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時夫妻」=沒有道德、家庭觀念 性觀念開放？丨Lens新知

Lens按

下面要推送的是一篇取樣於服務業農民工群體的調查文章，該研究通過對14對「臨時夫妻」的深度訪談，探討農民工群體的「臨時夫妻」現象的成因。

「臨時夫妻」是指夫妻雙方或一方已結婚，由於在外打工而與配偶無法團聚，臨時與他人結成像家庭般的伴侶關係而居家度日的婚姻模式。傳統上，人們常把越軌行為看做是由生物性的個體因素造成的。這一視角使農民工備受道德譴責，認為它們沒有道德觀念、沒有家庭觀念，或者說是性觀念開放。

研究表明，「臨時夫妻」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是與我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分不開的，是傳統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某些變化中的一部分。社會結構變遷帶來的制度壓力與社會流動導致的因距離拉大而產生的情感壓力，使農民工產生了「臨時夫妻」這一越軌行為。

本篇內容來自微信公眾號「中國青年研究」（ID：china-youth-study），已獲授權轉載，原標題為「臨時夫妻：社會結構轉型中的越軌行為——基於上海服務業農民工的調查」，作者：京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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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提出

近年來，由於外出打工熱潮出現，很多農村夫妻長期分居，許多人在異地組建了臨時家庭。2013年5月16日，《印度時報》一篇文章稱，已有十多萬中國農民工結成「臨時夫妻」，其中包括許多將配偶留在家中獨自外出打工的已婚農民工，這一消息再度把人們的視線引向這一群體。

其實，在2013年兩會上，曾做過洗腳妹的全國人大代表劉麗曾公開提到：「現在因長久分居，在城市農民工中出現了"打工潮下組建臨時小夫妻』情況。也許許多人聽了很意外，但在我這個群體非常常見。這導致農村婚外戀增多、離婚率增高，也影響下一代的教育，導致兩個家庭不得安寧。」一時間，農民工「臨時夫妻」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本文所探討的「臨時夫妻」是指夫妻雙方或一方已結婚，由於在外打工而與配偶無法團聚，臨時與他人結成像家庭般的伴侶關係而居家度日的婚姻模式。從法律與道德角度審視，這一現象不僅無視法律的規範，而且違背了婚姻道德。婚姻道德的重要一條是性禁忌，它的功能在於限制人的本能和生物學需要，避免人的生存危險。

費孝通在《生育制度》一書中指出：婚姻之外的兩性關係之所以受到限制還是因為維持和保證對兒女的長期的撫育作用，有必要防止發生破壞婚姻關係穩定性的因素。其實婚姻是人類社會實現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作為兩性結合為特徵的一種社會關係，其本質是社會屬性而不是自然屬性。作為一種社會關係，婚姻會受到法律、道德等社會因素的制約。

基於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問題：為什麼農民會有悖於傳統婚姻倫理而選擇一種新的變異婚姻形式？為什麼試圖突破社會因素的制約而發生越軌行為？

過去相關研究將「臨時夫妻」現象的原因更多歸自然屬性，認為這是人與生俱來的性慾、生物衝動表達，主要體現在孤獨寂寞、性的壓力、身心疲憊方面。這些因素之所以被關注，是因為它顯現地體在個體身上。但是在其背後存在著不可忽視的社會結構因素。默頓認為應當把越軌行為放到社會結構的矛盾關係中去考察，從而發現社會結構是怎樣對社會中的某些人產生明確的壓力，使其產生非遵從行為而不是遵從行為。

