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伯希和與中國近代學術界

【原載】 《國學與漢學》晚清以來，中國學術經歷一大變局，其要在與世界的交流日益緊密。如果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學東漸，中國固有學問方面，尤其是易與西學相對應的文史哲等人文學科，對流的傾向更為明顯。本世紀前半期，巴黎被譽為"無可爭議的西方漢學之都"，繼導師沙畹之後對建立巴黎漢學派正統有重要貢獻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舉世公認的漢學泰斗。有人說："他不但是法國的第一流漢學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國學專家的祖師爺。""沒有他，漢學將象是一個失去父母的孤兒一樣。"伯希和與為數眾多的中國幾代主流學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紀前半葉國際漢學正統與中國國學主流的相互交匯，不僅推動歐美漢學界加深了解認識中國學術文化及學者，更重要的是對中國本土的學術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有人論及"百年來影響我國的六十洋客"，將伯氏列於"七位華風西被的漢學家"的第二位（其餘依時序為英國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漢（K.B.Karlgren），美國的佛里爾（C.L.Freer）、葛思德（G.M.Gest），英國的李約瑟（N.J.Needham），荷蘭的高羅佩（R.H.Gulik））。而以學術造詣論，伯希和無疑位居首席。然而，因伯氏風格與時尚暌隔，對此一大要案，以訛傳訛之處不在少數。如關於伯氏與中國學術大師陳寅恪的關係，早年陳應聘清華，該校報導稱其"在巴黎與伯希和、萊維（Sylvain Levi）諸大學者相從問學，極為熟稔"；壯歲受聘牛津，則有"歐美任何漢學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沙畹（E.Chavannes）等極少數人外，鮮有能聽得懂陳寅恪先生之講者"的傳聞；晚年移席嶺南，更變成"西洋漢學家伯希和等曾從陳先生學中國史"。全面了解伯希和與中國學者的關係，可以深入認識近代中國學術承先啟後的淵源流派，區分變化發展的軌跡路徑，進而把握未來走向的大道與歧途。 　　第一節 敦煌劫寶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國人扮演過極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張元濟在伯希和親臨的法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贈受典禮上講道："在這中西文化溝通的過程中，雖然有各國學者做我們的中介，但我們可以斷言，此種工作要以法國耶酥會的學者和現代法國的漢學家為最有功。"關於法國漢學，傅斯年曾經介紹："說到中國學在中國以外之情形，當然要以巴黎學派為正統。""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個人物的貢獻，建設出來中國學上之巴黎學派。這三個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as Julien），此君之翻譯《大唐西域記》及其對於漢語等之貢獻，在同時及後人是有絕大影響的。其後一位是沙畹，中國學在西洋之演進，到沙畹君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其譯諸史外國傳，今日在中國已生影響。最後一位，同時是更偉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們誠不可以中國學之範圍概括伯先生，因為他在中亞各語學無不精絕。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歐美公認之中國學領袖，其影響遍及歐美日本，今且及於中國。"此言反映了當時學術界的共識。然而，歷史常常捉弄人，伯希和與中國學者交往，開始卻並非友誼佳話，而是以讓炎黃子孫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盜寶為開端。 　　伯希和與中國結緣，由來已久。他1878年生於巴黎，先入巴黎大學修英語（一說曾入政治學校），後轉到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專攻東方各國語文歷史。導師沙畹是那一時代的漢學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4）、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和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 ，1894－1979）後來也都成為漢學大家。伯氏1899年被選為印度支那古迹調查會寄宿生，該會創建於1898年，次年改稱法蘭西遠東學校。1900-1903年間，伯希和三次受該校派遣前往中國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並與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後人等有所接觸。1901年，年僅22歲的伯希和受聘為遠東學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個東南亞歷史地理的同時，潛心漢籍目錄版本的檢討，開始嘗試使用歷史語音學的比較考證法來研究用漢語轉寫的外國人名地名，並關注中國的外來宗教和異教派別，以後又鑽研中國佛教的起源與道教的關係，由此注意到中國與印度、西域的聯繫。其成果很快為漢學界所矚目。 　　19世紀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漸轉移到中亞和遠東，而中國的西北地區首當其衝地成為國際競爭的主要場所。在眾多的重要發現之中，敦煌文書的問世尤為中外學者所重視。但這一無價之寶先後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嘆為"吾國學術之傷心史"。而伯希和正是這一國際大劫掠中的要角。他於1906年受法國金石和古文字科學院及亞細亞學會之託，率考察團前往中亞探險，憑藉流利的漢語和豐富的中國歷史文化知識，1908年春，在敦煌低價選購了密窟文書中的大量精品，運回法國。此舉使之聲名大噪，對於奠定其在國際漢學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國最高學府法蘭西學院特設中亞歷史考古學講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寶的伯希和雖然不像斯坦因那樣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訴中國學者。他對於自己的意外收穫顯然不敢掉以輕心，取道蘭州、西安、鄭州，於1908年10月5日抵達北京，在此將大部分獲得品送往巴黎，然後南下上海、無錫，拍攝兩江總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書畫百餘種，12月中旬返回河內。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來華為巴黎國家圖書館購書，經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達北京。本來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將得寶之事告知中國學者，正當其完成購書使命，準備啟程歸國之際，"敦煌得寶之風聲藉藉傳播，端制軍聞之扼腕，擬購回一部分。不允，則諄囑他日以精印本寄與，且曰：此中國考據學上一生死問題也。"並影照了伯氏攜帶的《沙州圖經》殘卷。端方雖因鎮壓保路運動而死，卻是滿族大員中少有的立憲派，政治上不無開明傾向。學術文化方面，他和榮慶、那桐並稱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詩文，好金石書畫，著有《齋吉金錄》，幕下招納了不少文人學士。日本學者稱之為"中國考古學的管理者"未免過當，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聞，當與裴景福有關。裴為安徽霍丘人，光緒十二年進士，歷任廣東番禺、南海等縣令，工詩詞，精鑒藏，後被岑春煊彈劾，謫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寶前夕，識之於迪化，知裴氏曾獲睹千佛洞所藏畫軸。這是中國學術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寶外流的信息，並充分認識其重要價值。 　　伯希和至北京時，"行篋尚存秘籍數種"，"北京士大夫中學者，於古典具趣味者談談造訪，見此齎來之珍品，無不驚者。"