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鼎新：二百多年的世界政治變遷及中國路向

　　 主要觀點：

　　 1，一個國家自由度的大小影響到政黨的性質, 政黨承擔的政治和社會功能的大小決定了政黨的規模。世界範圍主導意識形態的消長不但決定某一政黨的地位，而且型塑了世界範圍政黨政治生態的變遷。

　　 2，因為中國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的衝擊，那些迫使許多國家走向保守主義或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問題在當前中國並不嚴重。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社會矛盾較小、政治相對穩定的時期，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個比較高的發展水平，第三次民主波的退潮使中國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中國因此完全有條件進行更為深入的改革開放，包括開展能解決中國政府長期程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

　　 3, 總之，世界變了，中國在各個方面的政策也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或者說，當外在的政治壓力減輕了後，中國應該更有信心和更自主地繼續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而不是去趕整個世界保守主義的大潮。

　　 4，中國人的思維特長在於折衷和辯證而不是偏執，中國自古就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和對政治精英的道德和績效期望；中國共產黨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建立"道德務實政黨"方面其實已經做了大量的嘗試並積累了不少經驗。如果能繼往開來，中國也許能成為世界新型政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個先行者。

　　 沈文璟：2017年年初，習近平總書記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的講話在西方輿論界獲得好評和重視，並且還有不少文章用習近平總書記講話中的開放心態來譏諷特朗普的保守。西方世界的主流媒體這種對中國少見的態度，結合近兩年美國歐洲等國令人意向不到的政治變化，是否都是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轉型的信號，如果是，是什麼力量導致了這種轉變？

　　 趙鼎新：世界確實正在發生重大轉變。可以從全球主導性意識形態的消長規律及其背後的原理，來觀察不同意識形態的性質如何影響世界的政黨政治乃至整個世界局勢的發展變化。

　　 沈文璟：您對政黨是怎麼定義的呢？它和古代中國所說的朋黨之爭的黨有什麼異同？

　　 趙鼎新：你說的朋黨之爭，我把它稱為派系政治。政黨起源於派系政治，是派系政治制度化、合法化和擴大化的結果。派系政治自古有之，但政黨卻是一個現代現象。

　　 沈文璟：為什麼派系政治只有到了現代才能變為政黨政治呢？

　　 趙鼎新：因為派系政治轉化為政黨政治需要三個條件。第一，在傳統社會中，政治派系的生存和壯大嚴重依賴於君主的偏好。也就是說，君主一旦不喜歡某個政治派系，這一派系就很難長久生存下去。但是，君主的偏好是不穩定的，出於防範心理，君主也不喜歡任何派系持續坐大。哪怕說某個派系完全支持君主，君主也會對其不放心，更不必說那些失去了君主偏愛的派系。可以說，只要君主的勢力在傳統社會中足夠強大，派系政治就很難被制度化。因此，政黨只有在那些像美國和英國這樣的君權或國家權力受到了制度性的制約國家才能產生。

　　 第二，在現代社會之前，某一宗教往往是某一地區的主導性意識形態，形成了所謂的儒教世界、伊斯蘭教世界、天主教世界等等。在天主教主宰歐洲時期，雖然新的思潮時有出現，這些思潮都必須表達為對天主教的不同解讀，並且在天主教內部制度化成為各種具有一定的派系性質的修會（比如本篤會、熙篤會、方濟各會、耶穌會、多明我會）。因此，政黨只有在傳統宗教意識形態弱化，出現了像自由主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這樣的世俗意識形態的現代社會中才能產生，或者說世俗意識形態為派系政治轉為政黨政治提高了合法性基礎。

　　 第三，一個有意識形態支撐的政治派系能夠做大成為規模龐大的政黨，民主選舉範圍的擴大是一個關鍵。政府高層的爭權奪利，或者是小範圍的選舉，只需少數人就能夠實現。19世紀歐美社會民主選舉範圍的擴大使得黨員規模、黨費、黨產、黨紀、黨員動員機制、黨員忠誠等等成了一個政黨成功的關鍵。政黨也因此發展成了規模龐大的政治團體。

　　 沈文璟：最早的英美兩國政黨都符合您這三個條件嗎？

　　 趙鼎新：我們先來看英國，光榮革命（1688－1689年）前夕，英國國會中出現了兩個穩定的派系，即擁護君主權力的托利派和主張限制君權加強國會權力的輝格派。這主要是由於第一、17世紀時，英國的皇權逐漸削弱，議會勢力不斷增強，這使得比較穩定的或者說是制度化了的派系政治在英國成為可能。第二，更為重要的是，在亨利八世（在位時間 1509-1547）時期，英國出現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端倪，獨立於天主教的英國國教打破了天主教在英國的壟斷地位。而到了17世紀，世界上第一個具有系統性的世俗意識形態，即自由主義，在英國取得了顯著地位。

　　 再看看美國， 17世紀的美國政治與其宗主國英國有很大的相似（Olson 1973)。美國革命的思想源泉起源於英國的自由主義 (Bailyn 1967)。美國獨立後出現的聯邦黨和民主共和黨也與英國的托利派和輝格派在意識形態譜繫上十分相近。

　　 同樣相似的是，18世紀末英國的托利派和輝格黨，以及美國的聯邦黨和民主共和黨都是規模很小、組織鬆散、注重於政府高層運作的精英團體。到了19世紀初，英美兩國的選民門檻都大大降低，選舉規模擴大。為了爭奪選民, 英美兩國的政黨都相續發展成為組織複雜、人員龐大的現代政黨。

　　 現在回答你關於我對於政黨的定義。艾倫.瓦爾認為"政黨就是一個旨在執政或者控制國家機器的組織"。 埃德蒙.伯克把政黨定義為： "一個遵循著共同原則的並且依據這一原則來爭取民族利益的政治團體。" 伯克的"共同原則"就是我所指的意識形態。這兩個定義點明了政黨組織的兩個特點：其一是政黨的目的在於全部或者部分控制國家政權，其二是政黨需要一個意識形態來作為其合法性的基礎。我對政黨作如下的定義： 政黨是一個試圖通過全部或者部分掌握國家政權來推行在某一意識形態指導下的國家政策的組織。值得說明的是：我這個政黨的定義只是對政黨理想特徵的概括。政黨與其它政治組織的差別並不總是十分明顯。政黨的性質深深地受到其形成階段的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影響。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下產生的政黨的性質因此會有很大的差別。

　　 沈文璟：您剛才所說的政黨產生的三個初始條件是基於17世紀社會狀況的分析。從17世紀到今天，200多年過去了，政黨作為一個發端於英美兩國的個案，成為了今天大多數國家政治的主導者，這大多數國家中有很多與英美兩國有著不同的社會文化經濟等條件上的差異，而且近兩百多年是單個國家內部與國際環境存在多方面互動的一個歷史時期。您的理論具備對於這樣一種龐大而複雜的歷史現實進行解釋的能力嗎？

　　 趙鼎新：很少有人把視野聚焦在全球，並且從長時間跨度來研究政黨發展，並提出相應的理論。迄今為止，對政黨發展研究影響最為深遠的理論是所謂的"社會裂痕" （social cleavage）理論。這一理論最早由美國學者利普塞特和挪威學者羅肯在1967年合編的一部著作中提出（Lipset and Rokkan 1967)。他們的核心論點是：政黨的形成和發展必定是現實社會矛盾的反映 。根據這個觀點，他們進一步提出了西方政黨政治的發展反映的是不同時期西方社會在以下四個方面呈現出來的社會裂痕--教會和國家間的裂痕（church vs. state）、僱傭者和被僱傭者間的裂痕（employer vs. employee）、從屬文化和主流文化間的裂痕（subject vs. dominant culture）以及從屬經濟和主流經濟間的裂痕（second vs. primary economy）。