其實，農民工「臨時夫妻」現象是與我國的社會轉型過程分不開的。特別是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大量農民工進入城市，隨之他們的生存空間、生活空間和工作空間都發生了改變。這不僅使約束他們的鄉村民約發生了變化，而且使他們的心理結構要承受劇烈的震蕩，必須以新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結構進入一種的新的生活情景。但是大多數農民工的行為方式和心理結構的變化滯後於社會現實過程的變化，這就使得他們對城市世界感到陌生，甚至格格不入，此時傳統鄉村社會的婚姻道德約束減弱，而他們對城市自由、平等、開放的婚姻理念又沒有完全接受。這就使農民工既想模仿城市的現代婚姻模式，又不想完全拋棄鄉村社會的婚姻道德，因為他們還需要階段性的回歸鄉村社會，這就導致了他們在形式遵守傳統婚姻文化的基礎上，採取非制度手段，發生越軌行為。

本文就是基於上述結構分析範式，探討農民工「臨時夫妻」的發生機制。本研究主要運用滾雪球抽樣的方法尋找調查對象，對其進行深度訪談。由於「臨時夫妻」在當今社會存在一定的輿論和道德壓力，它們具有一定的隱蔽性，很難進行隨機抽樣，必須通過熟人介紹獲得符合條件的調查對象。筆者通過同村在上海打工的老鄉阿梅、阿軍、阿成三人介紹了三對臨時夫妻，該三對夫妻又幫筆者介紹了兩對臨時夫妻，雪球一直滾下去，最終獲得了14對臨時夫妻，28個訪談對象。

本文選擇服務業農民工作為研究對象的原因是：第一，將我帶入「臨時夫妻」這一隱蔽群體的三位老鄉（阿梅、阿軍和阿成）從事服務業，而非產業工人，所以介紹的訪談對象的行業性質為服務業。另外，通過訪談了解到，產業農民工的工作機會更多是通過老鄉關係介紹的，群體中的大部分都是一個地方甚至一個村子的。迫於熟人關係的壓力，他們組成臨時夫妻的可能性較小，而從事服務業的農民工，分布相對分散，以個體形式生活為主，熟人關係網路約束力不強，相對容易組成「臨時夫妻」。本文採用「無結構式訪問法」對訪談對象進行深度訪談，這種訪問是一種無控制或半控制的訪問，不需要提前對訪問過程進行嚴格控制。通過深度訪談，本人搜集到了更加豐富的研究資料，從而奠定了本文的實證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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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控制弱化與價值迷失

社會規範的控制可以防止越軌行為，因為人類本性不受制約時必然導致越軌。而且這種強制的源泉是在社會本身。這種控制具體為法律這一正式制度的規定，又體現為傳統、習俗、態度和觀念等非正式制度的約束。

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前，居住在鄉村社會，對婚姻發揮作用的是非正式制度，注重責任和生育，婚姻、感情和性基本上是統一的。婚姻道德是家庭倫理的一部分，婚姻關係是家庭結構的一部分。在鄉村社會，婚姻不僅僅是男女的結合，或是性的確立，從締結婚約起一直到婚後夫婦關係的維持總是受到外界的干涉。這種干涉來自於夫妻雙方、他們的親屬以及相互的權力與義務。

從農村進入城市，農民工遠離了原有的鄉村文化和家庭結構，原有的社會規範已經對其失去了控制力。但是，由於農民工大多數居住在遠離城市居民的城郊村、城中村或工作場所，使其並沒有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因此城市以法律契約為基礎的現代婚姻觀念也對農民工的約束力不強。因此，當孤獨一人感到寂寞、無助、迷茫的時候就會發生種種越軌行為。換言之，傳統婚姻道德的「退出」，現代婚姻觀念的「未進入」，使農民工的婚姻觀念處於一種迷亂狀態。在對酒店女保潔員L3（字母代表被訪者者姓的第一個字母，數字代表訪談序號，下同）的訪談中了解到：

我和我現在的男朋友剛在一起的時候有點不好意思，比較遮遮掩掩，畢竟家裡還有老公、孩子、雙方的老人。經過一段時間的生活，發現好像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也沒有人管我們，也沒有人問我們。感覺自己就是一個人，也感覺我的男朋友也是一個人，當然實際上他也是有家庭的。甚至有的時候已經忘了自己有家庭。當然這在農村我絕對是不幹的，肯定會被人罵成是破鞋的，而且我也會被我公公、婆婆、丈夫打死的。

