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媒大學傳播學內部講義——傳播學流派

傳播學流派一、經驗學派 / 傳統學派（Empirical School）：主要指以經驗性、定量的研究方法來考察社會現象的社會科學流派，側重於傳播效果的研究。（經驗性研究方法指運用可觀察、可測定、可量化的經驗材料對社會現象或社會行為進行實證考察的方法。）1、兩個重要特徵：（1）實用主義的研究目的；（實用主義認為判斷事物（或真理）的標準不是思想或語言本身，而是思想所引起的客觀行為，認為「真理就是效用「，而社會科學研究必須立足於社會現實生活，解決實際問題。）（2）多元主義的社會觀。2、強調經驗材料和客觀數據的重要性，並運用它們進行實證考察，從而揭示社會現象和行為的原因和規律。經驗性研究方法的主要原則：（1）研究程序應具有客觀性和可重複性；（2）首要目標是收集和提供無可爭議的科學數據和材料；（3）通過公開的學術討論，建構關於社會現象的一般理論模式或「定理」。3、缺陷：（1）可量化、可觀察的經驗材料是有限的，而社會現象和人的行為是無限的，況且人的精神和理性活動不能單純靠經驗材料加以說明；（2）目前經驗性研究所依賴的問卷調查、控制實驗等程序和技術缺乏精確性和嚴謹性；（3）從個人或小群體處獲得的經驗材料在考察社會的微觀方面具有一定效用，但不適合研究宏觀社會結構和整體歷史進程；（4）由於受到文化背景、意識形態等因素的影響，研究者的學術立場不可能做到純客觀。4、代表人物和代表性研究：拉斯韋爾、拉扎斯菲爾德等人的「傳播流」研究、霍夫蘭等人的說服研究、卡茲等人的「創新於擴散」研究。傳播效果研究的14座豐碑5、由於經驗學派堅持多元主義的社會觀，因此也被稱作管理學派。它否認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階級分配的社會，認為它是一個多元利益相互競爭、相互制衡的社會。因此，傳播學研究的重要任務是通過改進傳播機來實現社會管理，這決定了經驗學派只能出於維護現存制度的目的，從「管理」的角度對資本主義社會做一些修修補補的工作。芝加哥學派芝加哥學派構將傳播視為人類關係的本質，遠遠超出單純的信息傳遞和交流，傳播創造和維持社會，探討大眾媒體在一個健全的民主制中的作用。對傳播理論和研究的貢獻：（1）代表著社會科學在美國的第一次重大繁榮，對一些重要的歐洲理論其者思想起到登陸點的作用；（2）使美國的社會科學研究有了強烈的經驗主義方向，賦予美國式的社會科學以一種應用和改良的影響；（3）構成了一個以人類傳播為中心的人格社會化的理論概念體系，即強調「符號互動論」，使符號互動論概念化；（4）「佩恩基金研究」構築了後來的以媒體效果為重點的大眾傳播研究的早期模式；（5）認為大眾傳播是美國民主社會面臨城市社會性問題而生存下去的一個可能手段；（6）它的方法論途徑導致被稱為「解釋學派」的一批當代傳播學者的出現。經驗學派和批判學派的比較：經驗學派在現存制度內部尋找解決社會問題的對策，核心是如何控制或在多大程度上進行控制；——屬社會科學批判學派把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作為變革對象，核心是誰在控制、為什麼存在控制。——屬人文科學（1）研究目的：維護現行的社會制度和傳播制度；改革既有事實、促進社會進步變革。（2）研究方法：定量分析，注重實證、經驗、微觀；強調定性分析，也不排斥定量分析，注重思辯、理論、宏觀。（3）研究焦點：如何有效傳播等； 為誰傳播等。（4）社會觀：資本主義社會是多元社會，只要實現多元利益的協調即可消除社會矛盾，媒體可以幫助社會改進； 資本主義制度及其傳播制度本身並不合理，大眾傳播本質上是少數壟斷資產階級實行統治的意識形態工具，必須加以批判。二、 批判學派（Critical School）：嚴格來說，批判學派並不是一個學派，而是對以批判的觀點和方法進行的研究的總稱，是西方各種涉及到傳播問題的，具有批判傾向的理論研究的集合體。（1）根植於歐洲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傳統，深受歐洲傳統人文批判思潮的影響。（2）建立在歐洲獨特的傳播實踐基礎之上——歐洲強調公共利益，公共傳媒在歐洲大部分國家的傳播體制中佔據主導地位，對商業傳播體制懷有一種天然的警惕。（3）西方文明危機，如環境危機、精神危機等，引起了人們對資本主義制度的反思。（一）法蘭克福學派（Frankfurt School）：1923年，德國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成立，標誌著法蘭克福學派的誕生。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諾、馬爾庫塞、弗洛姆、本雅明、洛文塔爾、哈貝馬斯等。理論來源：新黑格爾馬克思主義； 存在主義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方法；韋伯的現代化批判理論；德國古典主義哲學傳統1、 霍克海默的大眾文化研究：（大眾文化，一說mass culture，它帶有貶義，讓我們對大眾文化產生一種否定性的判斷，即大眾文化是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進程、藉助於大眾傳播媒介、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標準化的文化產品，其中滲透著意識形態，也是政治與商業聯手對大眾進行欺騙的工具。另一說為popular"culture，在此層面上考慮，大眾文化成了一個中性詞，即大眾文化來自於民間，與民眾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一般，將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把mass culture稱為大眾文化。）阿多諾，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基本思路：由於資本主義社會已變成一個全面管理的社會，或單維社會，由於技術合理性就是統治本身的合理性，所以，大眾文化並不是在大眾那裡自發形成的文化，而是統治階級通過文化工業強加在大眾身上的一種偽文化。