　　 我認為，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政黨的形成和發展與當時當地的社會裂痕形態肯定會有一定程度的關聯。但這往往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從社會裂痕角度來理解政黨發展至少會帶來兩個問題。第一點是對路徑依賴的忽視。比如，美國的兩黨制在形成階段的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美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矛盾。但是，兩黨制一旦成了主宰性的政治訴求渠道，即使社會矛盾的性質有了很大的變化，美國人仍然不得不在原有的政黨框架下進行政治訴求。在美國的歷史上，工人運動、黑人運動、乃至當代環境運動都得不到很好的發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國的兩黨制框架下，這些抗爭團體幾乎沒有可能組成能對美國大選產生顯著影響的政黨。這也就是為什麼與絕大多數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今天美國社會的福利特別差，種族不平等問題特別難以得到解決，環保運動的勢力特別弱。

　　 第二點，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一個國家或地區政黨的形成和發展更取決於在政黨政治產生的關鍵時期的知識分子是怎麼想像和建構當時社會裂痕的性質的。比如，五四運動後中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從列寧主義原理出發把中國所面臨的最大的挑戰（即日本軍國主義勢力在華的不斷擴張）想像和定義為國際國內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其實，當時的中國並沒有多少現代意義上的工人；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的構成也主要是知識分子和農民，而不是工人；中國革命成功的三大法寶是"黨的領導、武裝鬥爭和統一戰線"，而不是機械的階級鬥爭理論。但是，雖然五四運動後中國的左傾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實際矛盾的解讀與現實相差甚遠，中國共產黨卻因為獲得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國這一機遇，再加上延安整風後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領導群在黨內權威地位的確立，最終在戰場上打敗了國民黨軍隊，建立了共產黨政權，決定了當代中國的政黨格局。

　　 以上第二點的背後有一個哲學層面上的問題需要稍作說明。在現代社會中，人的基本生存條件不斷改善，人的行為方式受自然和人為條件的制約有往小走的趨勢，這就給主觀的想像和建構提供了越來越大的餘地。在思想層面，各種具有烏托邦性質的世俗意識形態在很長時間內起著主導作用。在藝術領域， 技巧的重要性在降低，而概念和表達越來越重要。在性別方面，你是男性、女性還是跨性別，是異性戀者、同性戀者還是雙性戀者，全憑你自己的想像。在民族主義研究的著作中，班迪特.安德森的《想像共同體》（Anderson 1983）在深度和厚度方面並不能和霍布斯鮑姆和史密斯這樣的學者的著作相比（Hobsbawm 1990; Smith 1987, 1998, 2008），但是他的書卻因為撞對了主觀建構在現代社會民族認同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這一原理而影響越來越大。我們一般會認為古代人比較"唯心"，而現代人則在世俗化過程中變得"唯物"。其實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古代才是唯物主義社會，而現代則是唯心主義社會。 這並不是說唯心建構在現代社會中不再受到現實條件的制約。但是，只要現代生存條件不變，唯心建構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重要性就不會減弱。

　　 沈文璟：聽起來，第二點似乎是在強調現代社會中意識形態的重要影響呢。

　　 趙鼎新：對，這就是我接下來要強調的。我提出的政黨變遷的理論還是立足於我剛才所說的政黨產生的三個原始條件上：即國家權力受到制約的程度、 選舉範圍的擴大、意識形態多元化。拋開這些條件產生的歷史背景不說，我認為這三個政黨產生的原始條件其實也指向了決定世界政黨政治發展形態的三個結構性因素。

　　 具體說，一、國家權力受到制約的程度指向的是國家的性質，或者說政黨能自由活動的空間。這是一個政黨必須面對的政治環境。比如，一個國家越專制，這個國家的政黨的生存條件就可能越差， 發育出來的政黨也就越可能會具有秘密社會的組織特性。

　　 二、選舉範圍的擴大指向的是政黨功能的變化。一般來說，一個政黨所承擔的社會功能加大，該政黨的規模一般也會加大。

　　 三、意識形態多元化指向的是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沒有意識形態作為依託的政黨就如同一個政治派系，它在社會上很難取得合法性。反過來說，政黨的生存和壯大取決於有沒有一個意識形態作為依託，並且所持的意識形態是否能被廣泛接受。

　　 既然意識形態在政黨政治中有如此核心的地位，一個簡單的推論就是：政黨政治的性質將隨著世界上各種意識形態的消長而變，或者說世界主導性意識形態的變化是決定世界政黨發展的最為關鍵性的因素。

　　 沈文璟：那麼近來我們觀察到的美歐政黨政治中的危機，也主要是由於意識形態的變化而導致的？

　　 趙鼎新：我們先來看看18世紀以來世界主導性的意識形態是如何影響政黨政治的發展的。我將之劃分為四個階段：

　　 （1）18世紀至19世紀中葉的在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思潮主導下的政黨發展；（2）19世紀中葉至二戰結束時在民族和階級意識形態主導下的政黨發展；（3）冷戰下的政黨發展及政黨危機；（4）"第三波民主浪潮"下宗教和保守主義的回潮，及其相應的政黨發展。

　　 第一階段即政黨發展初始階段。制度化的政黨政治主要發生在英美兩國。在這一階段，自由主義是主導性意識形態，保守主義則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大雜燴式的反應，雖然有些進步保守主義者的思想要比自由主義思想家要來的深刻得多。英美兩國在這一階段的政黨政治也可以視作中產階級與國家的鬥爭。自由是中產階級的重要思想武器，而核心問題則是加強國會的權力還是加強國王或者是總統的權力，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等等。需要強調的是，英美的自由主義者和保守主義者並不處處針鋒相對，政黨政治是在這兩股勢力的衝突和合作之間發展起來的。

　　 第二階段始於世俗意識形態大爆發的十九世紀。國人熟知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民族主義都是在這一時期發展起來的。 19世紀歐洲產生了工業資本主義，同期歐洲的軍事力量在全世界所向披靡。人類有把"贏了"理解成是"對了"的壞毛病。從思想史的角度來看，19世紀是西方人信心高度膨脹的時代。 當時絕大多數的西方知識分子，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大多數都有著很高的"制度自信"。他們都認為世界是在朝著美好的未來發展，並且西方處於這個發展的前沿。他們還認為他們有能力來理性地預測甚至設計一個美好的未來。 於是乎，各式各樣的多多少少帶有進步史觀的"主義"風行了起來。但是，儘管當時的歐洲誕生了大量的"主義"，引領19世紀中葉後政黨發展的是階級和民族這兩大類意識形態。

　　 沈文璟：您讓我想起了"階級鬥爭為綱"的提法，應該說這個提法已經逐漸淡出，但是"民族主義"的勢頭卻未見消減呢。從特朗普在其演講中不斷提到的美利堅民族，到世界各地起伏不平的民族主義運動，您認為是什麼原因讓"民族"這個建構出來的意識形態到今天還有如此大的勢力呢？

　　 趙鼎新：民族和階級都是現代化過程中被人為造出來的主觀建構。與階級認同相比，民族認同有著如下幾個方面的優勢。

　　 首先，民族認同往往能建立在特殊的語言、宗教和歷史等更為堅實的基礎之上，但是階級認同的建構基礎卻十分薄弱。比如，任何不佔有生產資料的勞動者按照定義都屬於工人階級。但是，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和工資差別巨大。同時，工人內部還受到性別、年齡、族群等等條件的分割。要讓差別如此巨大的人群產生屬於同一階級的認同是非常困難的。

　　 第二，民族認同不僅僅是反抗者的武器，掌握著大量資源的國家或者某個地區的精英群體也會很有興趣甚至野心來構造民族認同。這就是說，民族主義是一個上下都有"幫手"的意識形態。與之相比，階級認同只是反抗者的武器。如果沒有意識形態的嚴重誤導或者是別有用心，國家領導就是再傻也絕不會製造階級認同和鼓吹階級鬥爭的，因為這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穩定沒有任何好處。

