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渠寶笈：一個文氣的名字如何引爆故宮大展？

這個最堵的九月，如果你沒有聽說過《石渠寶笈》，如果你沒有在故宮一路狂奔，如果你沒有排隊六小時以上，都不好意思說自己是圈裡人。同樣的，如果你是一個恰巧來京旅遊的觀光客，甚至來之前都沒有聽過武英殿和延禧宮，但是都紛紛躍過太和殿，跟隨人潮直奔武英殿和延禧宮。在故宮九十周年的時候，這個集合了宋元明清時期的中國優秀的古代書畫的展覽，尤其是領銜展覽的《清明上河圖》，再伴隨著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的現場辦公和道歉，毫無意外的成為社會熱點事件。

「我上一次見到張擇端《清明上河圖》也還是在十年期那，當時在故宮有過一次展覽，但是並沒有全卷鋪開陳列，後來分別在香港和日本展覽過，之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清明上河圖》，即使我後來成為了故宮博物院的院長，但是為了保護文物，我也沒有權利隨便的打開去觀賞」，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也是在十年之後再次見到《清明上河圖》，更無須再說這些「宮外人」了。

而更大的一次衝突是在故宮博物院內部的工作會議上，單霽翔明確規定，即使是故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也必須與大眾一起排隊觀展，沒有所謂的「走後門」之說，單霽翔的這次「動怒」，亦是因為自9月8日開展之後的排隊大軍所「投訴」。

而當我們在一次次的討論這個京城大事兒時，一次次的質問故宮為什麼不多舉辦這樣的重量級展覽時，也許忽略了這次國寶級書畫作品背後的文化涵義，以及這些作品所被收錄的石渠寶笈，在故宮石渠寶笈大展進行到20天的時候，雅昌藝術網記者到現場近距離採訪了將近二十人，以及他們眼中的國寶級書畫和石渠寶笈。

在我們一路排隊隨機採訪的過程中，二十人的採訪對象中，其中有9位是到早就定下行程到故宮參觀的外地觀光客，11位是早起直奔武英殿看石渠寶笈展覽的在京人士，其中包括藝術界從業者(拍賣行、畫廊、收藏、藝術機構、藝術愛好者等)和非藝術界(通過新聞等途徑知道展覽的其他職業人士等)。

▲《清明上河圖》展覽現場

在9位觀光客的採訪中，皇帝的字、清明上河圖是在二十個人的採訪中出現頻率最高的兩個詞，而對於媒體中熱炒的清明上河圖是排隊的「罪魁禍首」一說，亦是展廳中的排隊效應。「進來午門的時候，就看見了一個指示牌子，好多人在排隊，一開始是以為去故宮其他宮殿參觀的排隊，後來問了才知道是去武英殿看展覽的排隊，並且是清明上河圖，就和他們一起排隊了」，來自河南的遊客王先生如此告訴我們，正當我們以為又是一個「被排隊」所累的非書畫愛好者時，所幸王先生還能說出本次展覽中的其他國寶級作品，包括《游春圖》、《五牛圖》、《洛神賦圖》等相對耳熟能詳的作品。

▲王珣《伯遠帖》參觀現場

「《石渠寶笈》真是沒有聽說過，我的第一感覺是不是一個十分文氣的展覽的名字?但是感覺還是應該是古代的一些東西，因為故宮裡面不就是皇帝的各種衣食住行用的各種東西嘛，如果說是書畫展覽的話，那應該是皇帝們寫的字，畫的畫，或者是聖旨什麼的吧」，來自山東諸城的李先生告訴記者他對於石渠寶笈的理解。河南的王先生和山東的李先生大概是代表了多數觀光客的看法，但是無論對石渠寶笈怎麼樣的理解，一點都不影響他們對於排隊看展覽的熱情。

但是在11位所謂「藝術圈兒里」人士的採訪中，讓記者感到驚訝的是，其中是5個人是常年活躍於當代藝術界，畫廊工作者、藝術媒體工作者中當代藝術口的記者等，另外的6個人則是從事於拍賣、收藏等相對傳統的書畫圈，包括當代書畫經營者、收藏者等，其中不乏有一早從周邊各地趕火車過來的書畫經營者。

「我從事的是當代畫廊的工作，但自己是美術史專業出身的，對這些傳統書畫一直很喜歡，這次的展覽也是很早就知道了，這次是特地過來排隊來看，唯獨就是最熱門的清明上河圖沒有看，旁邊的書法作品，還有五牛圖和游春圖幾乎是不需要排隊的」，在798藝術區畫廊工作的張先生告訴雅昌藝術網記者，畢業於四川美術學院的張先生同時也表示，雖然是相關專業的出身，但是相對於書畫作品，書法作品還是缺乏認知，像是王洵的《伯遠帖》等還是看不出來所謂的專業性。