這種文化以商品拜物教為其意識形態，以標準化、模式化、偽個性化、守舊性與欺騙性為其基本特徵，以製造人們的虛假需要為其主要的基本手段，最終達到的是自上而下整合大眾的目的。霍克海默有關大眾文化的論述主要體現在他於洛文塔爾的通信及《現代藝術與大眾文化》等文章中。霍克海默認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大眾性不在於藝術生產的具體內容和真理有無關係，而是取決於娛樂工業的意志。大眾性把人們塑造成娛樂工業本身喜歡的那類人。2、 阿多諾的文化工業論：文化工業是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學者西奧多·阿多諾及馬克斯·霍克海姆等人提出的概念，用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下大眾文化的商品化及標準化。這個概念是阿多諾的哲學理論的中心，它首次出現於阿多諾的《啟蒙辯證法》（1948年）。在這部著作中阿多諾稱文化工業從上向下「有意識地結合其消費者」。後來阿多諾用文化工業這個詞來描述文化事件和產品對社會的影響，認為文化工業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膠」(「社會水泥」)，它是統治和結合的工具。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的文化產品不是按照人們對它的需要而產生，而是按照其交換價值被生產。整個文化工業將其利潤的追求強加在產品的精神價值上。這樣一來文化工業的精神價值也完全成為了商品。文化工業是一個由上層階級領導的文化影響，而不是一個大眾文化，也不是一個民族文化。阿多諾相信文化工業對消費者有操縱的作用。但這個操縱作用是潛伏的。作為商品，文化產品必須適應其消費者的口味，向他們提供他們想要的、簡單的、通俗的、不使他迷惑的貨物。這樣文化工業就起到了防止人們產生批評性思想的作用，使人們無法抵抗文化工業，文化工業也就穩定了統治。而這個穩定作用不是一個副作用，相反它是文化工業的本質，它向觀眾提供思想，並由此使文化工業成為人們的基本原則的定義者。這樣文化工業成了將社會結合在一起的「社會膠」。此外文化工業還使得人們不再認識到關鍵點，而只注意不重要的東西。一個例子是將一場首演推進為一個社會大事。這樣一來首演的交換價值成為看到和被看到。而首演的節目只不過是這個社會大事的原因。重要的不再是首演的節目，而是在那裡和旁邊的閑談。想到的不再是藝術家想通過這個節目表達什麼，而是參加這個節目會怎樣影響到一個觀眾的社會地位，別人會怎樣想。這也是藝術喪失其獨立性的一個標誌。阿多諾非常尖刻地說，過去人們不允許自由思考，今天人們允許自由思考，但不會自由思考了，因為一個人只想他應該想什麼，而這個思想被感覺為自由。阿多諾主張用「文化工業」代替「大眾文化」，來表示現代大眾傳媒及其傳播的流行文化。文化工業生產的不是藝術品，而是商品，大眾傳播媒介與一般商品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它們從一開始就是作為可在市場上銷售的產品被生產出來的，其目的是為了實現商業價值，而不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真正的精神需要。文化工業以文化、藝術為名，卻是在兜售用來獲取利潤的文化商品，使大眾的閑暇時間變成了另一種被剝削的勞動；文化工業具有濃厚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隱蔽地操縱人們的身心乃至潛意識活動。防止人們產生批評性思想，維持穩定統治，並由此成為人們的基本原則的定義者。它是一種是控制密不透風、使統治秩序變得更堅固的「社會水泥」。3、本雅明——機械複製藝術論：作為一位有著強烈現代精神的美學家和藝術評論家，本雅明主要是從藝術的層面上探討了技術和機械複製。在本雅明看來，生產技術的變革會對藝術生產和對藝術品的接受產生巨大的影響。現代生產技術對藝術的最大影響就是機械複製技術所造成的變化。複製技術的擴張導致藝術作品的「靈韻」，即一種包含在作品中的韻味和意境的喪失，而「靈韻」關係到作品的本真性和獨特性，這是傳統的權威性的藝術的重要特徵。因此，機械複製藝術的發展代表著藝術的非神聖化進程，藝術作品的展示價值日益超出了其崇拜價值，他稱之為「藝術的裂變時代」。但本雅明對機械複製藝術表現出積極的態度和熱切的好感，他認為，機械複製藝術具有一定的解放意義，它打破了傳統的崇拜性的權威藝術，取而代之以更為民主的「流行文化」，開啟了從「氛圍文化」向「民主文化」發展的進程。在「民主文化」中，意義不再是獨一無二的，而是可以被質疑的，意義產生於消費，而非生產方式。4、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ity）：所謂單向度，是指現代社會無論是經濟、政治制度，還是科學、工藝、哲學、日常思維，都是「單面」的，即只有承認和接受現實的一面，卻沒有否定和批判性的一面。馬爾庫塞區分了虛假需求和真實需求，虛假需求指「那些特殊的社會利益集團為了壓制個人而加之於個人之上的需求」。現代社會用各種方式引誘人民消費產品，無論這種消費是否出於人們自身的真正需要。大眾媒介及其造就的文化工業在使人們成為「單向度的人」的過程中發揮著決定性作用。在大眾傳播媒介的引誘之下，人們在消費過程中，不斷得到一種虛假的滿足。人們已經被現代社會所吞沒，喪失了自己的靈魂，但人們自身卻意識不到這種異化狀況。5、哈貝馬斯：哈貝馬斯是法蘭克福學派的第二代旗手，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西方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哈貝馬斯改良了第一代法蘭克福學派學者的激進主義和悲觀主義態度，實現了批判理論的「語言學轉向」，以交往行動理論為核心，構建了一個龐大的哲學體系。哈貝馬斯主張用交往理性來取代工具理性，從而建立理性在人類生活世界中的基礎性地位。（1）交往行為理論：以一個說話者和至少一個聽者構成的互為主體關係為基礎的言語行為和交往行為為出發點。用交往理性代替了工具理性。（2）公共領域論：最早的「公共領域」起源於古希臘城邦的廣場集會。