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課 | 遲子建：文學的山河（上）

【作家簡介】遲子建，1964年元宵節出生於北極村——漠河。現為黑龍江省作家協會主席。1983年開始寫作，至今已發表文學作品五百餘萬字，出版有四十餘部單行本。她是三次獲得魯迅文學獎、兩次獲得冰心散文獎、一次莊重文文學獎、一次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一次茅盾文學獎的作家。遲子建在《收穫》刊發的作品眾多，獲得魯獎的《霧月牛欄》、獲得茅盾文學獎的長篇《額爾古納河右岸》等均刊發於《收穫》。近年《收穫》還刊發了她的《黃雞白酒》《鬼魅丹青》《別雅山谷的父子》等。2015年第1期《收穫》刊發遲子建的長篇《群山之巔》。以下是遲子建在2015年香港書展上的演講——文學的山河。

文學課文學的山河

◎遲子建

我今天講的主題叫「文學的山河」。主要講長篇小說，副標題是「從《額爾古納河右岸》到《群山之巔》」。我一共寫了七部長篇小說，我選擇這樣兩部長篇來回溯我的長篇的寫作歷史。

我64年出生在這樣的一個小村子：這是中國最北的小村子，在北緯53度上，與俄羅斯一岸之隔，每年有半年是冬天，很冷。所以我小時候覺得好像這個世界就是飛雪瀰漫，冬天總是過不完。就在這個地方，大自然的這種廣闊和壯麗，滋養了我的心靈。我很早的時候,冬天的時候，聽外婆她們講童話故事，在童話故事裡獲得了寫作的營養（我看到余秀華有點激動）。我正式寫作以後到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最早的一部中篇——《北極村童話》。

然後我到了北京魯迅文學院學習。那是1987年，我開始了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的寫作。長篇小說叫《樹下》，出版方也讓大家認識一下吧——郟宗培先生，上海文藝出版社的社長。沒有想到今天在這兒見到我的老朋友，但是出版的時候就是我原來的小說名字叫《樹下》，後來更名為《茫茫前程》。

因為當時責編說遲老師這個書叫《樹下》前景不妙啊，說你改一下吧。我想來想，那改什麼呢，說比較暢銷一點的名字，我就努力的想讓它往暢銷這個名字上引，想來想去我主人公七斗的命運就是那樣流離，最後改來改去還是叫《茫茫前程》。結果這也預示了我今後的長篇小說之旅，確實是茫茫前程。

之後又跟上海文藝合作了另外一個長篇叫《越過雲層的晴朗》，是寫一條狗眼裡的歲月，人情世故。又趕上非典了，整個書就沒法發行，砸在書庫里。命運真是不好。

梳理創作歷程：故土中的大歷史 大環境下的小人物

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寫的是什麼呢？大家通過我的七個章節的標題可以感覺到：「葬禮之後、在斯洛古小鎮、郵遞馬車來了、殺人犯、白卡魯山下的木屋、航行的日子、農場里」。這個是和我童年經歷的一場殺人犯有關。

一個小山村，叫永安，是距離現在我們縣城塔河比較近的一個小山村，也是百戶人家，我們家在這生活了20年。在這棟房子的左側，一道之隔是另外一戶人。那棟房住著四戶人，其中有一個是在縣城上班的派出所的，還有一個是瓦匠。在東北是需要瓦匠的，因為冬天的時候需要升火爐，那麼就是瓦匠他就可以給你幫你打打煙道等等。

突然有一天，這個配槍的，在縣城上班的人，把瓦匠和他的妻子包括他的兒子一家打死了。只有一個女孩逃脫了。因為他們共用一個院子。他打完後，子彈用光了，他想斬盡殺絕，拿著一把菜刀去追殺這個女孩。東北的房子有那個後窗戶，那個女孩子就從後窗戶逃跑。他追到那兒的時候，他砍她脖頸的時候，女孩梳著的兩條長長的柔韌的辮子救了她。刀沒有砍斷她的脖子，只砍了傷口。她從後菜園逃脫了，從此這個女孩成為一個孤女。

這是我寫作長篇小說《樹下》最初的動因，我在想這樣一個女孩未來的命運會是怎麼樣，那麼引起了整個長篇的第一部長篇的寫作的原因，跟我生活的故土，跟我生活的就是這樣的環境是有關的。

