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顧順章傳記 | 叛變後的四年餘生

顧順章跟國民黨「耍大牌」

顧順章

關於顧順章被捕後及送至南京的一些細節，蔡孟堅幾十年後在台灣有個回憶：

據蔡孟堅說：顧被捕時態度鎮靜，拒絕戴手銬，要求先送到大智旅館收拾行李，當國民黨特務準備將他解往軍法處途中，顧對特務說：「我要求見你們武漢領導人蔡孟堅。」特務問顧何以知道蔡的名字，顧答：「我是共黨領導人，凡是國民黨對付我們的人事及計劃，我們沒有不知道的。」顧順章被帶到蔡孟堅面前，顧即說：「我們認為武漢為白區，是最可怕的城市，今竟能見到你。我是上海租界中共中央黨委兼紅色保衛局局長，中共中央只有我與周恩來二人主持，政策歸周，行動歸我，共黨在全國各城市的活動都歸我指揮，共黨中央各重要領導幹部，全由我秘密布置。對國共戰鬥或和解，只有由我會見蔣總司令後解決，其他與你談也無益。」蔡說：「先帶你去見行營何成浚主任如何?」顧卻說：「見何有什麼用?」不想見何成浚。蔡孟堅即令特務將顧順章送到旅館監視過夜，並派葉秘書以偽裝向顧順章套話。

隨後，蔡孟堅進見何成浚，報告捕獲要犯顧順章，及顧順章要求安排速見蔣介石談話。何成浚當即答覆說：「此犯既然如此重要，我即照你所說，電報總座及其要求請謁總座種種，並預備輪船將顧犯解南京審理。」何成浚囑蔡孟堅同樣發電報告知陳立夫，因蔡孟堅個人所用的秘密電台，徐恩曾曾經私下向蔡孟堅打過招呼，任何電報均須由他的機要秘書錢壯飛譯呈。深夜，蔡孟堅的秘書來報告，已從顧順章口中套出如下一些重要資料：

「我來武漢的重要任務：（1）當寧漢分立時，毛、周改組中共中央，經鮑羅廷同意將工人出身的向忠發推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因不識字、無政治認識，在上海的中央大員均看不起他，就連江西共黨根據地也同樣看不起他，所以國際共黨指定向的密電，都由我與周等執行，徒不告知向，我們與江西共區商定，決計經粵漢鐵路把向秘密送井岡山保護起來；（2）共黨創始人已由駐莫斯科總代表調往豫鄂皖邊區領導徐向前部，但周與我均認為武漢是一個『白色恐怖』的城市，非機警能幹的人來擔任此一任務，否則很可能出大事，因此我便自告奮勇非來執行此一任務不可，周亦同意協助將我所領導的『化廣奇魔術團』的重要助手（非共黨）乘輪送來漢口。同時租用戲院以『化廣奇魔術團』登廣告以招徠觀眾，我帶著張國燾乘共黨專用的祥泰木材輪秘密登岸，並由當地交通安排在法租界密藏幾天，等待乘赴鄂東麻城，再由徐向前派人接入根據地。我則公開找到魔術團助手，次晚即登場表演，觀眾的反應頗為叫好，已表演一周。昨晨據當地交通報告，張國燾已於日前乘車由麻城進入根據地，任務算是達成了，正待向忠發抵達漢口，轉往井岡山。誰料今被尤崇新認出被捕，待見到蔣總司令後，再看前途變化。」

1931年4月27日（星期一）顧順章被國民黨用輪船在一個班的憲兵監護下押解到南京。關於他押解到南京之後的一些情形和受到蔣介石的冷遇和被轉手於中統徐恩曾以及國民黨特務的勾心鬥角、爾虞我詐等，蔡孟堅有一個詳細的介紹：

