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建回憶伯父周恩來長征故事 宿營地油燈徹夜不熄 作為全軍「總管家」 過度勞累

1936年10月，紅軍經過長征成功到達陝北後，周恩來和鄧穎超在保安合影

周秉建在六盤山紅軍小道進行視頻直播 攝/記者 付丁

初到陝北的周恩來

　　法制晚報訊 （記者 溫如軍 實習生 張明明） 10月15日，法制晚報7080重走長征路大型公益直播在位於寧夏固原的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將台堡會師紀念園進行了最後一站最後一場直播，本站嘉賓之一周恩來侄女周秉建接受了《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專訪，講述了周恩來在長征中的經歷。

　　周秉建是周恩來的侄女，周家六兄妹中，周秉建最小，排行小六。任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巡視員，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到達川西草地後，周恩來因疲勞過度、營養不足，再加上自然環境惡劣，連續高燒40攝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進食，最終在擔架上走出草地。

　　擔心打瞌睡摔下來 行軍時很少騎馬

　　據周秉建講述，在長征途中，伯父周恩來就成為全軍的「總管家」，每到宿營地後，油燈徹夜不熄，各種重要事務大都要由他親自處理，工作非常忙碌……

　　楊尚昆曾回憶：「長征中的恩來同志，也和在中央蘇區一樣，軍委的主要責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駐地，就叫人架起電線，接收各軍團的電報。同時，掛起地圖，以便觀察和抉擇行軍、作戰的路線。然後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況來齊後，經過分析研究和請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戰命令、下達行軍路線，直到向各軍團的電報都發出後，他才睡覺。」

　　周秉德說，伯父周恩來在工作中對遠征和留下的幹部的安排都考慮得細緻入微。得知陳毅負傷後躺在醫院中無法動手術，他馬上下令打開已裝箱準備抬著出征的X光機，為他拍片並開刀取出碎骨。對於編入休養連的體弱同志，伯父也做了周到布置。

　　長征期間每天到達宿營地，其他人能夠休息，伯父周恩來卻要馬上接電線、掛地圖，收看電報和偵察材料，然後同其他中央領導一起聽取彙報，詳細了解敵我雙方的情況，研究下一步的軍事部署和行動。

　　周秉德告訴《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那個時候周恩來每每拖著疲憊的身體，以驚人的毅力處理各種事務，工作大都通宵達旦。由於總參謀長劉伯承眼睛不好，在油燈下看字困難，周恩來將起草電令的事也擔當起來。即便在吃飯的時候，周恩來也是一邊聽彙報，一邊口授處理意見。

　　周秉建動容地說道：「如此繁重的工作，使伯父的眼睛裡總是布滿血絲。」長征中任幹部團政委的宋任窮回憶夜間彙報的情形時也提到：「恩來同志由於長期超負荷工作，實在支持不住了，在批閱文件或聽彙報時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睛，睡著了。這時我們不約而同屏著呼吸，默默地坐在一邊，不敢發出一點聲響，希望他儘可能多地休息一會兒。幾秒鐘或分把鍾後，恩來同志便猛然醒來，繼續同我們談話，交代任務或寫行動命令。」

　　周秉建說道，這其中還有一個小故事，有一次參謀向他請示，周恩來在睡夢中「嗯」了一聲，參謀以為他已經同意。第二天周恩來詢問後說完全不知此事，馬上規定以後必須把他叫得坐起來，才算叫醒。

　　通宵工作後過於勞累，周恩來有時被迫在行軍出發時躺在擔架上睡一段，不過還經常被各種報告叫醒。他行軍時很少騎馬，因為擔心打瞌睡摔下來，因而多是步行，一邊走還一邊同身邊的人談話，了解部隊的情況。