首先知悉者為與端方、繆荃孫等關係甚密的董康，經他介紹，羅振玉攜王國維等趕赴伯氏下榻處拜訪參觀，"與同人醵貲影印八種，傳抄一種，並擬與商，盡照其已攜歸巴黎者"。此事在京師學術界引起小小轟動，"索觀者絡繹不絕"。王仁俊"齎油素，握鉛槧，懷餅就鈔者四日，復讀其歸國報告書一冊，乃擇要甄錄，凡關係歷史地理宗教文學者，詳加考訂，……其書卷雕本之已寄法國者，伯君許郵印本"，輯成《敦煌石室真跡錄》七輯。蔣黻亦懷槧就鈔者二日，成《沙洲文錄》一卷。9月4日，京師學者在六國飯店設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學部侍郎寶熙、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經科監督柯劭、侍讀學士惲毓鼎、學部參事官江瀚、京師大學堂教習王仁俊、國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蔣黻、吳寅臣等。羅振玉因病缺席。席間惲毓鼎舉杯致詞，"略云：如許遺文失而復得，凡在學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歸後擇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還中國。"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雖為法國政府所得有，然學問應為天地公器，其希望攝影騰寫者，自可照辦。"京師乃人文重地，上述諸人，除有關機構的官僚外，多為經史小學名家，尤其是羅振玉與王國維，可謂中國學術由傳統而現代承上啟下的擔綱者。羅氏不僅在刊刻各種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學術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學的結束成就之人。通過伯氏，他們不僅獲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開始設法收集和保存有關文獻，發韌了中國的敦煌學研究，預此國際化學術領域之勝流，而且得以直接與西方主流漢學家接觸，相互砥礪。據說中國學者還"組織一會，籌集巨資，以供照印之費"。此後兩國學術界的交流，竟長期賴此被劫寶物為媒介。 　　伯希和歸國後，履行承諾，代為影照石室遺書，開始進展順利，很快便致函羅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紙，亦於三月內當可寄到。"後因"寫真師身故，致寄出遲滯。"因先此交涉緣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羅振玉、董康、蔣黻、端方、繆荃孫等。由羅、蔣校錄的《敦煌石室遺書》，由董康排印；羅振玉所得伯氏來函，則通過董康轉達端方或吳昌綬、繆荃孫等。後來伯希和與羅振玉、王國維、董康等人長期保持通信聯繫，彼此切磋學問，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書而馳名宇內，一些出國考察而有心於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順道拜訪參觀。1910年10月26日，赴歐美遊歷的張元濟在巴黎設法將遺書瀏覽一遍。其函告汪康年記述了有關詳情："彼時本欲錄存，無如法國國家十分鄭重，不許常人觀覽，弟由公使館介紹，特別許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離，重房密屋，光線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觀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訪得，亦入國家圖書館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經及其他古物則遠過之。其四部書亦已商妥，將來亦可影照也。"同年12月，擔任在美國舉行的萬國監獄改良會議中國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紹城，歸途考察歐洲各國監獄審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請往觀敦煌秘籍，未得回復，只見到沙畹。法方保管的嚴密引起一些中國學者的不滿，指責伯希和並未真心履行諾言。其實此舉並非針對中國學者。據說伯氏將文書藏於巴黎國立圖書館東方部的一個房間里，親自掌管鑰匙，引來不少法國同行的攻擊。此外，當時已有留學生接觸法國的漢學家，如幫助沙畹從事古籍考釋的吳勤訓、魏懷等。留學巴黎大學攻法律的馮承鈞，畢業後進法蘭西學院研究，"時彼邦碩學如沙畹、伯希和、鄂廬梭輩，皆與承鈞相師友，學問相切。"後馮氏翻譯法國漢學家的著述達500萬言，其中伯希和所著佔大比重，成為中國學人了解這位大師的重要中介。 　　儘管中國學者與伯希和的交誼緣於敦煌文書，對此心情卻極為複雜。1909年羅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稱此為"極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國寶遭劫，"此書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運回法國"；所喜者已影印部分，並可盡照其餘；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餘。後來陳垣編《敦煌劫餘錄》，序中直陳："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繼至敦煌，載遺書遺器而西"。有人勸他不要直接提名，因為二氏來華，在學術界集會上彼此還常見面，而且"劫餘"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稱。陳垣答道："用劫餘二字尚未足說明我們憤慨之思，怎能更改！"1922年，胡光獲中國政府頒發嘉禾獎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為另一受獎者。當時以為我們祖先留傳下來的寶貴文化遺物，竟為外人予取予攜大包小捆飽載而去，反而政府予以獎勵，是為賞乏不明，因而雖獲獎而終未領受。"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獲睹其主動提供的筆記手稿，卻感嘆："但有關敦煌學史料，竟被伯希和輯錄而去，且被封閉在木匣中幾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萬端。"另一方面，中國學者與此重大新發現結緣，又由於伯氏，不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餘文物，更得到精華副本來歸的希望。況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國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為漢學專家，與斯坦因、華爾納等不同，確能以學者態度對待秘寶，所以一般傾向於將他與斯、華等人區別對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學者聯名發表公開信，反對政府將故宮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運往英國倫敦，舉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其中對擔任選擇委員的伯希和也予以譴責，指其"向與英人斯坦因至甘肅敦煌，行賄當地道士，發掘古室，盜取無數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猶存巴黎國家圖書館與英倫博物館中，不知凡幾。前歲斯坦因捲土重來，舉國上下監視其行動，一時彼竟無所措其手足。今若歡迎伯希和參加此項挑選工作，不免前後歧視，自貶其尊嚴。英國之推此人來華，或有用意"。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辯解，呼籲："論伯君與敦煌卷子之關係，應詳察當時之經過與責任，未便與斯坦因氏混為一談，此為事實與公道之問題。"要求區別學者與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而北平學術界似乎接受這一申辨，二度發表反對宣言時，即不再牽涉伯希和。 　　第二節 禮尚往來 　　伯希和聲名鵲起，雖與敦煌遺書關係密切，卻並非依賴壟斷材料。作為國際漢學的領軍主帥，其過人頭腦和深厚功力，一開始便令中國學術界刮目相看。傅斯年總結其學術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國學，有幾點絕不與多數西洋之治中國學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錄學知識真可驚人，舊的新的無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於利用新見材料，如有此樣材料，他絕不漠視；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國學人之成績，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漢學家，每但以西洋的漢學為全個范域。" 　　