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澤：大陸和台灣：互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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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大陸和台灣：互相閱讀發布時間:2011-04-19 14:18 作者:李敬澤字型大小：大中小點擊:272次

——去年九月在台灣的講演

　　「你要幹什麼？」　　這樣一句話，由我說出來和由在座的某位台灣朋友說出來，是一樣的，也是不一樣的；記錄下來、落在紙上是一樣的，但是，在口語中，語調、重音，乃至說話時的表情是有差異的，這種差異可能使這句話在特定語境中表達的意思和情緒有很大的不同。　　前不久，在北京舉行了一次漢學家會議。會上一位美國翻譯家談到了他面臨的困難，他以「你要幹什麼」這句話為例，說明在大陸普通話和台灣「國語」之間，存在著微妙的、需要仔細辨析的歧異。　　這種歧異或許會使分別來自大陸和台灣的一對戀人之間的交流額外生出波折和趣味，但總的來說，它不足以對政治家、商人和普通民眾構成什麼困擾，但是，對文學家來說，它仍然是一個值得認真對待的問題。　　在此，我想談談我的一段個人經歷。一九八三年，大陸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台灣小說選》（註：《台灣小說選》，《台灣小說選》編輯委員會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10月第一版），這應該是在長期隔絕之後，大陸的讀者第一次接觸海峽對岸的文學；那本書的封面是藍色的夜空，有一輪圓月，還有一條柳枝，那時我還是大學生，買了一本，由此認識了很多台灣作家，白先勇先生的《永遠的尹雪艷》，就是在這本書中讀到的。　　《台灣小說選》給了我雙重的影響。對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一個大陸大學生來說，它打開了一扇窗，讓我看到了，關於人的另外的想像，關於生活的另外的敘述，向我證明了世界的廣闊和豐富；同時，我在這新的、陌生的景象中也依稀彷彿地產生了一種故鄉感——就好像，一個人經歷了三生三世，然後，在某個意想不到的地方，驀然間，似乎辨認出了前世所在。賞心悅目誰家院？其實原是自家院。也就是說，通過這本書，我感覺到了中國古老文學傳統的存在和延續，感覺到五四新文學傳統還有更為寬闊和複雜的譜系源流。或者說，在八十年代初，一個大陸文學青年對中國文學傳統的發現和體認有一部分是由台灣文學開啟的。　　現在，時間到了二0一0年。我第一次來到台灣，我想，到了台北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尋找書店，比如要逛誠品書店，我想我會找到莫言、劉震雲、畢飛宇等等我熟悉的朋友們的作品；同時，在大陸的書店裡，你們也會找到張大春、朱天文、龍應台、蔣勛等等很多台灣作家的作品。每到年底，大陸很多報刊、網站都會照例盤點這一年的好書，按照魯迅所說的「十景病」，通常會選出十本，我經常在此類活動中擔任評委，近兩三年來，我發現，十本中，來自台灣的書通常會佔兩本、三本，甚至更多。台灣文學已經成為大陸公眾閱讀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元素。　　我想，有一個事實是顯而易見的：就文學而言，大陸作家面對的不再僅僅是大陸的讀者，台灣作家面對的也不再僅僅是台灣的讀者，我們面對著兩岸有相同文化根脈、有相同語言和文字的讀者。當我們談到漢語文學時，不能僅限於大陸或者限於台灣，兩岸的作家實際上是在一個越來越明確的共同的場域中寫作，就像在經濟上，兩岸最終會形成共同市場一樣，在文化上和文學上，當兩岸的讀者通過作家們的作品密切地交換彼此的經驗和對世界的看法時，共同感就不僅是歷史和傳統的，也是現實的和面向未來的。　　在我所供職的《人民文學》雜誌，近兩年來刊發了越來越多的台灣作家的作品，包括張大春、林清玄、龔鵬程、劉克襄、周志文等。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有一個年輕和熱情的編輯，通過她，我意識到，對她這一代年輕人來說，來自台灣的文學已經成為閱讀經驗和文化經驗中一個自然而然的部分。我有一次提出，台灣作家的作品發多了，可能大陸讀者不太適應，她驚詫地看著我說：怎麼會呢？一樣的啊。我想，她是對的。在海峽兩岸，有很多這樣的年輕人，在商業化的時代，互聯網的時代，通過大眾文化、流行文化，通過閱讀同樣的書，通過種種小眾的、社群的交流，他們正在跨越海峽，形成一種新的文化共同感。　　但是，我現在想回到一開始談到的話題：並不完全一樣。正如那位美國人注意到的，在台灣和大陸的口語中，即使是同一句話也可能包含著微妙的差別。在這裡還有一個例子，就是在我們剛開始發表台灣作家的作品時，我注意到我的編輯們對每一篇作品都作了非常細緻的修改——在《人民文學》這份雜誌的傳統中，我們高度重視文字的品質，我們一向認為，編輯應該協助作家完善他的文字。台灣作家的很多句法、詞語和我們習慣的用法不同，超出了我們的語言經驗，他們認為應該做出修正。但是，我還是不得不把編輯們找來，和他們探討是否有必要做這樣的修改。　　這件事使我注意到，在書面語的層面上，台灣和大陸也有很多差異。這種差異來自漢語自一九四九年以後、甚至一九四九年以前就已分化的不同的發展路徑；就大陸而言，我們身在其中，有時很難自覺地做出概括和判斷，但就台灣而言，我感覺，一般來說，使用書面語寫作的人們有更為深厚的古典文學背景，或許還有白話文發展前期的書生腔調；當然，歷史和生活也塑造著語言，六十年來，在台灣的人們，他們獨特複雜的經驗，也一定反映在語言之中。　　現在的問題是，當我們日益密切地相互閱讀時，我們如何對待這種差異。我認為，我們或許不應該急於施展編輯功夫，修正和抹除這種差異，相反，這種差異本身就是我們共同的寶貴財富。漢語的分途發展，如同兩個兄弟各自帶著母語去經歷世界和人生，他們多年後坐在一起，發現他們的口音和表達有相同也有不同，這種相同是珍貴的，使他們兄弟相認，這種不同也是珍貴的，因為正是這種不同表明，他們都以各自的方式拓展了母語，使這母語變成一種更廣闊、更豐富、更具彈性、更具表現力的語言。　　這是今時今日，大陸和台灣在文學交流中一個最內在的層面。我們時刻印證著我們的相同，我們也滿懷驚喜地發現我們的差異，這種差異是歷史遍布傷痕的遺產，也是歷史給我們的一份意外的饋贈，我們從這種差異中深刻地領會文學與人生無限廣闊的可能性。　　不久前，我和一位常住北京的台灣出版人吃飯、喝酒，他讓我見識了台灣人的酒量和豪爽，他說的一口「國語」在他激動和亢奮時我幾乎就聽不清，但是，有一句話，他說了，我聽清楚了，字字入耳，他說：讀書讓人越讀越近。他說得真是好，文學的一個根本功能，就是讓我們相互走近。儒家說，推己及人，就是像看待自己一樣想像別人，昆德拉又說：文學讓人理解他人的真理，就是說，要在別人的想像中看待自己。這兩個方向的想像，都會使人走近、使人貼心，使人滿懷信心地確認我們的共同之處，也使我們把相互間可能的差異和對差異的理解視作使我們的共同生活變得豐富和美好的因素。　　所以，在今天這個場合，我真正想說的只是：讓我們互相閱讀，讓我們在閱讀中相互走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