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細珠：中國大陸學界關於康熙統一台灣研究述評

摘要：康熙統一台灣歷來是清代台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系統梳理了中國大陸學界關於康熙統一台灣研究的學術成果，重點闡述了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決策，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的和談與決戰，以及施琅與相關人物等問題研究的學術進展。在檢討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認為該研究領域有待於進一步拓展，該課題相關新史料需進一步發掘和利用，與台灣地區及海外學界的交流與對話需進一步加強。

關鍵詞：中國大陸學界 康熙統一台灣 施琅 研究述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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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統一台灣，是清代歷史上的大事，也是台灣歷史上的大事，故向來是清代台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學術研究是在不斷沉澱累積的基礎上推進的，因此學術研究史的清理非常重要。關於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決策，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的和談與決戰，以及施琅與相關人物等問題，學界相關研究成果頗多，值得認真總結。本文擬在檢討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儘可能地提出有待於進一步研究的問題，指明新的研究方向。

一 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決策研究

康熙統一台灣有一個過程。陳碧笙撰文詳細論述了這個過程，包括康熙初年清鄭之間多次和戰，平定「三藩」之後清政府決策進攻台灣與施琅的作戰方略，澎湖海戰克複台灣及關於台灣棄留問題的爭論等多個環節，並高度肯定了康熙皇帝、施琅、姚啟聖等人的歷史貢獻，以及康熙統一台灣使此後兩個多世紀里台灣與大陸完全溶為一體並得到全面開發的重大歷史意義。[①]

關於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決策，是學界關注較多的一個問題。楊錦麟運用決策論原理，考察了康熙統一台灣戰略決策的形成及其特點，認為康熙對台灣鄭氏的戰略決策主要有三條脈絡：遷界禁海，議和招撫，軍事進攻，三者相互作用，交叉發展，整個戰略決策是一個由側重禁撫，以撫為主，相機進剿發展到以禁為輔，以剿為主，剿撫並用的過程。在此決策過程中，康熙掌握情報的渠道主要有三：一是正常渠道即前線各級官員的題本、揭帖，二是各級官員密奏系統，三是筆帖式系統，三者相互獨立，均直接對最高決策者康熙負責。康熙對前線形勢的研究和進一步軍事、政治行動的部署和決策，主要是通過議政王大臣會議和御門聽政形式加以貫徹實現。[②]任力、吳如嵩論述了清政府對台灣鄭氏集團從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採取了一系列戰略和策略：一是尋求和平解決途徑的政治策略，由於鄭氏堅持分裂，多次和談失敗；二是禁海遷界的經濟封鎖策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鄭氏經濟困難，但清政府也付出沉重代價，可謂失大於得，弊大於利；三是「因剿寓撫」、武力統一台灣的軍事策略，建立強大的水師，武力威懾與政治招撫並用，實現對台灣本島的和平統一。[③]

康照統一台灣戰略有一個從和平統一到以戰促和轉變的過程，這個過程與當時清鄭雙方政治、軍事形勢變化密切相關，季雲飛、王興亞、林乾分別撰文詳細論述了這個戰略轉變的過程。[④]曾景春還從閩海制海權的角度考察清初統一台灣的過程，認為明鄭為反清復明，清朝為滅明統一全國，曾經在福建沿海上自浙東、南至粵東北的海域，展開長達30多年的制海權爭奪戰，其間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646-1662年，鄭成功強力控制海權時期；第二階段，1662-1675年，鄭清雙方相持階段；第三階段，1675-1680年，閩海權由鄭方逐漸轉向清軍，施琅攻克澎湖為清朝在閩海的制海權上畫了點睛之筆。[⑤]

任力在對比分析鄭成功收復台灣與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指導後，總結了五點經驗：一是著眼長遠戰略目標，定下武力解決台灣問題的戰略決心；二是全面分析戰略形勢，正確把握戰略時機；三是精心進行戰略籌劃，周密組織作戰準備；四是選用合適的攻台主將，確保作戰指揮的協調統一；五是軍事打擊與政治攻勢緊密結合，鑄成制勝疆場的雙刃利劍。[⑥]

二 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的和談與決戰研究

清朝在統一台灣過程中，剿撫兼施，和戰並用，在激烈的拉鋸戰間隙，曾經有過多次和談。陳碧笙簡要論述了自順治九年（1652）到康熙十八年（1679）的十次和談經過，由於雙方採取不妥協的態度，最後沒有達成協議。[⑦]陳在正評述了清政府與鄭成功之間的和談以及鄭芝龍在其間扮演的悲劇角色。[⑧]鄧孔昭則詳細考察了清政府與台灣鄭氏集團談判的背景，雙方提出的條件，尤其是鄭氏集團提出的「援朝鮮例」問題，認為清鄭雙方几次談判背景大不相同，雙方都是根據局勢變化，利用談判作為手段，以求達到自己的軍事或政治目的。在不同的背景下，清鄭雙方提出的談判條件也各不相同，大致有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當鄭氏軍隊在大陸沿海擁有很強實力，並在戰場上略佔優勢時，清方條件是：鄭氏軍隊退出大陸沿海及其島嶼，雙方以澎湖為界，依照朝鮮事例，代為題請；鄭方條件是：已佔沿海島嶼不能退讓，要息兵安民，清方須將漳、泉、潮、惠四府糧餉讓給鄭氏養兵，海澄尤不能放棄，但可作為雙方往來公所。第二種情況，當鄭氏軍隊退守台灣，清軍一時無法用武力攻取時，清方條件是：鄭氏可以世守台灣，但必須稱臣奉貢，遵制剃髮，沿海地方可開放與台灣通商；鄭方條件是：援朝鮮例，稱臣奉貢，但不剃髮。第三種情況，當清軍完全控制台灣海峽的軍事主動權，並攻下澎湖時，清方條件是：台灣人民土地悉入版圖，官兵遵制剃髮，移入內地，聽從朝廷安置；鄭方條件是：希望仍居台灣，承祀祖先，照管物業。實際上，鄭方最後無條件投降。可見清鄭雙方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是隨著各自實力和鬥爭形勢不同而不斷變化的，「援朝鮮例」不是鄭氏集團的專利，有時清方主動提出，反而遭到鄭氏拒絕。對於清鄭雙方在談判中提出的條件，尤其是「援朝鮮例」問題，學界有不同看法，有人從統一與分裂的思維角度，認為清鄭雙方的根本分歧在於是否承認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原則問題，鄭氏集團提出「援朝鮮例」是要從祖國分裂出去。該文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援朝鮮例」不是鄭氏集團的基本立場，只是其與清方鬥爭時運用的一種策略，清方有時也採用這種策略，經過多次談判，清方最終識破了鄭氏集團提出的「援朝鮮例」乃緩兵之計，在做好一切渡海作戰準備之後，鄭氏「援朝鮮例」就完全失靈了，最終解決問題還是靠實力。[⑨]