蔡孟堅到下關接他下船。按照陳立夫的指示，先押送到原來錢壯飛辦公所在的徐恩曾設在中山東路的秘密辦事處。蔡孟堅說：「直至這時，顧順章下車一看門牌號碼，才說『這是我們駐京辦事處，進門就說：徐的機要秘書錢壯飛就是中共打入國民黨的核心間諜，還介紹李克農繼任他在上海無線電管理局秘書，安排為共產黨另一據點，你們中央一切對付共產黨重要資料每日由錢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來核閱。我在漢口即知你是武漢負責人，就是錢某派其女婿劉藉千(杞夫)做交通員逐日自南京、上海，交國民黨中央一切重要情報，連歷次中央軍圍剿計劃加上各地反共負責人名單，所以我查出你的名字。如果錢已逃上海，報告周恩來，則我的計劃全部完了!』我當時告徐，同時電話報告陳立夫，其時查詢錢某不知去向……我其時判斷，錢譯電發現顧被捕自首，即已逃滬告密。但我仍假意安慰顧，即錢已搭車逃滬，已通知滬寧路沿途緝捕，顧大為嘆氣。」

稍事休息，蔡孟堅就帶顧順章到蔣介石的官邸。蔡孟堅說：「我與顧一同進入蔣的會客廳，發現彼時在中央陳立夫手下任秘書的張道藩坐在距離不遠一座位上，他向我打招呼，不必介紹顧相識，我則將顧供出徐恩曾的機要秘書是共產黨中央最高間諜，查已在逃種種告之。道藩當囑：『此事絕對不可報告蔣介石，你年輕(23歲)要增加經驗，不要使立公增加大麻煩。』旋見蔣介石穿著長衫走進客廳始終站著，竟先和我握手，稱我努力，甚好甚好。我立即向蔣介石介紹，這位就是向我方歸順的顧順章，顧自以為已是『座上客』，競伸手向著蔣介石，蔣介石未予握手，僅說：『你歸順中央，甚好甚好，以後一切聽蔡同志安排．為國效力。』蔣介石僅站著說了這句話，即說『再見』。顧原自信必成『座上客』，不料已做『階下囚』!蔣介石忽然復出至內室門口，囑我送回顧後，我個人即回官邸再晉見一次。我即時乘車送顧回到徐恩曾的中山東路辦事處……我就原車再去蔣介石官邸，蔣介石即入客廳接見。詢及顧曾說過具體意見，我就顧在車中所談，他要求我『中央承認共產黨為公開政黨，促使共產黨自動放棄武力，……』蔣介石當笑著說：『顧已成為反共自首叛徒，還有什麼影響力量，你仍利用顧相機指導運用，隨時向我報告。』我再將顧所告惲代英之被捕情況向蔣介石報告(聞蔣旋即下令找到惲代英予以處決)，但對於徐恩曾手下惟一機要秘書錢壯飛系中共間諜一事，不是完全聽張道藩的阻嚇未向蔣介石實報，完全憑個人對陳立夫先生平常的慈祥風範，更以他與蔣介石關係，可能他本人不慎也有責任，故其時亦未敢向蔣介石透露。臨別，蔣介石囑我對顧好好運用。迨我返抵留置顧的處所，不見顧影，這是徐恩曾在個人恐惶中自慚形穢，不顧情理，將顧與我永遠隔離。彼時我判斷徐怕顧在我掌握下必能利用顧立大功，能受到蔣介石嘉勵。」

錢壯飛看到有「親譯」字樣的電報，就馬上意識這是最核心的機密，關係重大。他拆開一看，猶如五雷轟頂，震動很大。他表面上若無其事，卻是心急如焚地喚來了作為他與李克農的聯繫人、在正元實業社打雜的女婿劉杞夫，命令他與女兒錢椒火速離寧赴滬報信。隨後，錢壯飛乘機到「民智通訊社」，通知他安置在那裡的一位同志，但沒找到。他急中生智，拿起刀子在桌上的一幅地圖中間划了一道裂縫，暗示已經「破裂」、「出事了」。回來後，從容地將銀錢賬目清理好，放在錢柜子里，並處理好相關事務。

