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札記：你爸爸是誰？

（2011年9月23日）

一

決賽用時大幅減少至120分鐘的本屆快樂女聲選秀，使得《雲南生活新報》有時間用頭版創作本省姑娘段林希整版漫畫、高呼「段爺威武，保山瘋狂」。

只不過，在那個周五夜晚，夜班主編們恐怕還沒來得及領悟主持人何炅在電視鏡頭前最後那句「不知道何時才能再見到大家」中的感傷——次日凌晨，門戶網站的娛樂記者們從長沙傳回消息，湖南衛視新聞發言人李浩證實「因為今年快女節目超時等原因，國家廣電總局日前已經通報，停止湖南衛視2012年舉辦群眾參與的選拔類電視活動」。

這絕不是湖南衛視第一次受到主管部門的明確處罰。就在快女決賽一周前，這家以娛樂節目木秀於林的地方電視台在宣傳片中曾為台灣主持人歐弟的臉部打上馬賽克，這被民間廣泛解讀為一種類似報紙「開天窗」式的抗議，是被迫服從國家廣電總局「封殺港台藝人上內地綜藝節目」的指令。粉絲們憤憤不平的心情一直延續到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在上周三的回應：「這可能是一個誤傳。經過向有關主管部門的了解，目前台灣廣播電視從業人員參與大陸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的有關規定，沒有新的變化，還是原來的規定。」

「限娛令」不知出處，「限時令」有據可查。值此受罰時刻，支持和厭惡者涇渭分明的湖南衛視還是收穫了一些聲援和同情，尤其是在那些猜疑央視「背後搗鬼」者的心中，他們認為這種處罰有違歷史潮流、剝奪觀眾自由選擇的權利。

在另一個擁有熱門選秀節目的城市上海，《東方早報》刊出羽戈來論《湖南衛視不玩了，我們慢慢玩》：「不是不想玩，而是玩不起……如果你全盤遵守，選秀就不是選秀，而淪為某些地方的選舉，當然後者也是節目，不過那只是關起門來表演給自家人看，外人看過去，感覺還不如《還珠格格》好看呢……有關部門為什麼甘願背負荒唐之惡名，為選秀節目量身定做了從頭到腳的禁令呢，據說是因後者過於低俗。不過這些年來，我在中國，所見所聞，很多時候不知什麼是高雅，所以無從對比判斷『快樂女聲』低俗與否。只隱約聽過一句囈語：高雅是低俗者的通行證，低俗是高雅者的墓志銘。這大概是一些癔症患者在夢中的病話，必定與現實無關。」

二

另有一言亦是借用北島句式：老子是兒子的通行證，兒子是老子的墓志銘。《新周刊》在微博上用這句來評點上周日晚10點發生在溫州街頭的的一樁糾紛。

這的確是一條足以佔據所有商業門戶要聞區的上好素材：《90後富二代開賓士車撞人，囂張稱「我爸是市長」》。根據溫州各報記者們趕在截稿時限前的報道，在這個兩月前因為集體獻血幫助動車事故傷者而獲得「大愛」稱譽的浙江城市，高三學生馬文聰在江濱路東都大廈附近停車時，撞到了一家小賣店豎在門外的廣告牌，而後又將店主一歲多的小女兒打傷，還扔下了句話「我爸是市長，最多給你三百塊。」他開車準備逃離現場時，又將一位圍堵他的市民碾壓在地。

和從四面八方涌到事發地圍堵馬文聰、損毀賓士車的溫州民眾一樣，輿論很快也表現出了怒不可遏。「公然叫囂底氣何來？」、「『我爸是市長』羞辱了誰？」之類痛斥「X二代」的媒體評論應運而生，那幾張攝自現場、展現馬文聰在警車裡與警察微笑搭肩的圖片更被反覆提及。

