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轉型需要一定的「保守主義」

2014年05月30日 09:50來源：南方周末作者：劉業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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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用清華大學許章潤教授的話來說，如果將持續三十多年的洋務運動算做第一波改革開放，經歷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戰之間的第二波，再從1978年到現在，中國的改革開放必須由第三波進入第四波，由以經濟改革為主轉向更全面和徹底的改革開放。這一波的走向與成敗，將影響深遠。激進與保守的選擇，在每一波改革開放中均引起難以迴避的巨大爭議和現實後果。現在，中國又站上一個重要節點。自柳傳志、王瑛之爭以來，企業家群體中，對現實也呈現出不同的判斷和選擇。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轉型中，被認為的「激進主義者」也好，自以為的「保守主義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聲音都值得一聽。正是在心平氣和的對話而非被操控的各種情緒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盤社會，才會逐漸形成。

以前常說「民族資產階級的軟弱性」，不夠革命，回頭來看，這其實是一種堅持保守必要的社會秩序，願意妥協，謀求逐步改良的心態。楊子云的新書《站在常識一邊》，提供了一個好的樣本，集中呈現了一些企業家的觀點與分析。這些觀點和分析，在此文中，被歸納為「保守主義」。

但「保守主義」並不是一個涵義非常清晰的辭彙。亨廷頓說：「當社會的基礎受到威脅時，保守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提醒人們一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現存實踐的好處。」基於認識論上的謙虛，保守主義者不認為誰能掌握社會變革的總鑰匙和總規律，所以不主張激烈的變革。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識分子與企業家群體中都頗受認同，他同樣主張認識論上的謙遜，主張自由秩序的自然擴張與演進。有人認為他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他恰恰曾寫過一篇名文《我為什麼不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批評保守主義缺乏自己的方向，劃清了反對基於理性狂妄的激進變革與頑固守舊之間的界限。如果說他保守，顯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發的社會與憲治秩序。

或許，中國的「保守主義者」們也要繼續自問：保守什麼？因何保守？如何保守？

中國恰逢19世紀以來的激進運動，在20世紀實踐中央計劃經濟，距離商業文明越來越遠。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自我救贖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業。

從歷史角度來思考，真正的原罪是舊體制的原罪。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清理舊體制原罪的過程，通過清理舊體制原罪，解放生產力。

公權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約數。從理論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質，其作用邊界，對把握改革方向和實質改革起著「牽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內生於經濟系統之中，而不是置身局外，因此以一種全知理性角色對經濟系統進行全面把握和操縱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

近讀楊子云的新書《站在常識一邊》，得以比較系統地了解王石、任志強、馮侖等一批著名企業家對商業、政治及兩者關係的觀點。企業家的見識與作為，對中國轉型有重大影響。這本訪談，觸及我們這個時代的一些重大問題，竊以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們認為改革就是改錯，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應追究不合理的舊體制。他們認為推進改革需要保守主義智慧，「要記住政府永遠是發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場能做好的事。

憑著直覺，他們實踐著如下經濟理論：市場的本質，是一個大範圍的匿名合作秩序。這一秩序中，有著各色各樣的組織，政府、企業、NGO、家庭、宗教組織……它們以其各自的專業貢獻相互依賴地共生於一個網路中，市場參與者遵循一般正當行為規則，分享與其貢獻大致相對應（卻又是事先不確定）的回報。其中，政府作為一個特別的組織，作為提供「保護服務」的「供應商」，換取稅收。

由此，我們會以一種新視角看待政府-市場關係：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適當的角色設置、行動邊界和運行方式是什麼？

向工商文明的轉型遠未完成

從農耕文明邁入現代社會的地區，難免流行對商業的偏見。重農抑商政策長期佔主導地位，企業家是一群與商業聯繫緊密的人，他們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沒有得到正確認知和重視。

