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幸福指數」熱身運動

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不是中國人的大多數？在這個忙碌成癮與競爭過度的社會，「幸福」成為人們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不得的生活幻想——

國民「幸福指數」熱身運動

文/楊上喻

事實上，就在十六屆六中全會召開之前，有關國民「幸福」生活的字眼，就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亮點。在告別GDP崇拜的政績觀後，「幸福指數」 成為公眾考量政府成績的非常重要一環。

經驗告訴我們，大時代背景下的普通民眾的生活幸福與否，與時代發展的種種特徵契合，且能恰當地折射出一個社會的文明進程。而人們生活的幸福程度，能成為檢驗社會建設成果一把重要標尺；人們的幸福感受，也能成為一個社會冷暖的溫度計。

中國，你幸福嗎？

「如果你尋找幸福，就去丹麥吧。如果你想幫助最不幸福的人，那就去蒲隆地吧！」這是英國萊斯特大學心理學家懷特最近做出建議。而此前不久，他劃定出了「首份世界178個國家幸福地圖」。

懷特的幸福含義是指：你是否對你的生活大致滿意，是否對你的生活情況和生活滿意？他認為，影響幸福的主要因素包括健康、財富和受教育的程度。以此為標準的話，中國符合幸福的標準嗎？

在懷特的幸福地圖中，前三名分別是丹麥、瑞士、奧地利。中國排名第82，在全世界排名中處於中間稍微靠前的位置，幸福指數並不高。相鄰國家中，日本第90位，印度第125位，俄羅斯第167位。

《時尚健康》雜誌說，人口大國得分偏低的原因中國人自己太理解了。隨便就能說一大堆，諸如房價飛漲、空氣污染嚴重、很多人沒有信仰、傳統丟失、民族自豪感不再，男女比例不協調、人口老齡化加速，等等。同時，專家總結髮現，中國印度、印度、俄羅斯這些大國國民不幸福的最主要原因，還在於「集體認同感」非常低。

實際上，觀察一個國家的社會現狀，最直觀的方式就是去翻看這個國家的媒體在關心什麼。在「幸福」這個話題上，我們可以透過媒體熱點管窺一二。

2006年6月，《新周刊》雜誌推出專題《中國壓力報告》，稱壓力已成為一個時代的焦慮症。工作第一、生活第二的人，是這個時代的大多數。「有壓力覺得累，沒壓力覺得可怕」已經成為普遍的心理狀態。處於上行階段的社會積極分子，某種程度上也是病人。

「在突然湧現發展機遇的上行社會裡，人人力爭上遊，工作透支，競爭透支，情感透支，學業與就業難兩全，工作家庭難兩全，物質精神單豐收，顧此失彼，身心俱疲，現代化的進程沒有現代化的心理排泄渠道相匹配，造成全社會性的精神性疾病和心理失衡。」該雜誌這樣評論道。

「老牌資本主義國家300年的焦慮壓縮在我們這30年內承受！」這是《新周刊》拋下的一句重話，某種程度上，也道出了中國發展速度的尷尬。

伴隨著中國高速發展而來的，是生存壓力、工作壓力、心理壓力，由此導致一系列體質問題、心理問題、健身問題、減壓問題等等。年輕上班族工作忙、亂、累，中高層企業主管身體危機過早顯現，過勞、透支、疾病，成為國人生活與健康的重大威脅。

在這個忙碌成癮與競爭過度的社會，「幸福」成為人們渴望已久，而又苦苦追求不得的生活幻想。

「幸福指數」熱身

幸福學說理論認為，幸福是人們對生活滿意程度的一種主觀感受，從本質上說來是看不見摸不著的。為了方便，相關專家、學者，以及政府部門從統計學的角度，推出了「幸福指數」，它是衡量這種感受的主觀指標，簡單說來，就是幸福感。

「幸福指數」屬於一種綜合考量指標。不久的將來，在國家統計局的課題研究中，將有若干個指標，比如人們的收入、生活水平、健康水平、人際關係、成就感，安全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根據這些問卷進行統計調查，從而綜合計算得出一個人、一個地區人民的幸福指數。

但是，看上去很乾巴巴的統計數據，到底怎樣才能反映出人們的幸福感呢？

按四川省統計局副局長、總統計師胡品生的說法，於一座城市的居民而言，在評價城市的建設成效時，不管是切實可見的修路造橋，還是不可見只可感的教育醫療、城市治安等，最終都要歸結到一個問題上：居民生活是不是變得更加幸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相比於其他各種統計數據，城市居民的幸福感指數能更鮮活地反映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發展的成就與不足。因此，幸福指數統計，可以看作是對社會和諧程度的綜合考量。

自2003年中國掀起告別GDP崇拜的風潮以來，中國政府與學者，在對官員政績的考量上開始了多元化的探討。而「幸福感」作為衡量地方社會和諧與否的一個重要指標，也就擺上了很多地方政府官員的議事日程。

2005年初，深圳市提出了建設「和諧深圳」、「效益深圳」的目標，並制定出該市的「和諧深圳評價體系」，囊括社會發展、社會公平、社會保障、社會關愛、社會安全、生態文明等6大指標。