要求權貴親屬遵守法律、哀嘆弱勢任人踐踏的論點自然是顛破不撲的真理，發表之時也總能獲得「社會良心」的讚美，只不過，這一回，論據似乎又存疑了。

周一，溫州警方發布消息，否認那個19歲少年是市長之子，稱其父實乃當地商人。根據中新社引述，鹿城區公安分局副局長徐知竑更以「造謠」形容網上所流傳之馬文聰宣稱「我爸是市長」的言論：「目前沒有人指證馬或者其女友說過『我爸是市長』的言論，對於造謠者公安機關將依法嚴處。」

不過，白岩松更傾向於使用《新聞1+1》來解剖反思這個「一點就著」的公眾情緒火藥桶，問一句《「我爸是市長」，誰在說？》央視編導們用鏡頭展示了那些怒氣衝天的媒體標題、那輛被塗上「王八蛋」字樣、而後被用利器劃傷搶走財物的賓士車，請當事人、媒體記者以及現場目擊者回憶那個群情洶湧的夜晚。

據稱痛打了兒子一頓的商人父親在鏡頭前一臉無奈，「周圍群眾一直圍堵起鬨，說是市長的兒子，哪是市長的兒子，根本不是。傳起來，傳起來，就越傳越多了，微博發的越來越多了，把車也弄得都沒用了。其實我也在現場，當然我也不能說什麼。」

而有關「微笑搭肩」的照片，記者的解釋是：「當時群眾的情緒都是擔心馬文聰被調包，群眾都要求記者、媒體甚至群眾自己拍照做一個見證，但是警方開始是不同意，因為可能擔心涉及隱私或者涉及其它方面。但是後來因為群眾情緒非常強烈，把馬文聰的手拿開，讓大家拍，讓大家拍的時候，馬文聰非常不配合，手還是拚命地捂著自己的臉，但是警方還是把他的手打開了。就是在手被打開的一瞬間，因為我很正面地對著他，感覺他很無奈地在笑。」

一位名叫鄧春雷的現場圍觀者前後矛盾的說法成為重點展示對象。央視編導們首先播放他在9月18日當晚面對媒體話筒時的證言，「鄧春雷：我聽到就是說了，『我爸是市長，我賠你三百塊錢還要怎麼樣？』。記者：你聽到的是這句話？鄧春雷：我聽到這句話，我聽剛才那個男的（馬文聰）講的。」而在三天之後的電話採訪中，這位當時非常確鑿指控馬文聰的人則全盤否認，「沒有，沒有，我當時也是聽別人講的」：「記者：您當時也是聽別人講？鄧春雷：他(馬文聰)當時沒講，他就說了一句話就是『我賠了三百塊錢，還想怎麼樣？』，就是這樣的情況。記者：當時有記者說，他採訪您的時候，您很確定說過，您聽到這句話了。鄧春雷：沒有，沒有，沒有，沒有。」

到底馬文聰有沒有說過「我爸是市長」？到底是誰親耳聽到馬文聰說過「我爸是市長」？曾於當晚採訪十多位圍觀者的《溫州晚報》記者朱承立也承認，「除了一名目擊者一再講述馬文聰講過『我爸是市長』外，連受傷小孩的媽媽劉秀英也說沒有聽到過這句話」。根據這位記者的推測，「那位目擊者之所以那麼說，也許是擔心馬文聰家裡真的有權有勢的話，而且警方或者相關部門不公開處理的話，很有可能對受傷者不利。所以我個人感覺，他們也是想傳這樣的話的時候，希望弱者能得到群眾力量的幫助，能夠讓事情更加快、更加好地解決。」