清政府在不同時期對鄭氏集團採取招降政策，鄧孔昭對此做了詳細論述。他認為，清政府對鄭氏集團招降大致分為三個時期：第一時期，從順治三年八月到十二年九月，主要是針對鄭氏集團的首要鄭芝龍、鄭成功、鄭鴻逵等人的招降；第二時期，從順治十三年到康熙元年五月，對鄭成功招降失去信心後，轉而把重點放在鄭氏集團部屬方面，企圖分化瓦解鄭氏隊伍；第三時期，從康熙元年六月到二十二年七月，招降政策兼顧鄭氏集團各階層，分頭並進，活動頻繁。清政府長期對鄭氏集團採取招降政策的原因有五：一是利用鄭氏集團部分人抗清的動搖性和妥協性；二是在東西南多事之秋，需要對強敵各個擊破；三是因鄭氏集團海上武裝力量佔優勢及台灣海峽的天險；四是利用鄭氏集團將士眷戀親人故土的思想；五是清政府在處理台灣鄭氏問題上內部意見分歧。清政府招降政策在不同時期對鄭氏集團影響各異，鄭芝龍受撫降清，但鄭成功、鄭經則堅決抵制，並利用為緩兵之計，而施琅、黃梧等鄭氏部屬降清，影響甚大，後來不少將士紛紛受撫。清政府招降政策以強大的武力為後盾，前期收效不甚顯著，後期影響越來越大，直到最後鄭克塽也不得不率鄭氏集團全體投降，可謂水到渠成。[⑩]

有關清廷招撫鄭氏集團新史料的發掘。秦國經利用清宮所藏順治和康熙初年清廷招撫鄭氏集團的未刊檔案，如廂黃旗下同安侯鄭芝龍的揭帖，兵部尚書噶褚哈、福建招撫總兵官孔元章的密本，鄭經致孔元章書，鄭經致其舅父董班舍啟，藩前督理行營禮官蔡政、工官柯平復孔元章咨文，等等，論述了順治時期清廷對鄭成功的招撫活動和康熙初年孔元章至台灣招撫鄭經的活動。[11]

姚啟聖於康熙十七年至二十二年（1678-1683）任職福建總督，除了在軍事上與鄭軍相抗衡，後勤上積極籌集軍餉、籌辦軍需外，在政治上還採取了一系列招撫措施，對鄭軍展開了大量的招撫活動。吳玫、孫國政分別撰文，系統論述了姚啟聖的招撫政策、招降活動以及安置投誠官兵等事迹，並充分肯定其對削弱、瓦解鄭氏集團和清政府順利統一台灣所起的積極作用。[12]

澎湖海戰是康熙統一台灣的決定性戰役，相關史事記載多有訛誤，施偉青撰文對若干重要問題進行考證。關於清軍首次進攻澎湖地點，《清史列傳》等多種史書記載有攻奪貓嶼、花嶼之舉，實則貓嶼、花嶼守軍望風而逃，並未接戰；至於首次海戰鄭軍陣亡人數，多記載為三千餘名，實際上只有二千餘眾。關於防守澎湖的鄭軍兵、船數額，史籍記載不一，從戰船三十餘艘、兵丁六千餘人，到戰船二百餘艘、精兵萬人或二萬、三萬、四萬人，甚至「幾五萬人」；實則鎮守澎湖的鄭軍二萬餘眾，各種戰船二百餘號。關於清軍官兵和戰船數量，史籍也有不同記載，有水軍三萬人、戰船三百餘號，兵五萬餘、船五百餘號，戰艦六百餘號、甲士六萬餘人等幾種說法；實際上施琅所統官兵二萬有奇、大小戰船二百餘號。該文還糾正了《澎湖台灣紀略》所載杜臻就施琅進征澎台問題發表談話的多處訛誤。[13]

澎湖海戰時的氣候，是學界有爭議的一個問題。施偉青對台灣學者周明德《天氣對「澎湖癸亥海戰」之影響》（《台灣風物》第37卷第3期）兩個重要觀點提出商榷：第一，周文根據《台灣外記》和《海紀輯要》所載康熙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大雨傾盆，至六月初六日方晴」的材料，做出施琅「遠征艦隊的一切籌備，受傾盆梅雨而癱瘓」，所以「不得已於颱風季啟程」的結論。施文認為，以上史籍所言之事發生在台灣，並未說明大陸東南也與台灣一樣連降大雨，而施琅征台準備工作在康熙二十一年四月均已就緒，乘夏至南風進征也是康熙二十一年三月就提出的主張，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是預定的出兵日期，故周文所論不能成立。第二，周文以連橫《台灣通史·劉國軒傳》等為依據，認定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清鄭雙方決戰前夕，澎湖曾颳起北風、西北風。施文從施琅及其隨征將領的報告論證從清軍十五日抵澎，到二十二日取得大捷的「七日夜」期間，澎湖從未刮過北風、西北風。周文之所以出現這些謬誤，是因為作者未能正確運用史學研究的一些基本方法，沒有利用施琅的《靖海紀事》、姚啟聖的《憂畏軒奏疏》這些第一手材料，而把第二手材料中不可靠的記述當成信史。[14]周翔鶴認為周文與施文的不同看法牽涉到方法論問題，其對癸亥年澎湖海戰的研究各自體現了引進其他學科方法與佔有史料的不同側面，各有所長。周文引進天氣學方法，從台灣大雨推斷閩南大雨，以及關於清鄭雙方決戰前後風向變化的分析是可以成立的，但因脫離具體史料而得出不正確的結論；施文則詳盡佔有史料，追根溯源，其實兩者可以統一起來，如果運用天氣學方法和進一步引進潮汐學方法，對於施文引用的正反史料均可以合理地解釋，如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後澎湖海面漲潮現象，只能用潮汐學上的風暴潮來加以解釋。[15]施偉青再撰文對周翔鶴文提出商榷，指出以台南連降八天梅雨大雨的氣候狀況來推斷閩南在同時期里也出現同樣氣候狀況的看法難以成立，並考證了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起澎湖海面潮漲屬於正常的潮汐現象，與風暴潮無關，同時認為史學研究可以也應當引進其他學科的方法，但必須堅持以史學本身固有的研究方法為基礎，否則就有可能弄巧成拙，事與願違。[16]