　　 第三，民族主義可以和包括宗教在內的幾乎所有意識形態很好結合，併產生各種變種，因此很難過氣。民族主義的核心內容可以總結成一句話，那就是居住在某一土地上的某些民眾認為他們有著同一的民族認同，並且試圖以這民族認同為基礎在這塊土地上建立獨立國家。民族主義因為內涵十分貧乏而沒有能產生任何一個有影響的思想家。 但是民族主義的內容空洞給了它一個極大的優勢，那就是它就像一個阿米巴蟲，其性質可以隨著主導意識形態的改變而作任意改變。具體說，民族主義一般總會與當時當地的強勢意識形態結合以圖發展。可是一旦該意識形態過氣，民族主義就會毫不猶豫地另結新歡，或者說投入另外一個影響正在上升的意識形態的懷抱。任何意識形態（包括階級理論）都會過時，唯獨民族主義很難過時。與強勢意識形態的結合給了民族主義永遠的政治正確。"民族自決"是一個在任何時候喊出來都不會感到臉紅的口號，因此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一樣也往往會淪為"無賴最後的庇護所"。

　　 第四，民族主義與強勢意識形態結合的這一特點又使得民族主義獲得了近乎可以無中生有的本事，譬如：一個產生了獨立慾望的群體即使沒有特殊的語言、宗教和歷史作為想像基礎，他們也能聲稱自己是一個"想像共同體"，並且用當前世界上的主導性意識形態給自己的訴求進行道德包裝，站在道德高度強行製造認同感（比如"港獨"及其相應的"民主自由"包裝）。

　　 從世界政治發展的角度來看，民族主義在18世紀末剛剛興起時與自由主義結合，在19世紀中葉後開始與族群和社會主義結合，一戰後開始和社會主義、法西斯主義結合，在二戰後與社會主義結合，"第三次民主浪潮"開始時又與自由主義結合，在今天則正在與各種保守主義和宗教意識形態結合。可以說，民族主義性質的變化是世界主導意識形態轉變和政黨政治形態變化的晴雨表。

　　 沈文璟：嗯，安德魯的《想像的共同體》分析了民族主義的起源，您的理論讓我們更好地理解了民族主義思潮的歷史進展以及未來的可能發展。但是對於一個從小就聽到農民伯伯工人叔叔的中國人來說，要把"階級"也理解為是一個建構的產物，相對會比較困難一些。

　　 趙鼎新：相對來說，"階級"在前現代社會確實是具有一定的客觀性。因為前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簡單，大到政治權利和職業分工，小到穿著打扮，不同階層的人都有明顯的甚至是強行規定的區別。古代社會中不同階層的人有明顯可區分的多種權力和特徵，再加上階層間的流動較小，因此（特別是對於精英階層來說）很容易形成階級認同。

　　 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是個漫長的過程。在整個18、19世紀，西方社會的傳統痕迹依舊十分顯著。當時的西方思想家仍然帶著前現代社會的濃厚的階級觀念來理解當時出現的一個新興群體--工人。隨著兩次工業革命的迅速推進，許多城市的人口暴漲，生活狀態十分惡劣的工人成了這些城市的最為主要的人口。工人這個群體因此很容易就會被仍然具有很強的傳統觀念的歐洲左派思想家貼上階級的標籤，而工人的抗爭則被錯誤的理解為是階級鬥爭。

　　 而其實由於現代社會不同階層的政治權利不再有強行的規定，穿著打扮趨於多元化，階層間的流動比較大，再加上現代社會的社會結構趨於複雜和多元化，絕大多數人的社會認同趨於多元並且越來越受主觀感受的影響了。但19世紀中葉的歐洲尚沒有國家宏觀經濟調控和福利國家這些概念，經常發生的經濟危機對工人來說後果十分悲慘，社會矛盾因此很大。再加上當時的歐洲國家還沒有形成一套有效處理工人運動的方法，經常動輒鎮壓，這就迫使工人打破他們之間的各種認同感差異，在左派知識分子的鼓動下建立大規模的工人組織和政黨來進行抗爭。 到了19世紀中後期，歐洲各主要國家幾乎都出現了從共產黨到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等各種具有較強階級特色的政黨組織，各式各樣的工人組織更是多如牛毛。例如，以成立時間為序，德法意英四國分別出現了社會民主黨（1874年）、社會民主工黨（1889年）、義大利社會主義黨（1892年）和工黨（1892年）等帶有強烈階級色彩的政黨。此外，共產黨和左派無政府主義政黨組織也在同時期大量湧現，階級在歐洲一時成了強勢意識形態。

　　 沈文璟：哦，您的意思是說在現代社會，由於社會結構等要素遠較前現代社會複雜和多元，所以很難豎立相對單一認同的龐大群體--階級，而"階級"在19世紀成為強勢意識形態更像是歐洲特定時期歷史發展的一個非企及後果。那在歐洲以外的國家，工業很不發達情況很不一樣的國家，"階級"為什麼在19世紀20世紀也成為了強勢意識形態呢？

　　 趙鼎新：應該說，隨著西方世界的軍事和經濟擴張，階級和民族思潮也開始向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傳播。從客觀情況來說，其實大多數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在當時所面臨的主要是民族解放問題，不少非西方國家和地區已經淪為或者正在淪為列強的殖民地，有些傳統帝國內部的族群（ethnos）在接受了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後也產生了獨立願望。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非西方世界的主要國家和地區都先後出現了民族主義政黨，如中國的國民黨、印度的國大黨、埃及的華夫托黨，等等。而現代意義上的工人在當時的非西方國家和地區中少之又少。

　　 但是，非西方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什麼還出現了階級鬥爭的策略呢。這一現象的背後有兩個原因。第一是仰視西方的心態。先前說過，18世紀中葉後歐美在軍事和經濟上全面超出了其它文明，這一暫時的優勢給了西方思想家很高的制度自信。他們製造出各種歷史進步主義理論，盲目地認為人類歷史在必然地朝著一個美好的未來發展，而且歐美領導著這一發展的潮流。講階級和階級鬥爭的馬克思主義就是當時盛行的各種進步主義史觀的一種。 既然西方處在歷史發展的"前沿"，並且西方思想家自認為已經找到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非西方世界的知識分子就有了學習西方並通過加快歷史發展進程來超越西方的意圖。

　　 第二，也是更為重要的一點，就是非西方世界知識分子的實用主義態度：不管是什麼理論和什麼方法，能救國的就是好方法。因此，在包括中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救亡"關鍵期，意識形態風向轉得非常之快，一個理論一旦被認為與救亡無濟，它馬上就會失去知識分子的青睞。

　　 也就是在這第二個層面上，我需要把分析引向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的勝利。俄國革命為非西方國家提供了一條民族救亡的新路徑。它在多個方面對中國，乃至對整個世界政黨的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

　　 就對世界政黨發展的影響來說，俄國革命有兩個關鍵性的特點。第一，俄國雖然也加入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國家行列，但俄國工人的人口比例比起英美法德等國家要少許多。沙俄的"落後"給左派政黨在理論和實踐上造成了困難。

　　 在理論上，按照馬克思的辯證唯物史觀，無產階級革命應當首先在發達國家發生，並且社會主義不可能在一國或數國首先實現；像沙俄這樣的國家需要的是資產階級革命，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於是，為了突破馬克思的理論，列寧創造了"無產階級先鋒隊"這一更接近於唯心主義的理論。在該理論的指導下，一批在布爾什維克成立時年齡大多數才二三十歲、所知甚少、卻自以為已經掌握了人類歷史發展真諦的沙俄知識青年把布爾什維克想像為"無產階級先鋒隊"，理直氣壯地拉著整個社會往共產主義大道上奮勇前進。

