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謝晉是幸福的

－－作者：彭小蓮2003年11月19日，我幾乎是拖著行李，直接從機場趕往謝晉導演八十大壽的會場，因為日本的岩波電影發行公司，委託我送上給他的生日禮物；他們曾經發行了謝晉導演的《芙蓉鎮》，至今記憶猶新，他們非常激動地訴說著往事，當初日本觀眾如何喜愛這部電影。影片在1986年完成，成為國內最高票房的影片；但是學術界，對於這樣一部反映「文革」的影片，並沒有給予很高的評價，錢理群教授參加《大眾電影》的研討會時，直接指出影片的局限：對於「文革」的批判，僅僅停留在對受害者的同情上，原因也是那些道德有缺陷的人的行為。當然，更不可能有更深入的反思。但是，即使是這樣，在現實中，整個影片在拍攝和最後審查時，都遇到了很多的阻力。由於當年的徐桑楚廠長堅挺謝晉，一次一次地飛往北京和國家電影局商榷，最後，通過了審查。1987年，影片榮獲多項大獎：金雞獎最佳影片、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美術獎。在1990年代之前，謝晉導演拍攝的影片，除了《舞台姐妹》以外，都具有比較濃烈的政治氣息。中國電影史上，謝晉是永遠不能迴避的導演。即使在「文革」中間，他也拍攝了當年非常有影響的《春苗》，還有樣板戲《海港》等，一直到斥巨資拍攝的《盛大的節日》；在完成影片的前夕，「文革」突然沒有預兆地結束了，於是我們再也沒有機會看到任何關於它的樣片，它就此束之高閣。然後，在審查「四人幫」的時候，從審查的材料中發現了謝晉寫的「效忠信」，他表示，自己還年輕，還可以為黨為國家至少再拍二十年影片。為此，謝晉進入了艱難時期，他被宣布進入「文革」後審查對象「講清楚」學習班。那是他極為痛苦的階段，當時，兒子謝衍正在報考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最終沒有被錄取，他非常內疚地認為，這是因為自己的問題，影響了兒子的前途。謝晉導演從頭開始，甚至像我們一樣，從拍兒童片做起。1979年他拍攝了《啊！搖籃》，講述了延安保育院的故事。影片依然在國內大多數影片的拍攝水準之上，凸顯出他的導演能力。然後，他籌備了兩年，拍攝完成了《天雲山傳奇》，又引起了巨大的反響。這是一部為「右派」呼喊的影片，以至於像我舅舅那樣的普通人，會看見銀幕上，右派分子羅群在大雪紛飛的日子裡，被妻子用板車推往醫院，在途中去世時，那蒼涼的畫面，孤獨的生命，於是舅舅不管不顧，在電影院里失聲大哭。即使這樣，沒有觀眾表示不滿，整個電影院里充滿了抽泣聲。謝晉成為當年電影界最響亮的名字。於是在1982年，謝晉重新被重視，決定給予他最高的榮譽，發展入黨。這時候，我剛分到上影，正在給傅超武導演做場記，這位1938年就入黨、參加過八路軍的導演，幾乎是拍案而起：「怎麼可以給這樣的投機分子入黨？這是給我們的黨抹黑！」這是他在黨委會上直接提出的，他熱愛黨，他要保持黨的純潔性。而後，他毫不掩飾自己的觀點，在食堂吃飯遇到謝晉的時候，當著面跟他說：「你現在是越來越紅了，你知道嗎，紅得發紫，那是因為那裡面要放進黑顏色進去。」謝晉沒有回話，默默地從傅身邊走過，我們在邊上，嚇得都透不過氣來。傅導演回頭對我說：「他拍的《大風浪里的小故事》現在都不提了？」其實，我們都不知道那是什麼電影，悄悄問傅導演是怎麼回事，這才明白那是由三個短片完成的電影，也是謝晉導演第一次執導影片，他拍攝了其中的《疾風勁草》。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是講述了華東大學秦兆龍等一群右派分子利用整風運動，向党進攻，共青團員楊文英與其堅決鬥爭的故事。如今，他又是為「右派」點贊的導演。謝晉當年為了追求義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里的「真實」感，甚至大膽地設想，在《疾風勁草》里讓上戲的右派學生出演影片里的右派分子。但是，這些已經被批鬥得痛苦不堪的學生，拒絕了他。在那樣殘酷的年代，謝晉在政治上，顯得不是那麼成熟，他能想明白的似乎只有他的電影。對於中國導演，我們當時都是暈頭轉向，不明白是非，確實對傅導演這樣有原則、有個性的導演充滿了敬佩；可是如果不是我跟隨傅導演工作，上影還有多少人記得他，這位曾經拍攝了《金沙江畔》和《火紅的年代》的導演？歷史是如此的冷漠，並且充滿了荒謬，任何事情都不能用好、壞、「投機」來說明白問題。謝晉導演，可以說是他們那一代人里，對電影最執著，以至於最瘋狂熱愛的人。他對膠片，對光影產生的夢幻的效果，有著難以釋懷的嚮往，他就是想拍電影，並且一直要拍到死的一個導演。