當時台灣的地位和棄留之爭，也是學界關注的一個重要問題。有人認為當時的台灣已經是一個地位極其重要、資源十分豐富的寶島，在海防上具有重要地位，沒有台灣，沿海就不得安寧。有人認為康熙把台灣看成是「彈丸之地」，在棄留間題上拿不定主意，只有施琅一人主留。有的批判棄守論，認為那是荒謬的主張，簡直是賣國的言論。陳孔立撰文反對上述看法，認為棄留何題是清朝統治集團從利害關係進行權衡的一次決策性的討論。棄守論是錯誤的，但他們也不是毫無道理的。施琅的主張是對的，但他誇大了台灣地位的重要性。而且也不是只有施琅一人主留，在他之前四個月，姚啟聖已經向康熙正式提出這種主張。該文用比較的方法說明康熙皇帝對台灣的認識和當時台灣的歷史地位，提出康熙皇帝對台灣總的看法是「從全國來看，台灣還算不上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但卻是一個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以及「當時台灣的地位並不像後世這麼重要」，不要「把康熙統一台灣和今天的現實加以類比」等觀點，甚至得出「康熙進取台灣主要是為了消滅政敵，而不是出於統一祖國的美好願望」的結論。[17]李細珠認為，如果把整個康熙朝貫通起來，把康熙皇帝對台灣的認識及其理台政策的演變聯繫起來考察，那麼關於康熙統一台灣的意義就會更加突顯出來，諸如康熙皇帝心目中的台灣到底有何種地位，以及康熙皇帝進取台灣除了消滅政敵以外是否還有完成國家統一的追求等相關問題，也就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事實上，康熙皇帝對台灣的認識有一個從模糊到逐漸清晰的過程，而且台灣地位的重要性始終是毋庸置疑的。他從來沒有要放棄台灣的想法。早在清鄭對峙與議和時期，鄭氏多次提出「照朝鮮事例」處置台灣，但康熙皇帝始終沒有答應，堅守了國家統一的最後底線。在平定鄭氏統一台灣之後，當臣下議論或棄或留之時，康熙皇帝果斷決絕地把台灣收歸清朝版圖。這是由其秉持傳統儒家大一統觀的政治理念所決定的。可以說，統一台灣是康熙皇帝大一統觀在完成國家統一過程的具體實踐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正因為如此，康熙皇帝的理台政策也有逐漸強化之勢。從設置府縣，展界開海，到派遣巡台御史，都逐步加快了台灣內地化的進程，從而也使台灣成為大一統中國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18]

康熙統一台灣的影響與意義，學界一般持肯定的評價。[19]林仁川、陳支平從經濟聯繫的角度，認為康熙統一台灣是中國大陸和台灣經濟上不可分割的必然要求，既適應了大陸經濟發展的要求，也是台灣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同時還是抵禦西方殖民者東來，保護中國海上貿易利益的需要，促進了海峽兩岸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20]季雲飛考察清統一台灣之役善後問題，認為清政府統一台灣初期約五年間，對台灣進行的治理涉及政治、軍事、經濟等諸領域，其主要舉措包括設府置縣、駐軍設防、安置鄭方投誠官兵、獎勵攻台有功人員、展界開海等。清政府這些舉措，旨在實現中央政府對台灣地區有效的行政管理，促進台灣地區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增進海峽兩岸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促進海峽兩岸的經濟交流，鞏固東南海防。[21]陳梧桐認為施琅統一台灣，并力促清廷將台灣保留在祖國版圖之內，為海峽兩岸的往來掃除了障礙。隨著大陸特別是福建移民的大量入台，大陸特別是福建流行的語言文字、儒家思想、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廣泛傳播於台灣各地，台灣的文化與福建文化日趨一致，終於形成為一個共同的文化區域。文化的認同，是民族認同的關鍵因素。施琅在促進閩台區域文化形成方面的貢獻和積極作用，應予充分的肯定。[22]

三 施琅及相關人物研究

康熙皇帝是統一台灣的主角，對於相關史實，一般傳記著作均有專門章節論述。[23]陳在正撰文專論康熙在實現台灣與大陸統一過程中所起的作用，具體論述了康熙在解決「三藩」問題後做出進剿台灣的決策，重任福建總督姚啟聖與水師提督施琅，彌合施琅與姚啟聖之間的分歧，授施琅專征權，一舉克複台灣，並實行展界開海，在台灣設府置縣，使台灣正式成為清帝國版圖一部分等事實。在此基礎上，該文充分肯定康熙統一台灣的歷史貢獻，認為康熙統一台灣是對鄭成功收復台灣事業的繼承，康熙是一個頗有作為的英明君主，是對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重大貢獻的傑出人物。[24]

施琅是康熙統一台灣的關鍵人物，甚至有「施琅統一台灣」之說，施偉青著《施琅評傳》（廈門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和《施琅年譜考略》（嶽麓書社1998年版）是有關施琅生平事迹最重要的研究論著，其核心內容也是統一台灣。但是，曾經在相當長時期內，與鄭成功因驅荷復台被定性為民族英雄而始終受到學界重視的情形不同，施琅因叛鄭投清而備受爭議，甚至被斥以「叛徒」、「漢奸」的惡謚，以致對其統一台灣的功績也諱莫如深。1983年，在施琅的故鄉福建省晉江縣龍湖鄉衙口村開辦施琅歷史陳列室，衙口村委會、僑委會聯合舉辦施琅歷史討論會，這是第一次施琅研究學術討論會。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鐸全校注施琅的《靖海紀事》，為施琅研究提供了最基礎的文獻資料。1986年，衙口村施琅將軍紀念館開館，又舉辦第二次施琅學術研討會。1996年，為紀念施琅逝世300周年，在泉州舉辦了規模較大的施琅學術研討會，正式成立泉州市施琅學術研究會，會後由泉州歷史研究會、泉州市施琅學術研究會編輯出版論文集《施琅研究》（許在全、吳幼雄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版）。1999年，廈門市施琅研究會成立，隨後編輯出版論文選集《施琅研究》（施偉青主編，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彙集20世紀8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以及個別台灣、日本學者論文與調查報告46篇。2001年，晉江市政府與廈門大學人文學院聯合在晉江舉辦「施琅與國家統一」學術研討會，編輯出版論文集《施琅研究》（施偉青主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200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交流委員會及歷史研究所、福建省社會科學院、泉州市政府聯合在晉江舉辦「施琅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會後由施偉青主編論文集《施琅與台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此外，石獅市施琅學術研究會自2006年後，連續出版多集會刊《施琅研究》（施性山主編）。隨著時間的推移，施琅也成為學界研究的重要人物，其是非功過終究得以澄清。