伯希和是語言天才，精通13種外語，而且博聞強記。他主張與中國學者交流，得力於漢語能力強和中國學術熟。他是傳教士以外，西方漢學界中罕有能講流利北京話的學者。在這方面，導師沙畹和同輩馬伯樂、葛蘭言等亦遠為遜色。馬伯樂雖來華多次，也"喜與中國人士接交"，但只能"強作漢音，殊有風趣"。直到1920-1930年代舉辦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時，仍是"歐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鳳毛麟角，欲聘相當人物，殊為難得。"缺乏語言工具，就沒有溝通的橋樑。而且，伯希和並非單純口語流利，文字功力也相當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隊在喀什拜訪當地官員時，人們對這位年輕洋人所說"流利而漂亮的中國話"以及"能熟練地引用中國古書上的詞句並能朗讀會客廳內對聯上所寫的句子，無不大吃一驚"。王國維乃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曠世奇才，1909年初次見面時尚不知伯氏於中亞歷史語言造詣精深，已肯定"博士優於中學"。伯希和沒有一般漢學家對中國當代學術的輕視，充分認識和肯定清初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成就，認為："中外漢學大師之造就，堪稱殊途而同歸，尤以清初康熙以來，經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輩出，觀其刈獲，良足驚吾歐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運用與批評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見成說，其達到真理之情形，實與西方學者同一方式，無足怪也。"因此，他對於繼承前賢的當代中國學者，也"寄有無限敬重與希望"。更為重要的是，伯氏此說並非當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他在德國法蘭克福講演中國戲劇，提出："治"中國學"須有三方面的預備：1、目錄學與藏書；2、實物的收集；3、與中國的學者接近。"並批評德國的中國學"殊不如人"。 　　在接近中國學者方面，伯希和身體力行。民國以後，除保持既有聯繫外，還不斷結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戰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擔任副官，"從軍達達尼斯海峽，既而復有事西伯利亞"，與中國學者的聯繫一度較疏。1916年，他調到法國駐華使館任陸軍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羅振玉，告以調任消息，並為寫影古捲軸十餘種。7月，他在上海拜訪了張元濟，看涵芬樓所藏舊書。張作東在寓所宴請伯氏，招沈曾植、葉昌熾、張石銘、繆荃孫、蔣汝藻等作陪。葉昌熾《緣督廬日記》記其事道："晨起，案上有書，張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國友人畢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書攜歸其國者，今來中土，研究古學，甚願與吾國通人相見"。是晚由六時飲至三鼓，賓主暢敘甚歡。其間伯希和還與繆荃孫等有所交流。《藝風堂友朋書札》存伯希和來函一通，謂："奉手書，承惠賜小叢書及鈔本《島夷志略》，謹領以謝。囑鈔《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後，遵即鈔呈。午前十下鍾時，當詣前請教，借壯行色。"清廷垮台後，不少文人學者散出京師，上海、天津、青島等地成為遺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學術造詣深厚的"通人"。當晚座中除幾位藏書刻書及版本目錄學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國維推崇其為光宣以後學術之準的，"以為亭林、東原、竹汀者儔也"。並說："夫學問之品類不同，而其方法則一，國初諸老用此以治經世之學，乾嘉諸老用之以治經史之學，先生復廣之以治一切諸學，趣博而旨約，識高而議平，其憂世之深，有過於龔魏，而擇術之慎，不後於戴錢。學者得其片言，具其一體，猶足以名一家立一說，其所以繼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開創來學者亦以此。使後之學術變而不失其正鵠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儘管王國維內心對沈曾植別有褒貶，但如果學術正統確為一線單傳，沈曾植無疑是那一時代中國文化的學術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適逢學術因時劇變之際，中外交匯，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開通者與時俱進。羅振玉、王國維等人信守學不分中西新舊的卓見，承繼中國學術正軌而發揚光大，柯劭於蒙元史，董康於民間文學，也均有重要貢獻。歐戰期間，伯希和任職北京，而羅振玉避居日本，羅與之"僅通一信，彼邦戰事方烈，亦無考古之餘興矣。"直到歐戰結束，伯希和於1919年5月歸國，"將返巴黎，重蒞講席"，途經上海，與東歸的羅振玉邂逅，"亂後重逢，相得益歡，暢談兩時許，戶外大雨如注，若弗聞也。"伯氏還約張元濟於禮查飯店晚餐，並托購《金石錄》、《擇是居叢書》，訂購《道藏》、《四部叢刊》等書。此後，伯希和又介紹其友人來見張元濟，往觀涵芬樓舊書。 　　新文化運動興起，中國學術發生重大變化。在一味引進新思潮之後，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促成中西新舊文化在學術層面進一步交融。一批新進學人乘此大勢，進入新潮學術的主流。這時沙畹已經過世，其巴黎學派的領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當選為法蘭西研究院評議員，"此為法國各界學者所得之最高榮譽，漢學家而得此選者唯伯希和與（馬伯樂）教授二人"，而後者獲此殊榮在15年後的1936年。作為進入法國最高學術層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顯然已經超過沙畹，將歐洲漢學推進到與其他學科並駕齊驅的地位。1918年沙畹逝世後，伯希和參與在國際遠東研究中舉足輕重的權威刊物《通報》的編輯，從1925年起擔任主編，1935年出任法國亞細亞學會主席。"此先生學問發揚光大之時期也"，"每一文出，學者輒奉為權威，各國學術團體多贈以榮譽學位或約為通訊研究員。蓋先生已獲得世界學者之地位矣。"隨著地位的變化，伯希和主動與中國學者聯繫的機會雖然減少，但對於日益增多的登門訪客和求教者，仍然予以熱情的幫助和關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國政府派遣，赴歐美考察大學教育及學術機關研究狀況，在巴黎拜訪了伯希和，"據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魯佛爾博物院者，有在東方古物館者，現考訂未竟，一時未能出版。"1922年，董康在法國國家圖書館敦煌室抄錄有關法制的文卷，又介紹前來考察實業的胡光與伯希和見面，獲准往觀有關技藝的敦煌資料。兩年後，日本中國學家內藤虎次郎赴歐閱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帶書給伯希和等歐洲漢學家。在此前後，經王國維介紹，陳寅恪在巴黎拜見了伯希和，並在其家看到韓本《元秘史》。1926年8月，因新文化運動暴得大名、已成中國新學術權威的胡適，為出席中英庚款委員會赴歐，順便到巴黎國家圖書館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專程拜訪了伯希和。他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國學者的泰斗，成績最大，影響最廣。我們談了兩點鐘，很投機。"在致徐志摩的信中又說："在此見著Pelliot，我也很愛他。"兩天後，由伯希和親自陪同引薦，胡適得以進入圖書館的寫本書室看敦煌卷子。此後的近一個月，胡適集中精力查找禪宗史料，並與伯希和有過幾次關於禪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詳談，建議中國學者參與巴黎、倫敦的敦煌寫本的整理，分類編目，並指出伯氏所編目錄有不少錯誤。伯希和表示贊成胡適的提議，請胡記下編目的錯誤，以便更正，並托其留意禪宗在中國畫派上的影響。胡一一允諾照辦。