2005年 4月，由上海市政治文明辦牽頭，聯合徐匯區政府，組織有關專家和實際工作者，著手研製上海「和諧社區指數」。2006年2月，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設委員會辦公室牽頭制定研製的「和諧社區指數」，並在徐匯區康健、湖南、田林、徐家匯等社區測試，據稱，已成功。

2006年7月，北京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開展了一次題為「北京市國民幸福感」的調查。調查問卷包括以下內容：收入水平及其滿意度；健康狀況及其滿意度；社會秩序、社會公平；對家庭的認同、和睦程度以及人際關係及滿意度；工作狀況及職業滿意度；期望和信心；歸屬感和幸福的綜合評價。

2006年9月20日，中國城市論壇2006年北京峰會召開。由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發布的國內首部《中國城市生活質量報告No.1》中，也出現了一個新的指標，即「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該報告顛覆了傳統的城市發展理念，展現了以生活質量為核心的和諧城市新格局，引起了城市學界極大的關注和反響。

「幸福指數」、「和諧指數」、「中國城市生活質量指數」等的新的社會和諧程度考量方式的不斷湧現，是地方政府以及公眾對中國中央政府執政口號的一種回應。儘管，這些統計方式可能還存在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已漸能讓人看到「幸福」考量的端倪與趨向。

社會保障的「幸福地基」

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早已告別吃大鍋飯的時代，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經營與打拚中，有人上升為富人群體，有人從農村進入城市，變身為城市居民，同時，也有人長期處於貧困狀態。市場經濟本身並不反對階層分化，它遵循多勞多得的收入分配原則，收入多與少跟個體的知識與智慧匹配。

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個決策本身並不存在問題，因為，只有多勞多得的收入分配形式，才能真正激發一個國家的人們創造力，也才能讓人民積極上進、安居樂業。相關研究也表明，人們的幸福感並不是隨著收入的增加而增強，人們需要的是公平，需要的是社會收入分配的正常調節。社會保障制度的基本意義也在於此。

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公報全面闡述「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念與目標後，新華社對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的一個解讀是，中國將加大力度關注低收入人群和貧困者未來。

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此前曾說，應該把解決當前的突出問題，與建立長效機制結合起來。

社會保障，是人民群眾尤其是貧困階層的生活最後底線。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日前發布的公告稱，接下來，中國將在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險的覆蓋範圍，加強基金的征繳和管理，以及推進社會保障法制建設等方面做出深化改革部署。

參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發布的多項公告發現，在統籌城鄉社會保障制度方面，農民工的工傷保險、農民工的大病醫療保險，以及農民工的養老保險等方面，將成為政府的關注焦點。在被征地農民就業培訓和社會保障工作方面，將在有條件的地方逐步探索建立農村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據稱，針對城鎮居民缺乏基本醫療保障的突出問題，在繼續鞏固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同時，將逐步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城鎮居民醫療保障制度。在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方面，重點是進一步擴大做實養老保險個人賬戶的試點範圍，為應對人口老齡化高峰，建立正常的養老金調整機制，推進機關和事業單位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

此外，《社會保險法》、《基本養老保險條例》和《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也將成為相關部門的接下來的案頭的重要研究對象。

然而在一個缺乏公平、透明的社會，社會保障問題，最終是不是依然幾家歡樂幾家愁？

社改的溫度計

觀諸中國轉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體制改革的曲線，社會改革層面尤其引為人矚目，而2003年則被認為是一個重大拐點。

三年前爆發的SARS危機，可以說是一個災難契機。之後，包括胡溫高層在內的中國社會各界，都不同程度地開始反思中國社會建設與發展舉措，告別單純的GDP政績觀的呼聲，也在這個時候被迅速放大。

此間，新華社主辦的《瞭望》周刊載文稱，GDP並不是一個衡量經濟福利狀況的完美指標，對美好生活作出貢獻的某些東西，並沒有包括在GDP之中。供奉神壇多年的GDP風向標，也在這個時候開始發生改變。

鑒於此，在中國體制改革的種種層面上，社會體制改革也為被學者和媒體作為社會和諧的觀察要點。

知名記者和時勢觀察家章敬平曾評論說，SARS不僅考驗了新一屆中國領導人經風雨的能力，但同時也警示政府：經濟改革所面臨的任務已不可能僅僅在經濟領域解決。

改革走向深水區的中國，貧富差距背景下的中國，民眾生活水準參差不齊。持續不斷的大學擴招令就業形勢空前嚴峻，連續幾年的下崗分流讓再就業成為難題，只見漲不見降的虛高房價使得人們「望房興嘆」，而昂貴的醫療費用，更是使得普通民眾看不起病，生命健康嚴重缺乏安全感。凡此種種，都構成了人民追求幸福的重重障礙。

伴隨著社會轉型的需要，中國民眾當然有理由要求政府，能夠為他們提供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產品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服務。當屆中央高層雖不曾以「幸福建設」為口號，但「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至少從一個政治高度給社會體制改革提供了「幸福」的理論支撐。

但是，一個與經濟轉型、社會轉型相適應的，致力於提高人們「幸福指數」的現代政府，輪廓必須更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