我的第二部長篇小說叫《晨鐘響徹黃昏》，這個是93年和94年的作品。這個時候我已經從魯迅文學院回到哈爾濱，這個長篇影響也不是很大，是都市題材的作品。因為喜歡我作品的讀者好像更加偏愛在這片凍土地上產生的故事，我一進入城市就是很多讀者可能是有一種不適應感，這是第二部長篇也是我的一個探索吧，這個體量是20萬字。

第三部長篇是《滿洲國》。最初發表在《鐘山》雜誌。90年我第一次訪問日本，是一個東北三省的中日友好青年的交流。在北海道，有一天有一個日本的老人，白髮蒼蒼的他走到我面前，他說你是從滿洲國來的，是嗎？因為30年代的時候，他在東北在長春，那時候在新聞社，他是一個日本記者。我有一種受到侮辱的感覺。他說提到滿洲國這個詞，因為我很小的時候，其實我的外公外婆包括我的爺爺奶奶他們都是從山東闖關東來到東北的。

我的外祖父在漠河北極村那兒，日本佔領期間還曾經在老溝金礦給日本人採過金子。這一段歷史，我從童年的時候就知曉。我覺得在「偽滿」這一段歷史裡埋藏著巨大的故事，日本人挾持儡皇帝溥儀在新京成立這個偽滿洲國，在這個故事裡，當時老百姓的生活情態是怎麼樣的。？我不喜歡從歷史教科書上讀到的，關於滿洲國的只是一個歷史的一個定義，我想用文學來解讀它，來寫人在歷史當中的這種感覺。我建立的這種寫作理念基本上是從偽滿洲國開始，小人物大歷史，在大的歷史之下，個人的命運是怎樣的。

我採用的結構是編年體。我的其他長篇大體體量是20萬字，這個長篇是比較胖，比較豐滿，但是這個豐滿未必一定是藝術上的豐滿。這個體量國內也出了多種版本，它是68萬字，最早作家出版社版的上下兩卷，已經就是很長了，也給出版造成了難度。後來台灣聯經出版社出版的繁體字板，恢復了我最初寫作的名字《滿洲國》。日本翻譯的時候也是厚厚的上下兩卷，叫《滿洲國物語》，就是滿洲國故事。當時翻譯的時候我還跟翻譯者溝通，我說你們會不會過濾掉我這裡面寫的，因為我用人性的角度來看待歷史，那麼這裡既有出賣了我們抗日聯軍的自己的內奸、叛徒，那麼也有一些厭戰的、反戰的、普通的日本士兵山口川雄。我說你如果真的尊重一部文學作品，尊重歷史的話，那麼我希望翻譯的時候不許做任何的刪節，那麼在簽出版翻譯合同的時候，那麼對方也答應了，當然我也不懂日文，翻譯出版以後我也沒有看原文，據說他翻譯的還是完全忠實於原著。

這個作品對我來講最大的挑戰說68萬字，用編年體在兩年多的時間裡營造這樣的一個長篇。除了一個智力上的考驗，還有一個是體力上的考驗。我想那個年代我還體力充沛，30多歲。而且那個時候我剛結婚，新婚狀態，人的精神也是特別飽滿，在這樣一個狀態下，就是我準備多年的這樣的一個小說題材，能夠進入筆下。我覺得在我的第三部長篇小說裡面，我把它完成得基本滿意。

第四部長篇小說是《越過雲層的晴朗》。是2000年初春開始寫。但是這個小說很不幸，寫作完第一章以後，我遭遇了人生巨大的變故，就是我愛人車禍離世。這個長篇就中斷了一段時間。但是我覺得這個長篇對我的生命和我的寫作歷程來講意義重大。是因為我在這部長篇里，我又獲得了寫作的信心，而且它幫助我渡過了無數個憂傷的長夜，也幫助我透過一隻動物的眼睛，那麼一雙單純的眼睛，看到了複雜的世態人情。

所以有一位記者，就是中華讀書報的記者丁楊，他在最近寫的一個文章叫《當閱讀遲子建成為習慣》，他裡面談到我的長篇寫作的時候，他有一句話我特別感動，他說也許《越過雲層的晴朗》不是遲子建最重要的作品，但卻是她個人最偏愛的一個作品。我覺得大家可能帶著一種憐愛之情看待這部長篇，也看待我的經歷。那時候我還不用電腦，我是用筆寫作，我覺得是我的筆是飽蘸墨水，但是我的眼是飽蘸淚水來營造的《越過雲層的晴朗》。這個小說其實我個人覺得它在藝術上達到了我要想表達的。但是很遺憾《越過雲層的晴朗》遠遠不及我以下要談到的這兩部作品的影響和發行。

