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貸周期理論
(2)實證研究 Bemanke和Blinder(1992)利用VAR模型驗證了貨幣政策對銀行所持有的資產組合(主要是證券和貸款)的影響。他們認為聯邦準備金率對於真實宏觀變數的未來走勢提供了至關重要的信息.並證明了貨幣政策是同時通過貨幣渠道和信貸渠道產生效果的。根據Bemanke和Blinder(1992),貨幣政策能夠影響銀行貸款總量,那麼這種影響對於不同特徵的銀行是否有一些重要差別呢?Kashyep和Stein(2000)發現銀行規模及流動性對其借貸行為是有影響的。他們採用了l976~1993年期間美國商業銀行的季度面板數據.來研究貨幣政策對於單個銀行的借貸行為的影響。結果顯示這種影響對於流動性較差(即證券占資本的比率較低)的銀行來說要強一些,且更容易傳導給小銀行。結果證明了「銀行貸款渠道」的存在性,儘管無法對其重要性給予定量描述。 3.企業資產負債表渠道 與銀行信貸渠道的共同之處在於。兩者都根源於銀企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不同之處在於。該渠道是從企業角度分析信貸周期問題,其主要含義是:當緊縮性貨幣政策的負面衝擊惡化企業的資產負債表時,企業獲得的信貸額度將降低,對其投資支出產生放大效應。 (1)企業負債比率的影響 1)金融加速器理論和BGG模型 Bemanke和Cenler(1989)對真實經濟周期模型(RBC)進行了修改,認為企業的投資水平依賴於其資產負債表狀況:較高的現金流量和資產凈值對投資有直接或者間接的正面影響。一方面它增加了內部融資的來源,另一方面因為它提供更多的抵押品而可以減少外部融資的成本。由於信息不完全的存在,銀行獲得關於企業項目信息的成本較高,並且這個成本是反經濟周期變化的。這樣引起利率上升和實體經濟下滑的貨幣緊縮政策會導致包括代理成本在內的企業的融資成本上升,造成企業投資減少。 Bemanke和Gertler(1990)基於l989年的這篇文獻,從可操作性的角度,以潛在借款人的凈資產水平來定義「金融脆弱性」。其邏輯是:企業自有資產在其投資項目中所佔比例越小.與銀行之間就會發生越大的利益分歧。因企業對投資項目擁有信息優勢,且可以通過不為人知的方式來影響最終項目收益分配,這種利益衝突就會增加投資項目的代理成本,從而降低了投資部門的表現以及整個實體經濟的活力。在這裡資產負債表是影響理解機制的關鍵,惡化的資產負債表會使經濟經歷了實質性的低投資、資源的錯誤配置,甚至可能是完全的投資崩潰。 Bemanke和Gertler(1995)進一步提出了外部融資升水(Extemal Finance Premium)概念和金融加速器(Financ Accelerator)理論,並作出了進一步解釋:當企業遭受經濟中的衝擊,其資產負債狀況隨外部融資的升水程度發生改變時,企業的融資環境和投資都會發生變化.投資的改變會進一步引起下~期產量的變化,從而造成經濟波動。這就是所謂金融加速器效應的作用機理。Bemanke.Genler和Gilcllrist(1996,1999)將外部融資升水和金融加速器理論分別融入局部均衡模型和一般均衡模型(即所謂BGG模型),進一步將資產負債表渠道大致概括為企業層面(包括銀行與非銀行)的投資支出效應和家庭層面的消費支出效應。在金融加速器機制的作用下。信貸渠道可以傳導並放大原來貨幣政策的效應。並從數理上嚴格證明了信貸渠道的存在性和重要性。 也有大量學者對於金融加速器的這個基本分析進一步擴展和加深。但都沒有影響到原有定性分析的結果。Gertler(1992)考慮了多期金融合約的情形;Aghion和Bolton(1993)給出了一個對於長期和短期動態行為的更廣泛的分析。Aghion、Baneriee和Piketty(1997)闡述了當利率變動是內生的時候動態模型是如何作用的。