另有兩位媒體人的思考得到引述。《法制日報》浙江記者站站長陳東升感慨，「一句謠傳的『我爸是市長』，煽起了千餘民眾的憤怒，圍著警車5小時不讓走，最後把一百多萬元的賓士車也給砸了。市長是人民公敵？賓士車有罪？仇官仇富？法不責眾？是同仇敵愾還是集體無意識？為何會有『我爸是市長』的謠傳？『我終於砸賓士了』反映什麼心態？猜疑、怨氣和仇恨的蓄積蔓延，誰是贏家？是的，我們都需要慢慢地去思考這樣的答案。」《三聯生活周刊》副主編李鴻谷則針對這個財富需要重新分配的歷史階段呼籲「理性」：「每一個當事人，每一個在現場的人，他們其實在現場所看到的那些點滴的信息都是片斷的，不足以使那些圍觀的人能夠得出關於這個事件的完整的理解和完整的解釋，那麼這個時候特別有賴於像記者這樣專業人士，對這個事情做出完整的、接近事實的一個解釋和報道。這個時候我們的記者就基本上失去了基本職業操守，他們迎合的是想像，迎合的是他們跟觀眾、圍觀者是一樣的。他們也是看到片斷信息，而這個片斷的信息本身形成的其實是不真實的一個東西。」

於是，節目尾聲，白主播也嘗試從一個社會樣本案例的角度分析這句不存在的話「為什麼出現了，出現了之後為什麼真的這麼管用，一下子就把人群全部聚集起來，而且一聚集就五個多小時」：「第一，我們都希望公平、正義並且去推動，但是我們採用的方法，是不是正在跟我們不喜歡的那些人採用的是同樣的方法，甚至更過分，這樣的話情何以堪；第二，我們的富一代在創造財富、拚命打拚的時候，覺得我只要給我的孩子留下了物質，就算我盡了父親或者母親的責任了，但是我們的孩子在失去教育和某些引導的情況下，隨時會把財富變成災禍。」

三

溫州市長不姓馬，這顯然是件幸事。否則，即便警方與央視如何背書，也必定會被「陰謀論」者反向解讀，就像山西省公安廳副廳長蘇浩迄今未能走出「私生子」傳聞一樣。不過，對套用山西「特權車牌」、陪著李雙江之子「駕著寶馬去戰鬥」的蘇楠來說，倒也過了最危急的時刻，打在他身上的聚光燈已經轉移至更大牌的「X二代」身上了——江湖人稱「京城四少」。

議題興起緣於其中二少王爍、王珂之火併。說起來，要感謝時評作者五嶽散人在微博上提供了那麼確鑿的證據——來自檢察院的起訴書影印件。除了那些像是黑社會鬥毆的街頭追逐、以槍懾人、倒車撞擊情節外，兩位涉事者各自懸掛著的「特權車牌」成為網民們津津樂道的焦點話題，比如「軍AV」與「京A88」到底哪個更厲害？

雖然四少中有一位是前「國師」汪道涵之子汪雨，但畢竟現在不是九年前，媒體勇於藉此機遇嘲諷他與另三位富二代是如何依靠女明星緋聞成名，聲討這個讓人羨慕嫉妒恨的公子聯盟。人民網發表評論，呼籲追查王爍和王珂的車牌真偽以及來源；《廣州日報》由作者以李雙江之子受嚴懲為例要求執法不阿，認定種種囂張違法「恐怕也與司法仁慈寵慣有關」；《長江日報》評論員感嘆從這些二代身上「隱約讓人看到傳統時代的影子」，期望「對個體的指責更應該指向平等正義的社會建設」。搜狐專題把「京城四少」諧音成了北京方言里的「京城事兒少」，騰訊更以譚嗣同等昔日「真貴族」為例，在今日話題中發出號召：「中國社會應當共同鄙視所謂『京城四少』所代表的寡頭階層，而法律也應當以最嚴格的標準懲處其中的犯法者。只有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能拯救普通民眾對中國社會的信心，並端正人們對真善美的正確認識。」

本期《南方周末》更進一步，由這些近期風光的特種車牌調查開去，在宣布因蘇楠那塊晉O牌照而起的山西新一輪整頓公務用車行動後，引述一位交警的終極預測：「現在正在進行自查自糾的階段，估計過幾天搞個驗收就過去了，誰會主動革掉自己的特權？」