此後兩個月間，兩人在德國法蘭克福的中國學院和英國幾度重逢，自由交談之外，胡適還聽了伯希和所作關於中國戲劇以及中亞與中國關係的學術報告。對於前來看卷子的中國學者，伯希和不僅予以引薦，還往往負責關照影印等事宜。其態度"和藹可親，饒有學者風範"，給造訪者留下深刻印象。這與當時一些歐洲漢學家的倨傲形成鮮明對比，如曾是塗爾乾弟子的葛蘭言，"吳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過其門，不得一見。嗣經莫斯（葛氏的老師）介紹，方獲晤談。" 　　1928年10月至1929年2月，太虛在巴黎籌劃成立世界佛學院，伯希和與之幾度接觸，互致傾慕，並允為發起人。1930年2月，吳宓遊學歐洲，在巴黎拜會了伯希和，文人氣十足的吳宓似對其印象不佳，他形容"彼乃一考據家，又頗有美國人氣習。迨宓述王國維先生及陳寅恪君之名，又自陳為《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編輯，對宓始該容為禮。"吳宓好弄詩文，治學之道與歐洲漢學界通行方法相去甚遠，"晤漢學家（西人）既有數人，雖佩其記誦考據之精博，心殊失望也。"對於單純摹仿西方漢學方法的國內學者，吳宓也心存異議，以伯氏"謂李濟、顧頡剛等皆中國第一流學者"而指其"殊無辨擇之能力矣"。 　　1932年底，伯希和為調查近年中國文史學的發展，並為巴黎大學中國學院採購普通應用書籍，再度來華，經香港、上海到達北平。在平期間，他研究考察中國古迹及美術，並參觀各著名學術機關，受到學術界的熱烈歡迎，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國立北京圖書館、營造學社、與學術界關係密切的《北平晨報》館、以及當地的學者名流，陸續舉行歡迎宴會或約其講演。如在燕京大學用英文演講"在中國之西洋畫家"。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語所在歐美同學會所舉行的最為隆重，"除該所研究員特約研究員皆到外，並請北平研究院李聖章、李潤章、故宮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陳受頤、羅庸、清華馮友蘭、蔣廷黻、黎東方、燕京許地山、輔仁余嘉錫、北平圖書館袁同禮、徐森玉、劉節、謝國楨、孫楷第、營造學社梁思成、西北科學考察團袁復禮、黃仲梁諸氏作陪。"事前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在回答報界採訪時，介紹了伯希和的學術成就，稱："他在漢學及中亞文史學上之地位，在歐美公認為領袖。"當晚傅斯年首先致歡迎詞，又對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認為："伯先生在學術上之偉大，以他在東方學中各方面的貢獻，以他在漢學上的功績，以他在中央歐洲文史的發見與考證，他不僅是以中國學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學派中國學之領袖。"伯氏的答詞除表示對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人格學問的景仰外，突出地談到導師沙畹的地位與貢獻。 　　私宴則以陳垣作東邀宴譚家菜最見禮重。此宴由陳寅恪、胡適、柯劭、楊雪橋等作陪，假座豐盛衚衕譚祖任宅。譚家菜是北京最負時名的粵式家庭菜館，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書畫，能詩詞，精鑒賞，與陳垣、楊樹達等為思辨社成員，加以環境幽雅，格調清新，其海味名菜勝過各大飯莊，但並不對外營業，主人還須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嘗。在此設宴，更顯巧思與敬重之意。陳垣與伯希和雖是初次見面，彼此卻早有聯繫。1920年代初，陳垣發表關於火祆、摩尼、基督等外來宗教論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與之通信，並托陳垣代為拓印福州烏石山有關摩尼教《二宗經》、《三際經》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來華時，從福州藏書家龔易圖處聽說，但未見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陳接信後，即托樊守執代為查訪。樊氏尋訪多日，仍無下落。此次來華，伯希和將俄國所藏《元秘史》攝影分贈北平圖書館，兼任館長的陳垣致函感謝之餘，表示要合文廷式鈔本再校一遍。4月伯希和離京歸國，陳垣、胡適、李聖章等人送至車站。 　　隨著地位的提高和聲望的增長，伯希和除了繼續與中國學者交流學術外，還致力於促進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鑒於戰爭慘烈，本位文化的自信極大動搖，一些人轉向東方尋求解脫。法國總統聲言："欲圖戰後文明之進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燦然之中國文化與法國文化兩者智的關係深厚固結。"1919年秋，葉恭綽赴歐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資，設中國學院於巴黎大學，得到法國總理班樂衛的贊成。1920年該院宣告成立，目的在於推動中法兩國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學問。翌年底，得到法國政府的承認。1929年初，正式歸屬巴黎大學。由10人組成的該院評議會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純學者。他還擔任該院的研究指導委員會委員。該院圖書館所藏圖書，大多系伯希和讓售或代為購買。從1927年起，伯氏擔任中國文學、言語學和美術講座，講授漢學與圖畫。該院共設7個講座，所聘教授，除伯氏與擔任幹事的葛蘭言為漢學家外，其餘所講均極膚淺。馬伯樂一度兼課，後因與葛蘭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該講座"在籌備期中最難之事，即在主講人之缺乏。"這樣，伯希和的加盟可謂至關重要。該院的中國政府代表稱："伯希和君為該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幫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後，而為法國漢學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間，殊增該院之榮威。此巴大中國學院，所以極為歐美漢學家之所屬目也。"當時歐洲研究中國文化者雖日益增多，但像中國學院這樣大規模的研究和傳播機關，尚屬罕見。中國學生來院聽課者，大都是在巴黎大學預備論文。截止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學位。先後得到伯希和親炙的中國學人有方壯猷、王靜如、郭麟閣等。 　　20年代初，北京大學為加強學術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國學門，1923年1月，由校長兼所長蔡元培具函，敦請伯希和擔任國學門考古學通信員。在促進該機構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學會組織的萬國地理學會在開羅召開大會，北大國學門委託伯希和代表該機構向大會致意。這次大會被伯希和視為學術中心由集中於歐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擴展的轉折，並且預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爾各答、北京等處，都要請諸位去就地研究他們所研究的和他們所要研究的東西了。"會後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國學門，詳細通報有關情況，函謂： 　　"亞洲學會今天開會的時候，經我的提議，答應拿《亞洲學報》同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的《國學季刊》交換。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國學門概要介紹給他們，而且對於研究所的組織和進行的目的，也詳細的說過了。這裡的同事們對於這些報告都有極同情的讚許，並恭祝研究所的成功。還有你委託我的事，我已經代表研究所國學門出席於開羅開會的萬國地理學會。當大會開幕的時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國代表在埃及國王面前發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說中，可以看見我並沒有把咱們的研究所忘掉了。" 　　作為全體外國代表的發言人，伯希和在演說中強調其北大國學門的代表身份，給與會各國學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於擴大中國新興學術機構的影響。