「臨時夫妻」現象的發生與生活情景中社會關係的變化密切相關。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以親緣和地緣人際關係占絕對主導，並且這種人際關係對關係網的人有巨大的監督和約束作用。在農村，如果發生越軌行為，只要有一個人發現，整個村莊就會知道，這也說明了熟人社會輿論功能的強大。結果是越軌者甚至其家人的名聲、面子都會受損，這可以說是一種隱形的懲罰，但強度遠遠高於物質懲罰。但是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後，進入了一個陌生人社會，由於社會流動性增大，絕大多數的社會交往行為發生在彼此互不相識、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之間。

當然，農民工群體也存在老鄉關係，但是這種關係往往存在於產業農民工群體內，而本文所探討的「臨時夫妻」現象更多體現在服務業農民工。服務業的農民工往往不是以群體形式出現，而且居住的環境具有一定的獨立空間，往往居住在房租較為便宜的城中村或城郊村。這種陌生人關係一方面使農民工與城市社會格格不入，另一方面使其人際關係鬆動，熟人關係的約束力陡然減弱。被訪者N8談到：

我現在最害怕碰到我們村子裡的老鄉，幸虧上海這麼大碰到的可能性不大。我們村子做油漆工的比較多，他們大部分居住在松江。我以前也是做油漆工的，後來認識我現在的男朋友。我說咱倆要交往的話必須換個地方住、換個新工作，離開我們村裡人的視線。後來我們就離開了松江來到了寶山，我也開始做起了足療、指壓的工作。在這裡沒有我以前認識的人，感覺輕鬆了許多。

無論社會發展到何種程度，人們的社會生活總是受到道德、紀律和法律等社會制約的。農民工進入城市，在面對原有社會控制弱化，又沒有適應城市新的社會規範的情況下，失去了道德觀念或價值原則的支持。農民工的行為何去何從、按什麼模式來規範和設計，變得越加模糊。而此時又被置於一個陌生的城市世界之中，周圍的一切與自己相分離。「匿名式」的人際關係、工業流水線及事物性工作中那種「非人格」的勞動方式使農民工容易受挫，而又遠離家庭、妻子、兒女，這就為尋找滿足臨時情感慰藉的臨時夫妻提供了空間。總之，臨時夫妻現象是一種失范行為，是社會控制弱化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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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層生活壓力與節約成本的誘惑

默頓曾經指出，越軌行為跟正常行為一樣，都與社會結構密切相關。越軌行為發生的頻率會因社會結構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其「主要目標是在於發現某些社會結構如何對社會中的某些個體產生了一定的壓力，結果使其出現非遵從行為，而不是遵從行為。

其實，農民工進城打工一個重要動機是提高經濟收入，改善家庭狀況。當然這一動機背後原因是城市化進程中農村土地的萎縮，農業與工業收益率的不平衡以及農村與城市之間的收入差距。迫於上述社會結構轉型帶來的生活壓力，農民背井離鄉，進入城市社會，從事非農工作。但是，進入城市之後由於城鄉二元化結構導致了農民工與城市居民社會地位有著明顯不同，因此無法享受社會保障、子女上學和夫妻團聚，這就使得農民在生活成本和社會地位方面面臨著更大的壓力。被訪者W13談到：

我來上海打工是為多掙點錢，改善一下家庭狀況。在老家種地一年也就1萬多塊錢的收入，我有兩個孩子都在讀書，老婆身體也不是很好。我在五金市場當倉庫保管員兼搬運工一年能掙將近3萬塊錢。但是物價上漲、房租上漲，而且沒有保險，一個人在這也沒人照顧，感覺壓力很大。來上海第二年的時候我認識了現在的女朋友，我們搬在一起居住，所有的日常開支包括房租，都AA制，這不僅減少了經濟支出，也能相互有個照應，以免生病，沒有保險還得支出醫療費。

