周恩來對來華訪問的日本貿促會會長村田省藏說：「中日兩國人民是願意友好的，能夠友好的。」(王俊彥著《大外交家周恩來》755頁，經濟日報出版社1998年)原中聯部部長朱良回憶說，從1959年9月起，日本政治家石橋湛山、松村謙三等人相繼訪華，日理萬機的周恩來抽出時間，常常同每個日本友人長談四五小時，而且多次長談，包括陪同松村謙三參觀密雲水庫，在火車上同松村謙三促膝談心。周恩來還提出「以民促官」的方針，推動兩國關係發展。1962年10月，周恩來會見高崎達之助率領的日本貿易代表團時說：「甲午戰爭以來，日本侵略了我國。特別是東北事變以後，長期佔領了我國大片土地，給我國人民生命財產造成重大損失，我們對此是銘記在心的。但是，這60年的積怨和兩千年來中日友好的歷史相比還是短暫的。我們今天正在努力忘掉它，忘掉積怨，今後加強同日本的友好。我們能否共同努力來提高亞洲的文化經濟水平？」(《大外交家周恩來》768頁)朱良回憶說，1973年4月，廖承志率團訪問日本。出發前，周恩來與廖承志等人談話，「周恩來特彆強調要高舉中日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旗幟，廣交新朋友，團結老朋友」。(朱良著《對外工作的回憶與思考》113頁，當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鄧小平致力於推動兩國和解，更是人所共知。1988年8月26日，鄧小平對來訪的日本首相竹下登說：「我是熱心於中日友好合作的一個人。」(裴華著《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37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關於戰爭問題，鄧小平表達了向前看的態度。1978年10月23日，鄧小平訪日期間會見日本天皇時說：「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我們今後要積極向前看。」裕仁天皇聽了不禁脫離講稿說：「今後兩國要永遠和平友好下去。」(《中日外交風雲中的鄧小平》137頁)1984年3月2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時說：「把中日關係放到長遠的角度來考慮，來發展。第一步放到二十一世紀，還要發展到二十二世紀、二十三世紀，要永遠友好下去。這件事超過了我們之間一切問題的重要性。」(《鄧小平文選》第三卷53頁)就中國如何處理與日本的關係問題，鄧小平多次提出，國與國的關係不搞意識形態爭論。國與國的關係主要應該從自身戰略利益出發，不去計較歷史恩怨，不去計較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別。40多年來，無論中日政局如何動蕩，中日友好關係的大格局並沒有完全發生改變，民間社會的反日情緒也是輿論在特定時期渲染的一種結果。中日關係實際上是政治家手裡的一張牌，什麼時候打這張牌，中日政治家一直拿捏得恰到好處，並沒有完全失控。日本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深厚的文化底蘊，近7000座島嶼，人口1.3億。日本和世界上大多數國家一樣，正在走向老齡化，但日本絕不是一個沒有創造力，正在衰竭沒落或一無所有的國家。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經歷過日本佔領新加坡、日本在二戰中的毀滅以及不屈不撓重新取得的輝煌的時期。李光耀生前認為，不把日本當回事是「愚蠢的」。20世紀80年代，日本作為經濟增長引擎引領全世界，但在之後的20年，債台高築的日本徹底「迷失了」，但日本並沒有陷入真正意義上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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