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記尚志鈞先生的本草人生

尚志鈞為學苑出版社新書《本草圖經輯校本》的作者。

按：

早就聽聞尚志鈞先生研究本草、輯校古籍的事蹟，寒假在家學習《神農本草經校注》，不禁為尚先生的才識與精神所折服。書後附有此文，對當代岐黃學子應當有所激勵。特貼於此，以饗諸君。

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

——記尚志鈞先生的本草人生

山東省中醫藥研究院 趙懷舟

求學之路 艱難坎坷

（1928~1948）

尚志鈞，1918年2月4日出生於安徽省全椒縣東鄉西觀圩小莊一個祖輩務農的家庭，母早亡。1928年舉家遷至全椒西鄉中興集北江王村。同年冬天父親送他入私塾讀書，教書的先生頗為嚴格，尚志鈞的學習也很勤奮，直到現在《四書》、《五經》尚老還能琅琅成誦。1932年以同等學歷進入全椒縣西門寶林寺小學四年級插班學習。1934年報考當地縣中，以總分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在全椒縣立初級中學。1937年參加高中考試，被錄取在蕪湖第七中學（今蕪湖一中）上學。開學不久，因「七七」事變，上海等地相繼淪陷，11月抗日戰火燒到蘇州，蕪湖七中隨之解散。尚志鈞遂返回全椒中興集北江王村，旋即全椒亦淪陷。1938年春，他離家隨著流亡的人群西上，走到安慶輪船碼頭時看到一張告示：凡是蕪湖、合肥、安慶的中學師生，可以去安慶對岸的至德縣第四臨時中學報到就讀。於是於3月初暫時落腳於該校。兩個多月後，日本人由蕪湖轉攻安慶，學校又被迫奉命西遷。5月初，師生600餘人開始步行出發，9月中到達湖南洪江時只剩下90多人了。該校新校址設在嵩雲山廟裏，校名也改為國立第八中學，高中第三分部。在兵荒馬亂的年月，中國的年青人儘管面臨著死亡的威脅，卻始終沒有放棄讀書學習。在這裡讀高中的2年時間裡，常常利用星期天去江邊碼頭上打短工，維持學業。高中畢業後，他隻身來到重慶。

1940年的重慶已是國民黨政府的戰時首都了。尚志鈞來到這裡後，報名參加大學統一考試，當時報考的學校是陝西武功的西北農學院。錄取後，因無路費不能去。其後四川成都的中央大學醫學院牙醫專科招考，應試錄取了他，但他仍因路費問題沒有去成。後經剛從重慶國立藥學專科學校（中國藥科大學前身）畢業的安徽同鄉林啟壽先生幫助，復報考國立藥專，並以第一名的成績被錄取。1944年畢業，畢業後曾在四川合川衛生署麻醉藥品經理處及其附設的國立第一製藥廠工作，將近1年。由於整天的工作就是秤藥分藥、封瓶包裝、貼標籤等體力活，對此工種實在無興趣，從未被苦難和艱辛嚇倒的尚志鈞第一次感到苦悶和彷徨。

恰在此時日本投降，27歲的尚志鈞為時局的扭轉而欣喜若狂。壯志未酬、年青氣盛的尚志鈞希望在養育他的故鄉行醫製藥，大展宏圖。他決意辭掉包藥貼標籤的工作，參加衛生署醫療防疫第二大隊。醫療防疫第二大隊開往安徽，當時的隊址定在蕪湖。回到了闊別8年之久的老家後，才知道父親、長兄、長嫂及小妹均已過世，只剩下二哥、二嫂和繼母。而當時的江淮大地一片瘡痍，製藥工作無法開展，他便暫時棲身於合肥省衛生處，掛個技術專員的頭銜，但無具體工作做。

這時尚志鈞經常回全椒同族兄尚啟東交談，並請教族兄今後如何干。正值風華年少的尚志鈞急於為家鄉的醫藥事業做一番貢獻，而此時的族兄尚啟東已是當地頗有名氣的「老中醫」了。尚啟東不是一位普通的中醫臨床家，他有著敏銳的目光和深厚的漢文功底，我們從他1981年7月為尚志鈞《補輯肘後方》一書所作跋文體現出來的廣博與專精便可略見一斑。他十分瞭解並且賞識這位年青卻頗具書生氣的族弟，他知道尚志鈞背井離鄉8年歸來，最為珍重的東西是他從重慶攜來的那一摞線裝古書；他也知道尚志鈞購買這些書的錢，是他省吃儉用和獎學金的所得。於是因勢利導鼓勵他走上中醫文獻之路，並且告訴他這一行雖然清苦，但人的一生做點學問才是正事。結合他在重慶國立藥學專科學校學的知識，尚啟東說：若能從事本草文獻研究，一定大有作為。用清人的考據方法來研究中醫本草文獻是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因為有清一代的考據學家們很少涉及這一領域，可以說這是一個學術上的空白點，需要有識之士為之奮鬥終生。當時尚志鈞認為族兄所言極是。由於尚志鈞對於研究本草文獻缺乏基礎知識，於是他就下決心自學補課。

