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與時代的表現之詩

　　董迎春

　　詩歌是一個複數概念，這就意味著不同詩人之間的差異性、自主性，這也成就了當代詩歌不同的理念與追求。

　　作為語言藝術追求的詩歌，自然回歸「語言」這一本體，但是這個本體絕非一靜止的、標準的概念或者範疇，而是融注差異性、獨立性的審美趣味、生命意識的一種認知思維、哲學態度。當代詩歌寫作有兩個必然要建立的語言意識：一種是語言作為一種修辭格。語言詩藝技巧的運用強化文本的藝術效果，詩藝化語言與傳統的書面語、日常語並沒有絕對區分界限，隱喻、陌生化、通感、變形、超驗、超現實等語言修辭強化了主觀真實、審美化。另一種是，語言充當認知思維，追求詩歌作為認知的思想力量。語言為人類反思、尋找自我提供了一種可能，語言與思維、表達之間有著密切關聯，精神主體與語言之間既有一種對應的、對等的理據關係，也有一種彼此超越、提升的差異關係。「語言是一種很特殊的東西，它從來不會在任何地方同時全部用上，也從來沒有在任何地方見諸實物或實體。然而又使我們覺得它無時無刻不存在於我們的思想和我們每一具體的言語行為中。」（詹姆遜語）語言的思想書寫，尤其表現出深刻、獨立的品質與可能。現實客觀世界的現實性、客觀性背後則隱含著豐富的差異性、可能性，詩歌自然是對人類自我的潛意識、精神隱秘地帶的探尋與勘探，詩歌語言成為詩人的有效認知工具，有助他們認識自我、認識世界。

　　任何書寫，自然無法脫離時代，時代讓詩歌話語發出現實的詩意回聲。語言作為文化的產物，也無法剝離與時代複雜的糾纏聯繫。詩歌必須對現實發出回聲，自身也會烙上時代的印痕。從語言角度來看，詩歌作為文本為時代提供了一種更具藝術效果的深度現實，對文化、時代產生某種建構、影響功能。而作為認知思維的語言，詩意書寫提供了一種切近時代、觀照自我與世界關係的體悟可能。時代意識與鮮活的生命態度、審美意識緊密相連，不可分割。語言的隱秘地帶也是思維的隱秘地帶，走向認知思維的語言成為人類自身精神投射與時代交匯的思想景觀。

　　詩歌是一種語言本體追求的藝術，它融注了詩人的審美態度、哲學態度，它們最終以詩歌作為一種文化立場實踐了藝術的民主、友愛。「語言是存在之家」（海德格爾語）。當代詩歌的詩藝書寫，成為詩人們審美化、藝術化的文化立場，為精神家園提供鮮活、詩意的文化形式，建構詩人自我與時代。詩人及作品成為當代文化積極表現的內容與形式。詩人自身與創造的個人藝術話語有效地成為時代鏡像，折射出敏感而真實的現代心靈。每一個時代中詩人的積極書寫影響與推動著不同時代與時期國家話語建構。詩人把詩歌作為人生形式，修復、增補當代文化形式中的詩性思維。

　　20世紀80年代以來，口語化、日常化的「口語寫作」走向反諷中心主義，漸成為當代詩寫的「邏格斯」，第三代詩中以于堅、韓東、伊沙、楊黎等的口語寫作為例，他們將反諷作為主要修辭策略，表現出秩序化、中心化的寫作趨勢，遮蔽了當代詩歌寫作的豐富性、可能性。作為第三代詩的「後朦朧詩」一脈則以審美化、哲理化探索當代詩歌寫作的可能，呈現詩人與時代積極的建構關係。美國新歷史主義代表人物海登·懷特所倡導的「後現代敘事」指出了話語轉義輪迴的「反諷」，代表了修辭與文化的成熟狀態，對其轉義必然要回到隱喻、象徵的神話思維。反諷話語是一種否定性寫作，背後則滲透著強烈的「虛無主義」。這種自西方19世紀以來現代性的危機也投射於我們時代的內心深處。「後朦朧詩」中的海子、西川、王家新、張曙光等形成「知識分子寫作」傾向，體現出一種積極建構的文化姿態，他們淡化反諷，走向了隱喻、象徵的語言本體寫作。口語寫作，從本質意義來講則講究敘事性的再現性的寫作。當代詩歌寫作似乎還停留在「寫什麼」的「內容」，「拒絕隱喻」「詩到語言為止」「及物寫作」不過是詩人尚未消化、有待釐清的觀念。「如何寫」的寫作意識，重心將走向語言本體與時代融合。

　　「在貧困時代，詩人何為？」（荷爾德林語）詩歌的藝術、情懷，使得詩人們對語言有著天然修養與表現能力，他們追求語言上的張力、結構，他們通過詩藝的合理展現，強化語言修辭的文本力量。時代則作為生命外部的現實回聲，也絕非政治現實，而是人類處境中的時代與自我身份。打通主客二元的通感、變形、超驗、超現實、陌生化等表現技巧，溝通了語言與時代之間聯繫，彼此影響、各自生長，你我交融，相互依存。

　　介於語言與時代之間表現之詩，自然是對詩體自身的操守與追求，從現實中找獲積極建構的力量與信心。對語言的清醒認知、積極審視，也讓語言與時代保持某些距離與自我警惕。「人類的偉大，在於它是一座橋而不是一個目的。」（尼采語）回歸語言本體的詩藝追求，為探索漢語詩歌提供了某種可能。這種追求既是詩體自身規律與發展需要，也是審美化、藝術化的生命意識覺醒的表現。

　　德里達，把文學當成一種機制，語言本體與生命意識雙重維度的當代詩歌寫作，成為時代的有效修復、增補，成為當下文化積極建構的力量與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