　　 在實踐上，為了適應在沙俄專制的政治條件下生存，一套後來被稱之為列寧主義組織原則在俄國左派中逐漸發展了起來。列寧主義組織有著極其嚴明甚至苛刻的組織紀律，如恪守組織紀律、嚴厲鎮壓叛徒、少數服從多數、地方服從中央等等。類似組織原則在前現代的秘密社會以及在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政黨中也很常見，但是布爾什維克的理論家把這些組織原則進行了系統化和理論化。可以說，十月革命的成功為世界提供了一套與西方早期政黨不同的、精英主義和前現代色彩很濃的政黨組織形態。

　　 第二，地跨歐亞的沙俄帝國自興起之初始終同時處在兩個時間性上：它既像羅馬、波斯、蒙古、清朝這樣的傳統帝國，又像英、法這樣的近代帝國。作為一個傳統帝國，沙俄與少數族裔的權貴搞精英聯盟，在少數族裔集聚地區搞間接統治。作為一個近代帝國，沙俄在少數族裔集聚地區通過教育和地方政府建構等手段推行俄羅斯化，俄羅斯化進程在19世紀有所加快。但是，就正因為同時期民族主義思潮也在沙俄少數族裔青年中廣泛傳播，俄羅斯化進程不但遇到很大阻力，而且成了許多少數族裔知識青年不滿的一個重要來源。由於沙俄時期各個少數族裔的權貴與沙皇的關係很不相同，使得具體的情況非常複雜。不過從總體上來說，沙俄的少數族裔權貴和沙皇的關係就像清朝蒙古王公貴族和清朝皇室的關係一樣，他們之間是傳統的精英聯盟關係，"民族"從來不是少數族裔權貴和不識字的農牧民的意識形態。另外，沙俄在當時的世界還算是一個軍事力量比較強大的帝國。少數族裔權貴與沙俄綁在一起搞擴張往往能拿到不少好處。所以，沙俄少數族裔知識青年想通過武裝鬥爭搞獨立的力量遠遠不夠。在這種情況下，沙俄少數族裔知識青年就把他們的民族主義情緒與當時主導西歐的階級意識形態進行了結合，把民族矛盾歸結於經濟地位不平等而導致的階級矛盾，不求民族獨立，而直接發動超越民族的共產主義革命。布爾什維克就是這麼一個由少數族裔青年主導的政黨組織，但是他卻幸運得取得了政權。

　　 布爾什維克的少數族裔主導這一特性給了非西方的共產主義革命，特別是那些共產主義革命取得成功的國家帶來了很大的影響。

　　 本來在不少非西方國家知識分子的眼裡，俄國並不是一個最為"先進"的國家。俄國在19世紀中的克里米亞戰爭中遭到慘敗，在20世紀初的日俄戰爭中波羅的海艦隊遭到全軍覆滅，在一戰中損失慘重，但卻在革命勝利後打敗了有英美法日等多國支持的白俄武裝，迅速鞏固了政權，令人刮目相看。 俄國革命的勝利為非西方國家的民族解放運動提供了一條看上去十分有效的捷徑。此后土耳其（1920年）、伊朗（1920年）、中國（1921年）、埃及（1922年）、印度（1925年）、朝鮮（1925年）等非西方國家都相續成立了共產黨，民族主義和共產主義一時成了非西方國家和地區的處於高度競爭性的兩個民族解放手段。 布爾什維克的唯心的階級想像和唯物的民族想像成了一個強勢的革命意識形態。列寧主義政黨被非西方國家的共產黨甚至是民族主義政黨廣泛採用而形成了明顯不同於西方政黨的另一類政黨組織模式。

　　 沈文璟：嗯，我們從小就聽過"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送來的不僅是意識形態，還有具體的"民族"政策。北大社會學系的馬戎教授曾多次撰文寫過中國學習前蘇聯的民族政策所帶來的問題。

　　 趙鼎新：在這個問題上，我們能很清晰地看到意識形態的消長帶來的影響。列寧去世後，斯大林推行了一系列加強少數族裔認同的"民族"政策。他提出了民族是具有共同的語言、地域、經濟基礎和文化心理素質的人群組織的共同體這一帶有顯著唯物主義特徵的定義（即所謂的斯大林民族理論），按照這一定義對各個族群進行劃分和歸併，並且為劃分後的成一定規模的"民族"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地域化的"蘇維埃共和國"。

　　 中國與沙俄的歷史條件不同，中國土地上的少數族裔與"漢人"已經互動和交融了數千年，更為重要的是，"漢人"在中國人口和共產黨領導層中都是絕對的主體。但新中國仍然按照前蘇聯的模式在國內進行了"民族識別"，把原本主觀性很強和認同感多變的族群通過"科學鑒別"固定成了客觀化了的和認同凝固的"少數民族"，並為成規模的"少數民族"建立了地域性的自治區、自治州等行政單位，制定了大量的能夠不斷加強少數族群認同的"少數民族優惠政策"。

　　 這種做法在階級意識形態處於強盛時期問題不大。但是當階級認同在世界上消退，民族主義水落石出成了強勢認同後（見我剛才講述的階級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各自特性），這種做法就成了禍害。可以說，前蘇聯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毀於它幼稚的"民族"政策，現在我們應該意識到前蘇聯的"民族"政策仍在給中國帶來無窮後患。從這個意義上說，我非常贊同馬戎教授的觀點。

　　 沈文璟：還是回到剛才的歷史階段，那麼對非西方世界政黨政治造成了巨大影響的蘇聯布爾什維克是不是在二戰後繼續增強它對於世界政治的影響呢？

　　 趙鼎新：我把二戰後到蘇聯解體這個階段定為政黨發展的第三階段，也可以稱為冷戰後的政黨發展和危機階段。二戰後世界迅速分為兩大對立的"陣營"，即所謂的"共產主義世界"和"西方世界"。這兩個陣營在意識形態、經濟和軍事上的角力決定了介於這兩個陣營之間地區的政黨發展勢態。

　　 基本情況是：1950-1960年代，如你所言，蘇聯影響巨大，西方陣營在意識形態上基本處於守勢。世界各地民族獨立運動方興未艾，並且民族運動都或多或少具有社會主義傾向。這段時間共產主義陣營到處輸出革命，而美國只能專門支持非西方國家中的右傾專制政權，以防止共產主義陣營的發展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

　　 到了1970年代，西方陣營在經濟和軍事上開始明顯領先，階級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退潮，美國不再支持右派政權，並且在意識形態上開始主動出擊，最終引發了所謂的"第三波民主浪潮"。超級大國勢力的消長型塑了世界各國政黨的發展。但是在同時期，兩個陣營內部的政黨都在按照著自己的邏輯在發展，並且出現了不同性質的"危機"。

　　 沈文璟：蘇維埃陣營從強勢轉為弱勢，出現危機可以理解，西方陣營是領先的，領先了為什麼還會出現危機呢？

　　 趙鼎新：二戰後西方政黨產生危機有很多根源，但是最為主要的就是民主在西方取得普遍成功後產生的非企及後果。絕大多數西歐國家在二戰前都實行了多黨制民主。但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外，由於大多數國家不同的政黨秉持著非常對立的意識形態，所實行的民主體制並不穩定。因為持有極端意識形態的政黨一旦上台就可能會把國家引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最為典型的例子就是德國。納粹上台前德國有三個主要政黨：社會民主黨、共產黨和國家民族社會主義黨（納粹）。這三個政黨都試圖通過民主競選上台，但是除了社會民主黨外，其它兩個政黨一旦選舉勝利都準備徹底另搞一套。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和納粹任何一個黨的選舉勝利就等同於政變成功。民主體制因此就會崩潰。

　　 二戰後，歐洲政黨的意識形態都在往中間靠。無論是共產黨、社會民主黨還是保守政黨，一旦執政後它們的政策都差得不遠，或者說誰上台對體制都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形成了所謂的"忠誠反對"，歐洲民主因此走向穩定。

　　 有大量的"民主轉型研究專家"從進步史觀和功能主義的視角出發，把教育水平、人均GDP、城市化程度等等因素作為所謂的"自變數"，試圖論證社會有從現代社會到後現代社會轉型的必然，國家也有隨之從專制國家朝著民主國家轉型的必然。