從1945年到1947年，舉凡中國古代歷史、地理、目錄學、文獻學和有清一代幹嘉學派代表人物的考據筆記類書籍，甚至動植物學、礦物學等等都成為尚志鈞先生從頭硬啃的「新」學科。大約用了2年時間，即奠定了一定基礎。

1947年尚志鈞與井子東女士結婚，育有四女一子。由於尚志鈞參加工作後，白天忙公務，晚間、星期天、例假全忙於「本草文獻」研究，他對家務實在無暇顧及，家務全由井子東一人包乾了。說實話，井子東跟了這樣不顧家的人，真是「倒楣」，若是換了別人，老早就離婚了。

從1948年開始，尚志鈞即著手輯復《唐本草》，有計劃的對各種古本草及經、史、子、集，包括《十三經註疏》和《詩經》等先秦古籍，以及歷代史志作品加以研究，並將其中凡與《唐本草》略相關涉處一一摘出。在摘錄過程中，他逐步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搜集資料的手段。比如要想全而不亂，得有一個大的分類才行，在這個分類之下，再按時間順序搜集資料製作卡片。這樣做就能事半功倍，有條不紊。在此時，他已將資料卡片按本草人物、本草書籍和本草諸藥三部分來分類了。即便現在重新審視這套分類方法，也不失為一種全面、簡捷而合理的選擇。

創業伊始 崢嶸初露

（1949~1957）

尚志鈞先生2003年12月12日的一封信箋中不無自信地說：「我若處在20年前，一定回家掛牌行醫，我的醫技聲譽，在家鄉比我的本草文獻響亮得多。」老人此言洵非虛語，其實不是在20年前的65歲，便是在55年前剛剛步入而立之年的尚志鈞在家鄉已是醫名大著了。

1949年全國解放後，31歲的尚志鈞離開安徽省衛生處，回到全椒老家。當時家中還有幾十畝薄田，由祖母、繼母和兄嫂們操持著。但是他沒有選擇種田，而是繼續研究本草，兼走行醫的道路。他向家鄉父老們承諾：來就診者一律先看病，看好了再付錢，付多少也由患者量力而行；看不好的不付錢。病人痊癒後付不起錢的，紛紛給尚志鈞送來了米、油及各種菜蔬，他再也不用為填不飽肚子犯愁了。在此其間他還利用他掌握的製藥知識「加工」了一種醫治咳嗽的藥丸，因為療效卓著，「尚氏止咳丸」一時間聲名大振。

1949年9月尚志鈞接到一封藥專同學從山東濟南寄來的書信。該同學向尚志鈞透露，他所在的白求恩醫學院目前正在搜羅人才，現缺少教化學的教師，希望他能去試一試。化學是尚志鈞學過的。他為了尋求一個良好的研究環境，即想到濟南去看看。並且尚志鈞打小就有一個讀書、教書的教師夢，這正是一個圓夢的機會。在濟南白求恩醫學院藥劑科任教期間，他備課極為認真，以至於上講臺從不帶課本，只憑幾根粉筆，板書條理清晰、規範整潔。學生們都敬佩他，連隔壁教室裏的學生都「溜」來聽尚志鈞的課。但白求恩醫學院的教書實踐只是尚志鈞一生中的一個短暫經歷，雖然在課堂上他是成功的，但他捨不得丟掉本草的研究，常想在課餘時研究本草，而大量本草書和資料都在全椒家中，他覺得留在全椒家中，研究本草更方便。於是他就決定再次回到全椒，重操舊業，繼續行醫，有病人來即看病，無病人時，即研究本草。1950年秋他的繼母在蕪湖生病，寫信叫他回蕪湖。

應當說，從濟南再次返回蕪湖，是尚志鈞先生一生的重要轉捩點，從此他便與安徽蕪湖，與教學育人，與本草文獻真正結下了不解之緣。也許是蕪湖甘甜可人的水，也許是蕪湖安寧靜謐的土，也許是蕪湖樸實無華的真留住了這位了不起的學人。雖然此後的多少年，我們的祖國並不平靜，但從此以後的半個多世紀，尚志鈞的根卻牢牢地紮在了這裡。

