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故事：柳州絕唱

唐詩故事：柳州絕唱

陳友冰

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柳宗元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國學唐憲宗元和十年（815），已挨過十年永州（今湖南省零縣一帶）之貶的柳宗元，再次帶著憤懣和失望，拖著衰病之軀，到比荒僻的永州更為僻遠也更蠻荒的柳州（今廣西壯族自治區柳州市）去赴任。十年前的改革歲月，還像剛剛發生在昨天一樣歷歷在目，讓人難以忘懷：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二十三日（癸巳），德宗病故。太子即位，是為順宗。順宗在東宮長達20年，從旁觀者的角度對唐朝政治的黑暗有深切的認識，即有變革新政之志。一旦即位，就任用他最信任的兩位東宮老師王伾，王叔文，開始被後來史學家稱為「永貞改革」的政治革新。王叔文、王伾也不負重任，團結一批立志革新的新銳，形成一個革新集團，迅速推行改革。其中最主要的骨幹就有劉禹錫和柳宗元，史稱「二王劉柳集團」。劉禹錫在上篇《玄都二唱》中已作介紹。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東永濟（今山西永濟縣）人，出生於京都長安，世稱「柳河東」。 柳宗元出身於官宦家庭，少有才名，夙有大志。貞元九年（793）進士及第，與劉禹錫同榜。十四年（798）登博學宏詞科。授集賢殿正字。初次入仕就很順利，求進之心更加勃發。三年多後調任京畿附近的藍田縣任縣尉，類似今日的到基層掛職鍛煉，以備重用。貞元十九年（803）調回中央任監察御史里行。貞元二十一年被王叔文看中，擢為吏部員外郎，成為革新集團的重要骨幹，從此走上一條政治不歸路，時年三十三歲。凡是革新必遭保守勢力的拚死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為了對付改革派，朝中權要、外地藩鎮與手握中央禁軍的宦官結成神聖同盟，開始反撲：八月四日，大宦官俱文珍逼順宗下制，稱：「積疢未復，其軍國政事，權令皇太子純勾當」。 五日，太上皇徙居興慶宮，改元元和（806）。這場政治革新七個月後即告失敗。接著，便是對改革派的殘酷鎮壓：六日，貶王伾為開州司馬，王叔文為渝州司馬。王伾不久死於貶所，王叔文第二年亦被賜死。九月十三日，貶劉禹錫為連州刺史，柳宗元為邵州刺史，其它的改革派骨幹人物韓泰為撫州刺史，韓曄為池州刺史。就這樣還嫌不解恨，等這些人已啟程赴任，途中又加重處罰：再貶劉禹錫為朗州司馬，柳宗元為永州司馬，韓泰為虔州司馬，韓嘩為饒州司馬；又貶程異為郴州司馬，凌准為連州司馬，陳諫為台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八司馬事件」。國學柳宗元雖和劉禹錫為同榜進士，有同是改革派中堅。既是政治上同道，又是文學上好友，但兩人的性格和生活取向卻有所不同。劉禹錫性格堅韌倔強，樂觀豪放，對未來充滿信心，在貶謫之中寫的《浪淘沙九首·之八》：「莫道讒言似浪深，莫言遷客似沙沉。千淘萬漉雖辛苦，吹盡狂沙始到金」就是很好的證明。《玄都二唱》中提到的「沉舟側伴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也是很好的證明。即是到老，他仍堅信「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柳宗元則不同，他雖然與劉禹錫一樣能忠誠堅貞，不與惡勢力同流合污，表現出一個革新黨人的高潔操守。但是他脆弱而敏感，在政治迫害下容易沮喪，對自己壯志未遂和有志難伸顯得憤懣不平。例如他在放逐到永州時所寫的《鈷鉧潭西小丘記》，對有著「嘉木」、「美竹」 、「奇石」的小丘被遺棄在荒州惋惜而不平：「以茲丘之勝，致之灃、鎬、鄠、杜（按：指京城一帶），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地價僅四百文，居然長時間賣不掉「連歲不能售」。這顯然是自喻和自傷！另外，寫小丘的「突怒偃蹇、負土而出」之狀，顯然也是表露自己不平的心聲。國學正因為求仕進之心不死，施展抱負和才華知心甚切。所以憲宗元和十年（815）年二月，他被召回京城時，他誤判是執政者回心轉意了，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興奮和期待溢於言表。