對於施琅的理性研究，是在比較中開始的。施琅與姚啟聖在康熙統一台灣大業中，均著有卓越功績，但施琅因功封侯，風光無限，姚啟聖則未有封賞，以致心有不愜，抑鬱而終。全祖望《姚啟聖第二神道碑銘》、李元度《國朝先正事略》以及《清史稿》均為姚啟聖抱不平。商鴻逵撰文認為，姚啟聖整頓軍備，安定地方，招服降者，削弱敵人，具有優長，但在征台海戰中只能充當施琅的配角，故施琅居於首功自是理所當然。[25]陳孔立考訂了施琅與鄭成功、康熙、李光地、姚啟聖等人相互關係中的若干史事，認為施琅叛鄭降清先後有兩次，一次在順治三年，一次在順治八年，其叛降原因是鄭施矛盾發展的結果，鄭成功殺死施琅的父親和弟弟，鄭經後來又殺死施琅的兩個兒子全家人，施鄭「世仇」不共戴天，但施琅收復台灣後「斷不報仇」，維護了統一台灣的和平局面；康熙對施琅既給予重用又不無戒心，起初康熙對施琅「專征台灣」心存疑慮，後來才諭令施琅專征，並完成統一大業；李光地與姚啟聖都保薦過施琅，李光地非常推崇施琅，但在台灣棄留問題上李光地主棄，與施琅主留相對立；收取台灣後，施琅封侯，而姚啟聖未被議敘，不是因為姚啟聖的捷報遲到，而是因為康熙對他不滿，姚啟聖與施琅在出征時機和專征台灣問題上矛盾尖銳，兩人為了爭功，鉤心鬥角，互相掣肘，以致拖延了收取台灣的時間。[26]

施琅早年叛鄭投清，是學界有爭議的問題。汪敏芬不同意陳孔立所謂施琅曾經兩次投清的說法，認為施琅是在順治八年才叛離鄭成功而投清的，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施琅的傲慢和鄭成功對他的猜忌；二是鄭成功與施琅在政治鬥爭目標上有分歧。對施琅早期的叛鄭投清不能予以肯定，因為他這個行動違背了當時的形勢要求和廣大人民的利益。鄭成功等人的抗清鬥爭，迫使清王朝不得不調整一些統治政策，注意減輕一些人民負擔，緩和同漢族地主階級的矛盾，因此完全應予以肯定；而施琅卻在這樣的形勢下，叛離投清，其行為當然難以肯定，甚至不能原諒。[27]林其泉則從施琅投清後收復台灣并力主台灣留在清朝版圖的事例，反證施琅投清值得肯定。他不同意施琅是鄭成功「叛將」的說法，認為施琅投清但不叛鄭，施琅投清後協助清政府實現台灣與大陸的統一，正是鄭成功當年奮鬥的目標，是鄭成功想做而未能做到的，就台灣與大陸統一來看，施琅是鄭成功功業的繼承人和最後完成者，非但無過而且有功，應充分加以肯定，值得永遠加以讚頌。[28]

施琅復出與李光地保薦密切相關，而事先施琅要求李光地給予舉薦。施偉青考證認為，施琅是在康熙十九年李光地返京後才向他介紹自己並要求他舉薦為將的，其時有三方面有利於施琅復出的條件：第一，康熙帝已開始考慮武力進取台灣；第二，福建水師提督萬正色反對用兵台灣，客觀上為施琅復出提供了條件；第三，當時李光地已升任內閣學士，在職權上有舉薦可能。施琅利用這些條件，通過李光地獲得舉薦機會。施琅復出為征台主將，既是李光地舉薦的結果，也是施琅能準確把握時機並不懈努力的結果。[29]施偉青還考證了跟隨施琅從征澎台的親屬族人情況，總計有姓名事迹可考者達33人，其中親屬有4個兒子：四子世驥、五子世騋、六子世驃、七子世驊，還有侄子施韜，侄孫施士楨，堂弟施肇勛、施肇瓚，堂侄施世騄，施氏族人有施潤王周、施祝興、施輔、施聯觀、施玉、施璇等24人，實際從征族人尚不止此數。這些從征親屬與族人不但被用作衝鋒陷陣，而且還被分撥安插到各艘戰船上，有的還被用作監軍，對其所在戰船全體官兵起到監督作用，同時也與廣大水師官兵同甘苦、共患難，顯示其奪取勝利的堅定決心與信心。[30]

統一台灣是施琅一生最大的功績。關於施琅在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參與決策及具體實施並最終取得實效的情形，學界多有論述並予以充分肯定。[31]新史料的發掘與利用，更可見其複雜的面相。楊彥傑根據英國東印度公司當年留下的部分檔案，結合中國歷史文獻記載，論述了施琅統一台灣的具體過程及其與英國人的關係。英國人在分析施琅打下澎湖以後，為什麼台灣鄭氏會主動派代表前去和談，認為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一是施琅在澎湖採取積極的招撫政策；二是當時台灣經濟十分困難，人心浮動，社會很不穩定；三是澎湖戰略要地的失去亦是關鍵的因素。當時施琅之所以能以和平的方式統一台灣，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政治和政策上的優勢，又與當時台灣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狀況密切相關。施琅與英國人的交涉過程，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是否允許英國人繼續留在台灣通商。在施琅率軍攻佔澎湖及在台灣登陸以後，他一方面注意保護英國商館的安全，另一方面很明確地譴責英國人與台灣鄭氏的貿易關係，要求他們提供商館的情況並封存所有貨物，但對於今後能否允許英國人在台灣繼續貿易，施琅卻一直未公開表態，只是反覆強調此事得等皇帝的諭旨下來後才能作出決定。其實，施琅既注意到台灣的戰略地位，又認為與外國貿易必須加強管理，不可放任自流。如此妥替處理對英關係問題，顯示出施琅所具有的非凡才能和政治遠見。[32]

關於施琅平台之後所上《恭陳台灣棄留疏》，一般都是從國家統一角度予以充分肯定，如吳溫暖認為，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從地理環境的分析入手，從國家的安全環境著眼，深刻揭示了台灣的重要戰略地位、台灣與祖國東南沿海的戰略關聯性、台灣對國家安全環境的影響，表達了留守台灣堅定不移的戰略決心。國家安全環境是戰略研究的核心問題，地理是影響戰略的永恆要素，所以，施琅的《恭陳台灣棄留疏》對維護台灣與祖國的統一具有重要的戰略指導價值。[33]但是，也有學者持不同意見。台灣學者石萬壽《台灣棄留議新探》（《台灣文獻》第53卷第4期）對施琅上疏的動機提出質疑，認為施琅平台後在台灣強佔了大量的田產，其上疏力主收台灣為版圖，派兵駐守的真正用意乃是「為維護其在台灣龐大田產，以及其他利益」，因而對其持批評態度。林登順《施琅棄留台灣議探索》（《南師學報》第38卷第1期）也認為施琅攻下台灣後，佔有大量田園，掌控海上貿易，收取規費。施琅之所以上《台灣棄留利弊疏》，驅使他力留台灣，建設台灣的，「可能就是貪婪之心下的自己利益，而非國家民族的大情操」。那麼，施琅上《台灣棄留利弊疏》，力主留台，到底是為國家還是為私利？施琅在台灣到底私佔了多少田產？何種評價較為公正允當？李祖基撰文詳細分析《台灣棄留利弊疏》中所說台灣當留的理由，認為這些都是符合實際的情形，真實有據，是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的，其歷史功績，應當予以肯定。當然，施琅在平台後也利用各種手段佔有了不少的田產，不能排除其上疏留台有為私人利益考慮的動機。不過鄭氏投降，易代之際，人去業荒，勢所難免。當時台灣文武衙門、武職大員招佃開墾，設立官莊是相當普遍的現象，並非施琅所獨有。清初台灣的官莊及武職占墾是特定的歷史環境下出現的一種特殊的現象，其後由於官莊歸公和對武職占墾的清查，此一問題得到較為妥善的處理。對施侯租的性質及其規模等問題應根據相關史料進行客觀、全面、科學的研究和考察，既不要刻意迴避掩蓋，也不應人為地肆意誇大。施琅在康熙皇帝統一台灣的過程中，起了重大作用，雖然其在平台後佔有不少的田產，給自身留下污點，但不能因此而將其歷史功績全盤否定。[34]