現代意義的公共領域則誕生於18世紀的資產階級內部，是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間的一種理性的、批判性的公共辯論，主要場所是各種沙龍、咖啡館、劇場等。哈認為，公共領域具有脫離國家控制和市場操作的相對獨立性，是介於私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活動空間。在此領域，公民可以自由表達和溝通，也可以對公共事務進行批評。公共領域是傳媒運作的空間之一，大眾媒介是發揮公共領域作用的重要一環。然而，現代大眾傳媒的普及所導致的公共領域中近代的最後一次轉型，卻帶來了「資產階級公共領域再封建化」：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傳媒的滲透使得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漸趨融合。其後果之一，就是傳媒的民主功能下降。現代大眾媒體日益為意識形態所操縱，為資產階級利益所控制，政治利益理性取代了大眾話語。同時，傳媒的不斷商業化使得公共領域被廣告所「劫持」。這一切使得公共領域不可避免地走向衰亡。評價：法蘭克福學派開創了傳媒批判理論的先河，深刻地影響了此後各種批判學派的研究取向。但他們在頌揚高雅文化的同時卻貶抑大眾文化，完全忽略了大眾傳媒和大眾文化積極的一面，因此，他們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單純否定性的批判階段，始終找不到必然的出路。（三）帕洛阿爾托學派 / 交往傳播學派代表人物：G·貝特森、P·沃茨拉維克。最著名的著作《人類傳播語用學：交往模式、病理學和悖論的研究》。重視作為理解個體行為的手段的個體與他人的傳播關係，完成了從關注個體內在動力向關注個體交往或關係模式的轉向。元傳播：G·貝特森提出，認為每個人際交流包含兩個信息，內容信息顯示談話的內容，關係信息顯示傳播者之間的關係，這種通常以非語言形式同時進行的關係交談，被稱為「元信息傳播」或「元傳播」。悖論：從連貫的前提中得出正確的推論的矛盾，陳述和元陳述屬於不同的邏輯類型。雙重約束：一個個體將既相互限定又相互衝突的兩個層次上的信息傳播給另一個人時，出現雙重約束。個體通過重新構造傳播環境，即改變信息交流的上下文而擺脫雙重約束。對傳播學的貢獻：1、要求人們意識到模稜兩可的傳播，理解傳播反常現象，研究諸如「悖論」那樣的自我指認的矛盾的性質，並提出更多的與更清楚的傳播是否經常發揮作用的問題。2、他們的觀點是控制論的、生態學的，以系統論為基礎，和傳播學中占統治地位的認識論不同(這也是帕洛阿爾托小組的交往理論沒有受到美國主流傳播學者更多關注、沒有對傳播學產生更多影響的一個原因)；3、認為人類傳播是相互關係和相互影響的過程，反對單向、線形的傳播模式；4、將傳播學看作是在自然背景中發生的，有反實驗法的傾向；深受弗洛伊德影響的帕洛阿爾托小組（Palo Alto group）：貝特森：英國人類學家，帕洛阿爾托小組的奠基人和核心人物。貝認為人類精神外在於身體，在個體與其他人的關係之中，因此有了 「精神生態學」的概念，這樣一個概念強調個體與其他人的傳播關係的重要性，反映了帕洛阿爾托小組的中心論題。 （四）政治經濟學派：傳播學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即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考察傳播現象，將傳播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以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及其宏觀決策活動的政治經濟學的思路來考察媒介及其傳播行為。考察人類傳播活動中，對傳播生產資料的佔有和控制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關係和社會關係。把資本主義主流媒體的傳播看作是一種生產活動，媒介所有權決定信息和文化產品的形式和內容。研究的著眼點首先是媒介的組織和經濟活動。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學者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或傾向於馬克思主義，他們接受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通過觀察經濟機構、研究生產方式，揭示這些機構通過塑造媒介來滿足其利益的目的。產生的原因：（1）傳播媒介發展成為20世紀的新型大工業；（2）國家政權對傳播過程的生產、分配、消費、控制等活動的參與日益增多；（3）世界範圍內的傳播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1、達拉斯·斯密賽（Dallas Smythe）——「受眾商品論」：開闢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領域，而且是一位將研究理論成果運用於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的活動家，他參與並影響了建立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的國際運動，並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斯麥茲指出，廣告時段的價值是傳播產生的間接效果，而廣播電視節目也只是「釣餌」性質的「免費午餐」，他們都不是廣播電視媒介生產的真正商品，大眾傳播媒介的主要產品是受眾的注意力。「免費午餐」的享用者不僅是消磨時光，他們還在工作，在創造價值。這種價值，最終是通過購買商品時付出的廣告附加費來實現的。受眾在閑暇時間付出了勞動，為媒介創造了價值，但沒有得到經濟補償，反而需要承擔其經濟後果。2、席勒：美國批判學派的先驅。傳播帝國主義：揭示了大眾媒介與美國政府、軍事工業構成聯合體，共同控制美國社會的傳播實質。思想管理者：媒介走向集中和壟斷的根本原因是媒介對廣告利潤的追逐以及對大公司的服從。