尚志鈞於1950年秋回到蕪湖後，在衛生管理部門的安排下，參加了「衛生訓練班」的籌辦工作，飽嘗了創業的艱辛和甘苦。訓練班後來發展成為「衛生幹校」，不久改名為蕪湖中級衛生技術學校、蕪湖衛生學校（簡稱「蕪湖衛校」）。1951年至1953年尚志鈞都在蕪湖衛校教書。辦學之初，人手緊張，不管哪門課，凡無人上，都由尚志鈞代。1954年調安慶衛校。1955年又調回蕪湖衛校教書。1958年蕪湖衛校改名為蕪湖醫學專科學校（簡稱「蕪湖醫專」）。1970蕪湖醫專併入合肥安徽醫學院，尚志鈞分在中藥班教書。1972年蕪湖醫專又從安徽醫學院分出，回蕪湖，校名改為皖南醫學院，該校名一直延用到現在。尚志鈞這一階段改教中醫概論，並在中醫科看門診，只能利用晚上時間整理古代亡佚的本草。可以說多少年的風風雨雨，尚志鈞總與該校相伴。

然而在國事初定，百廢待興的特殊時代背景下，尚志鈞又感工作壓力加重，時間緊張不夠用。此刻，他在蕪湖衛校教書時，8小時以外時間全部用來輯復《唐本草》，從不到任何人家去串門，而是閉門讀書。這種沉寂過程大約持續了七、八年，但在政治氣氛空前緊張的年代，這樣的沉寂是必須付出代價的，他克服了常人無法想像的困難。也許是歷史捉弄人，這個時期即便是尚志鈞在完成了自己的本職教書工作後，想完全「銷聲匿跡」、「與世無爭」也極難做到。原因是老家不斷有「公家人」來調查與其有關係的同學、同事等人的問題，以及學校經常突然捎來通知，要尚志鈞參加批鬥會、政治學習會等。儘管面臨著種種困難，此間他對本草的興趣卻是越來越大。正是因著這份執著，身處逆境的他，雖然無法選擇外部環境，卻可以百倍地嚴格要求自己，於是他放棄自己的休息時間和身體健康來為之奮鬥。多少年來尚志鈞事實上幾乎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

從歷史和社會背景來看這似乎是件很奇怪的事，越是在時事動盪的情況下，越是有願意沉寂下來的學者，即便這種沉寂的代價殘酷到當事人不願再去過多回憶的地步。這也許就是滾滾長江水中所裹攜的沙子和金子的區別吧——在驚濤駭浪中，沙子隨波翻湧，盡顯風流，而金子卻總是最先沉寂，並且越是純正，便越加沉寂。雖然免不了諸多風雨飄搖的動盪，但尚志鈞獨有的、與生俱來的金子般的毅力，居然使他成為了一個「觀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的學者。

此時，他對「本草」的興趣已越來越大。並且他一生中最為重大的一部著作《唐·新修本草》的主要輯復工作正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雖然經歷反覆，但在此期間他溯流尋源，最終發現，明·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藍本資料得之於宋·唐慎微《證類本草》者獨多；而《證類本草》的基礎是宋時官修的《嘉佑本草》；《嘉佑本草》的分類框架又悉遵唐朝的《新修本草》；唐《新修本草》又叫《唐本草》，它是唐朝政府組織編修並頒布的藥學專著，現已被學術界視為世界最早的藥典，比《紐倫堡藥典》要早近900年。要想窮盡本草文獻之源，《唐本草》的輯復便成了尚志鈞首先要衝破的第一關。在這個創業伊始的艱難的自學、求索的過程中，我們已能約略看得出尚志鈞做學問注重尋根溯源的自發特點。日後經過幾多磕碰，這一特點進一步由自發轉向自覺，從而讓讀其書者，每每為其書之博大精深而掩卷嘆服。

再造昇華 爐火純青

（1958~1965）

我們知道，尚志鈞輯復《新修本草》的工作在1948年就開始了。他剛開始輯復此書時，是以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底本進行的。隨著工作的深入，他越來越明顯地感覺到李時珍所引資料並非第一手資料，而是轉引自《證類本草》，並且由於李時珍得見《證類本草》版本不佳等的緣故，其引文中還存在一些不準確的地方。比如，大約在1955年尚志鈞就發現《本草綱目》將《證類本草》中的「唐本餘」誤為唐本草。

這些發現固然極其重要，然而對於尚志鈞的本草輯復工作來說，卻是一個不小的挫折，因為此時用《本草綱目》作為底本的輯復工作已近尾聲。但發現的喜悅和一種骨子裏的責任感支撐他推翻原稿，另起爐灶，一切從頭再來。他要提供給後人的是完整可靠的歷史資料，絕不是自欺欺人、以訛傳訛的東西。從1948年著手經營到1958年基本定型，尚志鈞用了11年時間才將將完成了《唐·新修本草》的整復初稿。

也就是1958年，衛生部在北京中醫學院舉辦的中藥研究班成立了，這一年的10月份他來到了首都北京，來到了這個人人嚮往的首善之地。秋天是北京最美麗的季節，但他無暇欣賞片片飛舞的香山紅葉，也無心理會莊嚴大氣的頤和勝景，而是埋頭學習，虛心請教，並且初露鋒芒。實事上他在1957年到1959年2年時間裡一連在國內發表有關「本草學」的學術論文8篇，在中藥文獻研究界已經引起一些反響。