關於施琅的評價，學界頗有爭議。王鐸全對於過去有人肯定鄭成功而否定施琅的評價提出批評，認為雖然對鄭成功的評價大多肯定，但不充分，沒有看到他對施琅及後人的巨大影響，對施琅的評價則大多貶抑，更欠公允，沒有看到他是鄭成功事業的繼承者和發展者。其實他們兩人在收復和開發台灣以及實現國家統一方面都先後作出了重大的貢獻，都是應該加以充分肯定的人物。他尤其不同意貶抑施琅為「漢奸」、「叛徒」的評價，認為施琅雖然有其局限性，但那是一個階級的、歷史的局限，不能苛求於他。縱觀施琅一生的歷史，他的局限性，與同時代、同階級的人相比，並不是突出的；而他的膽識和謀略、見識和氣度、軍功和政績，在同時代的統治階級人物中，卻是超人的；他在克取澎湖、平定台灣、懇留台灣和善後安置等諸方面所作出的貢獻是重大的；他在完成國家統一使命的過程中所建立的業績，對往後歷史發展的影響是深遠的。因此，施琅是一個應予充分肯定的歷史人物。[35]施偉青認為王鐸全在施琅叛鄭投清、與姚啟聖的矛盾鬥爭及其平台動機等方面予以全面肯定，高度評價，一些具體論述多與史實不合，故提出商榷意見。關於施琅叛明投清，施、鄭交惡的主要責任在施琅，王文把施、鄭交惡的責任全部歸咎於鄭成功，是不確切的；關於施琅與姚啟聖的矛盾，施琅並不是如王文所謂能照顧並尊重姚的身份地位，其實施琅對姚啟聖多有攻擊，並不無爭功舉動；關於施琅的平台動機，並不是如王文所說「上為國，下為民」那麼單純，確實有報私仇之意，其之所以沒殺鄭氏，並非不願殺，而是不能殺，不敢殺，當然客觀上是有利於統一台灣和平局面的；關於對施琅的評價，王文所謂「超人」的說法也有失偏頗，應儘可能恢復施琅的真實面目，雖然施琅是懷著複雜的思想動機而進剿台灣的，但他在澎湖海戰後能正視現實，認清形勢，理智地處理施、鄭之間的夙怨，使台灣不戰而下，順利納入清之版圖，這是應當給予充分肯定的，儘管他的這些作為是出於被迫。[36]蘇雙碧從多民族國家的角度肯定鄭成功與施琅都是傑出的愛國主義者，施琅從跟隨鄭成功抗清到降清，並由他率兵擊敗據守台灣的鄭成功之後裔，統一了台灣，長期以來一直被有些人目為「叛徒」。這當中有不正確的民族觀使然，也有狹隘的氣節觀和錯誤的歷史觀使然。從宏觀角度看，從施琅一生的主流看，他都是一個值得肯定的歷史人物。對施琅降清不應有過多非議，更不要用所謂「氣節」觀來否定他。[37]

學界對施琅的評價越來越趨於理性，學者呼籲實事求是地評價施琅，就是要去除施琅是「海盜」、「叛將」、「漢奸」的不實之詞，肯定施琅是一位有功於國家、有功於民族的愛國將領。[38]但是，社會文化界卻給這個來之不易的學術理性一記重擊。2007年3月，電視連續劇《施琅大將軍》在中央電視台一套播出，一石激起千層浪，在新聞媒體與文化思想界引起激烈爭議，其中心議題直指施琅是民族英雄還是漢奸，以及相關的清朝歷史地位是否正統的問題，據說「參與討論者遍及大陸、台灣、香港、中國旅外學者、海外華人，從普通的網友到歷史專家、儒學家、評論家、作家、新左派、自由主義者、報人等，參與者無論從數量還是背景來看，都比較壯觀」。這被解讀為社會轉型期一個典型的文化事件。[39]其實，參與爭議者大都是在借題發揮某種意見。如果真要討論施琅這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只要對施琅研究的學術歷程稍有了解，大概就不會信口置喙了。

人非完人，施琅也是一樣。鄧孔昭認為，施琅這個人物是複雜的，他在清初統一台灣的過程中確實建立了巨大的功勛，但是，在這絢麗光環的背後，也有一些不那麼光彩、不那麼高尚、甚至還有些陰暗和醜陋的行為相伴隨。從「爭專征權」強烈排擠他人，「南風」、「北風」之爭醉翁之意不在酒，與姚啟聖關係有些忘恩負義和不擇手段，對台灣棄留問題前後判若兩人，在台灣侵佔民眾的田產、逃漏政府的田賦等五個方面，可見施琅這個人物的另一面。但是，這並非要全盤否定施琅。施琅在清初為國家統一所作出的貢獻，是不可否認的。歷史人物的評價需要實事求是，需要一分為二，需要全方位的觀察。[40]