　　 我認為，西方民主的穩定與這些非歷史性的因素沒有必然關係，西方民主也不見得永遠能穩定保持下去。

　　 歐洲民主的穩定首要原因在於巨大戰爭破壞和人口屠殺後形成的經濟繁榮。二戰巨大的破壞使得歐洲經濟能在很低水平上得以重建，而重建任務則大大刺激了經濟發展。大量的精力充沛的青年男子在戰爭中死於非命，大大降低了歐洲國家人口和政治壓力。但是歐洲的人力資本卻沒有太多降低，因為教育水平比較低的男子在總體上更容易當炮灰。重建需要資金，因此美國的馬歇爾計劃是戰後歐洲經濟飛速發展的另外一個關鍵。大多數歐洲國家在19世紀末就開始建立福利國家，但直到二戰後歐洲各國的福利水平才有了普遍的大幅度提高，成了名副其實的中產階級國家。在這一新的形勢下，歐洲左右政黨的意識形態不得不向中間靠攏，民主因此走向穩定。

　　 但是在民主走向穩定的同時，政黨也蛻變成了為了選舉和執政的政治機器，而不再是為某一個意識形態而奮鬥的團體。歐洲政黨因為突然失去了意識形態依託而產生了合法性危機。

　　 美國主流政黨之間意識形態的差距在二戰前就比較小，因此二戰後政黨去意識形態化傾向給美國政黨帶來的合法性壓力也相對較小。但美國和歐洲政黨都同樣面對選戰方式和媒介的變化而帶來的黨紀鬆懈的危機。在從前，政黨的資源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來自黨費，政黨在選舉時的動員機制也主要靠各級基層組織和與該政黨意識形態相近的其它組織，因此黨費黨紀都非常重要。隨著電視政治廣告和電視出鏡率在選舉中變得越來越重要，成功的選戰越來越靠公司、利益集團和富豪的捐款。再加上政黨的去意識形態化，政黨和一些傳統組織（如左派政黨和工會，右派政黨與教會）之間的關係逐漸鬆動，而與公司和利益集團等組織的關係卻走向緊密。此外，黨員人數在持續下降，黨紀也不再像以往那樣重要。這成了西方政黨危機的另外一個來源。

　　 西方社會政黨危機的第三個來源是西方的左派政黨獨有的。法西斯在戰場上的完敗使得二戰後左派政黨一度在西歐佔有很大的市場。這些左派政黨--特別是各國的共產黨--都與前蘇聯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並且這些左派政黨在結構上都面臨著如下的緊張：他們都在為民主、自由、平等等目標奮鬥，但是他們的政黨在權力結構和文化上都有不同程度的專制傾向。應該說，這些政黨的專制傾向在二戰前還有一定功能性的意義，因為當時不少國家的政治環境比較惡劣，鎮壓隨時都很有可能發生，左派政黨需要保持紀律才能存活。但是二戰後隨著西歐各國民主走向完善，社會走向自由，左派政黨內部的專制傾向就越來越成了問題。

　　 這兒我不得不提一下赫魯曉夫在1956年的"秘密報告"。應該說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道德上一點都沒有錯。斯大林在肅反和農業集體化等許多方面的所作所為的確非常令人髮指，他的錯誤和罪行也十分有必要清算。但是，蘇共領導這種直截了當處理歷史人物和歷史問題的做法體現了俄國政治家自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以來一直具有的非常粗燥的政治感。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傳開後，東歐各國馬上就出現政治危機。特別是匈牙利的政治危機，導致了前蘇聯軍隊的入侵和近兩萬匈牙利人的傷亡。前蘇聯的垮台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於勃列日涅夫的保守、國內民族問題的日益嚴重和戈爾巴喬夫的天真，但是它的起因可以追溯到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因為前蘇聯在此後一直面臨著嚴重的合法性危機。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的保守、和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都與此有關。

　　 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影響並不局限於共產主義世界內部。簡單地來說，秘密報告給西方的左派政黨也帶來嚴重的合法性危機，造成了左派的分裂。此後，總體性意識形態（即對世界上所有的問題有著一攬子解決方案的意識形態）和具有集權傾向的政黨組織在歐美國家不再吃香，而黑人運動、和平運動、女權運動、反核運動、環境運動等單議題的社會運動則風起雲湧，西方左派運動朝著"認同感政治"的方向發展。這類社會運動看上去轟轟烈烈，在社會文化改造方面有時也很有效果，然而，力量雖強卻高度分裂的左派在面對近年來日益回歸的保守勢力和宗教勢力挑戰時就顯得十分無力。

　　 沈文璟：嗯，正是因為西方民主的領先而帶來了它的危機，聽起來有點中國思想中陰陽盛衰轉化的意思呢。那麼對於沒有採取民主體制的非西方國家或者說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的政黨而言，又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怎麼樣的政黨危機呢？

　　 趙鼎新：冷戰時期的共產主義陣營的執政黨--即共產黨--也面臨著多方面的危機。從國際政治的大局來講，共產主義陣營的政黨危機起於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但是中國在1959--1961年之間發生的大饑荒和在1966-1976年間的文革的災難性後果也給共產主義陣營政黨帶來了嚴重危機。

　　 從政黨發展角度來講，共產主義陣營的政黨危機的根源在於四組不易克服的結構性難題。第一，是意識形態的"熱"和執政需要的"冷"之間的緊張。治理好一個國家需要專家，但是專家非常容易被攻擊為"只專不紅"。治理好一個國家更需要務實，但是務實非常容易被攻擊為保守主義甚至是路線錯誤。例如，僅僅從經濟發展等方面來看，採取充分發揮市場作用的政策無疑是更有利的。但是這種強調效率的做法在中國長期以來一直被冠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帽子。在一個左派政黨執政的國家中，左的言行總是代表著政治正確，即使這種言行激進甚至荒唐（就比如有黨員幹部在今天的中國仍然大講"階級鬥爭"一樣），也至少不會出現所謂"路線錯誤"。但是，一旦出現意識形態綁架國家治理這樣的情況，一個國家就會走向災難，執政黨的合法性也會嚴重受損。如何在平衡"左"和"右"的基礎上促進社會的良性發展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

　　 第二，一個政黨一旦執政，它就必須為社會提供各式各樣的公共物品，如國防、基礎設施建設、經濟發展、教育、福利保障、治安、公正、環境治理等等。只要國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做得不好，很快便會招來不滿，以及相應的民眾對革命意識形態的不信任。革命意識形態和宗教在這一點上截然不同。誰也不能證明"天堂"和"凈土"是否真的存在，因而也就不存在由於未能嚴格兌現承諾而被追究的隱患。革命意識形態則不然，它有其特定的、具體的目標願景。因此，一旦在執政後的現實中有落實不到位之處，民眾就有可能對政黨的意識形態產生懷疑和不滿。

　　 第三，革命政黨一旦執政其性質馬上就會發生根本性的改變。革命充滿危險，需要的是犧牲精神。但是執政掌握的是權力，而且是很大的權力。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老黨員也很有可能蛻化，更不用說是新的黨員。新黨員生活和成長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入黨的目的怎麼可能與老革命家的初衷保持一致？目標替代--即一個人利用手中權力把個人的目標轉換為組織的目標--對於革命政黨來說是一個很難克服的現象，而貪污腐敗只是目標替代的具體表現之一。目標替代現象一旦嚴重，一個政黨的意識形態就會失去道德制高點。

　　 第四，作為目標替代的另一面，偏好偽裝--即在某種壓力或者利益的驅導下一個人把組織的觀點和價值觀偽裝成為自己的觀點和價值觀--也是執政的革命政黨非常難以克服的一個問題。這一社會機制的可怕就在於：權力帶來的利益越大，並且去掉偽裝後的危險越大，偏好偽裝的傾向也就越大。極端的例子就是像文革時那樣，社會已經是危機四伏，而報紙宣傳仍然是"到處鶯歌燕舞"和"形勢一片大好"。偏好偽裝會使得政黨領袖獲取不了真實信息，既做不了正確的決策，也不能及時糾正錯誤。