此外，他還通過羅振玉向國學門寄贈研究中國古學的法文書籍20種，由後者組織翻譯出版了其中8種。 　　對於中國學術的新進展，伯希和十分關注，認為"李濟、顧頡剛等皆為中國第一流學者"。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語所各種出版品之報告書，尤其是李濟所著安陽殷墟發掘報告，頗有學術價值，特於法國考古與文學研究院提議，將本年度的儒蓮獎金贈與該所。此項獎金以法國第一代漢學領袖命名，"贈與在過去一年中關於中國語言、歷史等學最完美之著作"。其意義不但顯示中國學者在考古學領域10年艱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國際學術界的公認，更像伯希和專函中研院院長蔡元培所說："此僅為予等對於中國博學者極微薄的欽佩之表示，同時予等欲在中國極感困難時藉此向中國博學者表示同情。"當時中國正遭受水災和戰亂，經濟困難，學術活動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復函表示各項研究將積極進行，"本所同人當益益勉力，以副期望。"1933年伯希和來華之際，還與傅斯年一起專程前往殷墟實地考察。據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擬聘伯希和為通訊員。1937年，洪業獲得儒蓮獎，推薦者也是伯希和。洪業任教於哈佛大學期間，曾旁聽過客座教授伯希和的課，並指出後者關於中國歷史上最早年代記載之說的錯誤，兩人因此成為好友。 袁同禮代理北京圖書館館長期間，積極培育年輕學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換形式派人到歐美各國學習進修。其計劃得到伯希和等人的響應。1930年7月，北京圖書館禮聘伯希和為通訊員。伯氏來華時，曾與袁接觸會晤。為此，袁事先曾向陳垣索還借用的《元秘史》、《華夷譯語》等書，"擬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內來平也。"經過協商，中國派王重民赴法，法國則派杜乃揚女士來華。派往倫敦的向達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儘管他們已是後輩，而伯希和則身兼要職，仍然儘可能給予指教幫助。王重民在巴黎數年，不僅編製了有關敦煌遺書的詳細目錄，而且抄錄攝製了大量卷子。離法赴英前，王"往謁伯希和，詢以敦煌文獻及回鶻史事數則，伯希和韙之。"聽說王有意重新考訂敦煌群書，伯希和主動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時，在千佛洞百餘窟中，凡有關於歷史之題壁，為影相所不能攝者，均有手錄清稿，尤為重要。藏庋篋笥，亦將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書室，取來兩個木匣，長尺許，寬六寸許，高寸許，滿貯手稿。"其中"有贊，有銘，有敘，有題款，上起北魏大統，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為最多，西夏、蒙古，亦間有之。銘贊序跋，多關史事，可補寫本文件所闕。而題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銜可考，且闔家老幼，一齊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輩。若歸義軍之張氏、曹氏，世族之陰氏、索氏、慕容氏、鄧氏等，所關甚鉅，史籍既已放失，寫本文件，又復不全，在今日此誠為唯一寶貴史料矣。"王飽觀一過，"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畫集》既已印行，此為不可緩。此不但為壁畫之題解，亦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經遊人之盜竊，風雨之剝蝕，恐原物毀滅已不少，則天壤一線之傳，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頜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願為助，彼樂而許之。"近年來這些手稿被陸續整理出版，確如王重民所說："其重要不在敦煌寫本書下"。 　　"九·一八"事變後，為爭取國際輿論，中國積極展開文化外交，擴大中國在世界特別是歐洲的影響，法國成為重要目標。而大學教授和法蘭西學院院士們，"出於某種原因，他們在法國社會中享有很高聲望，被看作是國家的智囊。"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漢學家的身份協助中方的努力，作用為他人難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各美術學術團體發起主持，彙集了徐悲鴻、黃賓虹、齊白石、張大千、劉海粟等70餘位現代名畫家數百幅佳作以及數十幅古代名畫精品的大型中國畫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術館連續展出45天，伯希和與28位中法要人擔任名譽委員，並參與古畫的挑選。先此，中國藝術家曾三度籌劃在世界藝術之都舉行畫展，均未成功。這次畫展在法國乃至整個歐洲引起熱烈反響，開幕式各界來賓達2000餘人，法、英、德、俄、意等國的報刊發表評論200餘篇，應觀眾要求，展期兩度延續。"轟轟烈烈，恐為華人在法宣傳之空前之盛"。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攜夫人最後一次來華，所負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舉行的法國公益慈善會向東方圖書館贈書典禮，二是以1936年初將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中國藝術展覽會選擇委員身份，到上海選定準備運英的古物。他先到北京，與當地學者會晤。5月5日、18日、29日，先後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鋼和泰、中研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和陳寅恪以及陳垣長校的輔仁大學的宴請，與陪客的胡適等人"談甚暢快"。5月28日，在胡適的陪同下到研究所看漢簡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個"外國文字碑文拓本總目"，以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適的贊同。6月6日，他趕赴上海，出席在環龍路11號法租界公董局舉行的法國捐贈東方圖書館書籍贈受典禮，並代表法方致詞。該館以伯希和曾經親臨的涵芬樓為基礎擴建，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被日軍縱火焚毀。事後，以張元濟為主席的復興委員會設法恢復，並向各國募捐圖書。法國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會出資，由伯希和親自挑選了1500餘種法文名著捐贈。在講話中，伯希和對與會的張元濟、王雲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學術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貢獻表示敬意，說："我今天能廁身在這許多學者之間，已深榮幸。尤其引為光榮者，則此次贈書的選擇，鄙人能參與其事，各書科目齊備，都為基本名著，或能於中法學術方面之溝通，有所貢獻。中國民族有悠久的歷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來各方進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為中國的好友，茲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張元濟、洪逵、李石曾、王雲五等人講話時，均對伯希和表示特別謝意，認為此舉"不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溝通"，"還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現"。直到1941年5月，張元濟、葉景葵等人還懇請伯希和出面說項，向上海法租界當局申請合眾圖書館開館及免稅等事宜。 　　至於伯希和承擔的為倫敦中國國際藝術展選擇古物一事，卻始終有些波折。學術界反對的聲音雖然平息，伯氏的表現仍然招致微辭。參與其事的林語堂不無諷意地描述道："外國代表中有一位是法國漢學大家伯希和。你說他不通，他倒算通。妙在我們四五人在一室一室巡行觀覽之時，伯希和滔滔不絕的表示其內行。這張宋畫，看絹色不錯，那張徽宗的鵝，無疑是真的，墨色如何，印章如何。蔡先生卻一聲不響，不表示意見，只有口口客氣說"是的，是的"。後來伯希和忽然怕了不說，若有所覺，不知在蔡先生面前出醜沒有。這是中國人涵養反映外人賣弄的一副絕妙圖畫。"但該展覽舉辦後，在歐洲引起東方美術熱潮，效果相當明顯。