還有一些學者發展了現金流在傳導機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動態模型。其中最著名的是Greenwald和Stiitz(1993),他們假設投入變數上和生產輸出之間有一期時滯,公司現金流下降後,只能通過融資獲得更少的投入,因而生產出更少的產品,導致更低的利潤,這使得最初的現金流下降的效應傳導到隨後期間里。因此,Greenwald Stig1itz模型闡述了金融因素可能會影響生產要素的投入水平。 2)實證研究 實證方面,Gertler和Gilcst(1991)考察了1958年第4季度至l990年第3季度美國製造企業的銷售量數據.結果發現小企業的銷售量波動性與GNP(包括滯後的GNP)、(與)貨幣供應量M2的增速的聯繫要比大企業緊密,並且在緊縮時期銀行對小企業貸款數量下降,而對大企業的貸款量不降反升。Gertler和lcst(1994)還發現在企業內部資金充裕時外部融資成本不會有大的變化,但當資產負債狀況變差時,外部融資成本會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只好減少生產、投資,從而更加惡化其資產負債狀況。他們還分析了面臨緊縮的貨幣政策時大、小企業投資支出和現金流狀況,發現小企業、不支付股利的企業相對於大企業、支付股利的企業,更容易出現外部融資約束,投資支出、存貨、短期債務減少的速度要比大企業快。這些實證研究的結果說明了金融加速器機制的雙重不對稱特點:資產負債表對公司投資的影響在經濟下降時期比繁榮時期大.對小公司的作用比對大公司的作用大。 (2)企業固定資產價值的影響 Kiyotaki和Moore(1997)認為,企業固定資產價值會影響其從銀行貸款的能力。他們的模型的假設前提是除非債務是安全的,否則銀行不能強迫企業還貸。因為在經濟中固定資產扮演了雙重的角色:它們不僅是生產要素.還作為貸款的抵押品。企業從銀行獲得的信用額度取決於抵押資產的價格.反過來這些價格又會影響其信用額度。他們運用了一個簡單的「捕食者——獵物模型」來類比了一下這種作用機制。捕食者相當於信貸受限公司的債務,獵物相當於公司持有的土地(即固定資產)。土地持有的增加一方面使得公司的凈資產價值提高,有更多的信用額度去借款:另一方面.高負債水平蠶食了公司的可貸資金額度,並阻止他們繼續投資。這種信用額度和資產價格之間的動態影響過程形成了一種有效的貨幣傳導機制,使得某種衝擊的影響會不斷地持續、放大並傳播開。 但是,實證檢驗抵押品和公司投資之間的關係存在兩個較大的問題:一是抵押品的價值常常是觀測不到的;二是抵押品價值是內生的。Gan,Jie(2003)分析考察了2O世紀90年代早期日本的土地價格,當時日本企業主要以土地為抵押物從銀行獲取貸款,該價格是可觀察到的,並且由於當時跌了近5O%,因而對於所有公司來說都是外生變數。結果發現,抵押品的價值從兩條渠道來影響公司的投資:一是抵押損失效應(collateral damage effect),即抵押品價值的下降直接削減了投資:二是間接的內部流動性效應(intemal liquidity effect),即隨著借款能力出現不足,企業不得不更多地依賴內部融資渠道。 Carlos和Marla(2004)進一步發展了Kiyotaki和Moore(1997)的模型,放寬了原有的嚴格假設,引人對消費者偏好和生產技術的描述。他們在研究中發現抵押品約束可以放大對於經濟的意外衝擊。但是這种放大作用通常較小。例如,他們證明當資本品所佔份額為1/3、跨期替代彈性為1時,這种放大作用幾乎為O。衝擊的作用只有當抵押資本品份額很高而跨期替代彈性很低時才會被放大,而這種情況的組合卻不是能夠達到均衡穩定狀態的一個鞍點路徑。他們將這种放大作用的微弱性解釋為對於消費者偏好、生產函數所施加的更接近現實的假定。另一個重要發現是在傳導機制的放大性和持久性上存在一種權衡關係,放大效應的強大總是伴隨著微弱的持續性,其原因如下:放大作用較強總是發生在受約束的借款方通過發行債務來增加抵押資本品的時候,而借款人的負債率越高,銀行所要求的補償也越高。