我也想過，謝晉導演可以不拍《疾風勁草》嗎？在那樣的年代，你不願意做「右派」，你同樣是可以保持沉默的。上影的孫瑜導演，在被批判以後，竟然成了電影界的沈從文，如此偉大的導演，保持了自己的良心和人格，從《武訓傳》開始，只是試水拍了《乘風破浪》（1957）和《魯班的傳說》（1958）以後，沒有任何宣言，就此退齣電影舞台。這第一位把好萊塢技術帶回中國，被譽為「詩人導演」的孫瑜，是如此的驕傲、明智，他選擇放棄電影，因為愛得太深，他不能玷污它。我們在上影廠的日子裡，竟然從來沒有看見過他的身影。如果當時我稍微有點腦子，我一定會去拜訪孫瑜導演。我曾經想，謝晉導演為什麼就不能做一個像孫瑜導演這樣的人？今天，我終於明白，如果說謝晉拍攝《疾風勁草》是投機，不如說他是真誠的，他當年只是一個34歲，從來沒有拍攝過影片，沒有經歷過重大政治運動的年輕人，他不是1949年前的左翼，也不是右翼。他僅僅是一個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當他能第一次親手接觸到膠片，你能想像他有多麼的激動，你能要求他有多少境界，放棄這次領導給予他做導演的機會？「文革」初期，他同樣經歷了被批鬥、送幹校勞動、被監督勞動和改造的日子。所以，他拍攝《天雲山傳奇》的動機依然是真誠的。只是如何解釋他「文革」中拍攝的影片？當1970年上海的徐景賢宣布：「謝晉是資產階級思想非常典型的人物，但是經過七斗八斗，終於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了。」當時的謝晉，聽到這話時，竟然是淚流滿面，他不是在跟自己演戲。他感動，感激黨又給他拍電影的機會了，他從幹校回來，首先是接拍搞了五年沒有完成的《春苗》，他努力把影片的視覺處理得漂亮，故事充滿了煽情，把階級鬥爭設置為簡單的好人與壞人的矛盾。那是「文革」時期，能讓他拍戲「便死死抓住，哪怕是戴著鐐銬跳舞」（楊遠嬰教授語）。這就是謝晉在「文革」中的表現，為此不能給他更多的非議，因為對任何人，特別是對他的老師夏衍、曹禺，謝晉沒有過污衊、 揭發和陷害。在如此黑暗的年代，謝晉導演堅守住了良心和做人的底線，這談何容易！當我們這些年輕人當導演的時候，謝晉給予了很多的關注和支持。他不會在廠里看你的影片，但他會花一角五分錢，在家門口的美琪大戲院，買一張電影票進電影院看。看完以後，走進廠長辦公室跟領導說：「這年輕導演很不錯啊，你們為什麼在她的製作費上卡那個十萬元，你多給她十萬元，她會給你拍出一百萬價值的東西。」謝晉導演會認認真真教導我，哪裡不對，應該再從哪裡下手。印象最深的是，他對我說：「沒有別的辦法學，就是到電影院，把好片子反反覆復地看，看到把每一個鏡頭可以背出來為止。」當《偷自行車的人》影片到中國的時候，謝晉導演就買了幾個大餅，跑到上海的「大世界」，坐在電影院一整天一整天，不停地看著循環放映。他說，就這樣他在「大世界」待了一個星期，看了幾十遍的《偷自行車的人》。如今看見他做的《羅馬十一點》的電影筆記，也讓人感受到他的勤奮和智慧。從昨天的政治電影，到今天的娛樂至上，這其中幾乎失去了全部電影藝術的價值。即使在今天，當人們大講好萊塢電影的同時，不要忘記美國的獨立電影，它為市場撐起了半邊天，那些影片依然呈現出主題和風格的不同，以一種自由的姿態面對經濟、社會和文化方向。電影導演是在創造自己的世界，並不是隨便瞟著時尚、潮流與商業。只是用私人的聲音，在講述著發生在此處，但在任何地方都能夠被理解的故事。我們的電影在極左時代曾經被政治綁架了，試想，謝晉導演如果可以一直延續著《舞台姐妹》的人物命運刻畫的路子走下去，他的電影將會達到多麼輝煌的地步！但是，一個導演在「階級鬥爭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的歷史中，誰能給予他一個「如果」的可能？從孫瑜導演，到傅超武導演，再到謝晉導演，都像是「西西弗斯神話」里的人物，他們把石頭推到了山頂，讓它滾落下來，然後繼續著這重複勞動。這個希臘神話里的人物，已經不再是古典主義的悲劇人物，他展現了現代社會的荒謬。西西弗斯的幸福是假設的提出，就像這些導演，他們本質的動機，不在於他們荒誕的存在，而是荒誕既不能告訴他們幸福，也不能告訴他們不幸。之所以最後加繆假設西西弗斯是幸福的，就像我們假設謝晉是幸福的一樣：他是在電影中，找到了他作為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的尊嚴。轉自《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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