1936年1月，參與展事的傅振倫赴歐洲考察博物館事業，拜訪了伯希和，經其介紹，得以入庫參觀盧浮宮所藏古物。 　　第三節 文雅的樹敵藝術 　　伯希和對中國文化感情深厚，這是他重視中國學術和學者的基礎。而這方面的獨到見識，得導師沙畹的啟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的宴會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講話對自己推崇備至，答詞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與影響。他說："沙畹之在中國學中，確為全歐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認識中國文化之偉大的價值。""中國之文化，不僅與其他古代文化並駕媲美，且能支持發揚，維數千年而不墜，蓋同時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現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國古代之文化，而能實地接觸當今代表中國之人，此種幸運，絕非傾慕埃及或希臘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運而能親來享受者，以沙畹為第一人。昔余之來中國，亦無非師效沙畹之榜樣耳。"這種認識在歐洲漢學界確屬鳳毛麟角。當時英國漢學家中名氣最大的維列（Arthur Waley）"從沒有到過東方，而且不願意去，因為怕一去之後把他對於中國的想像打破了。"由於熱愛中國文化，伯希和雖然被一些法國同行指為目空一切，卻能顧及中國學者的感情。1933年來華時，傅斯年問他"游中國後將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來東方學工作固有可觀，吾此次東來，日本固請吾順道一游。然自瀋陽事變之後，日本人之行為為吾甚不滿，不欲於此時見之也。"吾繼叩以將往大連晤羅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見之。"果然海道來，海道往，未經日本及東北。"就外國人而言，這一態度較那些"長城戰血未乾，遽然東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伯氏一直關注日本東方學的進展，而以巴黎所藏有關日文書籍多有缺失為憾，早在1931年就與羽田亨聯繫，擬赴日本考察交流，因故一再延期。他此行已先期與日本學術界接洽，計劃3月中旬到東京，舉行4次講演，並且公布講題，分別為1、古代中西交通；2、中國外來諸宗教；3、東土爾其斯坦的考古學研究；4、關於蒙古史諸問題。他最終放棄東渡計劃，主要原因當是反對日本的侵略行經，尊重中國人的民族情緒。直到193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參觀東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國大學等學術機構。 　　20年代以後，中國學術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識漸強，禁止外國人肆意劫掠，參與敦煌盜寶的華爾納、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進一步企圖，相繼遭到禁阻或約束。伯希和則比較自律，儘管在1916-1919年任職北京使館期間，他有過新的遺址發掘計劃，因經費困難，曾提議與華爾納一起再到中亞共同進行，但他尊重中國人的感情，嚴守戒律。他來華購書，"來此時即將此事告於中國人，臨行時所購普通書及最近刊物之檢查及放行事托之於古物保管會主持人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攜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較日本人多通過使館直運，不啻天壤之別。1935年5月，伯希和對胡適說："今日有人反對掘古墓，此非壞事，實於考古學有益無損。今日中國考古人才尚不夠分配，與其胡亂髮掘，不如留以有待也。" 　　不過，伯希和的感情並不影響其學者的理智。一方面，他結交中國學者不僅僅為獲取材料，更重視後者的研究。不像斯坦因之流，奪寶之餘，還指責中國無學問。他充分肯定清初以來的學術發展與成就，是建立在對中國古籍尤其是唐宋以來文獻的版本目錄下了大工夫的基礎之上。天性倨傲的傅斯年說："其對純粹中國材料認識之多，在北平學界亦大可驚人"，絕非諛詞。這從伯氏所寫《說郛考》一文引用大量中國文獻，尤其是各種叢書可以得到印證。同時他十分關注當代中國學者的研究業績。王國維說，1919年春伯氏與羅振玉在滬相遇劇談，"凡我輩所著新印之書，無不能舉其名及其大略者。"嘆服"軍旅之中，其篤學如此，嗚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學業者，豈偶然哉。"不僅如此，伯希和還積極向國際漢學界介紹中國文史學者的成果，除了評介羅振玉、王國維的著述，對屠寄、柯劭的蒙元史、謝無量的《中國大文學史》、張天澤的《明代中葡貿易考》、陳垣的宗教史研究、王靜如的西夏研究、以及各種考古新發現等，均有所評論。所以傅斯年稱："伯君認識及稱述中國學人之貢獻，尤為其他漢學者所不及"。 　　另一方面，伯希和仍以對待本國同行的"文雅的樹敵藝術"-即十分嚴厲的批評-來對待中國學者的成果。他稱《明代中葡貿易考》雖對澳門發源史作了有益的貢獻，但"在他說明之後，此歷史仍舊迷離不明"，"以1933年作考據之人，引證及於百年前之廢書，未免可異"；認為《蒙兀兒史記》和《新元史》"有關係的材料不少"，但"錯誤很多"；謝無量則"鑒別力甚微"。儘管伯氏在公開場合推崇過一些亦官亦學者的貢獻，總體上對中國當代學者的研究不甚滿意，而最佩服王國維和陳垣。王國維死後，他在《通報》撰文悼念，稱之為"現代中國從未產生過走得這般前面又涉獵如此豐富的博學者"。1933年離京前，他在車站對送行的中國學者說："中國近代之世界學者，惟王國維及陳先生兩人。不幸國維死矣，魯殿靈光，長受士人之愛護者，獨吾陳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見故國遺老及當代勝流，而少所許可，乃心悅誠服，矢口不移，必以執事（指陳垣）為首屈一指。"即使如此，他對王國維的著述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仍有近乎嚴苛的評議，坦率指出其欠缺，如認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文史料太不充足等。伯希和要求留學生也極為嚴格，據說有一位中國某大學教授，到巴黎大學預備博士論文，文成而不可印者再，最後人情面子，將論文通過，伯希和因而感嘆："近代的中國青年，不知中國。"當時赴法留學的青年甚多，水平參差不齊，有人甚至誤將伯希和所在的法蘭西學院與中學混同，入內聽講而完全不懂。由北京大學派赴巴黎留學的劉復，學位論文口試時經歷了巴黎漢學正統的洗禮。擔任評委的6位學者，包括以伯希和為首的3位漢學家，考試進行了6小時，"劉回家時都要人架著走了"。 　　伯氏之說看似苛刻，卻並非偏見，與中外學者的看法不謀而合。1922年胡適曾斷言："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學家"，"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能夠融南北之長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國維與陳垣。日本學者桑原騭藏評介陳垣《元西域人華化考》說："陳垣氏為現在支那史學者中，尤為有價值之學者也。支那雖有如柯劭之老大家，及許多之史學者，然能如陳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見也。"黃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談及當世史學鉅子，近百年來橫絕一世者，實為門下一人（指陳垣），聞者無異辭。"孫楷第和余嘉錫、王重民等人議論時賢，"以為今之享大名者名雖偶同，而所以名者在大家徑庭"，多為"名浮於實"的"一時之俊"，而鮮"實浮於名"的"百代之英"，後者惟陳垣足以當之。陳寅恪則推崇道："蓋先生之精思博識，吾國學者，自錢曉徵以來，未之有也。"其著作對於學風流弊，"必可示以準繩，匡其趨向。"王國維的成就更不限於史學。胡適雖將他列入舊學者，卻推為今日中國12大人物中的三學者之一。其餘二人章炳麟時代已過，學術半僵，羅振玉沒有條理，而王國維則是所有舊學者以及包括梁啟超和胡適本人在內的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中"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漸得世界學者的承認。陳寅恪更認為其著作"為吾國近代學術界最重要之產物"，"足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 　　正因為伯希和的評論嚴而不偏，在民族情緒高漲的背景下，中國學者對其苛詞竟能表示歡迎。