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定紅：「劉易斯拐點」到來不是壞事 | 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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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題：「劉易斯拐點」到來不是壞事

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教授易定紅

◤世界銀行去年年底發布的東亞與太平洋地區的人口老齡化報告中稱，到2040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將減少10%，約9000萬。

近年來，中國經濟的一些重大話題都集中在與勞動力市場相關的一些問題。例如，二胎政策的開放，延期退休政策的即將推出，收入分配與社會保障政策的調整等。這些變化與中國勞動力市場可能出現的兩個重要現象聯繫在一起，即人們常說的人口結構變化所帶來的「人口紅利」的逐步消失與城鎮化過程中勞動力轉移所產生的「劉易斯拐點」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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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觀察到，中國勞動力群體正在經曆數量和結構上的重要變化，這些變化也必然對我國的經濟發展產生影響。但是，「人口紅利」說到底有多重要？「劉易斯拐點」真的已經到來了嗎？筆者試圖提供另一種觀察視角，以期對中國勞動力市場所關注的這兩個問題進行分析，並回答有關的政策調整原因。

人口必須轉化為高效勞動力(《阿松》)

所謂「人口紅利」說，是指一個國家在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轉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過程中，一段時期社會適齡勞動力在總人口中出現較高比例。在這種情況下由於社會有大量勞動力供給，創造的GDP也相應較多。

「人口紅利」說乍一看來很有邏輯，但它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忽略了適齡勞動人口與勞動力供給的差異。現實中並不是所有的適齡勞動人口都會進入勞動力市場，即使適齡勞動人口減少了，我們也可以通過增加勞動參與率來穩定甚至擴大勞動力供給規模。數據顯示，雖然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總體參與率相對較高，但15-24歲與25-55年齡組人口的勞動參與率在近幾年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下降，25-55歲年齡組人口作為勞動供給的主體來源，其參與率與發達國家90%以上的參與率相比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且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比男性低約十個百分點，因此女性勞動參與規模還可適當擴展。在提高25-55歲年齡組人口勞動參與率的同時，對高年齡組人口及退休人員繼續留在勞動力市場進行引導和激勵，也可以對我國適齡勞動人口的參與率進行綜合調整，以應對可能會出現的勞動力短缺局面。

第二，發達國家的經驗及經濟增長相關理論已經表明，經濟的長期增長不會依賴於外生的勞動力增長。大量的勞動力供給並不是經濟發展的唯一條件，甚至不是其主要條件。研究表明，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勞動力規模擴大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遠低於資本和技術進步，而且這種貢獻率還隨著時間而遞減。所以，我們沒有必要一直強調「人口紅利」對於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勞動生產效率的提升同樣可以充分地發揮勞動力投入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提高勞動生產率有兩個途徑：首先，推動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技術進步。其次，通過提升人力資本增加勞動力投入的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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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討論「劉易斯拐點」是否真的已經到來。首先，我們需要了解它的含義。「劉易斯拐點」有兩個，第一個拐點指傳統部門中剩餘勞動力已經被吸收殆盡，但還存在大量低於平均生產率的勞動力。此時現代部門無法再以不變的價格僱傭剩餘勞動力，傳統部門的生產率和勞動工資率同步上升。第二個拐點指傳統與現代部門勞動生產率達到一致的點。目前的爭論主要集中在我國是否已經跨越了第一個拐點。

我們暫且不論劉易斯二元經濟模型在我國的適用性問題，要看是否跨越了第一個拐點，應該看農村剩餘勞動力是否已經被完全吸收和農業部門的實際工資是否開始受供需影響而上升。很多人把「民工荒」現象看作是農村剩餘勞動力已經吸收完全的標誌，其實不然，因為「民工荒」現象背後的重要原因是結構性錯位。從實際工資上漲的角度來看，我國農民實際工資持續上漲的重要原因是政府一系列惠農政策，而不是由於工業部門已經把剩餘勞動力全部吸收。不少學者認為，根據近年來「民工荒」及民工工資上升現象就得出劉易斯拐點已經到來的結論還有待商榷。

另一方面，「劉易斯拐點」的到來並不是一件壞事，原因在於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是優化產業結構以及增加第二、第三產業勞動供給數量的重要渠道。雖然我國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在近十年呈現出逐年增加的趨勢，但是城市第二、第三產業發展產生的崗位空缺仍然需要在這一過程中得到進一步的補充，這種推進離不開第一產業的升級及其生產率的提升，同時需要在戶籍、社會保障等制度方面進行進一步的改革，逐漸打破現今仍存在的城鄉、產業之間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為農村勞動力轉移提供製度層面、政策層面的保障和引導，為經濟發展所需的勞動力供給形成有力的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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