因此,上一期強的放大作用意味著下一期高額的債務償還,使得借方的資本品降低。運用捕食者一獵物原理可以解釋為:獵物越肥,死得越快。 綜上所述。「銀行信貸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構成了現代信貸周期理論的兩個重要基石.也是貨幣政策信貸渠道的傳導機制。在現實中這兩個渠道是交織在一起的,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是借貸雙方信息不對稱和金融摩擦的存在。 4.新的發現——信貸標準是經常變化的 wn和Morgan(2o02)對於貨幣傳導機制的信貸效應進行了檢驗。他們以關於商業銀行信貸標準的信息作為替代銀行信貸可得性的變數,並考慮了貸款市場的兩種特例:一個是典型的數量一價格(利率)市場,一個是以信貸標準作為貸款可得性替代物的市場。他們發現,2O世紀60年代末7O年代初,存貸款利差和信貸標準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關係,原因在於當時的Q條例規定了利率上限,這樣每當資金成本(即實際利率)上升,名義貸款利率和聯邦準備金率之間的利差被壓縮,銀行只能實行信貸配給,即提高信貸標準。可以說,緊縮政策是通過「鼓勵」銀行提高信貸標準,來達到緊縮信貸的目的的。而20世紀80年代之後,存貸利差和信貸標準之間變成正相關關係,這是因為,央行盡量迴避使用一些信貸手段,所以信貸標準上的變化更多表現在資產負債表的惡化上。這種惡化致使銀行和其他借款人緊縮信貸供給,即既提高貸款利率.又提高信貸標準。最終的結論是,銀行的信貸標準是經常變化的,信貸標準的變化對於商業貸款和國民產出都有很大的影響。 Lown和Morgan在2004年撰寫的一份研究報告中繼續闡述道,從貸款到信貸標準的反饋表明了一種信貸周期。高貸款規模由銀行自身意識到.或者被監管者提醒信貸標準過於寬鬆。將引發從緊的標準。從而導致較低的支出和貸款規模,而這種較低的支出水平和貸款規模最終又會引起信貸標準的降低以及隨之帶來的高的支出和貸款規模,如此往複循環形成了信貸周期的波段。 5.信貸研究新視角——新奧地利學派的觀點 Attara和Campioni(2OO7)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視角,他們在新奧地利學派的框架體系下探討了公司融資約束與經濟波動的關係。他們評價道,上述的Bemanke和Genler(1989)、Bemanke等(1996)、Kiviotaki和Moore(1997)等人遵循了一個共同的方法論參照,就是將商業周期波動分析為一個跨期的均衡,即經濟在沿著調整路徑向穩態均衡運動時仍處於連續的均衡狀態,從而否定了傳統的將經濟波動解釋為錯配的觀點.這種觀點為真實經濟周期學派和內生經濟周期理論所共享。但是Attam和Campioni認為經濟波動是一種從非均衡狀態轉變到預定的穩定狀態的現象.其存在反映了產能結構上的基本扭曲.比如生產新的機器設備和利用好現有的生產能力之間缺乏協調。一旦波動是由於經濟中出現持續錯配而成為一種不可逆轉的現象.那麼可通過信貸渠道將資源轉移到生產部門,如此信貸對於保證經濟的自我調整方面變得至關重要。 (二)基於銀行信貸行為的理論與實證研究 1.信息不完全時信貸波動的合理解釋 許多監管實踐發現.銀行的許多信貸決策錯誤都是在經濟繁榮時期。而不是衰退中間發生的。一方面,在景氣時期銀行對於企業的投資項目和償債能力往往過於樂觀,導致信貸政策放寬、信貸標準降低,於是許多凈現值為負的項目也能獲得融資.並在到期後出現違約和不良貸款現象.此稱為一類錯誤信貸政策(Type l Lending Policy Errors);另一方面,在衰退時期,銀行不良資產趨於增加,信貸政策趨於保守。使得許多正凈現值的項目被拒貸。犯了二類錯誤信貸政策(Type 2 Lending Policy Errors)。