他是帶著《唐·新修本草》的初稿到北京來的，在北京給他幫助最大的人有陳邦賢（1889～1976）、趙燏黃（1883～1960）和範行准（1906～1998）等老師。後生可畏，先生可敬。趙先生慷慨地拿出本草善本藏書給他閱讀；范先生建議他採用影印的《唐本草》卷子本作為輯佚底本，進行修改；陳先生熱情地寫推薦信，把他的修改稿送交人民衛生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隨即列入出版計劃。然而，天有不測風雲，隨之而來的3年自然災害，給國內經濟建設帶來了巨大的災難，也令由北京出版《新修本草》一事未果而終。為了讓這部重要文獻不再落入塵封的境地，尚志鈞所在的蕪湖醫專於1962年將它以油印本的形式印行，在國內交流。

顯然，另起爐灶、從頭再來，讓本書的輯復質量進一步提高；而出版上的幾經周折，和不斷修潤的藻練昇華，更使其校注變得綿密細緻、幾近無訛。因此，在北京的2年時間不但是《唐·新修本草》一書得到昇華提高的關鍵時期，也是尚志鈞本人的學術水平漸次步入爐火純青的開始。

范行准先生1962年11月3日為此書油印本所寫的序言中對此書的輯復成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我們知道從事重輯《新修本草》者，中外不止一家，而俱未能問世。今尚先生能著其先鞭，使一千三百年前世界上第一部國家藥典的原貌，燦然復見於世，是值得我們慶倖的一件事。」而對於尚志鈞來說，值得慶倖的還有另一層含義——日本學者岡西為人根據從我國傳過去的一些殘片斷簡，也輯了一個《新修本草》。岡西為人的本子是1964年出版的，比尚志鈞的輯本晚兩年。有專家將這兩個本子對照研究後，發現尚志鈞的輯本更完整、學術水平更高。這對尚志鈞先生15年來的辛勤勞動是一個安慰。即便如此，尚志鈞沒有放棄對此書稿的進一步推敲。事實上，此後的10多年內，尚志鈞並未間斷對此書的修訂刪改，數易其稿，直到1981年才由安徽科學技術出版社正式出版。從著手寫作到最後鉛排出版總共用了34年時間，不可謂不長。

可以說尚志鈞先生對此書的關懷，甚至超過了他對家庭、對子女的關懷。尚志鈞結婚的第二年正是《唐·新修本草》著手輯復的開始。多少年後，他的兒女們回憶說：「小時候，記得別人的父親出差回來，總給孩子們帶回好吃的，或者新衣服；可我們的父親回來，不管是在車站還是在碼頭，我們去接時，東西倒是有幾麻袋，可都是資料卡片，不會有一樣吃的東西。我們對父親的這種出差也早已習慣了。從我們記事到現在，印象中的父親，除了睡覺，他的手上總是有書。父親經常說，時間是擠出來的。他研究本草都是在8小時以外幹的，有時上下班、等公交車，甚至連上廁所時嘴上都在背著、記著。」而相依為命半個多世紀的老伴井子東則說：「在我的記憶中，尚志鈞從來沒有一個節假日，哪怕是大年三十，不到飯菜上桌，他手上的書是不會放的。」言語間多少有些由愛及嗔，但尚老以身教代言教，他的執著與敬業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家人和子女。他的愛人默默地承擔起了全部家務勞動，而他的子女也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出色地工作著。其中長子元勝在蕪湖九中教化學，是特級教師，並曾協助尚志鈞先生完成《雷公藥對》的輯復；幼女元藕在1977年6月就被皖南醫學院作為尚志鈞先生的助手，從下放的農場調回借用，幫助尚老深入整理《唐·新修本草》。接著，在弋磯山醫院的支持下，尚元藕從1989年3月起協助尚老，用經書及古方書、《千金》、《外台》、《本草衍義》等書復校《證類本草》一書，此書最終於1993年5月由華夏出版社出版問世。該書現已成為《證類本草》成書900年以來的首次全面校註本，學術價值極高。然而對其子女，尚老不無遺憾地表示：由於文革下放，他們失去了更多的讀書機會，實在是不幸的事。

文革衝擊 矢志不渝

（1966~1976）

尚老說：「我在北京時讀了兩年書，寒暑假都在北京，整天泡在圖書館中，手抄筆錄，集文摘卡7200餘張，回蕪湖後，經文革，因走白專道路，戴上反動學術權威帽子，受衝擊。所收藏書稿及文摘卡及一些線裝中醫藥書，在當時變成反動罪證。」

