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的哲學精神》：什麼是道？道與科學的關係如何？（9）

韓愈作《原道》，闢佛老

什麼是道

什麼是道？這是一個簡單又複雜的問題，應該作為一個常識為世人所熟知的問題，然而現在最高明的學者也沒有解答甚至注意到這個問題。究竟什麼是道？如何在現代社會的生活語境中理解道？

有人說，科學只是揭示某一方面的知識，而道是真理。那麼所謂的真理又是什麼？中國人講道，西方人說真理，中國的道和西方的真理是一回事嗎？真理是唯一的嗎？有沒有分層？還是無界的、普適的？有科學的真理，有藝術的真理，有宗教的真理，有人文的真理，那麼道指的是哪方面的真理？現代人再不談論道了，學校也不再學習道了，難道說道的真理完全涵蓋在科學的真理之中，因而沒必要學習？還是說，道的真理被時代掩蓋了，受制於科學的真理光芒，而沒有顯露出真相？

大道隱沒，我們所面臨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幾千年的聖學學統，在現代社會中湮沒了，這是一件進步的大喜事，還是一個預示著危機的悲劇？聖學能否在科學的現代學制中找到位置？如果找到了，聖學如何在現代科學中定位？如果找不到位置，不能為現代科學所容納，那麼聖學究竟是一門怎樣的學問？

作為現代的讀書人，我們從小就學習各種學科，它們都可以在現代科學中找到位置，唯一一門講「道」的學科，只是大學專業中中國哲學或者選修課中的道家哲學等等國學或哲學課程。可以說，大學以前，沒有一門課給孩子講解什麼是道，而這個「道」字，是整個中國哲學、中華文化經典中最重要的一個字。不僅儒家六經講道求道，道家、墨家、法家、兵家、農家、陰陽家無不志於道。那麼道是什麼？道和科學的關係是怎樣的？道和我們的生活、和現代社會是什麼關係？有什麼樣的幫助和用處？我翻過一些書籍，暫沒有人直接地回答這個簡單又基本的問題，也許是他們覺得沒這個必要吧。

孔子是求道者，他說：「朝聞道，夕死可矣。」（《里仁篇》）道家老子，開篇第一個字即是道，「道可道，非常（恆）道。名可名，非常（恆）名。」墨子言道者亦多：「博乎道術」、「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尚賢」，「蓋非兼王之道也」，「今天下之君子……當兼相愛、交相利。此聖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也，不可不務為也。」《韓非子·主道》：「道者，萬物之始，是非之紀也。」可見，法家亦求道。

我們都知道，「聖王之道」、「人主之道」、「明君之道」、「君子之道」、「治國之道」、「天之道」、「用兵之道」、「孝道」等等遍見於傳統百家經典之中。細看去，我們不難發現，「道」字前面總和人相關，卻不是孤立的某客觀事物。和人相關的，最直接的是某個人的道，如「孔孟之道」、「堯舜之道」；其次是身在某種位置上的道，如「為臣之道」、「婦道」、「子道」、「人主之道」、「明君之道」等等；再次為某種關於人事的道，如「齊家之道」、「治國之道」、「修身之道」、「無為之道」、「教之道」、「用兵之道」，亦如現代的「管理之道」等等。

如果是獨立客觀的事物，比如研究微生物、地質地貌、光學現象、天體運行規律的，卻不能稱為道。微生物之道、地質之道、光學之道、天體運行之道，是不倫不類的。即，只有和人有關係的，才可能是道，客觀獨立的事物本身的學問，並不是道。即，「道」要求一種物我的統一，外在事物與人類自身的合一，一言以蔽之，道必須是天人合一的。「天人合一」看起來莊重威嚴有權威，但是太玄、太複雜，不容易為人所理解。這就是我們為什麼提出「在場」的原因。哲學非常關注存在者的問題，很少有人關心存在本身的問題，海德格爾重新提出了存在，而我國的聖賢存在和存在者問題均不關心，我們關心的問題是存在或存在者如何在場（相處）於其他存在或存在者。