周恩來男扮女裝，逃過一劫

周恩來在南開中學時便有過男扮女裝的經歷。當時男女少年不能同校上學，更不能同台演出。由於周恩來英俊瀟洒又獨具表演才華，在南開新劇團扮演的絕大部分是女角，如《一元錢》中的孫慧娟（左圖畫圈者）、《仇大娘》中的范慧娘（右圖畫圈者）等

周恩來獲悉顧順章被捕叛變已是4月26日。顧順章與他共事多年關係非常密切，顧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生活浪漫點，但精明能幹，身手不凡。中央能在上海站住腳，他功不可沒；顧順章掌握著中央上海機關的全部機密，幾乎掌握著中共地下鬥爭的全部奧秘……，危害甚大。

52年後，時任軍委參謀長、有權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聶榮臻回憶起這次驚心動魄、粉碎國民黨企圖一網打盡中共中央的陰謀的行動說：

「當時情況非常嚴重，必須趕在敵人動手之前，採取妥善措施。周恩來親自領導這一工作。兩三天裡面，我們緊張極了，夜以繼日地戰鬥，終於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敵人動手的時候，我們都已轉移。」

中共中央深知顧順章叛變的嚴重性和危害性，由周恩來出面召集特科的成員和他們的家屬說：「中央來不及妥善安置每一個人，如果有可能離開上海，就離開上海躲避一陣子，如果實在躲避不了，顧順章來了，威逼你們自首，中央也允許你們自首脫黨，但決不能出賣朋友（同志），以後等到上海成為了共產黨的天下，我會替你們作證……」

4月28日，陳立夫、徐恩曾派遣張沖、顧建中帶領軍警特務趕到上海中共中央的一個秘密機關，除了一堆剛剛燒完的文件還在冒著縷縷青煙和桌上地下留下散亂的廢紙，一無所獲。陳立夫詢問首先趕到那裡的特務：「剛才見到什麼人?」

「進入弄堂與有個氣質莊重的女子和一個行色匆匆的老頭擦肩而過。」

陳立夫自我安慰地說：看來共黨頭目已嚇破膽了，周恩來等人早已逃匿隱蔽到九天之下，留下幾個不知好歹的羅嘍在張羅後事。

陳立夫、徐恩曾回南京後不經意與顧順章談到上海搜捕之事。顧順章卻像古董鑒賞家一樣留心地鑒別這事，驚訝地喊道：那女子是周恩來，那老頭是陳賡。

陳立夫哀嘆：抓住周恩來，只差5分鐘。

蔣介石大罵：娘希匹!

千載難逢的機會就這樣與國民黨擦肩而過。

顧順章獲戴笠賞識

戴笠

顧順章從上海回到南京後，徐恩曾加強了對他的監視。不久，為了便於監控，徐恩曾命令顧順章將家搬到安品街70號。他除了聽命去獄中或拘留地對被捕的中共知名人士進行勸降外幾乎無所事事。他的身份和《特工叢書》引起了正崛起的後來成為國民黨軍統頭子戴笠對他的興趣。

戴笠這個特務處處長是蔣介石親自點將的，因此他受到蔣介石的重視。蔣對復興社特務處的重視遠遠超過屬於國民黨中央組織部系統的調查科。初成立的復興社特務處的月經費和調查科一樣是20萬元，不久前者被提高到80萬元；而調查科僅提高10萬元，每月為30萬元。

戴笠向徐恩曾提出借調顧順章到復興社特務處擔任南京特訓班的顧問和教官，徐恩曾雖然心裡不情願，但考慮到戴笠有黃埔背景，又得到蔣介石的重視和青睞，風頭正健，還是不以得罪為好，只好同意了。當然乖巧的戴笠是有報請蔣介石同意的。

復興社特務處本部先是設在徐府巷，後搬到南京洪公祠1號，南京雞鵝巷53號則是作為特務處對外聯絡站。顧順章被戴笠正式聘用為顧問和教官之前，第一次與戴笠見面是由戴的約談在雞鵝巷進行的。戴笠對顧順章的第一印象頗佳，隨後就聘用他為特務訓練班的顧問和教官。