除大公司外，媒介還受美國政府的嚴格管理，而美國政府與大公司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經濟和政治的雙管齊下，使媒介作為「第三種權力」或「第四部門」的特徵全無。美國媒介美國媒介只是跨國大公司用以出售其產品、服務、觀點的工具，也是政府用以維護社會規範、社會制度及全球霸權的工具。3、文特森·莫斯可（Vincent Mosco）：代表作《傳播政治經濟學》遵循既有的政治經濟學學理脈絡梳理並重新定義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莫斯是「最著名、最有影響的傳播政治經濟學家之一」。莫斯可認為，所謂技術神話是指人們相信技術能夠克服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在某種意義上，現代技術政治取代宗教，甚至取代意識形態。但這種技術神話具有明顯的局限性，技術不可能終結歷史、地理、政治。4、諾姆·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喬姆斯基對市場力量對於媒介內容的影響提出了批評，提出了新聞的「宣傳模式說」。認為自由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將導致程式化和狹隘的報道。媒介成為人類解放的工具還是控制和支配的工具要看誰在操縱它，除非大眾力量組織起來控制它們，否則新通訊科技的前景多半也會像過去的大眾媒介一樣成為私人利益的工具。5、彼得·戈爾丁（Peter Golding）：將媒介的集中和壟斷趨勢視為壟斷資本控制文化生產和流通的明證，揭示大眾傳媒的活動最終是為了維護壟斷資本的利益和統治權力。6、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西方傳媒理論界近幾十年來最具影響力的思想家之一。堅持使用批判的政治經濟學視角來看待新的文化消費現象，指出文化工業的獨特功能在於生產一整套意義體系，多數普通人依據這套意義體系來理解他們生活狀況、選擇行動策略。但由於人們不僅僅是傳媒產品的消費者，也是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因此傳播政策不應該單純立足於經濟效益，還要考慮到對民主狀況的影響。7、尼古拉斯·加漢姆（Nicholas Garnham）——文化產業 其核心觀點是大眾文化的生產和銷售建立在物質基礎上，但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中，上層建築日益產業化，被經濟基礎滲透，以致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區分崩潰，只剩下經濟基礎。文化商品不會在消費過程中被破壞，因而難以保證其稀缺性，而這種稀缺性與價格息息相關，所以文化商品生產者就會通過各種方式限制進入，以製造稀缺。另外文化商品單位生產成本高，而批量生產後單位成本大幅下降，這使得文化產品的投資者傾向於增加受眾數量來降低產品成本，同時也就導致了文化產業中三個主要的結構趨勢：所有權集中、國際化和跨媒體所有權。8、阿芒·馬特拉（Armand Mattelart）：法國學者，巴黎第八大學教授，《世界傳播和文化霸權》。跨國的信息新網路是按照經濟資本和文化資本的生產、分配重新分割世界；信息文化的全球性流動引發了文化身份和文化認同的危機。跨國傳播集團用工業化的方式推廣的貼著商品標籤的文化，成了普遍的文化消費資料。著力觀察和批判了傳播強國的跨國媒體集團為主宰其他民族、地區或群體的文化，而以強制性傳播的為手段掀起的一場全球化運動。文化同化的恐懼和文化認同的希望在傳播工業化以後就成了國際關係的要素之一。真正的信息傳播應該是接收者和傳播者之間的互動的對話過程，而在信息交流的不平等的背後，馬特拉語言了人類將面臨重重危機。政治經濟學派保持著對宏觀社會秩序和媒介精英所有權的關注，對歐洲不斷加劇的媒介私有化現象以及世界範圍內媒介所有權的集中化現象提出了批評。（五）文化研究學派（伯明翰學派）：起源於20世紀60、70年代的英國伯明翰大學當代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代表人物有霍加特、威廉斯、霍爾等。文化研究立足於大眾文化的立場，反對傳媒批判理論中的精英主義傾向，圍繞文化研究的政治性、開放性、參與性這三個特徵進行研究，背離了主觀經驗和形而上學的批判學派的視角，轉而關注微觀的、具體的、經驗性的世俗生活。主要採用文本分析和受眾調查這兩種研究方法，揭示大眾傳媒為統治階級利益和意識形態服務的傾向，同時考察受眾符號解讀的多樣性。特點：（1） 強烈的跨學科特點；（2） 強調廣義的文化概念，主張研究「人類生活的全部方式」；（3） 批判了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所持的精英主義傾向，肯定大眾文化的價值；（4） 其研究既是經驗的又是實踐的，關注微觀的、具體的、日常的世俗生活；（5） 帶有強烈的政治氣息，強調文化和權力的鬥爭關係。1、查理·霍加特（文化的用途）；2、雷蒙德·威廉姆斯（「文化即生活」）；3、湯普森（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4、霍爾的受眾理論：大眾傳媒是當代資本主義的主要意識形態機器，但現代傳媒受眾可以用自己的方式來對「統治話語」進行解碼，因而受眾的反應未必都是機械的、被動的。霍爾模式：○1以霸權為主導的解碼：受眾以編碼者預設的意義來解讀訊息，制碼的意圖和解碼所得到意義完全一致；○2協商式解讀：解碼者和訊息編碼進行討價還價，觀眾與占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是一種充滿矛盾的協商關係；○3對抗式解讀：儘管觀眾能夠看出編碼者的制碼意義，但卻得出不同於編碼者願望的意義。霍爾模式表明，意義不是傳送者「傳遞」的，而是接受者「生產」的。閱讀文本時一種社會活動，是一個社會談判和觀念博弈的過程。霍爾認為，自由民主的大眾媒介應該扮演「多元化公共論壇」的角色，提供一個平台，讓統治精英的權力受到挑戰。5、莫利（用民族志的方法研究了家庭的日常情境如何影響和架構觀看電視的行為）6、約翰·費斯克的通俗文化理論：（1）問題的關鍵不在於受眾「讀什麼」，而在於受眾「怎樣讀」；需要研究的不僅是文化商品，而且更應該是受眾使用文化商品的方式。