許多研究試圖解釋這些現象,以下是一些代表性理論: (1)災難短視(Disaster Myopia) Guttentag和Herring(1984)發展了一個在違約風險和道德風險情況下的貸款者行為模型。一個有關的假設是在預期形成中的認知偏差為他們提供了動態分析的對象。並且解釋了經濟是如何受到金融危機影響的,並且這種脆弱性會隨著時間增強。可得性啟發是人們衡量事件發生的心理機制。 主要內容是:頻繁發生的事件總是比偶然事件更容易被人們記住.而這種記憶通常會受經歷的感受深度以及距離上次事件發生的時問長短等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加劇了可得性偏差。Guttentag和Herring用「災難短視」來描述人們有遺忘過去災難的傾向。如果兩次金融危機發生的間隔時間越長,人們會認為再次發生危機的可能性就越小。一旦在經歷過長時期的繁榮穩定的經濟狀態之後發生金融危機,那麼遭遇災難的對象將毫無心理準備。銀行同樣具有災難短視行為,危機過後隨著時間推移,傾向於低估那些低頻率外部衝擊事件發生的概率,以至於承擔了與其資本實力相比較大的風險敞口,這種銀行的災難短視行為是形成信貸周期的重要原因。 (2)羊群行為(Herd Behaviour) Raian(1994)基於行為金融學理論,提出了理性的銀行家短期行為.從銀行家的有限理性這一角度研究信貸周期的形成及其對金融穩定的影響,認為信貸政策與信貸需求的共同作用引起了宏觀經濟波動。因為銀行家像普通投資者那樣也是有限理性者。在經濟波動出現上下行拐點時.由於他們的認知偏差,信貸市場上會出現群體性多貸和群體性拒貸兩次「羊群行為」,造成信貸擴張與緊縮並形成信貸周期,信貸周期反過來又強化了實體經濟的波動。Raian還以20世紀9O年代早期發生在新英格蘭的銀行危機來論證了這個理論。 (3)制度性記憶假說(Institutional Memory Hypothesis) Beer和Udell(2004)提出了「制度性記憶假說」,它與其他解釋順周期性的理論不同之處在於:它是基於銀行貸款行為自身的周期,而不是整個經濟周期:它側重於對銀行考慮企業軟信息時的解釋力,而不是以硬性指標來衡量,而上述其他理論對兩方面都有考察。制度性記憶假說認為,銀行信貸周期中信貸員辨別審查能力的退化會導致信貸標準的降低,從而貸款給本應被拒絕的低信用水平的企業。制度性記憶問題及其對信貸標準的影響可能會由於銀行管理層與信貸員之間、管理層和銀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委託代理問題而變得更為嚴重。對於管理層和外部的利益相關者而言,容忍這种放松的信貸標準可能是最優的行為,因為強制性的信貸配給可能不僅對低信用企業造成影響,同時具有正凈現值項目的高信用水平的企業也可能因此不能獲得貸款,極大地破壞了銀企合作關係。因此,雖然短期內擴大貸款範圍可能會使貸款中包含一些負凈現值的項目,但從長期來講,等待銀行壞賬出現從而區分出好的信貸員是銀行利益最大化的一種策略。為了檢驗這個假說,他們利用1980~2000年期間美國銀行的數據進行檢驗,觀察上一次銀行貸款出現問題之後。隨著時間流逝信貸標準是否又會放鬆。結果表明,剔出供求因素影響後,銀行的工商業貸款和房地產貸款在上一次出現壞賬之後都會出現增長趨勢。 2.信貸波動與經濟周期的關係 近年來,很多經濟現象及研究都表明商業銀行在信貸活動中帶有明顯的順周期性(Procyclicality),Katalin Mero(2002)指出.這種順周期特性源自貸款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具體表現為,商業銀行在經濟開始出現疲軟的時候由於更多地考慮到信用貸款的償付可能,更加傾向於緊縮其信貸規模,使得那些沒有風險、能夠獲利的項目也難以獲得融資,從而可能導致整個宏觀經濟的進一步緊縮,並轉化為通貨緊縮。因此.銀行信貸政策的態度在本質上有助於加強經濟波動,因而具有很強的順周期性。 