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們普遍遵守的、具有內在一致性的價值態度、風俗習慣、行為方式的總和。廉政文化則是指公共機構及人員在政務活動中形成的一套具有明確的廉政價值、廉政信念、廉政態度、廉政習慣、廉政行為的準則或規範。公共權力運行「風清氣正」和國家公務員的「廉潔從政」是廉政文化的本質特徵。 在我國傳統的道德概念中，「廉恥」是一對緊密相連的概念，其本意是指「知恥而後廉」或「知恥而後勇」，就是說知道了什麼是羞恥才有勇氣改掉不良行為。因此，我們倡導的廉政文化建設，首先是要在「官場」乃至全社會形成「特權與腐敗可恥」的文化氛圍，既要讓官員形成「腐敗可恥」的信念與習慣，形成廉潔是一個現代官員、特別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官員最基本的道德品格的觀念，也要在全社會形成特權與腐敗是「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局面。
在西方，自公元1500年「宗教改革」及資產階級革命以後，「公權」與「私權」的邊界就截然分明，經過長期的「制度匡正」和「民風矯正」，「腐敗可恥」已經深入社會的骨髓，一個人如果利用公共權力謀取「個人利益」，猶如一個小偷把手伸到他人的口袋，甚至比小偷還惡劣，因為你把手伸到了「大眾的口袋」，是無恥之極。不僅法律與人民饒不了你，就是自己的「道德良心」與「上帝」也饒不了你。一個官員一旦與腐敗醜聞沾了邊，不但政治生命就此了結，「做人」的資格也大打折扣，變成了人群中的「另類」。因此，廉政文化在制度與公眾的雙重壓力下自然形成，無論是選任官員，還是考任官員，基本會像「愛護羽毛」一樣愛護自己手中的「公權」，害怕失去人民的信任，遺臭萬年。 中國是個具有幾千年「封建官僚專制」傳統的社會，封建官僚體制是我國社會統治的基本政治行政體制，這種體制長期以來形成的一個最重要社會結果是「權本位」或「官本位」社會。特別是隋唐科舉制以來，社會上形成了「讀書做官」、「做官發財」的基本風氣，流風所及也就變成了國民的基本心理結構，書中自有「黃金屋、顏如玉」是中國知識階層「發奮讀書」的基本動力，也是幾千年來中國的「家長」督促孩子好好讀書的根本原因，「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幾乎變成了「鐵定的道理」，「做官發財」在民眾心理中已經變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一個人只要做了官，既可以一邊佔有道德高位，滿嘴仁義道德「教人」，又可以另一邊享受權力帶來的物質好處和精神快慰，這樣的好處，除非是「聖人」，沒有人不動心的。 這種社會的「官本位文化」對社會公眾長期「心理熏陶」的結果，是國民對「特權腐敗」的麻木不仁。不僅做官的對權力帶來的各種「享受」心安理得，社會公眾也對「官員的貪腐」寬宏大量甚至羨慕有加。因此，在中國長期的封建專制社會中，真正流行的是一種「腐敗文化」，而不是廉政文化。清官的標準就是民間流傳的：「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在權大於法的封建社會，僅靠官場空洞的「自我道德宣示」難以遏制腐敗的蔓延。「腐敗無恥」的「恥文化」或廉政文化在封建社會沒有根本的制度支持，也沒有紮實的民俗基礎。 社會主義革命在中國的勝利和「人民民主權利」的實現，使封建官場的腐敗和特權腐敗失去了滋生的土壤，腐敗和「三公消費」等特權腐敗一度銷聲匿跡，使「權力走下神壇」。
不可否認，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新的發展時期，由於利益分化所引起的社會結構的劇烈變動，一些官員經不起物質利益的誘惑，忘記了我們黨執政的基本價值和理念，使社會「腐敗文化」沉渣泛起，漠視社會的基本價值與道德、貪圖享受、貪污腐敗、以權謀私、任人唯親、言行不一、弄虛作假等現象時有發生，敗壞了黨風和社會風氣，銷蝕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因此，在當前的重要社會轉型期，狠抓廉政文化建設，在全社會形成「腐敗可恥」的文化氛圍，很有必要。 筆者認為，在新的發展階段，要在全社會形成「腐敗可恥」的文化氛圍，廉政文化建設關鍵要從兩個方面切入。一是通過民主制度規範權力運行，即通過權力民主、權力公開透明、權力監督等手段，為權力的清正廉潔制定明確的準則和規範，形成良好的行政文化，進而推動廉政文化建設。二是從經常發生在群眾身邊的、群眾看得見、摸得著、意見最大的「特權腐敗」抓起，如「三公消費」、豪華辦公等。只有把發生在群眾身邊的腐敗治理好，讓群眾看到治理腐敗的堅強決心和希望，才能在全社會形成良好的「腐敗可恥」的文化氛圍，也才能有效地推進廉政文化建設。 當然，「恥文化」作為一種價值信念、態度習慣，其形成是個「潤物細無聲」的過程，我們要搞好廉政文化建設，只要堅持價值引導、制度規範、領導帶頭公示家庭財產、群眾和社會輿論民主監督的原則，認認真真地去做，就一定能取得積極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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