費斯克從電視研究出發，運用結構主義和符號學的原理分析「兩種經濟」，即「金融經濟」和「文化經濟」，並對大眾文化本質進行了再剖析，強調「文化經濟」的存在。（2）（新聞生產的三種方式：嚴肅性報紙：同時生產著「客觀事實」和「意識形態」；替代性的報刊：傳播各種激進觀點，是邊緣性的權力集團對統治者的批判；通俗小報：比嚴肅大報更鼓勵受眾的批判態度。認為觀看，即消費電視節目的觀眾，也是節目意義的生產者。這樣，資本主義就從工作世界擴展到了休閑領域，人們通過觀看電視參與到了商品化的過程中。文化研究學派的理論家不僅研究運動，還親自參與運動甚至直接領導運動，這是他們的優勢，同時也是他們的局限，因為積极參与容易使理論家難以客觀地進行分析，但文化研究學派的理論家通常根本懷疑客觀性存在的可能性，並懷疑客觀性在社會研究中的作用。（六）意識形態「霸權」理論：1、A·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權理論：葛蘭西是義大利共產黨創始人，1926年被法西斯當局逮捕入獄，在獄中廣泛閱讀，寫就來大量筆記和書簡。這些作品在他去世後，被整理成《獄中書簡》和《獄中札記》。葛蘭西提出的文化霸權理論充分強調意識形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他認為，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統治階級為了確保其統治地位，會利用霸權（即統治集團可以使用的各種社會社會控制模式），勸誘被統治階級接受其道德、政治、文化價值。憑藉霸權的實施，統治階級就無需動用強制性的武力手段來維持統治秩序。霸權的關鍵不在於強迫大眾屈從統治階級的意志，而在於使其自願服從、積极參与、自覺地同化到統治階級的世界觀中去。葛蘭西提出「國家=政治社會+市民社會」，政治社會，由政府、軍隊和司法部門構成的國家機構，行使暴力性質的強制功能；市民社會，由非強制性、相對自主的教會、行會和學校、大眾傳媒等機構組成，替統治階級行使非強制性的「霸權」職能。相應地，霸權分為 「政治霸權」和「文化霸權」或「知識與道德的領導權」，其中最根本的文化霸權。在大眾傳媒時代，這種霸權社會更加明顯。大眾傳媒一方面維護領導集團的利益，為其歌功頌德，灌輸他們的政策思想；另一方面，為了維持自身所賴以生存的觀眾群，以及社會的穩定，又使各種其他觀念同時存在，使衝突與共識、統治與抗爭在文化霸權的統治之下並存。葛蘭西認為，現代國家的形成是政治社會（「強制裝置」）和市民社會（「霸權裝置」）的融合，市民社會的日常維持是通過形成意識形態方面的「合意」來實現的，隨著市民社會的發展，它將吸收政治社會而形成新型的國家。霸權理論為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和新的研究視角，把大眾文化的生產、傳播、消費看成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進行霸權爭奪的過程，用一種動態的權力鬥爭的觀點取代了原先靜止的單向的文化觀。2、阿爾都塞（Louis Althusser）：結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他把馬克思著作分為前期的意識形態理論階段和後期的科學主義階段，認為後者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他認為，意識形態和科學本質上是決然不同的東西，意識形態是個體與其存在的真實情況的想像性的關係的「再現」，它以儀式的方式控制實踐，為個體創造賴以生存的現實世界。國家的上層建築由兩部分組成，一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包括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傳媒、文化等系統，二是強制性國家機器，包括軍隊、警察、法律等系統。維持國家存在的關鍵點歸根結底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國家不能赤裸裸地暴露出強制性國家機器的功能。阿爾都塞的理論指出了有關意識形態的新問題和新的思考途徑；他的意識形態機器理論為大眾傳媒的批判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論範式，在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葛蘭西和阿爾都塞等人的觀點在繼承和發揚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認真考察了當時的共產主義運動及資本主義社會現實，將意識形態納入到社會總體框架中進行考察，並從宏觀社會結構的大視角出發，直接構建了相關的意識形態理論。（七）結構主義—符號學結構主義主要產生於20世紀60年代的法國。結構主義不滿於現代人文科學的非理性主義的方法，主張科學的分析方法，追求傳播的規律和模式。結構主義—符號學分析從符號學的角度重新認識了意識形態，他們將意識形態視為一種符號建構，由日常符號表現出來，而符號的意義則是在與受眾的互動中產生的。簡單的決定論忽略了意識形態的日常性和複雜性，而結構主義—符號學卻從符號的建構這一微觀之處統構了宏觀的社會結構層面。另外，結構主義的另一個發展方向——敘事學，也成了媒介敘事文本分析的好工具，它成功解決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敘事結構，它告訴我們故事的形成機制；二是敘事主題，它告訴我們在媒介故事中「誰在說話」。1、索緒爾：指出了符號建構意義的可能性。認為符號的意義來源於符號組成的系統，來源於符號在系統結構中的位置，即與同一系統中其他符號的關係。提出了「符號=能指+所指」的公式，並劃分了能指和所指之間的差異和聯繫。2、羅蘭·巴特：繼承了索緒爾的觀點，並進一步提出了符號表意系統的「表面意義」和「內涵意義」的概念。認為意識形態的運作正是在內涵意義的層面上發生的，大眾傳媒傳遞意識形態的主要途徑就是內涵意義。對媒介進行了陌生化解讀：符號的意義本來是多樣的，並且不斷變化的，但在意識形態的作用下，符號變得單一和固化，並讓人們認可這種經過意識形態選擇後的、單一和固化了的意義是「自然」的。