國際清算銀行(BIS,2001)研究了OECD中1O個發達國家19791999年間私人投資和GDP比率的變化趨勢,發現在經濟穩步增長階段,信貸和GDP比率明顯地快速增加。而在經濟衰退時期則明顯下降。Bikker.J和Hu.H分析了26個0ECD國家1979~1999年期間的相關數據,發現這些國家在經濟擴張時期,信貸規模和銀行利潤都增加,經濟衰退時期則都減少。 國內學者對信貸變化與中國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也在不斷探索。陳磊(2004)對於1981~2o02年這段轉型時期信貸周期與經濟波動之間的關係進行了實證研究。研究表明我國信貸周期與經濟周期從長度上講基本一致,在時間上由基本同步轉變為1994年後通常會滯後3個季度左右。經濟增長對信貸擴張具有較強的依賴性,而經濟波動對於信貸規模的影響也由l994年之前的微弱明顯增強,貸款已經具有一定的內生性。他提出了央行仍然應該密切檢測銀行信貸總量。防止銀行信用過度擴張,保持信貸規模在適度範圍內穩定增長。劉濤(2005)通過分析1994~20o3年的GDP實際值和存款貨幣銀行信貸規模的季度數據,來研究經濟波動與信貸波動的關係,得出結論:中國經濟波動在很大程度上源於缺乏信貸約束的地方政府提供過度的總量供給.與承擔宏觀調控和銀行風險的中央政府存在需求壓縮之間的矛盾。滑靜、肖慶憲(2007)利用多元GARCH模型.分析了l978~2005年中國GDP增長率和年末信貸餘額增長率的數據,論證了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行為具有明顯的親周期性特徵,兩者當前波動狀況不但受自身波動的影響,還受各自前期波動的影響。 3.銀行間的競爭性行為加劇了信貸周期 Carey(2000)and Herring(1999)認為,市場份額的激烈競爭導致銀行在經濟上升時期放鬆了貸款條件,貸款風險溢價減少和抵押物評估的不嚴格使客戶的平均質量下降.導致了在經濟回調時期的緊縮。 Ruckes(2004)對於商業周期中信貸的重大變化和銀行間的價格競爭給出了一個解釋。隨著經濟逐漸好轉。借款人的平均違約率下降,這影響了審查的盈利性。導致銀行審查力度隨著經濟基本面的變化展示出倒U型特徵。經濟擴張時期,銀行審查活動減少。銀行之間展開激烈的價格競爭,使得低信用借款人能夠獲得貸款。而隨著經濟前景惡化,價格競爭減少,信貸嚴重趨緊。主要結論是,在經濟周期的不同階段,銀行的信息收集和處理活動不同,信貸市場的競爭激烈程度不同,造成在衰退時期銀行信貸標準較高,而繁榮時期標準放寬。 Gary B.Gorton和Ping He(2005)從博弈論的角度考察了銀行之間相互影響的借貸行為。他們認為,Green and Porter(1984)所建立的「價格戰」模型與現實狀況有很大差異,銀行業是一個準入受限、高度集中、信息不透明以及受到嚴格管制的行業,所以現實中不太可能會產生價格戰,更多地是一種信息方面的競爭。他們發現了一種內生信貸周期的模型,這個模型假設「勝者的詛咒」效應會影響銀行的行為.銀行之間圍繞收集有關潛在客戶的信息展開了策略式博弈。直接導致了信貸周期以及周期性信貸緊縮的產生。其機理如下:銀行在放貸之前必須對潛在貸款人進行調查,以決定是否放貸以及投放多少,而這一調查過程是需要高昂成本的,銀行必須在這種調研成本與放貸收益之間尋求平衡。然而,作為上述銀行的競爭對手,它們可以通過觀察已做調查銀行的信貸行為來調整自己的信貸標準,從而做出信貸投放的決策。如果出現信貸緊縮,所有銀行都會加強對潛在貸款人的考察,提高放貸標準。正是基於競爭對手的信息,銀行在信貸標準上的變化導致了信貸可得性的變化。該模型還引入了一個銀行商業貸款壞帳率差異指數(PDI)變數,如果PDI上升,銀行應該減少他們的信貸量,增加信息調查的強度,以減少在下一時期中的違約貸款損失。 (三)銀行業風險管理對信貸周期的影響 1.銀行的信用風險與經濟周期 宏觀經濟波動和銀行面臨的信用風險之間是存在某種聯繫的。