早在伯希和與中國學者會面初始，羅振玉就對這位年僅31歲的洋學者的博學與才華感到驚異和敬佩，稱其"博通東方學術，爾雅有鑒裁，吾儕之畏友也。"1933年伯希和來華，傅斯年一面介紹中國學者的努力和進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國學人，在這幾年中已大大的擴充了他們的範圍，勇敢的嘗試些新方法。一時的現象或者不免缺少條理，但如果不受外來侵略的破壞，幾年中將有極堅實的結果出來"，一面則請其"對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氣的批評"，並且認為："西洋之談中國事或治中國學者，如羅素伯爵、衛禮賢博士一派，欣悅中國文化而號"中國之友"，固當為吾人所親愛。其將中國文史研究流布，發見已湮沒之光榮，明辨將滅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國之為歷代重視文史學之民族，自應加以敬重。" 　　不僅如此，伯希和的批評還對中國學者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相當程度上左右著近代學術發展的路向。陳垣曾對胡適慨嘆："漢學正統此時在西京呢？還在巴黎？"兩人"相對嘆氣，盼望十年後也許可以在北京了！"陳垣的這番感慨多次對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國學門懇親會上就說："現在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日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回中國，奪回北京。"但陳垣所說，決非簡單的位置勝負，而是關係學術正統的承繼。所謂學術正統，一要佔據時代的潮流主導，二要延續古往今來的學術大道，方法領域相合，萬變不離其宗。法國漢學成為學術正統，與伯希和地位的確立恰好同步。如當時法國總統所說："法國研究中國，已自從來之散漫狀態中成為一般學術上之正統，而認為一科；是故研究中國者，正所以為法國之學術。"而中國學術（思想、文學、藝術亦然）自道咸以後，正統崩壞，異軍復活，推陳出新之餘，不免似脫韁野馬。晚清今文經學大盛而"語多妖妄"，已為一例。喜歡"截斷眾流"的胡適，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異軍先鋒主帥。他對以正統派觀點自居的馮友蘭頗為不滿，連帶及於陳寅恪。但偏離正宗，恰是其貢獻主要不在學術的癥結。 　　學術創新欲求恆久，必須變而不離正鵠，基礎在於繼承古今中外學術傳統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匯，學術路徑不同，趨向則一。正如傅斯年所說："本來中國學在中國在西洋原有不同的憑藉，自當有不同的趨勢。中國學人，經籍之訓練本精，故治純粹中國之問題易於制勝，而談及所謂四裔，每以無比較材料而隔漠。外國學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較材料，故善談中國之四裔，而純粹的漢學題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溝通此風氣，而充分利用中國學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擴充吾人之範圍乎。"伯希和不僅"通習極多東方古語今語，而又皆精"，更為難能可貴的是，其對中國文獻的掌握，不僅在歐美漢學界首屈一指，甚至超過許多中國學者，因而能夠融匯發揚中外學術之正統。由本土而域外的陳垣與此殊途同歸。桑原騭藏說："陳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為研究支那與外國關係方面之對象。從來支那學者研究關係外國之問題，皆未能得要領，故支那學者著作之關於此方面者，殆無足資吾人之參考。惟陳垣氏關於此方面研究之結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則氏之研究方法，為科學的也。支那學者多不解科學的方法，猶清代學者之考證學，實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幟為標榜，然其內容非學術的之點不少，資材之評判，亦不充分，論理亦不徹底，不知比較研究之價值。今日觀之，乃知從來支那學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陳垣氏之研究方法，則超脫支那學者之弊竇，而為科學的者也。"陳垣告誡後進治學應去空泛求專精，"方足動國際而垂久遠"，也是為了入大道而遠旁支。目睹劉復口試全過程的趙元任顯然對法國學術的純正產生敬佩之心，鼓勵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學習語言學。王國維、陳垣等也提倡後進赴法、德學習東方古國文字。而日本師法巴黎學派令學術猛進的事實，更使中國學者認識到伯希和式的嚴詞，具有"鞭策一切治漢學而為妄說者以向謹嚴"的積極作用。傅斯年在介紹伯希和時，多次強調其對巴黎學派正統的領導地位，並宣稱："此日學術之進步，甚賴國際間之合作影響與競勝，各學皆然，漢學亦未能除外。國人如願此後文史學之光大，固應存戰勝外國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應借鏡於西方漢學之特長，此非自貶實自廣也。二十年來日本之東方學進步，大體為師巴黎學派之故。吾國人似不應取抹殺之態度，自添障礙以落人後。" 　　直接受伯希和影響的還有胡適和陳寅恪。胡適與伯希和的交往持續10餘年，會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際，還與之有所接觸。但他對有關禪宗史的道宣《續僧傳》價值評判與伯氏不同，進而疑心後者的中文程度，對伯氏的學生也有些看輕。誠然，作為外國學者，要想在學術層面掌握中文到母語的程度，似無可能。加上伯希和編目敦煌卷子時用力不足，錯漏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確書名，認為其閱讀和認識中國四部的知識與能力仍然有限。不過胡適別有原因在。其美國留學背景令他對歐洲學術多少有些成見，而在所結識的歐洲漢學家中，他與英國的維列、德國的福蘭克(Otto Franke)等人更為投緣。只是伯希和的學術至尊地位，令胡適不能不特別在意他的品評。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車站對王國維、陳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適當面聽來定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儘管日記恰好缺載，從他人旁錄中仍可窺知一二。據梁宗岱說，他在一次聚集了舊都名流學者和歐美人士的歡迎伯希和宴會上擔任口譯，"席上有人問伯希和："當今中國的歷史學界，你以為誰是最高的權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為應推陳垣先生。"我照話直譯。頻頻舉杯、滿面春風的胡適把臉一沉，不言不笑，與剛才判若兩人。一個同席的朋友對我說："胡適生氣了，伯希和的話相當肯定，你也譯得夠直接了當的，胡適如何受得了，說不定他會遷怒於你呢。"這位朋友確有見地，他的話應驗了。我和胡適從此相互間意見越來越多"。梁胡交惡別有隱情，所記胡適對伯希和評語的反應則為事實。只是胡適認定的角逐對手並非梁，他後來下大功夫於《水經注》公案，令有關專家們至今不明究里，顯然與伯希和所言不無關係。從此他對王國維的著述屢有質疑，而治全趙戴《水經注》案，既證明王國維動了正誼之氣，也能表現自己更會嚴守科學方法。可惜想法不錯，取向不佳，仍難以藉此預學術之潮流。 　　與陳垣並稱近代史學二陳的陳寅恪，雖然1920年代就列清華研究院四大導師之席，年齡畢竟小了一旬。他與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為敬重，其學術主張中不時可見伯氏的影子。學術淵源與範圍相去甚遠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來自他的認識。陳垣欲與伯希和通信，還要向他索取後者在巴黎的地址。陳寅恪即使在學者圈中也是有名的極不耐煩應酬，但每逢伯希和來華，他不僅參與宴會，還往往具名作東。伯希和對他也很器重，1938年劍橋大學的中國學教授Monle退休，陳寅恪電告願為候選，胡適寫了推薦信，伯希和則答應"允為助力"。據說劍橋允聘其為漢文教授，陳以病目未應聘，後改聘牛津。伯希和的推重僅及於王國維和陳垣，一則因陳寅恪的兩部力作《隋唐制度淵源論略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均成書於1940年代，無由得見；二則陳早年多循歐洲東方學脈絡，以外族或域外文書比勘中國舊籍內典。而在這方面，由於傳承、環境、資料等條件限制，儘管他已超越前賢同儕，為中國學者最擅長此技之人，也很難在為數不少的歐洲專家中技壓群雄。伯希和本人即通曉多種外語，"於亞洲諸國古今語無不深造"。對此國人或眩於陳寅恪所知語種之富，他本人卻深悉自己在此國際學術領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豐《突厥通考》序時坦言："寅恪平生治學，不甘逐隊隨人，而為牛後。