提高經濟水平是農民工向城市流動的關鍵性因素，而高經濟水平由高收入和低支出構成。前者主要依賴於工作性質，而由於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不足，這導致了他們靠出賣勞動力獲得工作，從而決定了其收入水平不會太高。因此提高經濟水平的關鍵要素就在於如何最大限度的節約生活成本。

農民工「臨時夫妻」更多是一種工具性選擇，而非是一種情感性選擇。農民之所以選擇臨時夫妻，不是一種盲目的選擇，而是一種經過權衡做出的合理決定。霍曼斯曾經指出，人的行為不是單純的刺激—反應，而是一種理性行為。也就是說人們在選擇行動時，不僅考慮行動的後果的價值大小，而且考慮獲得該後果的可能性，通過理性全面權衡，選擇對自己最有利的行動。

農民工在選擇臨時夫妻時，並非一時生理衝動，而是考慮到道德後果與經濟後果。前者由於社會控制的弱化發生的可能性不大，風險較小；而後者通過臨時夫妻現象更容易減輕生活壓力，很容易實現生活成本節約，並且成本節約目的不是為了現在的臨時家庭，而是為了原有家庭的子女、丈夫或妻子，這種考慮也會減輕道德上的自我譴責或愧疚。被訪者Q1談到：

我現在的男朋友追求我的時候，我是無法接受的，畢竟我有老公和孩子。但是你知道一個女人在外面生活是不容易的，當時他追我追得很緊。他經常幫我換煤氣、晚上下班去接我，幫我做一些體力活，使我感覺到了安全感。更為重要的是我們搬在一起的第一個月生活費各自節省了一半，這樣我就會將更多的錢寄回家裡，讓我的家人過得更好，這也使我不再那麼感到對不住我的家人了。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這種「臨時夫妻」是一種相互選擇的結果。當然這種選擇是建立在經濟利益互惠的基礎上。雙方都期待著他人的回報，而且雙方都有各自需要的資源和利益。

一方面，雙方可以實現彼此情感和生理的需要。在訪談中許多農民工會特別將「臨時夫妻」與「找小姐」作比較，與後者相比他們認為前者更具有人情味，而且會節約消遣開支。另一方面，雙方可以減少日常生活開銷，將更多的收入用於各自家庭。但是這種變異婚姻形式的維持，除了經濟互利之外，雙方沒有正式的書面約定，更多是一種非正式的口頭承諾。可以說這種關係是比較脆弱的，持續時間會比較短，一旦雙方之間因為矛盾，信任消失，那麼將會解除關係。

在日常生活中，個人經常以自身所處的群體之外的其他群體的制度和規範來衡量和評價自我，形成參照性的自我意識。當然參照群體一般是與所屬群體同類的群體，通過對其他同類群體的參照，原有的人格和行為模式就會受到威脅。

農民工的許多行為方式也是來源於同類群體，這些參照群體儘管是農民工，但是已經成為了農民工中的「榜樣」。這類農民工在經濟地位上已經獲得一定的成功，或者稱為經濟能人，其中包括包工頭、個體戶老闆或者小企業的管理者。這類經濟能人財富快速地增加混淆了對規範、道德和行為的概念，而產生「繁榮的失范」，在這種情況下越軌行為會增加。所以這類農民工率先打破傳統婚姻道德底線，包二奶、找小三，建立臨時夫妻關係。其他農民工從所謂的「榜樣」那裡學習模仿，並且自己予以加強。被訪者Z6談到：

我以前在工地里工作，我們的包工頭有一個臨時女朋友大家都知道。有時包工頭請我們工友吃飯，看到他們兩個甜蜜的樣子我很羨慕。有一次包工頭說，老Z，改天我給你張羅一個，你老婆不在身邊，又不會有人知道。儘管老闆沒有介紹成功，但是他和女朋友的甜蜜，以及包工頭鼓勵我找女朋友的話，一直影響著我。我也一直在尋找臨時女朋友，後來在飯店打工時認識了現在女朋友阿玲。