巴特爾倡導「陌生化」解讀，批判意識形態對符號意義的「自然化」。他把滲透了意識形態的符號文本稱為「神話」，即當把一個符號（包括一個能指和所指）作為一個新的能指，指向一個新的所指的時候，它就構成了一個「神話」。巴特爾認為有必要揭示出意識形態在「神話」中的運作方式，並對此進行批判和解構。這種結構過程叫做「去神話」或「陌生化」。 【見 傳播內容—符號—符號學】3、列維·斯特勞斯：將索緒爾的語言系統觀延伸至各個文化過程，認為每一種實踐活動都可以看作是一種交流方式和表達形式，與語言系統類似。結構主義—符號學的優勢在於文本分析或受眾解讀，而其受到的主要批評也在於此。因為，符號學方法是由研究者個人操作的，它的研究成果無法受到科學的客觀檢驗，既不能證實也不能證偽。受到的主要批評：○1符號解讀的任意性和唯心性；○2它的分析脫離了符號產生的社會環境，生硬地照搬理論框架；○3符號學的解讀是基於研究者個人的認知進行的，往往忽視了受眾的立場和觀點。突破結構主義—符號學局限的解決辦法只能靠多種研究方法的配合。（八）女性主義（Feminism）對大眾傳媒中表現出的與女性有特殊關係的「文本」加以分析，從中觀察女性在社會中所處的獨特位置，並探尋構成這種文本的內在機制。鮮明地批判大眾傳媒中展現出的性別慣例。三個主要流派：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激進的女性主義、自由主義女性主義。三者主要的研究方法：內容分析法、精神分析法、意識形態分析。（洪美恩對電視劇《達拉斯》的研究）（九）文化帝國主義：（1）全球性媒介促進了依賴關係，而非經濟的增長；（2）大眾媒介內容流動的不平衡，寢室了文化的自主性，抑制了文化的發展；（3）新聞流動的不平等關係，相對增加了那些龐大的、富有的新聞生產國的全球勢力，並阻礙了適當的國家認同和自我形象；（4）全球性的媒介流動造成了文化同質或一致化的狀態，導致了一種支配性文化模式的出現，而這種文化模式和多數人民的真實經驗並沒有什麼關係。可視為依附理論的傳播學分支。代表人物：阿芒·馬特拉、傑里米·滕斯托爾（Jeremy Tunstall）、赫伯特·席勒等。席勒最早提出媒介帝國主義理論。按照依附理論，對媒介帝國主義做了深入的考察，圍繞「信息的自由流通」和世界傳播不平等格局展開了論爭，更加強調了跨國公司的作用，指出當前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再以「國家」為單位，而越來越表現為跨國公司的行為。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可以說是第一套系統化的全球化批判理論。該理論認為，資本主義及其全球擴張不僅將整個世界聯為一體，而且導致了全球範圍的不平衡狀態，在近代歷史上造成了一種「中心—邊緣」的發展格局。中心部分呈現的發達狀態和邊緣部分的不發達或欠發達狀態密切相關，是同一歷史過程的兩個相反相成的方面。邊緣地區與世界經濟的融合是有資本主義核心地區的資本積累所限定的一種依附性關係。依附理論的創始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家薩米爾·阿明（Samir Amin），在1957年的博士論文中，就形成了依附理論的基本思想框架，為20世紀60年後興起的依附學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在這一流派看來，資本的積累依靠的是全球分工，而這種分工的本質是不定價交換和剝削。發展中國家要想獲得真正的發展，就必須擺脫依附性的地位，即阿明所說的「脫鉤」。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問題的升溫，依附理論更加引起了人們的重視，而阿明對全球化問題的探究也更加深入，又提出了「全球秩序」（global order）和「全球失序」（global disorder）的概念。他指出，由於資本主義的中心地帶即歐洲、北美洲和日本具有「五大壟斷」——新技術壟斷、全球金融壟斷、自然資源壟斷、媒體與傳播壟斷以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壟斷，全球化將不僅使「中心—邊緣」的兩級格局永久化，而且將進一步導致「全球失序」。總體來看，依附理論在解釋或解讀全球化方面不失為一種科學、系統而深刻的思想，但對於如何打破這種兩極化格局，則又顯得無力、無奈。（十）後現代主義：「後現代」這一提法最早出現在藝術領域，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流行，起初是指對美學現代主義的一種反動。80年代這一術語進入哲學領域，主要指的是法國後結構主義哲學，同時也表示對現代性的一種總體性的批判和對「元敘事」（歷史發展的宏大敘事）的不信任立場。後現代的內涵非常模糊，根本特徵是不確定性、模糊性、彌散性、多元性、遊戲性等。代表人物：福柯（Michel Foucault）、德里達（Jacques Derrida）、利奧塔（Jean-Francois Lyotard）、鮑德里亞（Jean Baudrillard）、詹姆遜（Fredric Jameson）等。認為資本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即現代主義的範式已經完結，一個新的歷史時代——「後現代」已經或正在誕生。表現出對科學價值的懷疑，認為大規模的機械化戰爭、生態環境的大面積破壞等問題，與科學技術帶來的偉大成就一同構成了「現代」的一體兩面。後現代的目的就是對古典和現代哲學體系進行破壞，並向現代思想前提本身發出挑戰，以促進整個世界向後現代轉向：離開真理、確定性、普遍性、本質和系統的現代話語，拒斥自由、解放宏偉敘事。後現代主義的傳媒批判理論主要在於對傳媒進行後現代思想分析。從社會與文化的角度出發，後現代的傳媒批判理論強調對現代傳統理論根基的顛覆、元敘事的合法消失、一般準則的崩潰以及價值的多元化等。後現代主義的一個重要論點是，現代性培育了很多神話或元敘事，並由它們所維繫。這些神話使人能把那些可能會被當成不合邏輯的行為合理化。而大眾媒介則為宣傳現代元敘事提供了重要手段。在許多由媒介傳播的神話中，存在著一個共同的主題，即發展的必然性。