深處商業文明的傳統中，孟德斯鳩發現：「商業能夠治療破壞性的偏見，哪裡有善良的風俗，哪裡就有商業；哪裡有商業，哪裡就有善良的風俗，這幾乎是一條普遍的規律」。（《論法的精神》下卷，P2）

不僅如此，商業還是和平的使者，因為「貿易不越過國界，士兵就越過國界」。一切貿易，無分國內國外，都構成分工的支持機制——分工是國民財富的真正來源。貿易、分工和生產是商業行為的不同環節，所有環節，都是人際聯合的生產行為，而企業家們正是諳熟和實踐這一聯合技藝的人。

奧派經濟學認為，企業家是市場過程的驅動力量。中國真正的企業家也在憑直覺實踐著這一常識。用武克鋼的話說，靠貿易和分工繁榮起來的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工商文明」，而企業家正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動力量。這跟「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傳統觀念差別明顯。

傳統社會中，「無商不奸」這個俗語折射出農業文明對商業文明、工商階層的偏見。企業家群體飽受詬病，這是一種流布甚廣的錯誤歸因。

看起來，僅靠改變貨物的地理位置而套利，的確有不勞而獲之嫌。但沒有商人的價格信息揭示，生產者該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用什麼資源和技術生產，這些知識是無從知道的。在一個「大社會（Greatsociety）」中，服務於陌生人不需要靠善意，根據價格信號行事就好。

任何一個群體中難免有坑蒙拐騙、以身試法者，對此，武克鋼認為「壞富人和壞窮人同時存在」，企業家群體中有以身試法者、坑蒙拐騙者，哪個群體沒有這樣的個例？

商業貿易和企業，是聯合的事業。企業和市場，不過是人際聯合以實現分工合作的兩種形式罷了。勞動分工的背後是知識分工。正是引領分工和聯合的企業家們，把分散的知識和信息實現整合，引發了驚人的「整體遠大於部分之和」。奧地利學派的傳人柯茲納（I.Kirzner，1973）說，企業家是那些「無中生有、以少生多」的人。

人何以成為萬物的靈長？「群」也。人以群居，合作創造人。特別是藉助於語言能力，人類具備了極高「群」的技藝。「聯合的科學是一切科學之母。其餘科學之進展都取決於這門科學之進展」，這是托克維爾在《論美國的民主》中提出的著名論斷。

如果對托克維爾命題做一個擴展的理解，其對轉型國家的啟發意義極大。「聯合」不局限於政治結社，而是包括工商業和慈善組織更廣泛領域的聯合實踐。商業要持續繁榮，必然發展出契約精神和相應的制度，從商者從自己的實踐中感知到以聯合（甚至是匿名的聯合）帶來的「合作剩餘」，由此強化了個人自由、正義、法治以及和平解決衝突的觀念。

對此，中國的企業家從其親身實踐中感受深刻：「在商本位之下，人與人的關係是平等、自由、契約和法治關係；工商文明以生產和建設為本，而不是以掠奪和分配為本，所以工商文明內部的階層關係、官民關係是通過談判和契約來完成，不是以暴制暴（武克鋼，《站在常識一邊》，P29）。這甚至可以看做市場經濟的道德根基。

工商業以廣泛的匿名聯合方式，通過迂迴合作創造價值，其價值創造並不能在每個環節每個時刻以直觀的方式呈現在觀察者眼前。勞動價值論恰恰是對這種間接迂迴的因果鏈條做了錯誤歸因。

觀念轉變難，實踐新觀念，建立符合新觀念的制度更是何其難矣。從農耕文明而來的中國，又恰逢19世紀以來的激進運動，在20世紀實踐中央計劃經濟，距離商業文明越來越遠。作為轉型大國，1978年的改革開放是一場自我救贖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業。

改革就是改錯，改掉舊體制的原罪

討伐民營企業家原罪的聲音一度甚囂塵上。馮侖對此一語中的，「耽誤我們幾十年發展的制度你怎麼不譴責？民營企業發軔之初和安徽小崗村的性質一樣，如果它不犯點規怎麼能衝破舊體制弊端的束縛？」