從1966年6月文革一開始，先是大鳴大放、大字報，掃四舊，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接著揪鬥走資派、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當時學校停課，工廠停工。到1967年形成武鬥。武鬥不能停止，上級派支左部隊維持社會，到1968年，在支左部隊領導下，搞下放，學生下鄉到農村插隊落戶，文教衛單位到農村搞鬥批改。尚志鈞隨學校同仁到皖南、皖西一些縣的農村中搞鬥批改。1969年尚志鈞參加教改小分隊，搞復課鬧革命，搞開門辦學，搞農村巡迴醫療。他被分在醫療小分隊，在霍丘葉集鎮看中醫門診。到1970年學校教學恢復，他才回到學校，醫院亦由農村遷回蕪湖。尚志鈞被分配在弋磯山醫院中醫科上門診，兼搞教學上課。8小時以外，他仍堅持搞本草文獻整理。到1974年因長期欠睡眠，加以工作量過重，把身體弄垮了，不僅不能上班，連生活都不能自理。從那時以後，即長期病休，不能上班了。

待身體好轉，尚志鈞仍想到醫院上門診。有一天，安徽師範大學生物系教授兼系主任錢嘯虎先生來看望尚志鈞。他瞭解尚志鈞對本草文獻很有研究，勸尚志鈞應該堅持下去。他說到門診看病僅能治好幾個人，把本草文獻整理好，造福子孫後代，可以使更多的人受益。尚志鈞在錢教授的啟示下，即放棄搞醫療工作，繼續堅持本草文獻的整理工作。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的教學工作，要求教師對前期課能上講堂上課，後期課能下門診、病房看病。整理本草文獻屬於科研範疇，並且中醫本草文獻學與以西醫為主的皖南醫學院弋磯山醫院的專業又不甚對口，所以當時領導並不同意尚老這樣做。

文革期間是尚老損失最大的一段時間，個人的命運總與國家的命運相關聯。事後回想，這一時期是個人的損失，更是國家和事業的損失。文革前尚志鈞不僅僅是整理出了《唐·新修本草》、《吳普本草》、《名醫別錄》、《本草經集注》、《本草拾遺》、《食療本草》等書之初稿，有的還以油印本的方式出版、交流，而且還發表了本草方面的文章有45篇之多。但文革開始後這個正常的學術交流過程被人為地中斷了。然而不論環境怎樣艱難，尚志鈞始終沒有在命運面前低頭，始終沒有放棄自己的追求。在文革剛剛開始的1966年，存放在辦公室裏的圖書資料包括《名醫別錄》清稿、筆記，以及從北京各大圖書館摘錄下來的7200多張卡片被掃蕩無存，從未被苦難和艱辛嚇倒的尚志鈞為此而痛哭流涕。

在文革下鄉搞醫療的過程中，尚志鈞先生也沒有放下本草研究工作。當時他「帶兩本1957年人衛版《本草綱目》，從中摘錄三種內容，一是《炮炙法》，二是《集簡方》，三是《綱目》中每個藥的『發明內容』，只有炮炙法與《雷公炮炙論》合併出版，其他兩稿均丟失，情況一言難盡……」。

這裡有必要著重提一下，輯校本《名醫別錄》失而復得的曲折經歷。讓我們透過一本書的命運，來瞭解一下文革中尚志鈞的命運。也許是命中註定尚志鈞一生與書為緣，以至於使我們幾乎分不清，是他的書，還是他本人更具傳奇色彩。文革其間他放在辦公室的《名醫別錄》清稿丟失，擦乾淚水後，他便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憑著記憶和尚幸保留的底稿重新來做這一工作。又用了4年的時間，尚志鈞終於在1970年，又整理、回憶出一部《名醫別錄》簡化稿。

1976年10月「四人幫」垮臺，文革結束，各種禁令得以取消，尚志鈞才又回到本草文獻研究的道路上來。1977年他將《名醫別錄》的簡化稿交由皖南醫學院油印，國內交流。直到1984年前後，尚志鈞又將此書書稿寄給中國中醫研究院耿鑒庭老先生，略述該書書稿「丟而又做」的經過，並坦言想請耿先生為他這本書將來的出版寫個序。然而耿老先生的回信讓他大吃一驚，信中說：「你的書稿並沒有丟失，就在我手上。」原來，耿老先生手上真的有一部《名醫別錄》的書稿，字跡與尚志鈞的手稿字跡一樣，不說內容，甚至於所用的稿紙都一樣，但署名卻是「振英梁靜波」。為此，尚志鈞連夜給皖南醫學院打報告，請求學院派人調查此事，學院也立即向安徽省衛生主管部門報告。經調查，原來「振英梁靜波」是從一個收破爛的貨郎手中買得此稿，一看書稿作者是「皖南醫學院」的一位老先生，考慮事隔多年，猜想「尚老」可能已經作古，於是就署上自己的大名，將此書堂而皇之地送進某出版社。該出版社為慎重起見，將書稿也送給中醫研究院的耿鑒庭先生審閱。遂水落石出。幾經周折，這本書終於在1986年以尚志鈞本人的名義在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了。雖然從1964年成書，到1986年原樣出版，經歷了太長的22年，畢竟歷史的真實得到了維護。