姚啟聖、李光地也是康熙統一台灣的重要人物。學界關於姚啟聖在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的貢獻及其歷史作用的研究與評價，主要是與施琅相比較進行的。鄧孔昭、孔立、陳在正撰文，詳細論述了姚啟聖任職福建總督時為台灣歸清、全國統一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在政冶上爭取民心，整肅吏治，加強福建後方基地的建設，不斷分化、瓦解鄭氏的隊伍；二是在軍事上為扭轉清軍在福建戰場的不利局面和廓清鄭氏在沿海的勢力，作出了顯著的貢獻，並在舉薦施琅、整頓軍隊、提高清軍戰鬥力方面也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三是在軍需後勤方面積極催趲糧餉、修造船隻、捐資捐膳，為清軍進取台灣準備了必要的物資基礎；四是台灣歸清後即致力於善後工作，最早提出了保留台灣歸入清朝版圖的主張。姚啟聖在台灣歸清的過程中，在政治、軍事、後勤以及善後工作等方面都作出了顯著的貢獻，應當算是清政府統一台灣的一大功臣。但是，在台灣歸清之後，康熙帝對施琅屢加褒獎，復授其靖海將軍，封靖海侯，世襲罔替。姚啟聖不但沒有受到獎賞，反而兩次受嚴旨斥責，死後也沒有任何封謚。是什麼原因使姚啟聖「賞不及」，甚至遭受如此厄運呢？這裡牽涉到康熙的好惡和官場的傾軋。施琅和姚啟聖為國家和民族所作的貢獻應該得到充分的肯定，但也應該看到他們作為封建官僚互相爭功的事實。姚啟聖在「讓功」疏中確實流露了對朝廷給予施琅專征權以來的不滿情緒，康熙對這種居功怨憤的情緒進行適當的指責是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全面抹殺姚啟聖的功績，則未免太過。學界對姚啟聖的評價多數都比較客觀，但仍然還是存在著「揚施抑姚」的傾向。[41]後繼的研究論著，主要是針對這種「揚施抑姚」的傾向，充分展現姚啟聖對於康熙統一台灣的歷史貢獻，剖析姚啟聖與施琅之間的分歧，甚至聲稱要洗刷強加在姚啟聖身上的各種罪名，力圖為姚啟聖正名，給予姚啟聖應有的歷史評價。[42]實事求是地評價姚啟聖的貢獻是很有必要的，但如果走向極端而「揚姚抑施」，那就矯枉過正了。徐曉望認為施琅與姚啟聖是清廷收復台灣的兩大功臣，但施、姚關係卻從合作發展為仇敵，不僅二人生前相互攻訐，其子孫也勢不兩立，各自聘請歷史學家為其敘功，以致史學界對施、姚功過聚訟不已，成為清史一大公案。通過詳細梳理施琅與姚啟聖關係變化的軌跡，應該說，姚啟聖對統一台灣確實有功，正是他促成清廷下決心統一台灣，并力薦施琅出山，但最後完成這一大功的卻是施琅，這也是不爭的事實。[43]

李光地是清初理學名臣。學界關注他的學術成就較多，而對其事功則明顯有所忽視。其實，在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不僅施琅與姚啟聖建立了不朽的功勛，李光地作為當時康熙皇帝身旁的謀臣，也曾積极參与此事。李光地與施琅、姚啟聖有著非同一般的關係，對他們二人的作為也產生過很大的影響。鄧孔昭撰文論述了他們三人在統一台灣過程中的相互作用，認為李光地與姚啟聖共薦施琅為征台主帥，李光地幫助施琅取得專征權，三人各自為統一台灣做出了貢獻，但李光地與施琅、姚啟聖在台灣棄留問題上意見分歧，施琅、姚啟聖主張保留台灣，李光地主張放棄台灣，在肯定姚啟聖、施琅歷史功績的同時，不應忽視李光地在其中的貢獻，當然也不必隱諱他的某些歷史局限性。[44]學界肯定李光地在康熙統一台灣中的事功，一方面認為平定「三藩之亂」，掃除鄭經在福建的勢力，李光地做出了積極的貢獻；另一方面認為康熙帝決定對台灣鄭氏政權採取武力攻取之策後，李光地又力薦施琅出任征台的統帥。同時，又都不諱言李光地「棄台」的局限。[45]李宇思、施宣圓甚至認為沒有李光地力薦，就沒有施琅平台；對於所謂李光地「棄台」論，則提出辯解，指出其實只是李光地向康熙皇帝以試探口氣委婉進言，不能斷章取義地否定李光地；尤其是李光地建議「以萬人戍而三年一更番歸省，一番三千人」的保台舉措功不可泯。[46]

清政府收復台灣過程中其他相關人物尚多。劉德鴻勾稽黃性震的生平事迹，揭示其為福建總督姚啟聖獻計獻策，主持「修來館」，招降鄭氏官兵，瓦解鄭氏集團，甚至在爭取劉國軒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因此是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不應被忽視的一個功臣。[47]陳支平、林楓比較清朝水師名將施琅與萬正色，認為從清朝軍隊與鄭氏集團交戰史來看，萬正色的貢獻並不亞於施琅。假如不是萬正色所率領的福建水師在福建沿海徹底擊潰鄭氏海上船隊，逼使鄭氏軍隊從福建沿海各島全線撤退於台灣、澎湖，那麼施琅也就不能安然地以福建為基地，率領水師直指澎湖，從而最終佔領台灣。因此，萬正色於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在軍事上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應當得到充分肯定。然而，在收復台灣的問題上，萬正色與施琅的戰略眼光就出現了明顯的差異。一方面，在對鄭氏的策略上，施琅主戰，萬正色主撫；另一方面，清軍佔領台灣後，施琅主守，而萬正色主棄。施琅與萬正色相比，確有其高明之處。[48]

施琅麾下各鎮總兵官如吳英、林賢等，學界也有論文涉及。李鴻彬利用手抄本吳英著《行間紀遇·施琅進攻台灣事》，論述了吳英輔助施琅平台經過，尤其是澎湖海戰史實。他認為，施琅受命為福建水師提督到閩後，即與福建總督姚啟聖在如何平台的戰略上發生嚴重分歧，出現兩督不和局面，施琅三次邀請同安鎮總兵吳英入衙相助，合謀同征；吳英幫助施琅分析清鄭雙方形勢，力主清軍必須先攻佔澎湖，則台灣不攻而定；澎湖海戰，施琅出師首戰受挫，對攻澎平台有些喪失信心，吳英針對施琅束手無策的思想情緒，為施琅分析初戰失利的原因，並提出再戰取勝的措施，施琅二次攻打澎湖，按照吳英的作戰方案行事，打敗鄭軍，取得大勝；吳英知道施琅的父親、弟弟、子侄為鄭氏殺害，有「三世」仇，力勸施琅以國家利益為重，不要公報私仇，施琅完全採納了吳英的意見，接受了台灣鄭氏官兵的投降。[49]施偉青認為李鴻彬論文引述吳英《行間紀遇》有關史料頗多失實，未結合其他史籍尤其是檔案史料考訂，結論多有疏誤，因撰文逐一辯誤，尤不滿於吳英抬高自己，貶抑施琅，以為「吳英如此敘事，未免誣人太甚。而李文依其記載進行研究，也就難以得出客觀的結論」。[50]王遵旺、方遙、劉婷玉則利用新發現的《馬平霞殿林氏本房族譜》等資料，撰著《清代林賢總兵與台海戰役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詳細論述了林賢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其參與平台戰役的歷史功績。