年來自審所知，實限於禹域以內，故謹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復敢上下議論於其間。"抗戰後他將所藏東方語文書籍盡售與北大，也是一證。其轉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國際漢學祭酒的態度，顯然不容忽略。更為重要的是，儘管中外學術相互溝通，仍有各自的正統在。陳垣後來也回到禹域之內，講傳統政治史而得成正果，與陳寅恪殊途同歸。後者更進而將本位漢語的工具作用發揮到極致，使中國史學躍上同情式考據的歷史新高。 　　第五節 蓋棺論定 　　"當國家承平之時，學者不得與他人同其榮，艱難時卻不得不與他人同其厄，此亂世學者生活之尤不得不受政治支配也。"這種過來人的傷心語確能反映其中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法兩國同遭侵佔，伯希和在艱難困苦之下雖堅持研究，與中國學者的聯繫卻告中斷。戰爭結束，伯希和剛恢復正常工作，即因癌症於1945年10月與世長辭。葛蘭言、馬伯樂也先此一病逝一圉死。而中國學者經歷了更為長期的戰亂之苦，犧牲慘重。遭遇相似，更加感同身受。1945年春得知馬伯樂逝世時，方豪還為文悼念，及聞"伯希和之喪，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執筆誌哀之感。"歷經劫難、身心交淬的陳垣"閱報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為之悵然。"恢復後的《燕京學報》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間死難的中外著名漢學家的生平簡歷，以為悼念。編者案道："吾國自七七事變以後，國學名家，或忠貞自持，愁苦以終；或慷慨赴義，身膏敵刃。若張孟劬、馮承鈞、張蔭麟、吳其昌諸氏之逝世，姚名達先生之殉國，皆我國文化界之重大損失。而法國自淪陷以來，學人艱苦，不下中華，漢學三大師，皆於戰爭期間，相繼逝世。大儒凋落，冀北群空，此尤西方漢學界之大損失已。特輯諸大師事略，用資景仰。"其中翁獨健所撰伯希和傳，對其推崇備至："先生之學精湛淵博，幾若無涯岸之可望，轍跡之可尋。舉凡我國之目錄版本、語言文字、考古藝術、宗教文化、東西交通、以及邊疆史地等，先生幾皆有深刻之研究與精粹之論著。然詳繹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決疑制勝，蓋得力於先生之精通亞洲各種語文，注意版本校勘，與新史料之搜求應用。" 　　翁獨健的蓋棺論定與30年代傅斯年所言一致，後者總結道："伯君將已泯滅之數個中亞語言恢復之，為中亞史之各面及中國外向關係增加極重要的幾章，糾正無數漢學之錯誤，鞭策一切之漢學而為妄說者以向謹嚴，繼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漢學派之正統。影響所及，德、奧、瑞典、英國、美國、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國以外，全世界治漢學者奉為祭酒者也。"但是，伯希和的學術地位與水平也時常遭到挑戰。早在1910年前後，法國學術界的一些人就懷疑伯希和在莫高窟所寫關於敦煌卷子的按語和評論是否屬實，"他們簡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遠離圖書館的地方，他怎麼還能夠詳細地回憶起某些論據和原文"，進而疑心其所得遺書為贗品。晚年又有人不滿他無系統著作，指其"惟乏組織與創造力，故無專門鉅著。生平述作，多以書評式為之。"前一懷疑容易澄清，後一指責難以解脫，直到當代，伯希和的學術地位仍不時受到質疑，或稱之為"雜家"，或說他"主要是位語文學家。他對文獻本身的興趣要比對歷史的興趣大。""伯希和從來沒有出版過整部的著作，但發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短文，涉及的題目極為廣泛：地理學、文獻學、宗教教派等。"對於"論者頗有以偏狹瑣屑為先生之學病"的指摘，翁獨健曾加以申辯："其實先生之治學精神，求精確不求廣闊，求專門不求閎通，寧失之狹細，不寧失之廣泛，此正先生之長處，悉足為先生病。"然而，伯希和的本意，應無精確與廣闊、專門與閎通的對立。對此所生爭議，固然反映了不同學術流派的觀念分歧，更重要的還是見識高低。就此而論，伯希和所為仍與沙畹關係匪淺。西洋漢學之所以到沙畹始成一種系統的專門學問，在於他對這一領域的艱深博大有著切身體驗，懂得"中國有史三十世紀而迄未間斷，其雄偉深奧，確可成一獨立學科而有餘，蓋非久涉獵之士，不經訓練所能操觚者矣。"因此"深用遜抑，自限於書本功夫與中外關係，以產生其卓特之貢獻。"不僅以此自律，更用以教學。伯希和對此心領神會，他涉及範圍更廣，治學更嚴。在評論赫爾滿（Albert Herrmann）為哈佛燕京研究所編製的《中國歷史商業地圖》時，他說："就吾人現在知識程度而言，標題似乎略有誇張。而一人之工力，絕不能足成此種宇宙間如是廣大之問題。既有人創其始，我輩個人應各就學識所及詳究而補充之。"文史研究，把握博通與專精為一藝術性之事，既有賴於各相關分支的進步，又須個人獨創。集體攻堅，無非湊合，單槍匹馬，則力有不逮。加以學術重在發明，而非編撰。高明如伯氏，多數所謂專著在他或為常識，而他的短評則往往是專著之上的創見。"知識增時轉益疑"，敢於出手的潛台詞，大抵是不知深淺。 　　伯希和所受非難，並非個別偶然。本世紀前半葉，中國學術進入推陳出新的時代，西風所被之下重新解釋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在缺乏具體研究的基礎上，急於將舊知識拼成新系統，以博取時名，造成社會名氣大者學問往往淺，學術高深之人卻知名度有限的現象。早在1920年代，柳詒徵即指出學者分為有學無術與有術無學兩種，前者由實驗室圖書館產出，後者由官廳會場報紙專電火車汽車生成，"潮流所趨，視線所集，則惟後者為歸"。但此等學者愈多，則學術愈晦。這也即孫楷第所說："凡夫庸流所震蕩者為名浮於實之聞人，其實浮於名者，或不能盡知。一為社會的，一為真實的。"1920年代以後，中國不斷邀請國際知名學者文人來華講學演說，但所講大都並非本行。伯希和雖然來華多次，卻極少作專業以外的公開演講。其超越理論家的嚴密研究，絕非一般淺學外行所能領會，而與中國當時的普遍學風不相融洽。以中國上古史為例，存在泥、疑、考、釋四派。泥古囿於舊說，不足與談學術。"疑古失於臆斷，釋古流於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於狹窄，且不是每一學人所能從事。"以時名論，疑、釋兩派成名較速，聲名較響，但牽強附會處實多，所以時人有專講史法者史學往往不甚高明之嘆。而考古之狹，如乾嘉之學流於瑣碎，緣於學人功力識見有限。歷此狹境而能貫通，則成正果，否則宜守一得之見。因為不經此境或功力不足，往往非臆斷即比附。 　　中古史亦然。有人評論"當代研究中古史成績最著之學者"陳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論稿》，指出："近人多詬病考據之學，謂其流於瑣碎，無裨世用。惟是史學以探求真實為最高理想，原不必悉以資用，則考據又烏可廢？陳氏是書所討論之諸問題，為吾國中古史關鍵所在，不但李唐三百年之盛衰興亡而已。此本書所以異於時人所譏之瑣碎考據，亦異於剪裁陳言、纂輯成書之史鈔，更大異於具有成見與含有宣傳性之史論。"陳寅恪對乾嘉考據頗有微辭，而推崇宋代學術，陳垣不贊成"空泛而弘廓"的思想史文化史之類，主張"縮短戰線，專精一二類或一二朝代"，否則"雖日書萬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飯，終成為講義的教科書的，三五年間即歸消滅，無當於名山之業也。"精神均與伯希和相通。伯氏在掌握語言、版本校勘與搜求應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極深，但仍為工具，目的還在研究歷史，只是更具謹守闕疑與發明的自覺。其考據注釋，不僅較許多通史更富學術價值，其通識與駕馭力也遠在他人之上。大儒沈曾植的學問據說當時僅三數人懂得，而他與伯希和"談契丹蒙古畏兀兒國書及牟尼婆羅門諸教源流，滔滔不絕，坐中亦無可攙言。"1919年，王國維翻譯伯氏8年前在法蘭西學院的就職演說，仍讚歎其"實舉近年來東方語學文學史學研究之成績而以一篇括之"。可惜其《元朝秘史》研究和《馬可波羅遊記》注釋未能及身而成。伯氏死後，其靠天才加勤奮的學識只能由多人分別繼承。歐洲漢學在路徑轉換、不斷發展的同時，制高點卻不免降低。1946年8月，德國漢學家福蘭克因營養欠佳逝世，有人認為："其最後目睹老大帝國與其所領導西洋漢學家同歸於盡，同時現代西洋漢學與十九世紀前輩大師之聯繫亦告中斷。"從此，在社會學與人類學的影響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西方漢學進入新的階段，而中外學術正統彼此主動融合的密月也隨之過去，一個相對獨立發展的時期即將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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