顧順章和在中統特務訓練班一樣，幹得很賣力，得到戴笠的十分滿意。戴笠發現顧順章訓練特務的方法中溶入了中共地下鬥爭的經驗，確有一套，大為讚賞。他認為顧順章的確是個人才，若為他所用，無疑對特務處會有大大的幫助，從而提高他的特務業績和進一步得到蔣介石的重用。因此，他千方百計拉攏顧順章加入特務處，許之以高官和厚祿。顧順章對戴笠的禮下賢士、尊重、信任非常感激，以徐恩曾如何待他一比較，對徐恩曾以及中統的反感就越來越大，產生了背徐投戴之心。

復興社特務訓練班結束後，顧順章又回到徐恩曾的嚴格監控中。顧順章遭到徐恩曾的監視，無法自由地出去與戴笠直接見面，他便寫信通過張永琴傳遞。但一切瞞不過徐恩曾，因顧順章的保鏢林金生不斷地告密。徐恩曾大為惱火。有一回親自到顧家，斥責他忘恩負義，要另找靠山。顧順章也不示弱，給他頂了幾句，兩人由此大吵一頓。徐恩曾是有名的『笑臉虎』，生起氣來也裝作斯文，笑裡藏刀，若無其事地離開顧家，回去時交代顧建中要給顧順章顏色看看，下個馬威，看他能否有所收斂，死心塌地地為中統效忠。

不久之後，顧順章到國民黨中央部開會時遭受顧建中的持槍威脅。顧利群若干年後介紹其父那驚險的一幕。顧利群說：

「中央黨部請我父親去開過好幾次會，他的手槍帶在大衣口袋裡，在開會當中一個姓顧的，叫顧建中就把手槍擺台上。他講，你再不好好地干，不跟我們干，我要你的命，手槍拿出來。顧順章這個時候，你拿手槍，我也拔手槍。這個時候他們沒有對顧順章下手，人家放他回來。他回來以後，當晚就跟張永琴講了，我今天很危險啊，如果我不帶這把手槍，可能我已經回不來了。」

儘管顧順章在這次危險中能有險無驚安然而退，但是這件事已說明徐恩曾對他萌生殺機了。

此後，顧順章一直稱病在家休養。他的確患有嚴重的胃病，在家養病的理由順理成章，徐恩曾對此無話可說。百無聊賴之際，經常與一些境遇相同的共產黨變節分子一起聊天，發泄不滿，如曾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委員、候補常委、常委、同是工人出身的徐錫根及其妻子黃覺。徐錫根大革命後期在上海擔任厚生紗廠中共支部書記，1932年冬被捕叛變，被國民黨冷遇於南京，鬱郁不得志，與顧順章同病相憐，兩個人碰在一起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不知道是出於韜光養晦，還是出於精神寄託以聊發時光，他居然又收藏起古董來了。他曾對人表白，他準備在獲得自由之後就脫離政治開古董店維生。

顧順章之死

不知是出於欲擒故縱，還是作最後的拉攏，使顧順章為我所用，徐恩曾一反舊章，改變了不久前與顧順章那種劍拔駑張、刀光劍影的緊張關係和對他高壓的態勢，多般地對顧順章進行懷柔，為顧順章在南京城南甘露寺租了一套獨進的小屋，也相對放鬆了對他的監視。1934年4月底，徐恩曾還安排顧順章一家去日本休息養病。

1934年10月2日下午，天下著蒙蒙的小雨，一部黑色的轎車開到南京甘露寺5號停了下來，走下三個戴禮帽穿黑色西裝的大漢，徑直進入顧順章的家，聲稱徐恩曾要他去談話。顧順章狼吞虎咽地吃罷晚飯就隨這三個人出了家門，坐進車裡。顧順章以為像上次一樣，去去就回來，不料，一去就失去自由，回不來了，被拘捕了。