有關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的鄭氏方面人物。陳孔立系統論述鄭氏官兵降清事件，認為除康熙二十二年鄭克塽率領全體官兵歸清以外，在史料中還可查出八、九十起之多，降清官兵具體人數無法統計，其中僅總兵以上官員就達60多人，大致有三次降清高潮：1657-1659年,1663-1664年，1667-1680年。鄭氏官兵降清和當時的形勢有關：北征導致部分「北兵」背鄭投清；鄭成功逝世和鄭氏內訌引起部分鄭氏親族和將領叛離；清軍進逼，鄭軍潰敗，使原來從清方投鄭的官兵以及各地「山寇」紛紛降清。其更深層的原因可從多方面分析：從政治上說，鄭軍內部對抗清的認識不一致，決心堅持抗清者不佔多數；從經濟上說，鄭氏集團長期經營海上貿易，積累了不少財富，但以數十萬之眾，堅持幾十年抗清，物資上的供應相當困難，三次降清高潮的出現，都和經濟上的困難，特別是糧食困難有關；從思想狀況來看，一般官兵的鄉土觀念、家庭觀念很重，他們還不得不考慮個人的得失和前途；從鄭氏內部關係來看，鄭成功的專斷和鄭經的無能，也迫使某些官員不得不背離而去；此外，部將之間的矛盾也對鄭氏官兵的降清發生了一定的作用。鄭氏官兵投清這種歷史現象是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把它歸咎於鄭成功個人，或歸結為海商集團的特性，都不能說明問題。在眾多的因素中，鄭氏隊伍結構複雜，大多數成員並沒有「恢復中興」的政治要求，在他們看來，清鄭雙方並沒有根本的區別，這可能是導致許多鄭氏官兵降清的一個重要因素。[51]吳玫則專論黃梧降清，認為順治十三年（1656）六月，鄭氏前沖鎮鎮將黃梧利用獨守海澄之機，獻城投誠，被清廷封為「海澄公」，成為當時清鄭鬥爭中的一件大事。黃梧因揭陽之戰敗績連累受罰，以及其在廈門的住所為鄭鴻逵所取，對鄭氏心懷不滿而降清。黃梧投清後，為報答清政府的重用之恩，迫不及待地提出了兩件事：其一，向清廷舉薦施琅，認為要消滅鄭氏集團需要重用了解鄭氏內幕的人才；其二，向清廷自薦，要求給予專事征討的權力。在征戰的同時，黃梧還十分注意做好招撫和安置鄭氏官兵的工作。黃梧針對如何消滅鄭氏集團，還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和措施：首先，提出誅伐鄭芝龍；其次，指出鄭氏集團生存的主要經濟來源；再次，提出平海五策；最後，提出乘有利時機，進攻金、廈的建議。黃梧降清後忠實地執行了清政府對鄭氏集團所採取的剿撫兩手的方針，積極地為清廷出謀獻策，為討伐鄭氏集團，分化鄭軍隊伍，迫使鄭經退守台灣起了一定的作用。[52]郭蘊靜論述康熙統一台灣的政策與劉國軒的最後選擇，認為劉國軒不僅是掌握台灣兵權的重要人物，而且對鄭氏集團內部的爭權奪利與互相傾軋不滿。清政府對劉極為重視，曾數次遣人「招國軒」。康熙二十二年三月，施琅進軍澎湖諸島前，再次派人到劉國軒處，「視其疾」（此時正值劉重傷），並持書相招，進一步闡述了清廷的政策和對劉的希望。後來劉國軒最終選擇和平歸回大陸的道路，與清政府的正確政策和施琅耐心的工作有著直接關係。[53]

四 結語

綜上所述，大陸學界有關康熙統一台灣的研究已經有了較豐碩的成果，但尚存在一些問題，值得認真總結，以便在既有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開拓與深化。這裡僅提出三點供學界思考：一是研究領域有待於拓展。以往的研究重點主要關注康熙統一台灣過程中清政府的戰略決策、清鄭和談與決策，以及施琅等重要歷史人物，而對於康熙統一台灣的國際背景、東亞海域的各種政治勢力、清朝內部的政局演變等問題，相對關注較少。深入研究這些問題，將有助於釐清整個歷史的發展脈絡，觀察康熙統一台灣問題的複雜面相。二是新史料的利用。一方面，大陸學界對西文、日文資料的利用有待於加強，這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中文資料也需要進一步挖掘。近年來，大陸地區第一歷史檔案館、台北故宮與中研院史語所有關清代台灣檔案的系統整理，出版了三套大型史料集：（1）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海峽兩岸出版交流中心編《明清宮藏台灣檔案彙編》（230冊），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2）台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史料集成》系列叢書，包括《明清台灣檔案彙編》（110冊）、《清代台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9冊）、《清代台灣地方志彙編》（28冊）等，遠流出版公司2004-2009年版；（3）劉錚雲主編《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內閣大庫檔案台灣史料彙編》（目錄、索引、DVD光碟片），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2年版。這是進一步開展清代台灣史研究的良好的學術基礎，也是推進康熙統一台灣研究的重要檔案文獻資料。三是要加強與台灣及海外學界的交流與對話。本文主要是對中國大陸學界的有關研究進行系統的總結，原則上並不包括台灣及海外學界的研究論著，只是在討論相關問題時有所涉及。當然，這並不是說可以忽視他們的研究成果。恰恰相反，我們在進行相關研究時，無論什麼論題，都必須充分關注台灣及海外學界的相關研究成果，儘可能地與台灣及海外學者進行學術交流與對話，這樣才可能避免「自說自話」的尷尬，而使有關康熙統一台灣乃至清代台灣史研究在學術上更進一境。

注釋

[①] 陳碧笙：《一六八三年清政府統一台灣》，《中國古代史論叢》1981年第2輯，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9月版，第352-367頁。

[②] 楊錦麟：《康熙戰略決策的形成及其特點一例》，《台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③] 任力、吳如嵩：《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策略及其得失》，《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1期。

[④] 季雲飛：《康熙帝統一台灣鬥爭方略探析》，《學術論壇》1997年第4期；王興亞：《清朝收復台灣策略述論》，《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林乾：《康熙統一台灣的戰略決策》，《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季雲飛：《論康熙帝進取台灣的戰略決策及其實施》，《江海學刊》2001年第6期。

[⑤] 曾景春：《清初統一台灣過程中閩海制海權的爭論》，《軍事歷史》2004年第2期。

[⑥] 任力：《清代初期兩次對台作戰的戰略指導》，《軍事歷史》2000年第1期。

[⑦] 陳碧笙：《清鄭之間的和談》，《台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⑧] 陳在正：《評清政府與鄭成功之間和戰的得失——與台灣學者商榷》，《中國史研究》1983年第4期；陳在正：《鄭芝龍在清鄭和談中扮演的角色》，《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88年第3期。