前文說到，「在場」、「相處」，兩個詞，大有其妙。這個妙處就在於此。理解道，尤其是站在科學的世界觀中理解道，必須藉助這兩個詞。科學面對的對象是客觀的存在者，並將它們分門別類，同時亦將它們彼此割裂。聖學面對的對象是存在者的在場，是存在者的全部生存、生活狀態。舉例來說，科學面對的對象是生命這個有機體，聖學面對的對象就是人活著本身。就前者而言，我們可以而且應該採取客觀的態度，而就後者而言，除非我們自己活著，否則我們無法理解活著，人不能置身於外，只能置身其中。此時的人，煩、畏、愛、欲、苦、憂、喜，對科學而言，這些情緒、主觀性的東西是對研究、觀察、解釋的干擾，而對聖學而言，他們就是聖學的對象！人活著，將所有的主觀性和客觀性融為一爐。我們所提出的「在場」，就是這樣一個同時包含客觀性和主觀性的概念。

所以，對聖學而言，在場是唯一的「實體」。它不僅承擔了實體在西方哲學中的功能，而且超越了這個概念。因為「實體」的內涵指的就是某種真實的、本質的存在者。在場，指向一個存在者，卻超越了這個存在者。唯有在在場這個「概念」之中，「治」這個字的含義才能真正被理解。

我們說，《論語》是求治的真理。此時我們就明確了，當我們觀察存在者，我們求其真，這個過程是求知的；當我們體驗著在場，比如活著，我們求的是「治」！唯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道。「道」不是任何獨立客觀事物的道或知識，而是活著的、在場的人的「治」之「道」。它和真實的關係不大，而更接近於理所應當的「理」和義不容辭的「義」。

所有傳統哲學經典，談到道的，無不和人有關、和「治」字有關，概莫能外。「道」的本義是路，但是講到這一點，尚看不出什麼價值。我們必須說，「道」的本義是人走的路。所謂堯舜之道，指的就是堯舜走過的人生、治天下之路；孔孟之道，指的是孔子、孟子走過的人生和治國之路。走路或者修道，包含以下三個基本問題：為什麼這麼走，我就是這麼走的，而且走在所有人前面領路，最後我告訴大家，你們應該怎麼走，才能像我一樣走過一生。

晚周諸子，為什麼這麼走？因為天下失序、禮崩樂壞、諸侯混戰、民不聊生，所以要由亂中求治。孔子、墨子、楊朱、老子、莊子等等，都不是演說家，而是實幹家。他們對自己倡導的道毫不質疑，而且就是按照其篤信不疑的道那樣去做、那樣去活的。他們是領路人，並不執著於著書立說。那麼誰來告訴大家，大家該怎麼走呢？以《論語》為例，就是孔子的弟子以及再傳弟子，把師說、師道傳播給大家。孔子就是在這個過程中被聖化的。

因此，我們認為「道」這個字，用白話文來說，相當於活法、治法。活法相對自己而言，治法相對他人而言。因此，君子之道，就相當於君子的活法；明主之道，就相當於聖明的君主的治法；堯舜、孔孟之道，就相當於孔子、孟子的活法和治法。如果再用一個詞來修飾「活法」和「治法」的話，我們可以用高明、智慧、圓滿、完滿、最好、最高或偉大等詞。因此，我們說，道就是某某人或某某位置的高明（智慧、圓滿、完滿、最好、最高或偉大）的活法或（和）治法。其中治法，包括治人的治，也包括治事的治，比如書法、用兵、繪畫、演奏、養生等等，即所謂治事的治法。且這個「活法」也是一種治法，即自治之法、修身的治法。

下面我們來看《論語》中的「道」（道路、開導意思的「道」以及重複語句，沒有摘錄）：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先王之道」，「就有道而正焉」。（《學而篇》）

「古之道也」，「天下無道也久矣」。（《八佾篇》）

「不以其道得之」，「士志於道」，「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篇》）

「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有君子之道四焉」，「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公冶長篇》）

「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雍也篇》）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篇》）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泰伯篇》）

「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子罕篇》）

「子張問善人之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先進篇》）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顏淵篇》）

「說之不以其道，不說也。」（《子路篇》）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憲問篇》）

「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君子謀道不謀食。」「道不同，不相為謀。」「然。固相師之道也。」（《衛靈公篇》）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季氏篇》）.