在「地溝油」風口浪尖時被人抓住「回鍋油」話柄的俏江南少當家汪小菲無睱旁顧，而在鬧市街頭被撞到奧迪車起火的王珂有冤要訴。他通過微博向身為演員的妻子劉濤致歉，「不知被哪位媒體冠了個『京城四少』的名號之後，是非就接踵而至……我的生活並非像大家想的那樣，亦請別再把那頂封建的黑帽子往我頭上戴！」

四

不論他爸爸是權，或貴，《南方都市報》都曾勇於揭發，不過，如果他自己成了「爸爸」 ，難免也要避嫌不語。

先是這份廣東暢銷報紙因為在「9.18國恥日」頭版「毫無表示」而遭遇吳法天等人網路非議，幸有次日亡羊補牢地刊出長鳴警鐘。不過，對那些緊盯南方系「帶路黨」言行的人來說，他們這時已經找到了更好的攻擊目標——《南都周刊》執行主編許慶亮的一段微博調侃。

9月18日這一天，網名為「西門不暗」的許主編在微博發帖，「918這天，中國女青年都應該用實際行動來紀念這個國恥日，對於老公男友的求歡，一概拒絕，堅決抗日……」雖然他很快刪除此條內容，但還是逃不過始終緊盯「公共知識分子賣國言行」的那些眼睛，那個著名賬號「公眾人物言行觀察」迅速為此截屏示眾，並且等到了「西門不暗」的公開道歉。

許主編也算朋友遍天下，尤其是在那些市場化媒體中，評論版中擁有更多話語權的始終是「自由派」。不過，吳法天們也有自己的媒體陣地，那就是《環球時報》及環球網。9月20日，「公眾人物言行觀察」於此署名，質問《媒體人敢用下三路調侃「九一八」反映了什麼？》，批評「對此調侃幾乎集體沉默的媒體人，他們還是這個社會的良心嗎？他們還值得我們信任託付嗎？」；再由梅雨堂分析西門不暗信奉的那種「去民族化的自由主義思想」，敬告其「還應當學會自我審視和自我反思，不要過於迷戀自己和自己的思想，從而成為自由派中的迂腐分子，喪失了先進性。」

9月22日，這份被自由派視作「民族主義大本營」的報紙再發一文，《不褻瀆抗戰史，應是中國人底線》，摘要有云：「希望中國能夠有相關立法，對於那些歪曲民族歷史、嘲諷民族獨立、褻瀆民族感情的邪惡言論，予以禁止和懲罰。我們的教育制度和教育資源，也應予以調整，把那種可能滋生、養育這種邪惡靈魂的文化毒素，從教育資源中剔除出去。」

五

《環球時報》不憚於做網路輿論市場中的「少數派」，這一點在其決定教訓駱家輝時又得到淋漓體現。

上任以來，這位美國駐華大使獲得了一個「清廉」、「親民」的公眾形象，那些對中國官場奢糜作風長期不滿的評論者們恨鐵不成鋼地看著自家公僕，如潮讚美送向這位華裔。央視主播芮成鋼提問風波甫息，《環球時報》社評周四即現——《希望駱家輝好好做「駐華大使」》。

文章開篇即言，「美國新任駐華大使駱家輝受到的關注，大大超過一個大使本應扮演的輿論角色。除了他對中美貿易和兩國其他關係的一些態度，他個人『生活秀』激起的議論更熱烈也更刺激。他乘飛機坐經濟艙，身邊沒有大量隨從，以及背雙肩包、自己用優惠券買咖啡的『平民形象』，得到部分中國媒體的追捧和稱讚……但在駱家輝身邊逐漸形成類似『狗仔隊』的報道網路，他每一個行為都被媒體包裝成美國官場『廉潔的細節』，事情就變味了。由於做報道的人國際知識匱乏，對看到的現象平添個人想像，一定要把駱家輝樹成中國官員行為的『鏡子』，一些報道的變形和失真無可避免。」