每一個科學發現、每一項技術革新，都被看作是在通往光明美好的未來之路上又邁進了一步，如果能夠理性地控制發展過程，世界終將走向和平與繁榮。但是，後現代理論認為，如果沒有充分考慮環境將受到的長期影響，沒有充分了解人類自身的局限性，這些目標將是非常危險的，這些強有力的元敘事為大規模戰爭、種族滅絕和其它諸多暴行提供了借口和合法的理由。後現代認為，處於現代主義迅速瓦解的中心恰恰是媒介。我們依賴媒介中的刺激因素來建構和理解日常生活經驗，這種依賴程度幾乎等於將我們完全置於媒介的影響之下。現在已經出現了惡性循環：媒介生產出越來越多的信息，逐漸毀掉了我們維持現實統一經驗的能力；隨著這些能力的破壞，我們對媒介的使用發生了變化，而這種變化又反過來鼓勵媒介提供更具破壞性的內容。比起結構主義、文化主義等理論，後現代主義的傳媒批判理論更為激進。 三、技術學派（一）哈羅德·英尼斯：將傳播作為一切歷史運轉的軸心來探討。在代表作《帝國與傳播》和《傳播的偏向性》（Communication Bias）中，指出文明的興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傳播媒介息息相關；一切文明都是靠對空間領域和時間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而任何媒介都具有時間或空間的偏向性，可以分為以時間為重點的媒介和以空間為重點的媒介。分析了媒介與權力結構之間的關係，指出在任何社會中，傳播媒介都會極大地影響社會組織的形態和人們交往的形式；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會改變社會組織的形態，開創人們交往的新形式，促進新的知識結構的形成，並有可能促使權力中心的轉移。控制傳播媒介是形式社會和政治權力的一種手段，而新的傳播媒介的出現則可以打破舊的壟斷權。（二）馬歇爾·麥克盧漢：加拿大傳播學家 ，於五、六十年代出版一系列著作《機械新娘》、《古騰堡群英》、《媒介通論：人的延伸》、《媒介即訊息》等。是六七十年代國際傳播學界最知名、最具爭議的學者，被稱為「現代媒介分析的根」。其理論獨特，給人啟發，他抓住了媒介分析的根本和主體，即研究媒介本身及其社會行為。不僅使得全球村、媒介即訊息、媒介是人的延伸等理念成為人們津津樂道的話題，而且使得傳播學的眾多概念深入人心。1、媒介是人體的延伸媒介是人體向公共領域的延伸。不同傳播技術的使用會影響人類的感覺組織（例如：印刷媒介將複雜的現實生活轉換成一系列不連貫的語言符號敘述出來，並將它一行行地印在紙上，使人們只能一行一行地、按照順序閱讀、理解、思考，而不能像現實生活那樣立體地、複合地去認識和思考。）他使用「部落化」、「脫離部落化」、「中心部落化」來比照人類社會早期的口頭傳播時代、印刷媒介時代和電子媒介時代。人類的這種變化，是媒介本身而不是它的內容帶來的。2、媒介即訊息傳播媒介真正傳遞的是媒介的特性，而不是內容，內容也是一種媒介。「媒介的『內容』好比是一片鮮美的肉，破門而入的盜賊拿它來分散看家狗的注意力。」一種新的傳播媒介一旦出現，這種媒介本身，而不是它所傳遞的具體內容就會給人類社會帶來某種信息，引起社會變革。3、冷媒介與熱媒介熱媒介能夠提供充分、完善的訊息，受眾參與程度低，如照片、廣播、電影。冷媒介提供給受眾的訊息不充分，需要受眾予以補充、聯想，受眾參與度高，如漫畫、電話、電視。但此類劃分十分牽強。4、地球村：新的電子媒介延伸了人的中樞神經系統，使人們之間的時空距離縮短，打破了就的時空概念，「使人們重新體驗部落化社會中村莊式的接觸交流，整個世界似乎濃縮成了「地球村」。麥克盧漢將媒介的概念擴大，不僅是大眾傳播和人際傳播中的媒介，而且包括了人際互動的所有介質。他將媒介置於人類文明發展史的大背景中研究，探索其在傳遞內容意義之外的意義——媒介本身帶給人類文明的影響。欠缺之處：對冷熱媒介分類牽強；忽視媒介具體內容，分析客觀性、科學性、實證性不足。此外他在言論上的神諭性和極端性也是公認的缺點。四、馬克思主義精神交往論：精神交往，指以「語言」為媒介的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1、一定的精神生產、精神交往與物質生產、物質交往相適應；它們之間並不是簡單的物質決定精神，而是更多地表現在相互作用之中。2、精神產品在現代社會中較多地表述為信息，信息與一般物質產品的不同之處在於，物質產品消費的是其本身，而信息消費的是其內容，且可被多次消費。六、當代傳播研究的主要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一時期的傳播學研究，擴展到了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派別分流日益明顯。批判學派萌芽於20世紀60年代，興盛於70年代，80年代成為傳播學研究的主流之一，以對社會文化的批判備受人們的關注。60年代以後，發展中國家的傳播學研究也紛紛開始。在借鑒西方學者關於大眾傳播與國家發展研究的理論上，資助研究本國的時間，對內提出適應本國現實的理論成果，對外提出了建立「國際傳播和信息新秩序」的主張，並促成了發展傳播學的成熟。 進入90年代後，傳播學研究又面臨了新形勢的挑戰。當今社會發展正朝著信息化、全球化、生態化的方向發展。傳播學如何適應社會形態的轉變，傳播形態的進化，調整自己，進一步發展，已成為全球傳播學者共同關心的話題。傳播學的新門類：（一）跨文化傳播學霍爾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傳播的概念，他的《無聲的語言》一書的問世，標誌著跨文化傳播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因此霍爾也被認為是跨文化傳播研究之父。群體和其他群體（ingroup and ourgroup ）民族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文化相對主義（cultural relativism）偏見、歧視和定勢（prejudice, discrimination and stereotypes）獨裁性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打破時空限制，以低成本穿越國界、傳送聲音及影響到世界各地」全球性媒介產業的興起提供了全球化的組織架構和驅動力。