「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陽貨篇》）

「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微子篇》）

「執德不弘，信道不篤」，「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君子之道，焉可誣也。」「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文武之道，未墮於地，在人。」（《子張篇》）

《論語》中言「道」，跟我們的定義無一不相符。其實，定義不重要，能自治、善於自治者，自然深通於道；知道定義，但是卻不自治，雖有目而如盲也。

科學是求知路向上的，聖學是求治路向上的。道，非知識，亦非一般的真理。道是治的真理，是人自治治人的真理，是人在場於人（而得其位）的真理。科學的真理，是事的真理，是客觀真相的真理，是存在者及其規律的真理。

依據我們對「道」的簡單而大致不錯的定義，我們知道所謂的「道」，必然隱含著由道而行的意思。有道而不行，道還是道么？「道」，《說文》釋為「所行、道也」，《爾雅》曰「行，道也」。這顯然又和科學的知識不同，知識只看是否符合事實，能否解釋現象，或者其自身是否邏輯自洽，推論嚴謹，無懈可擊。這和行動是沒有一點關係的，和人的生活怎樣也是沒有關係的。道，指的不是理論，也不是理論的真理，而是指一種生活——走在那條道路上的體驗和生活。西學東漸，人們越來越不談論、研究，遑論實踐道了。道，其實一點也不高遠。孔子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中庸》）道也分大道、小道，現在的人雖不言道，但是也都是有道的，只是小些、偏些。人，誰沒有自己的活法呢？大多數人，誰又沒有一點自己的治法呢？這些都是道。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靈公篇》）現在的人，值得憂慮的不是他們反對儒家、不喜六經，而是他們不支持任何「道」，乾脆取消了「道」，難道這不就等於放棄了「我應該怎麼活」的自由了嗎？人固然可以反儒，但不應反道。

道即是人的活法、治法，如何能反？豈能放棄？人們在市場大潮中選購商品，戲稱「剁手黨」，老子卻說五色令人目盲；從小讀書，學習的都是雷鋒、杜甫、陶淵明、愛迪生、司馬遷的事迹，教育我們要做英雄、做學問家，長大了發現這輩子能買上房子車子，娶個老婆已經很累、很了不起了，學那些做什麼！只因全社會，廢道而行，非道而言，赤裸裸全是個「利」字！

所有的「道」，都主張施行，因此都指向某種生活。道家指向一種道家超然達觀的生活，墨家指向一種墨徒仗義而行的生活，儒家指向一種「慨然有志於天下」的生活。絕此生活，而言道，是紙上學術也。我們不認為儒家、道家、墨家的生活可以直接複製到現代中國，但是我們自己的生活不應該僅僅是現代的西式的，而應該自由地創發，且這種自由須是有道的。這種有道，以尊法為前提，既要不違法、尊重人權，又要有自己的上道高行，一股擎起自己生活的力量。

從道的來源上講，人所要行的大道，何以知道是真的大道呢？為人道提供依據的，只有天道而已。《論語》中言天者，如下：

言天命：

「五十而知天命。」（《為政篇》）

「天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八佾篇》）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雎其如予何？」（《述而篇》）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篇》）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罕篇》）

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顏淵篇》）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季氏篇》）

言天有意志：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雍也篇》）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罕篇》）

「吾誰欺，欺天乎？」（《子罕篇》）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子罕篇》）

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憲問篇》）

言天有法則：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泰伯篇》）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陽貨篇》）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公冶長篇》）

其餘言「天子」、「天下」者多矣。

何謂天子？何為天下？天子將代天而治天下也。天生養萬物，於世間，便是天子治天下。「天」如上帝，亦有意志，有智慧，有無上道德，而天所以不同於上帝者，上帝是神，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天是道的源泉、始祖。上帝是全知全能的，是全真全善的，竟然全不識道！如果以道責問之，上帝究竟是怎樣的活法、怎樣治理自己和他人的，我們驚訝地發現，上帝的活法與我無關！因為上帝不是凡人。上帝不走凡人所走的路，所以上帝的道，不適用於人。人也不需要上帝之道。中國之聖人，與上帝之不同者，在於聖人沒有神跡，他即是凡人，沒有異能。

孔子的凡人跡象：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述而篇》）

可見，孔子曾有大過，小過不足算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篇》）

可見，孔子非天生神人。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

可見，孔子以眾人、凡人為師。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述而篇》）

可見，孔子不自居聖人。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述而篇》）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述而篇》）

可見，孔子喜歡聽音樂。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述而篇》）

可見，孔子也會哭，哭到傷心處，不想吃飯，吃也吃不多。

子不語：怪、力、亂、神。（《述而篇》）

可見，孔子不信、不傳神跡。

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述而篇》）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述而篇》）