　　 總之，以上四個因素中，第一和第二會導致一個政黨極端化，第三會使得一個政黨失去道德制高點，而第四則會引導一個政黨犯錯誤並且堅持錯誤。

　　 沈文璟：嗯，也就是說其實在政黨成立初期爭取合法性的時候要利用意識形態這個武器，而當政黨轉化為執政黨時，卻要非常謹慎地考慮如何處理與意識形態的關係了。您所說的危機在某種層面，就是源於時移世遷卻仍抱殘守舊吧。您對冷戰時期東西方政黨發展的分析非常精彩，我很好奇冷戰結束後政黨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發展。冷戰似乎是以西方陣營的大勝而結束的，按您前面的哲學，似乎隱含著在其大勝的後面，似乎隱藏著更大的危機？

　　 趙鼎新：正如我們之前提到，進入70年代後，前蘇聯在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經濟效益和民眾的生活水平等方面開始明顯滯後於歐美國家。在蘇美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中，天平開始大幅度朝著美國傾斜。與此同時，在卡特執政期間，美國改變了此前的支持右傾保守威權國家防止共產主義陣營擴展的策略，開始在世界推動多黨民主體制。隨即，民主化運動在由美國支持下的右傾威權國家中此起彼伏，並且逐漸向共產主義世界擴散，一場"第三波民主浪潮"在世界範圍興起。前蘇聯和整個東歐共產黨陣營在這次民主浪潮中全部崩潰。如前所述，導致前蘇聯的垮台有很多原因，但是卡特後美國國家政策的轉變也在其中起到重要作用。

　　 沈文璟：嗯，亨廷頓在他的書中講述了三次民主浪潮，稱民主進程就像波浪一樣，有起伏但是向前進，同時期的福山就更高調了，直接寫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了。這一階段最強勢的意識形態就是自由民主了吧？第三階段的強勢意識形態"階級"由於各種原因已經式微，民族主義的情況如何？

　　 趙鼎新：我把第三波民主浪潮下的宗教和保守主義回潮（20世紀80年代至今）定為政黨發展的第四階段。之前說到前蘇聯解體讓美國人信心暴漲。前蘇聯強勢之時到處"輸出革命"，而此時美國則是到處"輸出民主"。兩個國家的策略其實也很像，無非就是直接軍事介入、派軍事訓練人員和給予金錢和"道義"上的支持。美國的強勢，加上每個威權國家內部的確都存在著大量的問題，使得民主化運動在世界範圍內迅速傳播。除了中國、北朝鮮、越南、古巴和寮國等少數幾個國家外，世界各國的威權國家紛紛倒台。西方政治家和學者對世界範圍的民主化前景充滿了希望，最著名的表達就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

　　 第三波民主浪潮前期，民族主義在許多國家和地區採取了自由主義的立場。大量的自由主義政黨和帶著自由主義訴求的民族主義政黨和組織在新興民主國家中湧現。但是，除了少數幾個國家外，民主轉型在大多數的原共產黨國家、中東北非國家、南亞國家、南美國家和沙哈拉沙漠以南國家都不是很成功，有的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失敗。

　　 沈文璟：第三波民主浪潮難道沒有正面影響？

　　 趙鼎新：當然有。首先，在捷克、匈牙利、波蘭等少數幾個國家多黨制民主搞得還是比較成功的。其次，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壓力下，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上的不少國家和地區的人權水平以及對不同思想和生活方式的接受程度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就總體而言，美國輸出民主也給世界帶來了政治動蕩、戰爭、種族清洗、恐怖主義和難民潮。

　　 沈文璟：您認為第三波民主轉型失敗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趙鼎新：第一，成功的民主需要首先解決國家問題，但許多國家的民主轉型過程中都伴隨著獨立運動、領土糾紛和由此引起的大規模仇殺和族群清洗；第二，成功的民主需要有一個自由容忍的文化，但是大多數轉型國家偏偏就沒有這種文化；第三，成功的民主需要一個國家中不同政黨的意識形態比較接近，但是大多數轉型國家中政黨的意識形態處於嚴重對立；第四，成功的民主還需要有一個健全的公民社會，但是許多轉型國家的社會往往由部落、黑社會、地方強人和保守宗教組織把持。"民主"運動和冠有各種新名詞的"革命"在這些國家和地區能搞得轟轟烈烈首先是因為當時大多數的威權政府確實是非常腐敗，但同時也是因為在美國輸出民主的大環境下，"民主"口號能獲取道義力量和美國在金錢和物質上的支持。

　　 沈文璟：那麼，美國民主輸出的政策給自己和西方世界帶來好處了嗎？

　　 趙鼎新：八十年代後民主在西方世界成了政治正確，使得美國政府在世界上"推廣民主"的各種做法，包括軍事干涉在國內得到極大的支持，美國兩黨民主的各種權力制衡機制在對外政策上幾乎失去了效力。美國政府因此能在阿富汗戰爭還沒有結束時就發動了第二次伊拉克戰爭，並且在許多地區挑起了內戰。但是除了加速消耗國力外，美國的"民主輸出"戰略並沒有給美國和整個西方世界帶來相應的益處。

　　 在歐洲，第三波民主浪潮所引發的難民潮改變了歐洲的人口構成，穆斯林在許多國家中成了一個比例顯著且增長最快的人群，宗教、文化和族群矛盾在歐洲越來越大，恐怖襲擊的危險也在增大。就美國而言，戰爭、輸出民主和反恐使得美國長期不能"內政優先"，結果是國內基礎建設陳舊，傳統的產業工人大量失業，民眾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貧困人口居高不下。

　　 美國社會的一個主流聲音是把傳統產業工人的失業怪罪於經濟全球化。這一觀點並非不無道理。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同時期美國的工作機會並沒有減少，只是工作的性質變了。美國傳統的產業工人在失業後得不到再就業機會還因為美國政府長期忽視再教育和再就業問題，結果是大量的高端工作被高教育的移民拿走，而低端的服務行業工作被非法移民和低教育的合法移民拿走，給美國失業工人留下機會因此才越來越少。 也許會有人認為美國的傳統產業工人不會去干那些收入較低的低端工作。這又錯了。如果大量傳統產業工人進入低端服務行業，他們就會利用手中的政治權力通過搞工會、影響地方選舉等手段把服務行業的工資不斷往上推。但是，移民特別是那些非法移民既沒有美國公民的政治權利也沒有美國公民的組織能力，他們的存在同時又大大增加了勞動力的供給，這才使得美國的許多服務行業能把工資長期壓得很低。更要命的是，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大環境下，或者說在民主、自由、人權等政治正確口號的壓力下，美國傳統產業工人面對合法和非法的移民除了憤怒之外連爭取自己利益的思想武器都找不到。他們的憤怒就是特朗普上台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特朗普的上台是第三波民主浪潮惡果在美國的總爆發，也標誌著以美國為主導的第三波民主浪潮開始退潮。當然，特朗普的當選還可以從其他很多角度來進行分析。

　　 沈文璟：您說以美國為主導的第三波民主浪潮開始退潮，如是，會對世界政黨格局有何影響？就意識形態角度而言，又意味著什麼樣的變化呢？

　　 趙鼎新：在意識形態方面，第三波民主浪潮最大的代價就是自由主義的影響在世界上全面消退。其實，除了民族主義外，啟蒙運動以來逐漸形成並在不同時期佔據主導的各種世俗意識形態在當前世界有著全方位的消退，代之而起的則是各種保守思潮和宗教的復興。隨著第三波民主浪潮的逐漸消退，第三波早期出現的自由主義政黨和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民族主義政黨也跟著消退。民族主義馬上又找到了它的新的"婆家"：在世界範圍行情普遍看漲的保守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世界政黨生態重新洗牌。