（二）國際傳播學國際傳播的職能：對內報道——不斷將國際社會的重要事件和變化傳達給本國社會；對外報道——宣傳本國的政治、經濟文化及外交政策等；但在現代社會，外交決策的形成和實施實際上需要廣泛動員本國和外國公眾和輿論的支持（「公眾外交」）。國際傳播具有很強的政治色彩，因為它與國家或民族的利益緊密相聯，它的報道是服務於本國利益的。（西方傳媒在國內政策上也許與政府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分歧，但在外交政策上卻與政府保持著高度的一致。）文化輸出和文化傳播的比重增大是當今全球傳播的一大特色。世界信息生產和流通的失衡：（1） 西方四大通訊社控制著世界上絕大部分的新聞流；（2） 世界上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全球新聞版圖中，往往處於不受重視的地位。（三）發展傳播學將大眾傳播視為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力工具，認為媒介能有效地傳播關於現代性的信息，並以此促進經濟落後的國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建設和市場經濟發展。1、三種模式：（1）主導模式/現代化模式——現代化理論（20世紀50～60年代）：丹尼爾·雷納、威爾伯·施拉姆、羅傑斯：認為歐美國家的工業化歷程具有普適性，能為發展中國家提供借鑒，促使其從傳統社會過渡到現代社會；而發展中國家不發達的原因更多的在於其自身沒有統籌安排好自己的發展規劃。主要探討發展中國家的國內因素，在文化上有一種民族自我中心的欠缺，以西方特別是美國的現狀為防止對終極目標。（羅傑斯：傳播是社會變革的基本要素之一，新思想和新事物的普及是特殊的傳播形態。第三世界國家應該通過與西方的社會接觸，引進新思想和新信息，促使傳統社會發生變革。大眾傳播中創新、擴散中起到很大作用。）（2）依賴模式——依附理論（20世紀70～80年代）：依附理論：主張外因論的發展觀，認為第三世界國家的欠發達是發達國家利用不平等的國家經濟、政治關係對之進行剝削和控制的結果；在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和貿易條件下，世界日趨兩級分化，形成中心—外圍的衣服格局；外圍國家不能走西化道路，只能通過擺脫依附謀求自身發展。雖然媒介是實現變遷的主要工具，但由於它對社會內部結構的依賴性以及成本龐大等關係，媒介的發展仍然受到了嚴格限制。總體來看，與大眾傳播相比，地方權力結構、傳統價值觀和經濟限制的影響力更大。「媒介帝國主義」：代表人物席勒認為發達國家利用傳播技術的優勢向第三世界國家傳播自己的價值觀；發展中國家不能照搬西方國家的經驗，而是要結合本國的傳統和實際。（3）交互模式——世界體系論（20世紀90年代以來）：創始人是沃勒斯坦，認為應該把資本主義看作一個歷史體系，這個歷史體系可分為三個維度：不平等而一體化的世界經濟體系；等級化而多民族的國家體系；多元而趨同的文化體系。這個世界體系的基本特徵是層級化和可變動性，前者表現為中心—半邊緣—邊緣的等級結構，後者體現為擴張—收縮的2、大眾媒介對國家發展的貢獻機制：（1） 傳遞科技知識，促進新興科技和創新得到傳播並被廣泛採納——這正是現代化的基礎；（2） 激發個人和社會的心智狀態，散播關於現代化社會的影像信息，使落後國家和社會中的人們形成對現代生活方式的印象並進而偏向現代性；（3） 促進新興國家的統一和民主政治參與；（4） 通過傳遞市場信息可以促進國家和全球經濟的發展，同時本身作為信息產業的一部分，可以為經濟發展貢獻力量；（5） 促進教育、衛生事業的發展以及社會結構的優化。最近30年，發展傳播學有了令人振奮的新策略，包括提高大眾意識、普及知識、社區動員、利用民間媒體、社會營銷、娛樂教育等等。其中一些策略已經被一些國家政府、社會團體、地區性和國際性組織以及非政府組織用以解決世界所面臨的各種發展問題。（四）互聯網傳播學1、互聯網拓寬了傳播的廣度和深度，打破了以往人類信息傳播形式的時空界限，不僅可以實現面對面的傳播，更可以實現用戶之間點對點的人際傳播。互聯網將人際傳播和大眾傳播融為一體。打破了傳統的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地緣文化的概念，形成了虛擬的以信息為主的跨國界、跨文化、跨語言的全新的空間。減少了人們對傳統大眾媒介信息的依賴性。在傳統新聞業中信息有編輯和記者來決定信息傳播；而在互聯網路中，新聞往往是從底層開始的，由接近某個新聞主題或對此感興趣的人所創作的。2、互聯網傳播與傳統媒體傳播的不同：(1) 網路傳播的雙向互動性極大地動搖了傳統媒介中傳播者的地位。受傳之間的界限開始模糊，傳播者和受眾的身份不再明確，傳播和接收幾乎可以同時完成，人們瞬間就能轉化角色；(2) 網路傳播改變了傳播者與傳播工具之間的關係。網路屬於全社會，任何傳播者都只能參與而不能擁有，它為眾多的個人和非專業組織和團體參與社會傳播提供了手段和機會；(3) 網路傳播從根本上改變了「受眾」在傳播中的地位。網路傳播可以說是一種為受眾度身定做的個人化的傳播模式，受眾不再只是被動的接受信息，而是主動搜索和選擇自己感興趣的信息。信息不是從傳播者哪裡「推」出去，而是由受眾從傳播者那裡「拉」出來。3、互聯網的負面作用：（1）把關人的缺失：缺少把關人也就意味著沒有審查制度。一方面會造成無價值的、不需要的信息充斥網路空間，從而提高了系統超載的危險；另一方面未經編輯、記者核實的來自網路的信息很難辨認真偽，謠言和假新聞等衝擊著網路信息的可信性。（2）信息過量：網上的信息太多，以至於對於用戶來說缺乏實際用處。另外，屏幕上的每種資料看上去都具有相同的可信度，無論是來自科學文獻還是來自連環畫。（3）信息安全無保障，威脅用戶的經濟、信息和隱私安全。（4）造成地區間、國家間的知識和數字鴻溝。沒有經濟和技術條件來接觸和應用網路的人可能會有一種被社會隔離的感覺，他們對網路感到壓抑和沮喪，對整個世界有陌生感和技術恐懼，從而放棄個人責任和社會責任。（5）造成人們對技術的依賴。（6）可能造成人的思維能力和交往能力的退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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