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教育

08-06

　　我是很多年前就打開《隨想錄》的，至今也不急於合攏。它曾經令我震驚。震驚於巴金創作這部散文之前的思考，也震驚於巴金本身的破例與耄耄之年的才情。在中國文學的殿堂里，《隨想錄》是沒有姐妹的——我一直找不到相比較的對象。這個純粹的老頭，在決意揭開自己傷疤之前究竟要經歷過多少艱難的思考？或者是什麼東西促使他有這麼一種力量來解除包袱並去掉思想的灰塵，來堅定地剖析自己的靈魂？曾經以為，巴金以自己的經歷寫作《隨想錄》是一種勇氣——他可以強調這是一部真實之作，也毫不在意別人將會怎麼看待自己。這部回憶錄一定在出版之前很多人會認為巴金瘋了，難道他真的一點都不在意將自己放回那不堪回首的歲月，並且以一副贖罪者的身份來要求世人的審判？或者他就不擔心因這部作品，會有更多的人在審判別人的過程中指出自己曾經的影子？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隨想錄》是天生脫俗的。那種脫俗的美感遠遠超越文本本身。我認為這是一部有情且多情者的傷心史，也是一個真誠者的懺悔錄——就連傷心與懺悔，都沉浸在他難以冷卻的激情當中。只有這種激情，才可以使這位老人在整整耗費了七年的光陰中，以煌煌五卷四十多萬字的巨著，向世人奉獻這一部「說真話」的大書。它滲透了老人晚年所有的思想與感情，以懺悔的形式直接向中國知識分子近四十年來的心路歷程代言：「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彷彿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像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真誠的懺悔與真實的拷問讓巴金充當先鋒的投槍，敢於以開荒者的勇氣對「文革」作一次總結。巴金寫作《隨想錄》並非為了自己的名和利，而是聲明對「文革」進行反思並尋找「文革」產生的原因。在《悼念老舍同志》一文中，巴金寫道：「我們不能保護一個老舍，怎樣向後人交代呢？沒有把老舍的死弄清楚，我們怎樣向後人交代呢？」不同於別人的是，很多人在對「文革」產生的原因的時候完全將責任推向林彪等「四人幫」的身上，巴金首先是從自己的身上尋找「文革」產生的原因。他自然不應當為老舍的死去負任何責任，可是他就這樣向自己也向社會提出了一個問題：「我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情呢？」對現實人生的思考以及對自己的反思和懺悔，使他以一種宗教似的情懷來虔誠地進行一次次深刻的自我批判，表現出一種犧牲自我拯救千萬人的精神，並通過這樣深刻的反思來達到自己創作的目的：建立起一種社會責任感與歷史使命感。　　懺悔意識是巴金的《隨想錄》體現的情感基調。這與他的遭遇密切相關。眾所周知，巴金是一位具有宗教情懷的著名作家。他出生於書香門第，從小家庭的熏陶與社會特定的環境使得他的作品一直沒有離開關注與思考以及人為的宗旨，自己也曾經聲稱「我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巴金出生的年代是一個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正在向西方尋求科學民主的年代。特別在「五四」時期，那些「睜眼看世界」的文化先驅們看到了作為西方的「自由、平等和博愛」為背景的基督教文化的價值，看到了基督教「信、望、愛」的本質形式對「缺少情感」的中國人精神的巨大強心作用。因而在大加禮讚的同時積極倡導這樣的思想。在這樣的特定現代思想文化背景中，受「五四」啟蒙思想洗禮和西方文化浸染的巴金，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認同基督教文化。《隨想錄》就是一個最好的佐證。晚年的巴金纏繞在叛逆傳統和挑戰自身的矛盾之間而不得解脫，轉向宗教尋求精神的安慰與寄託。　　一個人物質上的困頓不是困頓，精神上的苦悶才是真實的絕望。在精神上絕望的巴金有著一種無路可走的絕望，甚至想到人力不可為的時候，企圖通過一種神靈的力量來拯救並撫慰他。他願意將自己受過傷的心靈和傷害過別人的心靈都一覽無餘地奉獻給神，泄露給神。求神在這一次失敗的絕望中，給予一個評判，其實更應該說是一種援助，使得一個傷過人並被人傷的人的心頭上，能有一種皈依懺悔的機會。寫作《隨想錄》就是神給予了巴金這次可以懺悔的機會，讓他在神的面前真誠懺悔，並得到神的評判。《懷念胡風》是《隨想錄》一書的結尾，通篇都是巴金自己沉痛的懺悔，交代自己批判胡風、路翎的文字。老人說：「五十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寫的那些話，我還是不能原諒自己，也不想要求後人原諒我。」