談《額爾古納河右岸》：來自生命里的淵源的創作

回到今天的主題就是《額爾古納河右岸》，它是我的第五部長篇小說，也是20萬字。額爾古納河大家知道，它是中國最北的一條河流。是中俄界河，它發源是從勒拿河，上游是勒拿河——俄羅斯境內是最長的河流，在西伯利亞。我寫的是鄂溫克一個部落。如果要講鄂溫克的起源等等，包括這個部落怎麼變遷來，我覺得今天的時間是肯定不夠用，這是一個漫長的話題。總之，我寫的這個鄂溫克族，其實鄂溫克的分布在蒙古國，在俄羅斯，在中國都有廣泛的分布。在中國大概有大概兩萬人吧，主要在黑龍江，黑龍江的還有內蒙古，我寫的這個部落就是在內蒙古的呼倫貝爾，在根河這一帶。

他們是300多年前從貝加爾湖畔遷徙過來的，來到黑龍江流域。然後在大興安嶺開始生活，他們飼養著馴鹿，馴鹿叫四不像。這個馴鹿是什麼樣子，後來也做了一些有一些人考證，說我們過聖誕節的時候，就是說看到聖誕老人那個騎的我們說的那頭鹿就是馴鹿，當地人叫它四不像，因為說它似驢非驢，似馬非馬，似牛非牛，所以叫它四不像。還有人說封神演義裡面談到姜子牙他的那個座駕也是這個馴鹿，所以從神話角度是這樣的。

這個部落就是300多年前遷徙到黑龍江流域，就開始在這兒生活。要說它的淵源史學界是有爭議的。我們知道其實額爾古納河原來是中國的內陸河，不是界河，在什麼時期呢？在北原時期那個時候，就是我們的內陸河，後來中俄一系列不平等的條約，包括《中俄尼布楚條約》，我們失去了一些領土。

那麼額爾古納河其實是帶著一條傷痕記憶的河流。這支部落是從那兒遷徙過來，現在他們是兩百多人，飼養著馴鹿，他們所生活的領地是大興安嶺。我可能還要多介紹一下，我出生在大興安嶺，我所寫的這個部落也在大興安嶺生活，但是很奇怪。大興安嶺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歸屬是內蒙古，一個部分歸屬黑龍江。就是我寫完這個長篇，內蒙的作家就覺得「你黑龍江作家，幹嘛來我們這領地把我們這個寫作的素材給寫了？」實際上他們不知道，我從小就生活在這一片領地上，而且我求學的地方大興安嶺師範專科學校，它現在依然是行政上是歸黑龍江管，但是在地圖上你來看是還是內蒙的地界。我們每年有一個很奇怪的現象，黑龍江還得向內蒙交納地皮稅，我們的火車在那兒運輸，運輸煤炭木材從那兒出來，都要交一下買路錢的。

那麼也可以說，就是說我關注這個部落，是有生命和地理上的這個淵源的。

關注到這個題材是也是因為我愛人也去過那個部落。他們定居在內蒙的敖魯古雅。他在世的時候他是從漠河那兒，恩和哈達走到敖魯古雅，驅車去那兒。他回來還跟我說，他說你作為作家，真應該關注一下這個部落，他說那裡的老酋長，就是我這裡寫到的那個自述的老女人，他說你看她在山裡生活，那麼大年紀了整天還吃肉，幾乎他們很少吃青菜，就是山裡的野菜。也不吃藥，身體那麼好，也不用住在就我們這樣的房子裡面，他覺得我作為作家應該關注她。

那麼我還有一個朋友叫崔愛珍，她是小說選刊的現在在文藝報，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有一天我就突然收到她寄過我的一份報紙，這報紙上她看到一篇報道，記述這個部落的一個鄂溫克畫家，他叫柳芭。他是這個鄂溫克族的第一個大學生，考入了中央美術學院。畢業以後回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的一個出版社做編輯。他受過這樣的高等教育，畫畫得也很好，他畫油畫，也最早做了一些皮毛畫，我看過他的作品，確實帶著那種原始森林的他整個民族記憶的那些東西。但是他不適應這個城市生活，在呼倫貝爾，他就酗酒，不斷的酗酒。結婚以後後來又離婚了，那麼他就回到森林當中，回到森林當中跟著馴鹿，他們因為這個部落的要跟著馴鹿不斷的遷徙，馴鹿它喜歡吃苔蘚，在森林當中這片苔蘚吃完了它們要去下一個地方。