回想此事，尚志鈞先生每每感慨萬千：「《名醫別錄》在輯復過程中失而復得，也是在我的生命史上失而復得啊！這個插曲，如今想來，真是耐人尋味。」我想1500年前陶弘景集《名醫別錄》時也未必有如此的曲折、艱難和離奇。因此，此書文革前後的失而復得，也許正是命運對於矢志不渝的一代本草學人的一種默默的肯定和回饋。

改革時代 再次創業

（1977~1995）

1974年春，尚志鈞曾病重臥床不起。經過一年多時間的休息，身體逐漸好轉起來，這時整理本草文獻的念頭又產生了。於是他又一點一點地在整理。由此可見，尚志鈞強烈的事業心再次將他推進了浩繁的本草文獻整理工程之中。但尚志鈞本人心中仍想到醫院上門診，搞醫療工作。

1977年文革結束，尚老在錢嘯虎先生的啟發下，即決定放棄搞醫療工作，繼續專心一致地堅持本草文獻的整理工作。由於中醫本草文獻的研究工作與單位的專業不甚對口，因此單位領導對他尚存在一些反感。凡是尚志鈞應得的福利如住房、加工資、評職稱等，都沒有他的份。到1982年新華社安徽記者站記者宣奉華同志來蕪湖採訪，問到尚志鈞的情況，他如實地加以反映。宣奉華記者回省後，向上級領導反映，才把尚志鈞的一切待遇情況（如住房、加工資、評職稱等）扭轉過來。所以尚志鈞先生一直認為，這一時期他的本草文獻整理成果的取得，除了離不開家人的支持與理解外，更重要的是應當歸功於宣奉華記者的無私幫助。

的確，這一時期是尚志鈞整理出版本草文獻書籍最集中、最多的一段時期。諸如：《神農本草經校點》（1981）、《唐·新修本草》（1981）、《藥性論》（1983）、《日華子本草》（1983）、《補輯肘後方》（1983）、《五十二病方藥物注釋》（1985）、《名醫別錄》（1986）、《吳普本草》（1987）、《歷代中藥文獻精華》（1989）、《臟腑病因條辨》（1989）、《雷公炮炙論·瀕湖炮炙法》（1991）、《證類本草》（1993）、《本草經文獻研究》（1994）、《雷公藥對》（1994）、《本草經集注》（1994）、《本草圖經》（1994）等書籍集中出版於這一時期。

此外，這一時期還與他人合作編撰或為他人之書提供了重要的幫助。諸如，1981年謝海洲、馬繼興、翁維健、鄭金生等人的《食療本草》一書「輯校時得到皖南醫學院尚志鈞副教授等同道的大力幫助」，其書1984年7月由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與包錫生合撰的《常用中藥別名小辭典》於1985年由中國展望出版社出版；而在這一時期尚志鈞在各種期刊、各類雜誌中發表的文章總計有202篇之多，堪稱我國最努力的一位科技作家。更值得一提的是，尚志鈞先生一生的著述和文章都緊扣「本草」二字，這也體現出尚志鈞在做學問上，始終是奉行「學貴乎博，業貴乎專」的。

1986年尚志鈞晉升為教授。1990年10月被國家人事部、衛生部、中醫藥管理局確定為全國首批500名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導師之一。1991年因其在本草文獻輯復工作中的突出成就，被推薦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候選人（因超齡，上級未批）；同年被國家評定為對國家高等教育事業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1990年10月尚志鈞在接受了師帶徒的任務後，立即給院領導寫了一份「帶徒表」，稱這是國家對中醫事業特殊照顧的政策體現，而中醫藥古籍的研究又後繼乏人，他願意在有生之年，把自己整理研究中醫藥古籍的經驗傳授下去。同時，他又向領導彙報了自己招收徒弟的「特殊要求」。他要求學生必須在3年內讀完中國主要的16本本草古籍；對每一本本草書都要寫一篇書評敘錄，並在省級以上學術刊物發表；3年內完成10篇以上論文，並發表。3年裏，兩名學徒平均每天學習10小時以上，整理的筆記和讀書心得，平均每人的文字量達100萬字，兩名「苦行僧」終於出師。其中劉曉龍任安徽中醫藥高等專科學校研究員、科研處長，兼中國藥學史學會委員、《現代中藥研究與實踐》雜誌副主編、安徽省人大代表等職，又是安徽名中醫之一。

在改革開放的新時代，尚志鈞不但迎來了著述立說的黃金時代，而且師帶徒的順利完成，使學業後繼有人，這些都是他事業上再創輝煌的具體體現。這對於一位77歲高齡的老人來說是多麼的不易。