農民工之所以選擇農民工中的「榜樣」，而不是城市中的白領作為參照群體，是因為由於人們所形成的社會關係環境的不同，因而其參照群體有所不同。農民工與其「榜樣」之間相互保持親切接觸和親密關係，所以最容易學習模仿。因為關係密切的人們可以面對面互動，相互討論「臨時夫妻」的情感、價值觀、態度、動機，以及追求臨時女朋友的技巧和方法。可以說，通過這些討論，使「臨時夫妻」這一主題成為農民群體中的越軌亞文化。

而如何將這種亞文化轉化為越軌行為呢？一是觀察學習，通過對周邊臨時夫妻日常生活方式的觀察學習，獲得對臨時夫妻的深入認識和了解；另一種方式，通過「榜樣」介紹、牽線，直接體驗學習，也就是「臨時夫妻」的「試生活」。總之，「臨時夫妻亞文化的形成與實踐是有過親密接觸的人之間學習模仿的結果。被訪者L25談到：

我和我現在的男朋友都是在一個KTV里工作，我們7個不錯的員工在KTV附近的城中村一起租房子。其中我們的領班和一個女的成了男女朋友關係，我們幾個也經常在一起打牌、吃飯，後來領班就會經常說我和我現在的男友一起過得了，並且不時地展現他們小兩口的幸福。畢竟有家庭，有顧慮，後來在大家不停地撮合與玩笑中，我們開始了一個月的嘗試生活，最後走在了一起。

由此可見，「臨時夫妻」現象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民工與具有偏差行為的參照群體相互交往習得的。薩瑟蘭認為：如果某個人經常與一個行為偏差者而不是與觀念傳統的人交往，那麼這個人很可能變成一個行為偏差者。

農民工對其參照群體的學習模仿不是一種正式的、刻意的方式，而是在日常生活的潛移默化中被灌輸的。這種學習方式既包括對周圍環境的觀察，又包括聊家常似的討論，更包括參照群體的日常示範。總之，參照群體影響或引導農民工個體的態度、價值觀及行為，為一種變異婚姻形態提供參考框架、取向和視角。換言之，農民工不是以參照群體個體本身作為榜樣，而是將參照群體的行為規範作為學習模仿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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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傳統上，人們常把越軌行為看做是由生物性的個體因素造成的。這一視角使農民工備受道德譴責，認為它們沒有道德觀念、沒有家庭觀念，或者說是性觀念開放。從個人的角度來看，臨時夫妻是一種不道德行為，甚至存在著破壞家庭的風險。但是從社會學的視角研究這一現象，不能僅僅研究一個個的個體，如果研究個體的話，即使在傳統鄉村社會也存在著個別婚外戀者。我們現在所要探討的是為什麼打工潮之後，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臨時夫妻」群體，這在傳統鄉村社會是不存在的，這種現象很難用微觀的生理需要去解釋。

其實，任何個體都不會脫離社會結構或制度的影響。「臨時夫妻」不僅僅是個人的道德問題，更為重要的是一個社會問題。它是與我國的社會結構轉型分不開的，是傳統鄉土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過程中中國社會所發生的某些變化中的一部分。

這一轉型具體體現在，在城市化進程中，城鄉結構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使更多的農民工進入城市。但是進入城市之後，城鄉二元結構以及戶籍制度壁壘的存在使農民工戶口在農村，工作在城市，無法真正融入到城市社會，與城市社會格格不入。

一方面，在這一背景下，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合理的市民身份、居住條件、社會保障，面臨著比經濟困難更加嚴重的制度壓力。另一方面，物質條件、工作機會、戶籍制度等制約因素的存在，使家庭遷移變得較為困難，使其與原有家庭關係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拉大。總之，社會結構變遷帶來的制度壓力與社會流動導致的因距離拉大而產生的情感壓力，使農民工產生了「臨時夫妻」這一越軌行為。

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