胡錫進主編曾任新華社駐外記者，他決定向民眾通報外交知識：「駱家輝身為大使，在中國本來就不該有太多警衛。拜登在北京街頭吃碗麵條的安保代價，比他在釣魚台國賓館裡享用美食要昂貴得多。中國所有駐外大使赴任時都不會有大批隨從，世界所有拜登一級的出訪者都會很樂意在出訪地有走進民間小食店的機會。把這些通通上升為美國政治的『廉潔』，這隻能說是做這些評論的輿論環境是扭曲的」。而後更是話鋒一轉，要求駱大使「應有意避免自己成為中國輿論的這面『鏡子』」：「實際上他有意無意地做了配合，或者出於他個人的偏好，或者出於美國駐華使館『新的使命』，他似乎很享受自己在中國輿論中的『廉潔秀』，儘管他最清楚，他並沒有中國互聯網上宣傳的那麼『樸素』。美國駐華大使應致力於發展中美兩國的關係，消除彼此的誤解，而不是到中國輿論的內部糾結中積極扮演什麼角色，以巧妙的方式干預中國輿論，增加中美之間新的誤解和懷疑。當美國大使成為中國輿論的『政治明星』時，他自己不強化它，或者做一些『去明星化』的努力，在外交上是恰當的。」

應該說，這份中共中央機關報子報是選對了一個「去明星化」的好時機，因為從周三晚開始，駱家輝的名字再出現在中國媒體版面上時，就已經是與中國政府宣布的「核心利益」牽連在一起了：「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張志軍已就此次美宣布對台軍售計劃於21日緊急召見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向美方提出強烈抗議」。

六

攘外，《人民日報》的方法是發表「鐘聲」評論，斥責《華盛頓的「暗算」註定沒有前途》；安內，則舊事重提國人的稅負問題。

中國人交的稅多不多，這的確不是一個新鮮話題。所以，在本期《南方周末》上，專欄作者令狐補充都「不想按捺佩服一下《人民日報》的衝動……非常讚賞炒作這個話題的手段」，因為在他眼中，「它以新瓶裝舊酒的傳播方法，有意無意賣出破綻，以求證的名義、闢謠的口吻，對普及稅務常識和增強納稅意識有所貢獻，尤其值得褒揚的，它用春秋筆法，將稅負和稅負痛苦再次拽入公眾視野，供大家用顯微鏡品評。將民意的暗涌改為明渠的做法，是勇於擔當的表現，值得高度地肯定、熱忱地鼓勵、專門地表揚「。

不過，在看到9月19日那篇《「中國稅負世界第二」說法不實》時，絕大部分納稅人不是「滿懷善意」，而是反唇相譏。因為根據中共中央機關報引述的專家說法，不僅是那個「一些媒體報道」的美國《福布斯》雜誌最近推出「稅負痛苦指數」榜單並未發布，而且「稅負榜單科學性較差，不能反映真實情況」、「以國際標準『宏觀稅負』衡量，我國稅負並不高」、「不應糾纏於稅負高低，更應關注財政支出結構是否合理」。

不過，《福布斯》中文版亦有網站，當日下午，其總編周健工即刊文回應，稱「為了在全世界各國的稅負之間尋找一個可以比較的尺度，因此對各樣本國家一視同仁地選取了各國政府通行的稅種和最高稅率……『稅負痛苦與改革指數』的觀察角度，也傳遞了納稅人對納稅負擔的實際感受」。

掐架之時，自然是一邊倒的「不信專家信《福布斯》」。《稅負是否「痛苦」要看公眾感受》、《稅負痛感不在口水中而在民生里》、《不能忽視「稅負痛苦指數」爭論背後的真問題》、《稅負之爭,會不會讓糊裡糊塗的納稅人變清醒》，連篇累牘。

此番，又是《環球時報》挺身而出，昨由社評呼籲「別把稅負對比變成輿論陷阱」：「得出中國稅負過高的結論至少是輕率的，中國媒體討論稅負的能力，和政府合理花錢的能力，同樣存在缺陷。中國是個大國，民生的歷史欠賬無所不在，在財政收入形成較大規模後，加速研究、探索合理使用它，比貿然減少它，對中國發展社會福利更積極也更穩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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