[⑨] 鄧孔昭：《論清政府與台灣鄭氏集團的談判和「援朝鮮例」問題》，《台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1期。

[⑩] 鄧孔昭：《清政府對鄭氏集團的招降政策及其影響》，鄭成功研究學術討論會學術組編《鄭成功研究論文選續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147頁；又載鄧孔昭《鄭成功與明鄭台灣史研究》，台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10頁。

[11] 秦國經：《從清宮秘檔看清廷招撫鄭氏集團的歷史真相》，《清史研究》2001年第1期。

[12] 吳玫：《論姚啟聖的招撫活動》，《台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孫國政：《論姚啟聖對鄭氏集團的招撫》，《貴州文史叢刊》2008年第1期。

[13] 施偉青：《施琅進軍澎湖幾個問題的考訂》，《歷史研究》1997年第6期。

[14] 施偉青：《關於澎湖癸亥海戰的氣候問題》，《台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2期。

[15] 周翔鶴：《關於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鄭澎湖海戰的天氣及相關方法論問題的探討》，《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1期。

[16] 施偉青：《再論澎湖癸亥海戰的氣候——也論相關方法論問題》，《台灣研究集刊》2002年第3期。

[17] 孔立：《康熙二十二年：台灣的歷史地位》，《台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18] 李細珠：《略論康熙皇帝對台灣的認識及其理台政策的演變》，《台灣歷史研究》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106-128頁。

[19] 一般論述參見王政堯：《略論康熙統一台灣及其影響》，《華南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2期；李尚英：《康熙統一台灣的歷史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學報》1983年第5期。

[20] 林仁川、陳支平：《試論康熙年間大陸與台灣統一的經濟必然性》，《台灣研究集刊》1983年第2期。

[21] 季雲飛：《清統一台灣之役善後問題研究》，《台灣研究》2002年第4期。

[22] 陳梧桐：《施琅統一台灣與閩台區域文化的形成》，《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2期。

[23] 孟昭信：《康熙評傳》，業績篇，第三章「統一台灣，開海貿易」，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09-128頁；蔣兆成、王日根：《康熙傳》，第三章「清鄭之間時戰時和 剿撫兼施終統台灣」，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9-192頁。

[24] 陳在正：《論康熙統一台灣》，陳在正、孔立、鄧孔昭等：《清代台灣史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53-90頁。

[25] 商鴻逵：《姚啟聖和施琅（清史札記一則）》，《中國歷史文獻研究集刊》第1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04-205頁。

[26] 孔立：《施琅史事的若干考辨》，《福建論壇》1982年第5期。

[27] 汪敏芬：《關於施琅的叛鄭投清》，《浙江師範學院學報》1984年第1期。

[28] 林其泉：《施琅投清簡析》，《台灣研究》1999年第1期。

[29] 施偉青：《關於施琅復出前夕的若干問題》，《台灣研究集刊》1997年第3期。

[30] 施偉青：《從征澎台的施琅親屬族人考述》，《台灣研究集刊》1998年第3期。

[31] 許良國：《略論施琅統一台灣的歷史作用》，施聯朱、許良國主編《台灣民族歷史與文化》，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412-425頁；陳在正：《施琅以戰逼和統一台灣的決策》，《台灣研究集刊》1996年第4期；陳梧桐：《論施琅統一台灣的歷史功績》，《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3期；王思治、呂元驄：《施琅與清初統一台灣》，《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胡滄澤：《施琅與清政府統一台灣的決策》，《福建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第4期。

[32] 楊彥傑：《從外國資料看施琅統一台灣》，《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33] 吳溫暖：《施琅<恭陳台灣棄留疏>的戰略指導價值》，《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34] 李祖基：《論施琅<台灣棄留利弊疏>的背景與動機——兼談清初台灣的官莊及武職占墾問題》，《史學月刊》2014年第1期。

[35] 王鐸全：《關於鄭成功和施琅的評價》，《學術月刊》1982年第8期；王鐸全：《關於施琅的再評價》，《上海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3期。

[36] 施偉青：《再論施琅的幾個問題——與王鐸全同志商榷》，《台灣研究集刊》1984年第4期。

[37] 蘇雙碧：《從多民族國家的角度評價愛國主義歷史人物──為紀念施琅逝世300周年而寫》、《「氣節」問題與施琅的評價》，施偉青主編《施琅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8、97-100頁。

[38] 馮春玲：《也論施琅的氣節問題》，《菏澤師專學報》2002年第3期；黃偉民：《施琅研究的理性思考》，《泉州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施宣圓：《施琅「復台」和「保台」的歷史功績——兼駁施琅是海盜、叛將、漢奸論》，《探索與爭鳴》2006年第5期。

[39] 喬喜參：《多元語境下民族英雄敘事的困境——由電視劇<施琅大將軍>說開去》，暨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0年。

[40] 鄧孔昭：《施琅其人二三事》，《台灣歷史研究》第1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76-90頁。

[41] 鄧孔昭、孔立、陳在正：《論姚啟聖》，《台灣研究集刊》1984年第1期。

[42] 徐曉望：《論姚啟聖為統一台灣所作的歷史貢獻》，《理論學習月刊》1989年第3期；章慕榮：《論清政府統一台灣鬥爭中的姚啟聖》，《台灣研究》2002年第4期；孟文鏞：《論姚啟聖對統一台灣的貢獻》，《紹興師專學報》1990年第3期；陳芹芳：《姚啟聖與閩台社會》，福建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年；侯軍義：《論姚啟聖與清初統一台灣》，廈門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7年。

[43] 徐曉望：《論施琅與姚啟聖》，施偉青主編《施琅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56-365頁。

[44] 鄧孔昭：《李光地、施琅、姚啟聖與清初統一台灣》，《台灣研究集刊》1993年第1期。

[45] 蘇鴻鑫：《李光地與台灣的收復》，《福建學刊》1988年第1期；陳梧桐：《論李光地對清初統一事業的貢獻》，《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46] 李宇思、施宣圓：《李光地與施琅——兼論李光地在統一台灣中的貢獻》，《安徽史學》1998年第1期。

[47] 劉德鴻：《黃性震述評》，《台灣研究集刊》1985年第4期。

[48] 陳支平、林楓：《施琅與萬正色》，施偉青主編《施琅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90-396頁。

[49] 李鴻彬：《施琅與吳英——兼論澎湖海戰》，《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30頁。

[50] 施偉青：《<施琅與吳英——兼論澎湖海戰>辨析》，施性山主編《施琅研究》第3集，文化藝術出版社2008年版，第13-44頁。

[51] 孔立：《鄭氏官兵降清事件述論》，《台灣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52] 吳玫：《論黃梧降清》，《台灣研究集刊》1987年第4期。

[53] 郭蘊靜：《康熙統一台灣的政策與劉國軒的最後選擇》，《天津社會科學》198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