他在遷徙的時候，又跟不上遷徙的隊伍了。因為他從北京在那兒求學以後，又回到了呼倫貝爾，以後也是在都市生活。他不適應這種現代生活，腳力已經不行了，跟不上部族遷徙的步伐。他痛苦，不斷的從城市到部落，又從部落到城市。有的時候就為了打一個電話，又能從山林回到城市。最後他死在一條河流裡面。我去這個部落採訪的時候，採訪了柳芭的媽媽，那時候她從山上下來，腰傷在醫院裡。很多人說他是自殺的，說他喝多了，覺得生命不過如此，他找不到他心目當中理想的生活，或者是他心目當中的這個藝術，他選擇了就是自殺……我不敢提這個話題。我跟柳芭的媽媽聊天，其實比較簡短，我只是問她，我說柳芭走的那一天是什麼樣子？他的母親這樣的蒙住眼睛，她說柳芭沒有想著去死，那一天他還帶了一瓶水，可是他走了。我覺得這是一個母親所說的話。所以我在小說里，也沒有完全寫到他是自殺。他就是被生他養他的河流帶走了，帶走了他對這個民族的記憶，帶走了他的藝術，帶走了他的痛苦，也帶走了他的憂傷。

這兩個故事，這兩個人，我愛人講述的和這個我這個朋友講述的這個畫家的命運，給我了靈魂的觸動。他們大概是2000年，不是1997年是1998年，他開始下山定居，在中國來講這是一個很大的事情，他們等於就是說讓一個原始部落的人下山定居了，可以過城市的生活，遷到現在的根河，給他們建了同一格式的房屋，白屋紅頂。也給他們飼養的馴鹿建立了鹿圈，用鐵絲網圍起的這樣的鹿圈，讓他們下山生活，說這是中國已經沒有任何處於原始社會的，類似這樣的原始生活的人在山林里生活了。我們一律過上了現代生活，他們享有自來水了，有煤氣灶了。這是一個成就的表現，所以新聞媒體也開始做直播。

看電視直播那天，我是無比痛心，我覺得，這樣的一個部落下山以後他能適應現代生活嗎？我就看到用那個敞篷卡車，把這個馴鹿一頭一頭的就把它運上去。開始那天還下著小雨，就下山搬遷了。搬遷以後，我覺得不急於去採訪這個部落，一定要等到搬遷一段時間以後，你是否這個部落適應了這個現代的生活。

2003年的時候，我訪問澳大利亞一個月，我在那兒的時候有一周的時間是在達爾文。達爾文是一個就是氣候特別乾燥的地方，特別的特別的炎熱。我一到達爾文，計程車司機就說，歡迎你來到這裡，這裡是藍天藍天永遠是藍天，它就是這樣。

達爾文就是一個土著人生活的這樣的城市，我就看見政府其實也是採取了對像鄂溫克人相似的這種態度，就是給他們一些生活補貼，讓他們從他們的生活領地出來了。可是我在達爾文的街頭看到他們在賣藝，有的是在文雅的賣藝就是畫畫，畫的都是他們的圖騰、蜥蜴、蛇等等的叢林，我還買了兩張他們的畫。

我有一天乘火車回到悉尼的時候，一出站台我就看到一對土著夫妻在那兒大打出手，就是我也聽不懂他們在說些什麼，就是不停的吵架在站台上人來人往，男的提著一袋東西，軟軟的，挺像我們東北的那個豆腐渣的東西。他們吵過以後這個土著女人就蹲在一個柱子下，在那兒哭泣，男的就不停的說吃一點吧，然後說吃一點吧。

那一瞬間我聯想到這個部族的命運。假使他們沒有來到城市，沒有來到五光十色我們的世界，他們會迷失在這樣的水泥叢林里，而產生這樣深重的痛苦，產生我們看不見的這種眼淚嗎？他們的眼淚應該是對著森林傾訴的，是由自然帶給他的眼淚，而不是我們用一種現代文明附加給他的，來自一種帶著內心一種屈辱的這種眼淚。我特別的震動。回來以後我就想，是應該去看看這個敖魯古雅的鄂溫克下山定居的部落的人的狀況的時候了。