這發生在70多年前的事，顧利群還記憶猶新。她回憶：

「我記得是10月份是秋天了，外面下了蒙蒙的小雨。有部黑色的小汽車停在門口，好象請他（顧順章，筆者注）上車去開會。我在那裡玩，我就看見父親從裡面出來，夾的大衣還有禮帽戴的，在門口朝我看看，摸摸我頭。他講，你等會兒進去吃飯了，我要跑出開會。我就講，好的，爸爸再見。他就走了，一輛黑色汽車把他帶走。是1934年10月份，那一天他離開家以後，從此沒有回來。」

顧順章走後一個多小時，顧建中、王思誠帶了一大幫人來抄家，攫走了一些來往書信和值錢的東西。這幫人走後，留下兩個看守，不許張永琴全家人外出。

顧順章被捕後被送到蘇州反省院。

反省院是國民黨當年專門對關押的所謂「政治犯」進行政治欺騙、誘其叛變的一個特務機關。反省院成立之初，按組織系統是隸屬法院的。由於原有的司法人員對革命人士所進行的欺騙誘叛的方法不如中統特務的陰險毒辣，為了使反省院成為更有力的破壞革命的工具，中統特務竭盡全力想控制它，通過中央組織部的組織力量，派特務骨幹滲透到反省院任職，最後使反省院成為中統特務組織完全控制的單位。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長沙設的湖南反省院，繼而又先後設立了首都反省院、蘇州反省院、安徽反省院、湖北反省院等。反省院關押的人員可分為三類：一為被認為叛變共產黨不徹底分子；二為堅決不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的人；三為被認為有共產黨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傾人士。顧順章以第一類被關押。其時蘇州反省院院長劉雲，是中統特務骨幹。

顧順章被捕之後，災難開始降臨到他家來了。1934年10月6日，張永琴的母親因不服從特務不準外出的命令而抱著年僅一歲的外孫女，打開大門跑到弄堂里去玩，被看管她們的特務當著張永琴的面前開槍射殺。張永琴的父親，一個老實巴交的小工商業主對國民黨特務的無法無天，光天化日之下草菅人命，肆意殺人感到不能理解，氣填胸臆，中風而倒。後來雖然被搶救過來，死而復生，但是嘴巴已有點歪，落下了終身殘廢。

倔強的認死理的張永琴吞下不了這個怨氣。這個年僅21歲，孱弱的女子鬥不過蠻橫的國民黨特務，天真地試圖通過法律渠道為她的雙親伸冤，討回個公道。她到南京地方法院上訴。法院知道這個案件有國民黨中統特務這個背景，不敢受理，把皮球踢給國民黨中央，要她到南京最高法院去上訴。法院說：「這個案件是中央的事情，你要告就到中央去看，我們專門是民事官司的機構。」

張永琴哪能有辦法告到國民黨中央？到國民黨中央告知又能怎麼樣？在告狀的同時，天真的張永琴還到南京道署街找徐恩曾講理，徐避而不見。張永琴破釜沉舟，看見徐恩曾的座車來時，乾脆冒著生命危險橫在馬路中攔車，也無濟於事。不久，徐恩曾派人來做張永琴的思想工作，說張鬧得太不像話對關押中的顧順章非常不利，要張撤訴。張永琴真是哭訴無門。為了丈夫的安全只能撤訴，自嘆命苦，暫時咽下這口氣。

張永琴在顧順章被押送到蘇州的幾天後就知道了這個消息。原來，顧順章被關押於蘇州反省院兩天後買通了送茶水的工友，在熱水瓶底夾帶了一張字條出來，請這位工友送至蘇州一醫院曾干過中共地下工作的沈醫生。沈醫生將字條送到南京張永琴同學處，由這位同學傳送。那同學到顧家看到前後門均有看守特務無法傳送，就走到鄰居家，通過其窗戶把紙條扔進顧家。字條寫著：「已居蘇州反省院，平安勿念。」