有關宏觀經濟狀態和波動方向的知識可以幫助評估在過去時間裡出售的貸款組合的信用風險。此外,在新巴塞爾資本協議框架下,銀行需要把企業的貸款需求與交易的信用價值相聯繫,而信用價值是通過違約率和擔保價值來評估的。不同的違約率可以從官方的信用評級機構獲取.或依據銀行自身的內部評級模型。下面我們分別從違約率和擔保價值的角度來考慮銀行信貸的信用風險。 (1)企業違約率隨經濟周期逆向而動 公司違約造成了商業銀行的信貸損失。但是債務人通常不會在自身財務狀況良好的情況下故意違約,企業違約不僅受到自身資本結構,還會受到企業運營的外部經濟環境的影響。宏觀經濟景氣循環是影響企業經營績效的重要因素。因此也有一批學者研究了宏觀經濟的周期波動與企業違約頻率之間的某種聯繫。 Wi1son(1997)、Nickell等(2O00)、Kavvathas(2001)、Bangia等(20O2)和Pesaran等(2OO3)研究了聯繫違約率和宏觀經濟變數之間的實證模型。這些模型的一般結論是受宏觀經濟條件影響,貸款違約率具有周期性,違約概率傾向於在不景氣的經濟狀況下更高。Fe耐、Liu和Mainoni(200O)以及Reisen(200O)研究發現,評級機構的行為也具有周期性。Altman和Fumne(20O3)發現,評級滯後於經濟循環。D"Amato和Saunders(2001)認為與舊的評級相比,經濟周期狀況對新的評級的影響更大。 Koopmand等人(2008)最新的研究成果發現,基於1980~2oo5年期間標準普爾的美國公司等級轉移和違約數據,在他們的模型中加入了一個未觀察到的、動態的元素(可解釋為系統信用風險因子)之後,大多數宏觀變數觀察值對於違約率的解釋力在統計上變得不顯著了,剩下的只有GDP增長率、短期利率、違約價差、股票市場波動率等。此外,違約與降級相比於升級更易受共同風險因素的影響。它們在系統風險構成因素上也存在顯著不同。 (2)抵押品價值與經濟周期平行 擔保品是銀行信貸管理的一種重要的信用風險緩釋工具(credit risk mitigation),它在貸款發放過程中可以有效解決信貸市場上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逆向選擇問題,提高銀行的預期收益。而擔保品作為一種資產,其價格本身就是順周期變化的。根據巴塞爾新資本協議,確定資本要求的風險權重和貸款損失撥備的計提水平都取決於擔保品的價值。其任何變化都會同時使資本水平和貸款損失撥備按同一方向發生變動。資產價值與銀行貸款之間的聯繫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時常常可以明顯看到。一些對於資產價格泡沫的研究,如l929年美國大蕭條(Bemanke,1983,1995)、1990年日本房地產和股票價格崩潰(Kim,Moreno,l994;Brunner,Kamin,l998)、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Stiglitz,Greenwald,2003),闡釋了金融因素如何通過資產價格來衝擊實體經濟。 Peter(2O04)研究了抵押品價值與銀行體系的關係。在他的模型中,抵押品價值下降造成的違約率上升和貸款損失對銀行體系有重要的影響。較小的貸款損失主要通過影響銀行的資產負債表來影響貨幣、信貸總量;而較大的損失甚至會造成金融不穩定,發生銀行危機。分析了信貸周期波段對於抵押品要求的影響,一般而言上升時期中銀行會放鬆抵押品要求,而下降時期則相反。 違約率和抵押品價值所帶來的問題突出了信用風險模型中動態行為的重要性,以及經濟周期狀態和信用風險的關係。Fama和French(1989)、Chen(1991),Stock和Watson(1989)研究了聯接信用風險和經濟周期的模型,其一般結論是,在債券上的信用風險溢價包含了反周期的因素,信用價差反映了未來的經濟周期狀況,所以它是相當準確的預報器。