我休整了一段時間，從哈爾濱出發坐火車到達海拉爾，穿過呼倫貝爾大草原，去了達賴湖滿洲里又折回來，一直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根河。我看他們是什麼樣的生存狀況。

這也是我的故鄉，這是我一會兒應該講到，我寫作《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房子，就在這前面我是一個樓房，但是我的樓下就是這樣靠近山巒，我現在每一年寫作的時候仍然會回到這裡，這是冬天的時候，你看滿窗還是霜花，清晨炊煙裊裊。麻煩請往下看，這是我去呼倫貝爾，這是在路上，就是我去做《額爾古納河右岸》採訪的時候。再往下，這就是額爾古納河的最大支流海拉爾河，大家看看多麼的清澈，雲彩好像落下來，我今天看到你穿著白襯衫我也穿著白襯衫，我就有一種特別晴朗的感覺。可能今天香港也陰天，我們也帶來一種晴朗，你看就是雲彩很低，好像接近了草原，這是海拉爾河。

這就是鹿圈，這就是我寫的這是鄂溫克部落他們根河的鹿圈。馴鹿它們被放到這樣的一個地方。馴鹿是在山裡遷徙，中科院的院士他們研製了一種草，據說這種草能讓馴鹿來吃。可是馴鹿吃了幾天以後，接二連三的病倒。那麼鄂溫克獵民把這個馴鹿視為神鹿，他們就解放了這個馴鹿，把馴鹿從這裡放出來，又紛紛的跟著馴鹿回歸森林當中。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還發生過衝突和當地的政府，就是也有那時候他們也有獵槍，甚至那個時候有過獵槍傷人的事件。但是他們就從這裡把馴鹿解救出來了。

請再往下，這就是我到了一個鄂溫克的營地，實際上那個我找另外的一張照片試圖讓大家看，就是夜晚能看見星星的是撮羅子。用那個木柱搭起來的帳篷，圓形的尖頂的，上面就是露一個通風的口，下面是火塘。現在很多鄂溫克獵民也住在這樣的帳篷里，因為比較方便。

過去的他們住的這樣的在山裡遷徙住的房子，是用獸皮和樺樹皮圍成的。現在它是用帆布這個也是現代化進程當中現代文明侵入的一個見證。請再往下，你看我去看的時候，馴鹿已經沒有了，這裡都是懶散的山羊。我後記里寫到，成了山羊的領地，這就是他們生活的山林，他們出來就是這樣的環境，也是我自幼生長的環境，大興安嶺無邊無際的森林。當時為什麼要讓他們遷徙下山呢？有一個動因，一個是讓他過上現代文明生活，還有一個就是覺得在這個部落一個兩百多人的部落，他帶著馴鹿有幾百頭，大概六七百隻。大概分四個部落，有這些馴鹿，馴鹿因為喜食苔蘚，它會破壞植被，那麼大家覺得從生態保護的意義上，應該請它下山，從文明的角度。

其實我是這樣想的，大興安嶺實在太廣袤了，它有一個法國那麼大的領土，我們為什麼不能允許這麼大的面積上，這片原始森林當中有這樣的一群人在這兒生活呢？兩百多人。實際上鄂溫克人對自然的保護也是這樣，他們遷徙時做斜仁柱的那些松木柱，他們隨時都會帶著。而且在這樣的一個地方，我們看到的那個帳篷底下，人生活總是要產生生活垃圾的，他們的生活垃圾走的時候都要深埋，絕對不會裸露。挖一個坑，把所有的生活垃圾深埋了，然後再遷徙到下一個部落。