舊體制下沒有企業——在嚴格的經濟學意義上，原來的國有企業不是企業，民企和企業家群體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出現的新事物。改革開放的實踐、社會知識的傳播和理論研究證明，以中央計劃經濟為特徵的舊體制束縛生產力、阻止技術進步、扼殺理性、摧毀傳統，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總結，舊體制的持續不僅帶來嚴重的經濟後果，而且導致正義、道德和真理探索方面的可怕後果。

20世紀的轉型國家無一不歷經改革陣痛。改革意味著直面過去犯下的錯誤，改革首先是改掉過去的錯誤。幾代人建立起來的舊體制包含著完整的制度、利益結構及相應的思想觀念。

改革舊體制必然涉及「改法」。一個晚上就可以廢除一部不合時宜的舊法律，但背後的思想觀念不會一夜消失。對舊法的突破，經常以個案的形式作為導火索，逐步獲得民意基礎，最後在政治權威的默認和支持下推及全局。

馮侖強調從歷史角度來思考，真正的原罪是舊體制的原罪。改革開放的過程就是清理舊體制原罪的過程，通過清理舊體制原罪，解放生產力。那時，「賣個東西不讓你賣，辦個個體執照都是天大的事兒」，甚至「養只雞、下個蛋都是不允許的」（茅於軾語，2014）。因此，摸著石頭過河必然意味著突破舊法。

在新舊體制交接的界面上，要人們百分之百地守法，改革永遠不會啟動；新舊體制交接的界面上，「我們不得不在法律不健全的時候先幹起來」。民營企業迅速崛起，短短30年發展，成為創造財富、繳納稅收、吸納就業，成為中國當之無愧的國民經濟主要力量。「這不是清白嗎？這不是民族大義嗎？」馮侖針對民營企業原罪說，如此反問。

這未嘗沒有道理。理論上，沒有民營經濟的崛起，就沒有真實的市場交易，就沒有真實的相對價格信號，經濟系統中大範圍的匿名合作和資源配置的信息基礎無從產生，中國經濟的全面恢復就沒有可能。

20世紀偉大的自由主義者邁克爾·波蘭尼說過，蘇聯的計劃經濟其實是「裝扮的」，真正純粹的中央計劃經濟其實一天都存活不下來，在第一波嚴厲的公有制計劃經濟實驗失敗之際，在五年計劃喧鬧聲的掩護下，他們（蘇聯政府）悄悄嘗試增補了一個一個商業項目，逐漸使經濟操作商業化了。他們從本國地下黑市甚至《華爾街日報》中獲得資源配置所必需的價格信號，這才是他們精心掩飾的「社會主義」成功的奧秘（邁克爾·波蘭尼，2006，183）。

中國民營經濟的崛起，恰恰也為共生在一個市場中的國有企業提供了寶貴的相對價格信號，國企存續至今享受了免費的相對價格信號這種「公共產品」。這也正是民企的「清白」和「民族大義」

如果決定論是正確的，如果存在唯一正確的目標，原則上，改革總有終止的一天。可是，卡爾·波普爾和以賽亞·伯林雄辯地證明，在社會事務領域，神諭哲學家的神話不攻自破，歷史決定論已經破產，唯一正確的美好社會方案並不存在。多元和批判理性主義並不是轉型國家轉型時期的特殊方法論，而是貫穿於人類歷史全部過程的方法論。

眼下「要改革」，「不改革沒有出路」已經形成執政黨和社會的共識。可是，改革既需要政治勇氣，它又是一項技術活；改革既不能滿足於現狀，又不能一切推倒重來；既需要頂層設計，更需要地方創新。關於改革的下一步，社會上極少爭議「要不要改」，更多是「如何改，如何穩妥有序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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