▲延禧宮展廳

而對於《石渠寶笈》的認知，張先生則表示，作為美術史中清代部分的重要課題，在前兩年的通史學習過程中，在涉及到相關的收錄作品時，也會提到石渠寶笈，但是這麼些年的時間，也幾乎是把這點知識完全「還給老師」了，即使排隊進入到展廳，也是直接看看作品就過去了，更多的是被作品所震撼，石渠寶笈的附加值並沒有多少，但是對於本次展覽中的「重回石渠」和「考訂辨偽」的這兩個部分最為感興趣。

「重回石渠的部分，尤其是五牛圖幾進幾齣故宮的過程，包括老一輩修復專家的妙手回春等，特別的精彩，本來一直以為是藏在故宮的地下庫里，沒想到還有這麼曲折的過程。另外就是考訂辨偽的部分，真假的對比，雖然我們普通人不能看出來，但是在旁邊的講解中，可以從當時皇帝的避諱、年號等方方面面去看，這種需要我們再去思考的過程，通過專家的這種逐步的說明，到最後自己真的發現，哎，好像真的是這樣，這個過程我覺得是有意思的」，張先生對雅昌藝術網記者說道。

▲第二單元：「重回石渠」單元《五牛圖》

正如上述張先生的感受，故宮博物院書畫部在準備此次展覽的過程中，亦是考慮到觀眾的分層，設計了包括辨偽、藏畫地圖等在內的附加環節，在我們所看到的故宮石渠寶笈藏畫的地圖中，可以明確的看到當時皇帝(乾隆與嘉慶)在石渠寶笈初編、續編、三編等過程中，不同的體例和藏畫地點，以及其中所遵循的規律和制度(詳見雅昌藝術網頭條所推出的石渠寶笈系列觀察之一)，而在這部以皇帝意志為主要因素的皇家工具書中，我們還關心的是是誰具體執筆編撰了這些藏畫名錄?

「日理萬機的兩位皇帝之所以對《石渠寶笈》的編寫如此上心，並不奇怪。兩位皇帝親自參與著錄的審閱工作，固然有個人趣味的因素，也與《石渠寶笈》的性質有關。在古代，宮廷不僅代表皇家，也代表了官方、國家機構，兩代皇帝三次編寫的書畫著錄，絕不僅僅是皇帝私人的書畫賬薄而已。」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張震說道。

▲乾隆帝畫像

誠然，在這部皇家著作中，兩位皇帝都曾經親身參與過石渠寶笈的編撰，並且在某種程度上相當大的影響到最後的成書。其中乾隆皇帝還曾經在《養心殿晚坐》中談到了關於石渠寶笈的編撰，並且是以相當幽默和輕鬆的方式談到，翻譯成今日的白話文是：平常的事情非常多，偶爾有空去看看大臣們編輯石渠寶笈，其中看到一些自己認為不合適的地方就會告訴他們，讓他們去辯證，添加到第二次的編輯中，爭取讓石渠寶笈更加的廣泛和嚴謹，但是畢竟手頭上還有朝廷的事情，看大臣中編撰石渠寶笈也是平常的趣事而已。

▲嘉慶帝畫像

對於乾隆帝的這種說辭，也有專家提出過異議，並且詳細列舉過乾隆帝親自參與編撰石渠寶笈的過程，但是還有一群人，正是乾隆帝口中的大臣中，他們多是皇帝多親近的文學大臣，或者是當時的收藏大家，在皇帝的意志之外，這些人的審美趣味和學識涵養都直接影響到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石渠寶笈。

▲張照畫像

「先來談談石渠寶笈初編的這十位大臣，分別是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庄有恭、章嘉胡士克圖、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我個人對於他們的身份是非常感興趣的，他們和寶親王(乾隆帝)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但是遺憾的是初編的幾位並沒有留下來太多的資料，反而是參與了續編的阮元留下來了一些記錄(其他參與續編的人員為：王傑、董誥、彭元瑞、金士松、沈初、瑚圖禮、玉保、吳省蘭、阮元、那彥成;三編人員為：英和、黃鉞、姚文田、吳其彥、張鱗、顧皋、朱方增、吳信中、龍汝言、沈維鐈、胡敬)，從中我們也可以想見初編人員的篩選和工作的過程」，台北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邱士華說道。而在張震過往的研究中，也曾經對於這些「主編」有過考證，第一他認為多數人員是入職南書房的內廷翰林;第二通常這些參與的人員都入職懋勤殿。