胡風的冤案，沈從文的委屈，老舍的悲劇……這一切的一切，當然不能把責任推向巴金。但是，想想在那個人妖混淆的年代，在那個知識分子被強迫改造的現實中，那一個接一個的「運動」與「鬥爭」，大多數作家都網羅其中，人人都要過關，但是在進行靈魂「洗澡」的時候，大部分的作家就已經完全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他們的自尊、自信、自愛，文人的操守和氣節蕩然無存。在這樣的背景下，誰不在做著自己的「表演」？即使是有些僥倖受不到牽連的作家在經歷過一次次的運動之後也噤若寒蟬，失去了藝術探索和追求真理的勇氣。只是在這場浩劫之後，有多少人像巴金這樣進行反省？又有多少人能像巴金這樣多一點點懺悔的精神？巴金的懺悔與其說是向自己的良心交代，不如說是給世人一個交代；巴金心中的神與其說是上帝，不如說是萬千的讀者。而懺悔意識在西方文學裡主要是源於基督教文化的原罪感，在自身情感與人生境遇的影響下釋放出來。於是巴金釋放出一生中最苦難最不願意提及的經歷，並用最虔誠的心與最熱烈的思考，來驗證探尋一個沒有揭開的答案。儘管這樣的答案更多的是作者的一種「隱痛」，甚至於在現實生活中巴金已經將其視為自造的「心魔」。將心中的魔暴露日光之下，在現實社會裡，除了勇氣還需要勇氣。與其說這是巴金的勇氣，不如說他敢於面對並敢於擔當，於是置「心魔」而不顧，在自己的靈魂面前虔誠地完成自己的懺悔，讓自己受罪的心在經過心靈的一系列洗禮與掙扎之後，便能夠用一種平靜的、虔誠的溫和的心情去寬容別人並求得別人的寬恕。　　在總的心理意向上，懺悔不但具有負疚、恥感與補贖的意象，還包含一種渴求從卑鄙渺小中超拔出來的意象。真誠的懺悔實質上是對舊的自我的一種否定。懺悔意識還把巴金從自我內心探索引導到對人生最深層次的拷問上來，並思考一種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他在《十年一夢》中終於坦言自己尋到了心靈的自由，要做自己「自由思想的精靈」，他說：「…我不一定看清別人，但是我看清了自己。雖然我十分衰老，可是我還能用自己的思想思考。我還能說自己的話，寫自己的文章。我不再是『奴在心者』，也不再是『奴在身者』。我是我自己。我回到我自己身上了。」　　巴金是幸運的，他總算找回了自己，不再做「精神上的奴隸」；他又是不幸的，他看清了自己，也看清了別人，卻又更深地陷入了自責和「無力回天」的痛苦之中。「奴在心」的痛苦與「奴在身」的痛苦使得他在《隨想錄》有了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並形象地記錄了自己在精神世界的諸多悖論中的掙扎並尋求解脫的心路歷程。然而，一生具有救世情懷的巴金，最終將自己的痛苦沒有狹隘地來一個魚死網破，而是從精神的角度來尋求「萬人的幸福」，我們說這是一種擔當精神。這種擔當對於巴金來說可以是一種使命，也可以是一種精神的自覺，是建立在某種價值基礎上的犧牲精神。巴金並不是個虔誠的教徒，但對基督教文化的禮讚也可窺一斑。他折服於基督教文化的懺悔意識，超越追求和拯救精神，將之視為拯救社會和尋求個人精神寄託的根本途徑。《隨想錄》的創作折射出在特定時代知識分子的困惑與悲苦，選擇與追求，認定人生的理想與現實永遠無法調和，而痛苦永無止境。但是可貴的是，巴金並沒有將它引向虛無，而是企圖做到奮力超越悲劇。　　薩特有句名言：「人是自身行為的結果」。認為只有通過他自己的超越自我和超越境況的行為，才有可能給自己帶來某種意義。巴金選擇了寫作，選擇了用《隨想錄》來達到自己的結果。我想是因為在他看來，語言高於一切。他要把一切轉化為語言。這樣才可能使他獲得某種解脫，也可以說是某種「拯救」，只有通過這種方式重新證明自己。或許巴金清楚自己一生走來雖然輝煌也依舊如此殘缺，但他更清楚愛是人類的唯一救贖。他以自己殘缺的人生而不安並企圖得到某種補償，於是他把自己與神拉近了距離。人的殘缺證明了神的存在。在巴金看來，神的本身就意味著永遠的追求，不管人生是否殘缺，神依舊存在。巴金心中的神是一種境界，他就走在通往這個境界的路上。有人也把這叫做天堂。　　在通往天堂的路上，巴金以自己的方式來總結了他「這一生的收支總帳」，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經驗、教訓、思考以及對後來人的忠告一一記錄下來。他以宗教的情懷在真誠地懺悔自己的時候，也道出了一個民族的「懺悔」。　　　　參考文獻：　　1、巴金，《巴金隨想錄》，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2、譚興國，《走進巴金的世界》，四川文藝出版社　　3、呂周聚，《現代中國文學沉思錄》，齊魯書社　　4、巴金，《巴金選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曾貞，四川省成都市西南民族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