晚年生活 幸福美滿

（1996~如今）

尚老的晚年生活是幸福而美滿的。這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保健得當，身心愉快。第二，子女孝順，且各自工作成績斐然。第三，培養了學術繼承人。第四，擔任了力所能及的兼職工作，為社會做出了更大貢獻。第五，學術上進入全面收穫的黃金階段。78歲以後，尚老還有七、八部份量極重的著作得以定稿和出版。主要有《補輯肘後方》（修訂版，1996）、《海藥本草》（1997）、《開寶本草》（1998）、《本草綱目金陵初刻本校注》（上、下冊）（2001）、《大觀本草》（2002）、《本草拾遺輯釋》（2002）、《食療本草考異》（2003），以及本書《吳氏本草經》（2004）。這一時期發表文章約20篇，都是厚積薄發之傳世佳作。第六，生平事蹟見諸各種報紙雜誌，他的本草人生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讚揚。第七，時間幾乎抹平了艱苦歲月帶來的損失，文革後的尚志鈞雖然一切都得從頭再來，但他還是憑藉驚人的毅力，重新構築起了他自己的一坐樸素的書城。

尚元藕說：「父親這麼多年來實在是太苦了！家中四壁，唯一靠牆壁的，就是書架；書架上，清一色的是一捆捆發黃的牛皮紙包著的古書、資料。在他的臥室裏、床架上、牆壁上，到處掛的都是紙條，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本草文獻資料的條目等等，都是他要背誦的，看著都好怕人。」尚老書屋的照片，我們可以從《新安晚報》、《安徽日報》、《醫藥新紀元》等相關報紙、雜誌的介紹文章的配文圖片中看到。應當說，與50年前相比，今天安定的社會環境，使尚老得以重新營建起一個簡單而又豐富、樸素卻很實用的高度理想化的讀書環境。雖然與重視裝潢精緻的時尚相比，尚老的書房兼臥室——倚牆靠著的書架、牛皮紙包的數據、隨處可見的紙條和偶爾可見的速食杯……這些「看著都好怕人」的組合，絕不能用「氣派」和「奢華」來形容，但尚志鈞先生一直這樣認為，今日居住的對他來說堪稱優越的環境是宣奉華記者在1982年春為他爭取來的，他從內心深處感謝宣記者的大力幫助。

今年（2004年）尚志鈞先生雖已是87歲高齡的老人，但仍然精神矍鑠，很注意體育鍛煉。在室外，人們很難看見他的身影，早年他在家裏的房門頭上橫吊著一根木棍，當作「單杠」，每天拉幾個。有時候，還在家裏進行原地跑步。由於近來年事已高，跑步、拉單杠不便進行，就堅持用剪刀剪碎蔬菜和豬肉（因為尚老的牙齒掉光了，未裝義齒，不能吃硬食物）。他說：「這個活兒可以使自己的手指得到充分鍛煉，從而保證大腦功能的正常運行，這是防止出現老年癡呆的有效方法。同時，絞碎食物，也便於體內消化吸收。」其實他還有一套系統的保健方法，他曾在一個非正式場合說：「我認為人生在世，如能保持『三通』，則能健康長壽。」 三通即：心通、胃通、二便通。心通，即心情舒暢，保持樂觀，遇事想得開，挺得住。人們生活在自然界，必定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所以在成功時不驕傲，失敗時不苦惱，平日言行要謹慎，多尊重別人，少些個人慾望，這樣不順心的事就會少些。胃通，就是吃東西不要過飽，飲食量及溫度、硬度以自己能耐受為宜。過量、過冷、過硬的食物，易損傷脾胃，引起腸胃積滯不通。特別是老年人的脾胃虛弱，更要定時定量，細嚼慢嚥。古人有「已饑方食，未飽先止」之說，老年人尤應如此。便通，即要保持大、小便通順，養成良好的排便習慣。年高便秘之人，多食水果、新鮮素菜，保持大便通暢，每天排大便一次。如大便在腸道停留時間長，有毒物質被吸收，則有損健康。古人云﹕「腎司二便。」平時注意固腎氣，節製房事，也有利於二便通順。此外，尚老特別喜愛輕音樂和江南絲竹音樂、廣東音樂等。也許欣賞音樂也是尚老保健的一種途徑。

從1994年到2000年，尚志鈞兼任《中國本草全書》的學術委員。2000年3月15日尚志鈞為該書題詞：「《中國本草全書》是彙集我國古今本草文獻之大成，也是中國本草一個偉大的寶庫，為振興中醫藥造福於子孫後代，獨樹一幟於世界。」這部集大成的本草巨著於1999年12月由華夏出版社出版，並榮獲2003年12月第四屆全國優秀古籍整理圖書獎一等獎。正如尚志鈞先生所言，它必將在新世紀惠澤全人類。然而《中國本草全書》畢竟是影印本草古籍，並不能囊括尚志鈞先生多年來在輯佚古本草與中藥學研究方面的眾多成果。因此，尚志鈞先生的未酬壯志，就是將他尚未出版的十幾種研究手稿在有生之年全部出版，讓他傾盡全力的學術成果能夠保留下來，供人們研究利用。