　　 在伊斯蘭教世界，我們可以看到與第三波民主浪潮反其道而行的"統一聖戰組織"和"塔利班"這些具有政黨性質的激進或極端伊斯蘭主義組織的發展，我們還能看到藉助著第三波民主浪潮而興起的各種保守政黨的發展。比如，土耳其正義與發展黨至今已經執政超過十年，印尼四個伊斯蘭政黨聯盟在2014年獲得了多達30%的選票。"阿拉伯之春"後，中東、北非分別出現了保守宗教政黨的強勢上升。如在2011年的選舉中，埃及由穆斯林兄弟會組建的自由正義黨獲得了47.2%的選票，突尼西亞的伊斯蘭復興運動黨獲取了41.5%的選票，摩洛哥的公正和發展黨獲得了27%的選票。

　　 右傾保守的民粹政黨在歐洲也有很大的復興。法國的國民陣線在2012年總統選舉中獲得了17.9% 的選票；在2001年才成立新弗拉芒聯盟目前是比利時的執政黨；丹麥人民黨自1995年成立起在國內的支持率逐年上升，並在2015年的議會選舉中獲得了21.1%的選票；奧地利自由黨在2013年奧地利國民議會的選舉中獲得了20.5%的選票。

　　 如果從意識形態多樣性的角度出發來看問題的話，這個世界在近幾百年以來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麼無聊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竟然是崇尚多樣性的自由主義惹的禍。

　　 沈文璟：崇尚多樣性的自由主義導致了自由主義的消退。類似的陰陽盛衰轉化哲學又一次出現了。但說第三次民主浪潮退潮會導致自由主義在世界上的消退，這樣的結論是否為時過早？

　　 趙鼎新：我們有必要簡單討論一下自由主義的性質。自由主義在17世紀形成後產生了許多流派，但不論怎樣，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多多少少都保留著如下的三個本質，即在政治層面上強調有限政府和權力制衡，在社會層面上強調言論結社自由，在經濟層面上強調市場經濟和自由貿易。

　　 自由主義自誕生後在這個世界上確實顯示了強勁的生命力。

　　 首先，追求自由和安全感與公正感一樣，都是人的天性。一個國家發展得越好，民眾追求自由的慾望越強。第二，自由是制約權力的有力武器。這一點對於現代國家來說尤其重要。現代國家不但事情管得越來越多，而且在各種技術的支持下管控能力也越來越強，因此也容易會越來越任性與自信。現代國家一旦出錯，後果往往會十分嚴重。第三，如果說市場是資源配置的最為有效手段，那麼自由就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或者說市場經濟這一"經濟基礎"必須要有一個比較寬鬆的"上層建築"的支撐才能良好運轉。第四，自由造就的多樣性和競爭最能刺激創造發明。自由度大的國家一般來說發明創新能力也大，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也就較強。第五，自由環境帶來的競爭和爭辯會使不同群體的利益和觀點清晰化，會促進社會輿論和認同感的多樣化，由此導致社會組織相互牽制，利益難以聚集。對於國家統治者來說，自由在一定條件下有去極端化功能。

　　 但是自由主義也有三個弱點。首先，從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惡果中可以看出，自由主義也需要平衡制約，當自由主義成了霸權意識形態時，它所產生的專制性力量也同樣是非常可怕的。第二，自由主義的思想及其相應制度可以為任何"合法"政黨包括極端的反自由主義政黨提供舞台。但是，它卻無法保證在其他政黨發展起來之後，自由主義政黨和思想不被邊緣化。這就是為什麼自由主義在西方社會主要是一種制度環境，而真正的自由主義政黨在一個國家的政黨譜系中一般不佔優勢。第三，這也是對當前社會來說最為重要的一點，在某類社會問題長期無法解決的情況下，自由的環境不但會失去它的去極端化功能，而且由於以上第二個原因的存在，很容易成為極端思潮興起的保護傘。

　　 沈文璟：嗯，您在自由主義的第五個優點中提到在一定條件下自由具有去極端化的功能，在談到自由主義的弱點時，又說它不但會失去去極端化的功能，而且還會保護極端。這聽起來，頗費思量。

　　 趙鼎新：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就民主自由制度在面對現代社會的三大類社會運動--工人運動、民族主義運動和宗教運動--時的表現作出進一步分析。

　　 如前所述，熟練工人和非熟練工人、藍領工人和白領工人之間的社會地位和工資差別巨大。同時工人內部還受到性別、年齡、族群等條件的分割。要讓差別如此巨大的人群產生同樣的階級意識是非常困難的。工人運動的緣起往往只是為了增加工資和改進工作條件。這類訴求的核心是討價還價，並不需要一個很強大的階級認同的支持，也比較容易找到妥協。從歐洲歷史上看，激烈的階級鬥爭如其說是左派知識分子的鼓動，不如說是國家一味鎮壓的後果。一旦國家給了工人結社自由和選票，工人可以建立政黨和工會與資本家進行討價還價，工人的內部馬上就會分化。因此，民主自由制度是化解工人運動的一個有力武器。

　　 民族主義運動就不同了。如前所述，民族主義既可以是一批掌握著一定資源的精英群體出於某種野心或理想而進行的建構，也可以建立在堅實的語言、宗教和文化認同的基礎之上。民族主義與任何意識形態都能結合，因此它有著機會主義或者說工具理性的一面，並且永遠政治正確。但是民族主義的核心卻是一種零和性的價值理性--一個群體一旦有了獨立訴求，這不是靠給更多的利益，或者民主權力就能解決的。比如，加拿大、英國和西班牙都是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魁北克的法裔在加拿大的地位，蘇格蘭人在英國的地位，加泰隆尼亞人在西班牙的經濟和政治地位也不可以說是不高。但是加拿大有魁北克獨立問題，英國有蘇格蘭獨立問題，西班牙有加泰隆尼亞獨立問題。面對強勁的獨立運動，成熟的自由民主國家能做到的最多也許只能是好來好散，或者說保證民族獨立運動和國家分裂過程都能以和平的方式進行，而不引發戰爭和族群清洗。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和平分離就是一個例子。但是，這類例子少之又少。是否所有的成熟自由民主國家內部的獨立運動都能以好來好散的方式解決？對於這一點我是很有疑問的。

　　 但是當自由民主在面對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這樣的零和擴張性宗教時，它更是一籌莫展了。歷史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具體情況很複雜，但總體原理就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各個社會群體都有著良好的經濟收入，並且這一國家或地區各方面社會狀況均還良好時，這類宗教的神學理論一般也會採取比較開放的形態， 但這類宗教仍然會運用它們強大的組織制度特性--包括零和擴張的動力和經常性的聚會，在自由民主體制下得以維持和發展，甚至利用自由環境來保持許多與現代精神格格不入的文化（比如懷孕女性不準墮胎）。但是，一旦當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出現嚴重問題而長期得不到解決時，或者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某一群體的經濟和政治狀況出現嚴重問題而無法得到解決時，這類宗教中的某些神學家就會對他們的宗教教義做出保守的、對自由有嚴重損害的原教旨主義解讀，並且利用自由民主提供的較為寬鬆的政治環境在問題群體中大力推廣原教旨主義宗教。這時，自由民主國家就遇到了兩難：對這類宗教採取壓制就會違背自由主義精神；但如果對這類宗教採取放任態度的話，自由民主的環境就會成為這類宗教寄生生長的最佳母體，並且當這類宗教的社會空間越加大，自由的空間就越縮小。

　　 簡而言之，自由民主是消除階級鬥爭的利器，也許能保證一個國家的分裂運動在平和的氣氛中進行，但是對於零和擴張性宗教來說，它也許只會是其寄生生長的溫床。在解決社會矛盾方面，自由主義並不總是一劑靈藥。