張永琴思念丈夫心切，一直向徐恩曾要求去探獄。直到1934年11月份，徐恩曾才同意她去蘇州反省院看望顧順章。

張永琴滿懷希望趕到了蘇州反省院。結果使她非常失望，她見不到顧順章了。在此之前，顧順章已被轉移到鎮江看守所了。更為甚者，張永琴也被扣押在蘇州反省院，失去了自由，加給的罪名是「組織新共產主義同謀者」，一關押就是22個月，直到1936年秋天才被釋放。這時，張永琴真有點感到後悔，悔不該不聽顧順章的話。1934年11月，當張永琴執意要去蘇州探獄，到了蘇州時，她從沈醫生那裡收到了顧順章從牢中託人捎來的字條，要她「千萬勿來」。她堅決不聽，認為去了反省院總不致於被關押，結果真是如此。

國民黨中統特務不僅對張永琴如此，對陪同張永琴去探獄的顧順章十幾歲的小舅子張長庚也是採取同種手段，把他關進杭州反省院，直到1936年9月才釋放。

1935年6月，顧順章被秘密處死於鎮江看守所，死況甚慘。據知情者透露，因顧順章在特務中名氣甚大，傳說其不僅精通化裝術、魔術，而且會催眠術，甚至「土遁術」。為此，臨刑前國民黨特務給他穿了「琵琶骨」，以鎮其妖術，防其逃跑。有歷史資料顯示：處決顧順章的監斬人為國民黨江蘇省政府秘書長羅時實，執行者中統特務呂瑞京。

張永琴是在牢中知道顧順章的死訊。她回憶：大約在1935年上半年的一天半夜，曾經當過顧順章秘書的王思誠把她叫起來談話。王告訴她：顧順章已經在鎮江遭到了槍決。那時，張永琴是在牢中熟睡中被看守叫醒。她穿好衣服後，被帶到一間會議室，除了王思誠，還有其他人在場。

1936年秋，張永琴被釋放回到南京。不久，王思誠派了一個人陪張永琴到鎮江找到當地國民黨有關機構。那邊也派一個陪同，到了鎮江郊區一處荒荒的斷垣殘壁角落。那個地方有一個矮矮的土堆，當地那人指著這土堆告訴張永琴，這就是顧順章被掩埋的地方。張永琴想起自己還是一個中學生就嫁給了顧順章，幾年生活的感受基本上是在擔驚受怕中渡過，後來全家橫遭不幸，災難迭來，22歲就得守寡，不由悲從中來，伏在顧順章的墳上嚎啕痛哭。張永琴用被特務機關抄家賠償的幾百元錢作為埋葬顧順章的費用。按風俗習慣，應將顧安葬到他家鄉寶山縣，他家鄉還有親人。但張永琴沒有勇氣扶柩還鄉，怕家鄉人的嘲笑。她只好在鎮江南門外選購了一塊地，把顧順章埋葬了。後來又派張長庚到吳淞，把那九人合葬的大墳中的顧順章前妻張杏華的棺木取出來運到鎮江，與顧順章一起埋葬，並立墓碑一塊，上面刻著「顧嘯仙」。

據顧利群說：顧順章在被槍決之前很鎮靜，有點「從容不迫，慷慨就義」氣勢。她在接受採訪時說：「他在鎮江被國民黨槍殺掉，司機把車子開到那裡的，顧順章知道，今天是已經完人，他仍舊很冷靜。他在鎮江反省院事先做好準備了。他把紙條塞到帽子裡頭，臨刑以前，他把帽子送給司機，他講我感謝你，把我帽子送給你。你把帽子檢查一下，好不好戴。」最後一句在暗示司機，他有事相求。後來，這個厚道的司機找到這紙條並想方設法把它送達張永琴手中。

一代特工奇才和梟雄顧順章就這樣消失了。至於他臨死之前留下什麼話？是在牢中被殺或在室外刑場被執行槍決，他與其妻張杏華合葬後墓地在哪？這些不得而知。特別是後二個問題後人感興趣在追尋、刨根問底，其實都不重要了。考究顧順章為何被國民黨槍決，吸取顧順章從一個得到中共精心培養和為中共立下汗馬功勞的高官陡然叛變成為中共「最具破壞力、最具危險性的頭號叛徒」的經驗教訓，作為歷史研究才有一些意義。

（本文經授權，摘自《顧順章：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作者：

劉育鋼，當代中國出版社2014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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