可見，孔子日常用心、用力處，不外乎修德、講學、徙義、改過而已。

（《述而篇》，可謂夫子自道篇，以「我」、「吾」開頭的有很多，基本上通篇講的是孔子尋常可親處。私以為《論語》雖非每一章前後都有銜接，但編撰次序一定有心力在。）

惟聖人不言神跡，而宗教教主、徒眾多有言神跡者，我們未見到什麼神跡，所以在親見之前，從聖人之說，以神跡皆虛誕。天非神跡，卻有偉力。天化育萬物、宰制四時，以化生無窮。聖人亦當引領眾生，教化萬姓，以使人類生生不息，繁榮永昌。聖人之道，源自天道，所以聖人以百姓為師。

孔子言天，天有意志（「天厭之」），天有法則（「唯堯則之」），天與人關係緊密（謂之「天命」），這些識見唯有在「天是道之源」這句話中才能得以理解。「天厭之」，不是作為神而咒之、懲之，而是此人不道，故天厭之。天有法則，不是自然有其客觀規律，而是天有天道，人有人道。天命，不是神決定的人的命運，至於是什麼，暫不詳說。

另，孔子言道，關注點多在人事；老子言道，卻向外尋去，而極於宇宙。因此，道家的道，便多了一重宇宙創始的意思。他以人道為小，而以天道為大。天之道，是什麼樣的？老子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第七十七章）老子以天道為大而以人道為小的意思在莊子那裡發揮到極致。莊子說：「以生為附贅懸疣，以死為決痾潰癰。」（《莊子·大宗師》）「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莊子·至樂》）生死之道，人之最大事也，而彼不以為意，超然達觀。自儒家看來，他們是廢人道、舍人倫的，而彼所以廢人道、舍人倫者，在於擁抱自然、心存天地宇宙的大道。不過老子言宇宙、天道，並不脫離於人，彼之生活歸於天道，彼之言宇宙創始，亦不在於真對近現代人對宇宙起源的科學探索有興趣，老子所講是從道的角度，對宇宙起源、天地創生的解釋。前文已經說過，道和知識卻是兩物，彼此不同。道所以治也，知識所以知也。知之用，在於利與力；治之用，在於和平、太平。自治得好，自己和平；治人治得好，天下太平。這是聖學的有用。一般人看有用沒用，只是通過對個人來說，是否有利可圖、有力可恃。利與力，包含不了太平；太平其實包含了利與力。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並不是說老子真的懂得量子論和宇宙大爆炸理論，但是量子糾纏卻可以用陰陽來解釋，至少不違背陰陽，奇點其實也不是老子說的「道生一」，但是並不違背。老子的知識是很有限的，並沒有超越他所在的時代，老子的高明在於道。老子學，淵源《大易》，《易經》的奧妙就更多了。

道為什麼也有「宇宙論」？此宇宙論並非西方的宇宙在客觀上究竟是如何創始、發展的，而是宇宙本身也有個「應該」！這觀點看似驚世，其實人人皆知。我們所以驚訝，是因為我們不認為客觀事物存在應該如此，不應該如彼的問題，簡單說，即我們不相信客觀事物、宇宙會存在什麼道德論。然而宇宙確實有其「應該」、有其「道德」。宇宙的「應該」人人皆知，比如物極必反。物極必反，在老子的表達為「反者道之動」。即萬物皆有其反面，正面和反面有鬥爭，鬥爭的結果是事物向前發展。正面永遠消滅不了反面。死推動了生。（後期道家追求長生，非老子本義。）這就是宇宙「應該」遵循的「道德」。

看起來很奇怪，不是？若你覺得奇怪，不妨試著給「物極必反」一個科學的位置？試問，哪一門科學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給我們這樣的結論呢？「物極必反」，是很真實的，是真理，但是它不是科學知識，這一點顯而易見。那麼哲學呢？在哲學中，辯證法便是其位置。老子，確切地說是《周易》中的辯證法，不是樸素的辯證法，科學的辯證法並不比之高明。如果非要界定的話，那麼《周易》是道的辯證法，黑格爾、馬克思的是知識的辯證法。道的辯證法周密，用起來變化無窮，主要用於人事。科學的辯證法明確，提供的是確切無疑的關於客觀世界的基本規律。科學辯證法，的確是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也僅僅是客觀規律。因為對《易經》創造者和使用者來說，客觀規律不夠重要，以此為基礎構建的科學的世界觀體系也不夠重要，重要的是治、行——以之為生活、政治之準則來行動。