我這裡還帶了一個《額爾古納河右岸》我的最初版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的出版的第一個版本，這個版本是我設計的。這個你們看到這個銀色的燙銀，這就是額爾古納河，它就是這個樣子，我覺得像看到的一片碧綠的大草原上的一道閃電，落在人間的一道閃電。然後我設計了一朵花，這是在美國愛荷華寫作中心的時候，有一次我去附近的一個德國人居住的小鎮阿曼那。它那兒有一鍾特別漂亮的手帕，手帕上的這朵花我特別喜歡，然後我就把它設計到了這樣的位置，我覺得也特別像民族的一個生命之花吧。《額爾古納河右岸》就是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剛才介紹了《額爾古納河右岸》。之所以寫這個長篇小說，動因我在後記里寫到了。我在這個過程當中產生了靈魂的震撼，原因和我實地採訪了一段時間是有關係的。在那裡，有一個關鍵的主人公薩滿，妮浩薩滿，尼都薩滿。最早是尼都薩滿。薩滿是部族的醫生，他們（部族裡的人）生病不吃藥，跳神。孩子驚嚇、誰生病了，比如說像我來香港吹著冷風在房間有點微微的感冒，如果在那個部落，就要跳大神了。薩滿來給我驅除身上的這種邪氣了，當然這是濕氣。

這個薩滿很奇怪，他只要救一個孩子，就要死一個自己的孩子。在最早的時候，他就得到了神靈的預示說「你只要救一個孩子，你作為薩滿就要治病救人，你就要死去一個自己的孩子。」可是他從來沒有放棄治病救人，結果他為了救部族的人，每一次救的時候，他都有一種……怎麼講，應該叫赴湯蹈火的感覺，赴死的感覺。他要唱著神歌來為別人治病，讓別人再生的時候，就是自己的孩子祭滅之時。這太像一個人間的聖母了，這個故事深深的觸動了我。

我在這裡面寫到了薩滿的一些法律，有些人覺得，這個太魔幻了，用現代科學來講難以解釋，但是我實地採訪看到的資料確實是這樣。早期的時候薩滿給人治病的時候，他穿上神衣神褲，戴上神帽，開始跳神。他在帳篷里跳來跳去，能把那個就是幾平米——可能像這個演講台這樣的一個位置，他的神力加深以後，能都把它踩一個很大的深坑。往往就把這個孩子能救活，把病人救活……這是很難解釋的一些現象，這個薩滿的法力就是這樣。其中寫到的一些細節，包括他們的酗酒。真是這樣，鄂溫克族酗酒，平均壽命也就50歲左右，很多壯年的男人40多歲就去世了，這也是讓人覺得就是特別痛心的。我這裡還寫到一個叫拉吉米，拉吉米其實也是在我採訪當中得來的原形，因為在日偽統治時期，他們也訓練鄂溫克獵民，試圖把他們改造成士兵，因為他們通曉山裡的情況，針對蘇聯的防運，關東軍在那兒修築了工事，訓練一些鄂溫克獵民成為情報手騎馬送情報送地圖。

但是在蘇聯紅軍在45年打過來的時候，日本戰敗的時候，拉吉米的原形騎著馬送一張地圖，馬劇烈顛簸。在炮彈聲中馬又受了驚嚇狂奔，這個拉吉米這個原形他的男性睾丸就被顛碎了，所以他在山林里生活，一生沒有婚姻，沒有女人。我在那期間，（目睹）在部落旁邊帳篷旁，離那兒很近的一個撮羅子裡面，他經常喝多了酒，會哭喊。他會想拿起斧子來跟對他語言言語之間有一些隔閡的人，他會舉起斧頭，當然不會致人於死命。這種深重的痛苦也有。我在這個長篇裡面，這兩個原形其實是跟實地的這種調查有關。

寫這個長篇動機是什麼？就是我覺得我要簡短說，因為還有時間關係，那部長篇還沒講，要反思文明的進程。我們的文明是不是一定要讓大家都一樣，都來到香港，在叢林當中在霓紅燈下這樣的生活，是不是一個多元的包容的民族？在全球化進程當中，我們應該飽有他們自己——像這樣的部落，有自己的宗教有自己的文化，雖然它沒有形成文字，我們可不可以讓它成為文明的活化石，成為我們親密的朋友，成為我們人類的一個生活的見證。

我其實我是想他們的生活，真的接近天籟，有文明的一個部分。我們獲得的這些文明，我們可以有機的也去幫助他們。後來我都說，我說你可以給離你城鎮近，部落比較近的你可以安裝無線天線。有的可以收發到一些電視節目，然後現在醫藥也這麼發達，過去都有流動的赤腳醫生，也可以有醫生定期的去山上給他們定點給他們檢查身體。這個長篇就是我覺得從一條河引出了我的實地採訪，引出這樣的一個故事。我要可談的可能比較多，因為採訪過程經歷比較多。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