此外,由於靜態或短期信貸組合模型的變數沒有考慮到信貸風險的積累,Koopman等人(2005)從一個多年期回溯檢驗實驗中,證明了動態違約率的協調對於信貸風險資本需求有重要影響。因此,與實證結果相一致的動態模型可為信貸風險的生成提供及時的預警信號,從而減少對於貸款違約率和抵押品價值隨經濟周期波動的一些擔憂。 2.風險監控帶來了更為嚴重的順周期性 對於銀行來說資本和貸款損失撥備是兩種吸收損失的方法,前者用於吸收非預期損失,一般發生概率較低,而後者用於吸收預期損失。發生概率較高。因此資本金要求和貸款損失撥備是兩個最重要的審慎管理工具,但是資本監管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信貸緊縮,從而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Michele Cavallo和Giovanni Mainoni(2o01)指出,銀行資本的周期性波動.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一是由以風險為基礎的銀行資本監管造成的;二是由於缺乏對銀行貸款損失撥備計提行為的基於風險的監管,銀行資本的不足很大程度是計提貸款損失撥備不足。 (1)資本金要求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 巴塞爾新協議的最低資本要求導致在經濟蕭條時期,銀行信貸組合的風險上升,使得資本要求有較大的上升。銀行為了滿足資本金要求。通常有三種途徑:增加資本;減少信貸供給。從而減少風險資產:改善資產結構,增加較低風險權重的資產比例。一般而言,銀行會採取成本最有效的方式來達到要求,如果籌集新資本的成本比較高,那麼銀行的最佳做法就是減少信貸供給。如果大多數銀行都採取這種方法,會導致經濟整體信貸供給減少。這時候如果企業能夠有其他融資渠道.那麼銀行信貸供給的下降就不會影響經濟的實際產出。但是由於信貸市場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對於許多中小企業來說獲得銀行以外的融資是不可行的,他們就必須減少投資,從而影響了經濟的實際產出。因此,當銀行不能靈活地籌集資本.而許多企業對銀行信貸又存在很強的依賴性時.資本金要求的上升會導致總體信貸供給和產出下降。 可見,對風險較為敏感的資本金要求強化了本已存在的銀行信貸市場和宏觀經濟之間的順周期關係。經濟蕭條期與高漲期相比.銀行將受到更加嚴格的資本約束,同時籌集新資本的成本更高了。因此銀行有強烈動機在經濟繁榮時迅速擴張貸款。而經濟蕭條時急劇減少貸款,從而加劇信貸周期和經濟周期。 (2)貸款損失撥備對銀行信貸行為的影響 貸款損失撥備也會影響銀行貸款,從而對經濟周期產生影響。經濟高漲時期,貸款違約率下降,銀行會相應減少計提的撥備,表現出更高的利潤水平,並進一步提高放貸的積極性;而在經濟蕭條時期,貸款違約率上升,銀行需要計提更高的撥備,使得自身財務狀況惡化,放貸能力降低。總之,貸款損失撥備的這種周期性變化,會放大經濟周期的波動。 Borio等(2001)對1980~1999年10個OECD發達國家的研究發現,銀行信貸風險撥備的順周期特性甚至比貸款數量和資產價格更明顯,銀行的撥備數量與經濟周期之間存在很強的負相關性。就是說,只有經濟增長明顯放緩時,銀行才開始增加計提撥備來覆蓋將來的損失。 [編輯] 參考文獻 ↑ 巴曙松,劉海博.信貸周期理論研究綜述[N].湖北經濟學院學報,2009(3) 來自"http://wiki.mbalib.com/wiki/%E4%BF%A1%E8%B4%B7%E5%91%A8%E6%9C%9F%E7%90%86%E8%AE%BA" 本條目對我有幫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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