　　 沈文璟：哦，也就是說，自由民主會由於其所處的社會環境及所面對的意識形態對手的不同特質而呈現出不同的面相：去極端化或保護極端。在當前世界的有些地方，自由主義成為了保護極端的溫床。

　　 趙鼎新：不僅如此，我認為當代世界的主導意識形態已經從自由主義轉向保守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民族主義也開始投入保守主義和宗教原教旨主義的懷抱。這就是決定當今世界局勢和政黨發展形態的最為重要的因素。

　　 當然，歷史發展是不平衡的。就美國來說，雖然說輸出民主很難再成為政府的總體國策，但在大城市和大學中自由主義勢力還處於絕對強勢，美國的不少官員也還是第三波民主時代過來的人。特別是，美國媒體基本上是被第三波民主浪潮時代起來的一批記者佔領著。這些記者在國內與特朗普鬥爭，而在國際報道方面在一定時間內還會沿用美國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時代形成的一套思維方式和話語體系。

　　 世俗化是在近代歐洲率先開始的，也在歐洲進行得比較徹底。對於那些世俗化已經深入到社會的方方面面的歐洲國家來說，它們在面對伊斯蘭教衝擊時只能採取世俗保守主義對策，而不是宗教原教旨主義對策。這就是為什麼在第三波民主浪潮的惡果的刺激下，近年來在歐洲飛速發展的不是宗教政黨，甚至不是已經是高度世俗化了的基督教民主黨，而是世俗保守主義政黨。

　　 沈文璟：也就是說雖然自由主義作為主導意識形態在全世界範圍內消退，但在局部的歷史中，它仍然發揮著影響。那麼中國呢，中國的情況如何？

　　 趙鼎新：中國是唯一的沒有被第三波民主浪潮沖跨的威權大國。而且，自上世紀80年代末六四事件以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乃至中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關係就像是圍繞著"民主／專制"這一話語體系在進行一場拉鋸戰，中國始終在道德上處於下風，也沒有多少話語權。現在第三波民主浪潮已過，美國也許不再會為了向中國輸出民主而花大量錢財。但是，就中國大陸與台灣和香港的關係來說，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影響恐怕還要延續很長一段時間。畢竟在最近的幾十年中，自由民主一直是台獨、港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道德資源，並且他們也同時掌握著大量的物質資源。但是一般來講，在當前的世界大局下，台獨、港獨和香港民主人士的道德資源會受到嚴重侵蝕，他們的處境也會逐漸變得尷尬，並且他們很有可能在自由民主的口號下實際上變得越來越保守。當然，港台局勢究竟如何變化還要看中國大陸在新國際形勢下總體的決策及其相應的港台政策。

　　 沈文璟：請結合您對世界政黨政治及意識形態的理論及現實分析，再具體談談在這重大的歷史變遷關頭，中國應該走什麼樣的道路？

　　 趙鼎新：我最近一直思考：中國在此時應當怎麼走才能給中國廣大民眾帶來福祉，並為世界和平做出貢獻？我有以下三個想法，可供參考：

　　 第一，中國應當繼續執行鄧小平制定的務實國策。具體說就是不爭世界霸權地位，內政優先。這並不僅僅是因為中國自己就有一大堆問題有待解決，或者說美國的軍事和經濟實力仍然遠遠在中國之上--雖然這兩點都是事實。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數千年歷史留下的智慧告訴我們說爭霸是個危險的陷阱，人退我進沒有好處。

　　 遠的不說，蘇聯垮台後當時美國並非沒有有識之士提醒美國政府不要乘人之危，要避免北約過度東進，要在經濟上幫助俄國一把，但美國政府卻趁機把北約勢力推進到俄國核心利益地帶，激起了本想真誠投入西方懷抱的俄國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致使今天的俄國政府在對西方國家採取強硬態度時廣受國內民眾支持。 還有，蘇聯因為與美國爭霸而加速了其垮台，美國不但沒有汲取蘇聯的教訓，反而在全世界當起了霸主，結果處處力不從心，遭來了一大堆問題，受到了報復。

　　 第二，中國可以說是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中國經濟的成功離不開政治穩定。在一個走向開放的、新舊交替的、飛速發展的、通訊瞬時的社會中要保持政治穩定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更何況，中國在保持開放的同時還要承受第三波民主浪潮的巨大壓力。因此，中國政府長期以來為了反對"顏色革命"而採取的種種保守的，甚至是左傾保守的"維穩"對策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是可以理解的。現在，美國輸出民主對中國的壓力至少在一定時間內會有所減輕，自由民主也不再有過去的自然道德高尚感了，中國的種種保守"維穩"政策在當前似乎更具有合法性了，因此有人可能會建議今天中國應該充滿自信地沿著原有的在政治上比較保守的道路前進。因為以下原因，筆者有著完全不同的意見：（1）雖然種種"維穩"政策為中國社會政治穩定提供了保證，中國近幾十年來經濟的飛躍發展靠的是開放和思想解放，而不是政治穩定。（2）因為中國成功地抵制了第三次民主波的衝擊，那些迫使許多國家走向保守主義或宗教原教旨主義的問題在當前中國並不嚴重。中國目前正處在一個社會矛盾較小、政治相對穩定的時期，中國經濟仍然處在一個比較高的發展水平，第三次民主波的退潮使中國獲得了更大的自主性，中國因此完全有條件進行更為深入的改革開放，包括開展能解決中國政府長期程序合法性不足的政治改革和制度創新。 （3）在當前中國，市場經濟的進一步完善需要更為寬鬆的環境，經濟的進一步提升需要技術創新，也需要吸引外資和讓中國企業家有信心把大量資本留在國內。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需要的是更加的開放而不是保守。（4）美國的自由派勢力雖然因為特朗普上台而受到重創，但是他們在美國的知識界、記者、學生和城市中產階層中，或者說掌握輿論的群體中，仍然佔據著絕對的主導。對美國政治的失望和對特朗普的不滿使得他們對中國有了不同的看法。中國在此時哪怕是往開放的方向向前一步也會贏得美國和整個西方輿論的很大支持，從而大大提高中國的軟實力。這也就是你開頭提到的西方輿論對習近平總書記的好評的由來。總之，世界變了，中國在各個方面的政策也必須作出相應的調整。或者說，當外在的政治壓力減輕了後，中國應該更有信心和更自主地繼續走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而不是去趕整個世界保守主義的大潮。

　　 第三，政黨的誕生得益於世俗意識形態的產生，並且意識形態是政黨合法性的基礎。但是，正因為這一原因，政黨自其誕生之日就一直受到意識形態所累。現代政黨組織最大的軟肋就是在於它既不能務實，也不能堅持理想，因此兩面受到擠壓。 務實會使得一個政黨去意識形態化，從而削弱了該政黨存在的合法性基礎。但是一個政黨越堅持理想，該政黨就越經受不起世界主流意識形態改變而帶來的衝擊，越有可能成為野心家和小人獲取私利的工具，並且越有可能行事教條和脫離實際，因而犯的錯誤越大，錯誤的改正過程也越艱難。這就是為什麼雖然政黨從產生至今才僅僅有二百多年的歷史，但是政黨危機卻是整個世界一個一直揮之不去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須是政黨改革。當今的世界正處在一個世俗意識形態--民族主義除外--式微的時代。相應的，中國需要發展的是把政治道德作為意識形態基礎的 "道德務實政黨"，以及進行與之相應的政黨理論建設，需要與西方的零和擴張性宗教有著同一思想淵源的、認為真理就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各種進步主義意識形態作出切割。中國人的思維特長在於折衷和辯證而不是偏執，中國自古就有著與西方不同的國家社會關係理論和對政治精英的道德和績效期望；中國共產黨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建立"道德務實政黨"方面其實已經做了大量的嘗試並積累了不少經驗。如果能繼往開來，中國也許能成為世界新型政黨理論和實踐上的一個先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