道的辯證法，即宇宙的道。「德」由道推廣出來。所以，說物極必反是宇宙的「道德」，其實並沒有那麼可怪。宇宙有道，云何宇宙無德？人與人相處，才見仁德。難道物和物不用相處嗎？天下萬物也是彼此「相處」，此物與彼物有個相互扶持的關係，彼物與此物有個相互克制的關係，這就是宇宙萬物的道和德啊！陰陽家說，萬物相生相剋，便是此義。所以我們說，先秦諸子全是一脈，皆在聖學之中。以為傳統文化惟儒家者，便自小爾，且引起內部紛爭，儒道相非，儒墨不相容，儒法不一，爭之無窮。古時惟我中華之文明爾，所以分儒墨道法，各自爭其是非，今中華諸子學、儒學皆衰，面對科學，諸子實屬於一個陣營。

萬物相生相剋，這不是典型的科學結論。但是卻是真實客觀的。尤其體現在中醫。為什麼真實客觀的規律，沒有一門科學來揭示？又非藉助「在場」不可。物極必反、相生相剋，是客觀事物彼此相處（相處即在場，在場即相處）的規律，卻不失客觀事實本身的客觀規律。反言在場者，必言道；反言是者者，必言知識。

人與人相處的德是「仁」，天下萬物相處的「德」不是「仁」，那是什麼？我們以為正是老子所說的「德」。「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宇宙的道德，即陰陽。老子說陰陽不多，說有無卻多，其實有無與陰陽相似。我們要發現萬物彼此相處的道德，總不能一樣一樣的觀察，所以老子和《易經》的早期創造者就發現了很多相對的東西。不說《易經》，只說老子，老子中相對的詞有：有無、長短、難易、高下、前後、虛實、強弱、柔弱和剛強、雄雌、黑白、寵辱、歙張、廢興、取與……先賢們發現只要列舉出相對的兩者，就可以包羅萬象。因為非有則無、非高則下、非難則易，非彼即此。研究相對者的關係，就研究了萬物。因此，「陰陽」不過是一個代表性的名稱，叫它加減、黑白、正負也可以，真正的哲學不在於此，而在於背後的哲學精神。

這種哲學精神，和科學的獨立研究事物、實事求是的精神相反相成。於今只說相反的。「陰陽」，即從事物的對立面看事物本身，亦從事物本身看事物的對立面。科學是實事求是，這裡卻是因其反而求其「是」——以反求「是」。（陰陽不求是，它預知事物的發展歷程。）由此可見，道的哲學精神特出於科學精神之外而不移。

科學的研究對象是天下的存在者及其客觀規律，道的研究「對象」是天下萬物彼此在場的應該和治法。科學是實事求是，而道是以反求「是」。科學本身不依靠人的主觀意志和實踐而成立，道卻依靠著人的主觀性，由人踐行出來。科學發達，生活的改善往往是說生活更加方便、更有效率；而道的發達，引起的生活的改善，往往是人與人之間相處的和諧、太平。（很多人嚮往的是科幻片一樣的未來，我嚮往的更接近於《論語》中的「暮春之初」。）科學要解決的問題是知的問題；道要解決的問題是治的問題。知的問題的前提，是在外客觀的好奇，進而觀察、研究；治的問題的前提，是人活著並與他者相處，因此永遠有個應該的問題，也就有個道和德的問題。

因此，科學再發達，五經不易；物質條件再好，治的問題或許一步未行哩！經者，載道也。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我初看這類話，覺得毫無所用，就像看著一堆高深莫測的數學公式和字母，心裡思忖著：這和我有什麼關係嗎？《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這句話說經就像太陽一樣光耀萬世，可以作為萬世的指導。我初看這些話，以為是古代老夫子的迂話，對80、90後來說，簡直是恍如隔世！如今才知，人生「知」、「利」、「治」的問題，猶如牛頓的三個維度：長度、數量和溫度。我們處理好一個問題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因為我們可能忽略了整整兩個維度的內容！

古代的天子富有四海，「利」的內容可以說實現了；而對自然的科學知識，卻幾乎毫無所知。很多的科學家、工程師懂得很多科學的知識和技術，但是因為沒有「治」的內容，或許和父母、姊妹、兄弟、子女的關係卻很糟糕，而且更關鍵的是即便他們的私人關係處理的很好，卻沒有治國平天下的胸懷，不過止於個人素養而已。孔子、顏回在經營商業方面，不如子貢。由此可見，科學在一個維度，而道在另一個維度。只是在這裡，我們不講維度，而講態度，進而我們講路向。

科學和道在不同的路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