結 語

作為文章的結束，我想在此談談我與尚老的交往。我們是通過書信討論本草問題相識、相知的，我與尚老先生從未見過面，僅是互相交換過照片。2003年的下半年，我幫助老人利用業餘時間電腦錄入了《吳氏本草經》一書的手稿，本書輯錄藥物總凡270味，是文獻記載《吳氏本草經》原書全部441味藥物的3/5強。對於1800年前寫成的，亡佚日久的這部本草著作來說，能夠做到這一點是不容易的。尚志鈞先生的這個輯本到目前為止，是國內外輯復《吳普本草》最為完全的一個本子。更為重要的是該書首次全文附錄並校注了清·焦循所輯的《吳氏本草》，這個清乾隆年間的輯本是國內現存最早的《吳普本草》的輯本。據尚老講：「1958年我在北京中藥研究班進修時，托范行准先生弄個焦循照相手稿本。我用黑紙袋裝的，至今仍能模模糊糊識出。我請一位年輕目力好的人抄出，加以復製，剪貼校注。」2003年10月27日尚志鈞先生把這個珍貴的抄本的復印件寄贈一份給我以做留念。雖然焦循的輯本很薄，他僅輯有179味藥（較尚志鈞的輯本少91味藥之多），但這份薄薄的資料卻是我和尚老友誼的象徵，我將永遠珍藏這份情誼、這份緣。

我與尚老書信中討論的主要內容是各種學術問題，當然關乎本草的最多，僅有一次我們談到了蕪湖的小吃，更確切一點說是身在太原的我，而不是身在蕪湖的尚老談到了蕪湖的小吃。我在2003年6月6日的《太原晚報》上看到一篇關於蕪湖小吃的小品文，提到藕香居的牛肉麵、雙桐巷的赤豆糊、涼粉、拌面；鳩江飯店門口的炒麵皮和魚頭火鍋；耕讀巷的酒釀水子，以及到處都有的炒板栗、糖藕粥……不論地名的二街、步月橋、新蕪路，還是讓人聽起來就香氣滿頤的各色小吃，都讓人感到一種古樸和親切。我看了那篇署名黑白的文章都恨不得去蕪湖，可是尚老的飯菜卻十分樸素、簡單。他的老伴井子東說過：「哪怕我準備的菜再多，每個菜他至多叨兩次。平時，他極少吃葷菜，素菜也只簡單地吃一點。」尚老自己說：「早上，吃碗燙飯，一個雞蛋，喝點豆漿，這就足矣。中午、晚上，都是米飯。『人是鐵，飯是鋼』——民諺不會錯。至於葷菜，隔幾天吃兩個豬肉圓子就足夠了。」這就是生活中的尚志鈞。

2003年12月12日我還去信討論一個小小的藥名問題，信的大意是：偶然看到《本草綱目·降真香》中有「癰疽惡毒：番降末，楓、乳香，等分為丸，熏之，去惡氣甚妙。集簡方」一方。按以上常見的標點法，一般認為，此方由降真香、楓香、乳香3味藥組成。然而，此處的「楓」和「乳香」之間似乎不應點斷，理由是：第一，如果方中有3味藥，那麼前後2味用全稱，中間1味用簡稱，文法上有失均衡；第二，《本草綱目·楓香脂》中曾說：「楓香、松脂皆可亂乳香，其功雖次於乳香，而亦彷彿不遠」，存在著把「楓香」叫做「楓乳香」的形態和功能上的基礎；第三，若將「乳香」和功用彷彿不遠的「楓香」在同一首方劑中等分使用，醫理上有失簡約。因此，我推測「楓乳香」就是「楓香」。尚老12月17日便提筆為我覆信了，沒有多少客套，用報廢的信紙也極為陳舊，紅的橫欄上頭印的是「安徽省全椒縣棉麻公司革命委員會」。信頭第一句便是「關於楓香即楓乳香，我同意你的看法」，我高興極了，雖然究其實，這僅僅是一個藥名、一個標點的考量，但老人卻是那麼仔細，那麼認真。一時間我也品不清是一個小小發現得到認同的一時喜悅，還是老人的那份執著，那份熱情讓我感動。生活中的他是如此簡單，如此樸素，學業中的他是如此仔細，如此認真。這就是我所知道的尚志鈞老先生。

我曾經見到2部他所輯校的本草書籍為他人所抄襲出版，但限於我的經濟實力，這兩部抄襲之作我都未能購買，因此無法做出更深入的評價，我沒有權力為誰鳴不平，但我希望尚老健康長壽，更希望他的書都能以他的名義能出齊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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