在參與續編的阮雲的敘述中表示，在宮廷編撰石渠寶笈是一件十分愜意的事情，風和日麗的時候，早朝人散之後，幾位編撰者們聚於一起，打開窗戶通通風，斟上茶水，就可以和一起共事的大臣們品真贗、考證跋尾、看印章，做釋文等等，按照每位編輯人員所擅長的領域進行工作的劃分，編撰工作一般持續到中午，到了午時，大家則散於東華門外。而邱士華則進一步解釋了成為石渠寶笈編撰者的幾個「必要條件」以及他們必須所要具備的某些素質，此處僅以參與初編的幾位重要「主編」為例說明。

▲梁詩正畫像

「在初編的過程中，有兩個非常核心的主編，一個是張照，一個是梁詩正，兩個人的身份都非常重要，一個是當時民間重要收藏家的後代，其個人職務是刑部尚書，是初編編撰者中的領頭羊;而梁詩正則是早年間陪伴雍正帝讀書的上書房行走的官員，和寶親王的關係自然十分親密。其中張照還是負責檢視初編作品搭配的漆匣中做標識的人，可見他在整個初編過程中的重要性」，邱士華說道。

而在著名收藏鑒賞家傅申教授的考證中，梁詩正則是和乾隆皇帝最為親密的人，不僅僅是在石渠寶笈的編撰過程中，弘曆在寶親王時期和乾隆皇帝時期的一些作品還出現過梁詩正代筆的現象。「在目前所發現的寶親王的作品中的題跋中，超過九成應該是梁詩正代筆的」，邱士華補充道。乾隆皇帝晚年在懷念舊臣的詩詞中，亦提到了梁詩正和張照，並且在石渠寶笈初編的第二階段中的核心編撰者也是兩位大臣的推薦，其中包括勵宗萬、張若靄等兩位重要編撰人員。

其中勵宗萬是康熙年間的進士，後入職到翰林院，得以成為石渠寶笈初編的編撰者，其個人的很多藏品都被收錄進了石渠寶笈中，並且此人最能觀察到乾隆帝的喜愛與品位。張若靄的身份則是更加的家喻戶曉，其父為張廷玉，自小就在這些翰林中走動，耳濡目染，並且和張照之間來往頗多。另外一位重要的人物則屬董邦達，身為官員和畫家的雙重身份，在繪畫創作中頗有建樹，其個人的很多創作的作品也被收錄在石渠寶笈中，其子董誥也成為石渠寶笈續編中的重要人員之一。

▲阮元畫像

石渠寶笈續編和三編的過程中，在編撰人員的選擇中亦是遵循了收藏名家、重臣、翰林等原則，挑選出包括董誥、阮元、彭元瑞等在內的續編主要人員。嘉慶帝在三編的過程中，則是挑選了英和、黃鉞、胡敬等人。在續編的過程中，出現了更為詳盡的關於編撰過程中的記錄，就是來自於上文中所提到的阮元，作為清朝的重臣，他在奉命完成石渠寶笈續編的過程中，隨手記錄了所見，整理成《石渠隨筆》，成為我們現在所見石渠寶笈編撰過程中考證的重要資料。三編的過程中，則是官至翰林院編修的杭州人胡敬，在懋勤殿鑒別書畫的過程中，記錄每日所見，最終成《西清雜記》四卷。

「我們把這些參與編撰的人員稱之為詞臣畫家，他們自己也會有收藏。從人員總體的構成來講，《初編》和《續編》的人員中具備書畫特長的人比較多，但是《三編》中具備書畫特長的人就少了，並且在編撰的過程中，大臣和皇帝之間的共同鑒賞的活動就非常少了，尤其是到嘉慶時期，相對來講臣子之間的鑒賞類的活動比較多了」，故宮博物院書畫部研究員田藝珉對記者說道。

這部皇家巨制不僅僅是「帝王一家之言」，在乾隆帝和嘉慶帝所挑選的編撰者中，多位當時的鑒定和收藏大家，亦或是重要的畫家，他們的品味在皇帝的意志之下亦有所體現，乾隆和嘉慶作為《石渠寶笈》的總編，而他們則是《石渠寶笈》名副其實的執行總編，受當時客觀條件所限，在留下精彩的著錄作品之外，亦給觀者留下了一些關於真偽的未解之謎，這或許就是《石渠寶笈》能為雅俗共賞，既有《清明上河圖》的粉絲排隊而來，又有為奔「石渠寶笈」而來的骨灰級專業粉絲而來。

作者：王林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