　　各師團有多少人員彈藥都能記得

　　在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力主毛澤東來指揮紅軍。儘管會上決定「恩來同志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但是伯父他在遇到事情後總是徵求和聽從毛澤東的意見。長徵到達陝北甘泉時，毛澤東提議周恩來擔任軍委主席，卻被堅決推辭，從此在黨內多年間有了一個親切的稱呼「周副主席」。

　　周秉建告訴記者，在長征過程中，周恩來的心思非常細膩，對敵、我的部隊情況都了如指掌，也擔當了很多指揮的任務。擔任紅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在回憶當年戰鬥經歷時，曾有一個總結：「我們打勝仗靠的是毛主席戰略方針路線，但每次戰役布置，使戰爭勝利，是靠周副主席指揮。」「副主席知道敵人中哪個是嫡系，哪個是雜牌軍，作戰能力如何，都很清楚。對我們哪個師戰鬥力強，哪個戰鬥力弱，更是了如指掌。」

　　周秉建向《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講述說，之所以能夠對我軍和敵軍的部隊情況比較了解，是因為伯父周恩來的記憶力非常驚人。

　　「當時各師、團領導來彙報時，對於有多少人員、多少彈藥伯父他差不多都能記得，經常還能具體講出某次給了多少彈藥，並把時間和數字都說得絲毫不差。」下級幹部對周恩來的這種能力都極為敬佩，彙報前都要詳細準備，絲毫不敢懈怠。

　　長征途中病倒被戰士抬出草地

　　由於長期勞累，特別是睡眠不足，周恩來身體非常疲乏。到達川西毛兒蓋後，周恩來因疲勞過度、營養不足，再加上自然環境惡劣，身體終於支持不住病倒了，連續高燒40攝氏度不退，多日昏迷不醒，不能進食。

　　「那時候就是不斷開會、作戰、研究，白天黑夜一樣。」周秉建告訴《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醫生最初當作長征路上的多發病——瘧疾來治。經檢查，發現他肝部腫大，確診是肝炎，已變成肝膿瘍，急需排膿。周秉建介紹，最後確診為阿米巴肝膿腫。

　　由於缺醫少葯，戰士找來冰塊敷在他的肝部，用局部冷凍的方法降低體溫，控制炎症發展，引導向下排膿。

　　終於，周恩來排出了膿，高燒也漸漸消退，身體慢慢好起來。大病初癒的周恩來身體極度虛弱，彭德懷當即組織擔架隊抬周恩來過草地。

　　擔架隊是從運送迫擊炮的戰士中抽調的。彭德懷下了死命令：「把帶不走的迫擊炮埋掉，寧可損失一百門大炮，也要把周恩來抬出去。」幹部團團長陳賡自告奮勇當擔架隊隊長，兵站部部長兼政委楊立三見人手不夠，也主動加入擔架隊。

　　楊立三深知，保證周恩來的絕對安全，是中國革命全局的需要，也要求參加擔架隊。整整六天六夜，楊立三寸步沒離周恩來，雙肩都磨破了，硬是安全地把周恩來抬出了這片「死亡之地」。剛走出草地，楊立三自己便累病了。

　　抗日戰爭期間，楊立三歷任軍委總後勤部副部長、部長兼政委，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副參謀長、後勤部部長兼政委。

　　1954年11月28日，在蘇聯治療的楊立三與世長辭。同年12月3日下午，運載楊立三靈柩的專機抵達北京，彭德懷攜賀龍、陳毅、鄧小平、聶榮臻、粟裕、黃克誠、張宗遜、陳賡、王震、譚政、蕭華、肖勁光、劉亞樓、宋任窮等前往機場迎靈。

　　周恩來在追悼會上回憶起過草地時的情景時泣不成聲，在場的同志無不為之動容。「為感恩，總理不顧大家勸阻，親自為楊立三抬棺。」周秉建向《法制晚報》(微信ID：fzwb_52165216)記者介紹說，總理表示，當初是立三把自己從草地中抬出來的，現在要送他這一程。

　　文/記者 溫如軍 實習生 張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