在途經汨羅時他寫了首《汨羅遇風》，表示自己不會去學屈原，因為自己遇到的是位明君，此番徵召、前途有望：「南來不作楚囚悲，重入修門自有期。為報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而同時被徵召回京的劉禹錫卻更為執著和倔強一些。前面曾提到他在京城寫的那首《游玄都觀戲贈看花諸君子》，以此來抨擊時政和譴責群小，也含蘊了革新失敗、同道被逐被害的憤慨和不平。事實證明儘管柳宗元把唐憲宗視為明君，這位明君卻不把革新黨人視為賢臣。靠鎮壓永貞革新人士上台的憲宗和他身邊的宦官、權臣，對二王劉柳的夙恨並未消解，而且正在醞釀一場新的迫害。劉禹錫的《玄都觀看花君子》只不過給政敵提供了一個新的借口。國學這次召見的結果，是經過十年之貶的革新黨人被貶到更僻遠、更荒涼的邊州：劉禹錫貶為播州（今遵義地區）刺史，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其他幾位昔日改革骨幹八司馬之一的韓泰、韓曄、陳諫也分別貶為漳州（今福建龍溪縣）刺史、汀州刺史（今福建長汀縣）和封州刺史（今廣東封開縣）。希望大，失望自然更大，此時的柳宗元精神和我身體幾乎全垮了。但就在這種情況下，柳宗元表現出一個革新黨人的忘我情誼，提出願意與劉禹錫對換，自己到播州去任職，讓劉禹錫去相對要近一點的柳州，因為劉禹錫有個八十歲的老母。此後由於同情劉禹錫的朝臣裴度以行孝的名義上奏，讓朝廷收回成命，改派劉禹錫去連州（今廣東連縣）但柳宗元如此注重情義、捨身忘我之舉，不但讓朝廷震動、黨人感奮，就連反對永貞革新的韓愈也極為感佩，他後來在為柳宗元寫的《柳子厚墓志銘》中詳細記載了這件事，並發表大段感慨：「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國學元和十年三月，四十二歲已滿頭白髮的柳宗元帶著衰憊的身體、沮喪的情懷踏上赴柳州任的征途。唯一的慰藉就是和好友、同道劉禹錫可以相伴上路。因為都是向南，有很長一段路相同。到了衡陽，兩人一是向南，一是向西南，終於分別了，國愁家恨、悲己傷友，人生百味一起湧上心頭，柳宗元連續寫了三首詩贈與劉禹錫：《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重別夢得》和《三贈劉員外》，這就是有名的「衡陽三贈」。在《衡陽與夢得分路贈別》中，除了像 「今朝不用臨河別，垂淚千行便濯纓」，用《滄浪歌》中的「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作操守上的表白和互勉外，更多的是意外沮喪：「十年憔悴到秦京，誰料翻為嶺外行」，人生的虛幻感：「伏波故道風煙在，翁仲遺墟草樹平」（同上）。甚至還勸誡劉禹錫今後少寫《游玄都觀戲贈看花諸君子》這類招惹物議、帶來麻煩的詩：「直以慵疏招物議，休將文字占時名」。《重別夢得》和《三贈劉員外》中，不僅有種老之將至美人遲暮之感，而且有種看破世事的人生虛幻感：「二十年來萬事同， 今朝岐路忽西東」（《重別夢得》）；「信書成自誤，經事漸知非」。甚至打算如蒙恩准，與劉禹錫相約，歸隱田園了：「皇恩若許歸田去， 晚歲當為鄰舍翁」（《重別夢得》）；昔日的戰鬥鋒芒已消失殆盡，也找不到劉禹錫身上的豪放和樂觀精神。況且，其中還有種隱約的不祥預感：「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這大概就是柳宗元赴柳州任前的心態和精神面貌。國學經過三個多月的長途跋涉，六月二十七日終於來到荒涼僻遠的柳州。柳州建城始於西漢，漢武帝元鼎六年（西元一一一年）設譚中縣，即以此為縣治，地址在今廣西柳州市魚峰區的駕鶴山。隋代改為馬平縣，縣治移至城北的雀兒山以東。唐代置柳州，下設馬平、龍城、洛容、洛封、象縣這五縣，治所在今日的柳州市，屬桂管經略使管轄。當時的柳州，人煙稀少，極其荒僻。至唐玄宗開元年間，柳州的五縣僅有三千七百三十四戶。到了柳宗元被貶的元和年間，更減為三千二百八十七戶（據《元和郡縣制》記載）。柳宗元到柳州後的處境，他在給長安的友人韋衍的一首長詩中作了形象又具體的描繪，詩題曰《寄韋衍》，其中寫道：

炎煙六月咽口鼻，胸鳴肩舉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斗石麻蘭高。陰森野葛交蔽日，懸蛇結虺如蒲萄。到官數宿賊滿野，縛壯殺老啼且號。飢行夜坐設方略，籠銅枹鼓手所操。奇瘡釘骨狀如箭，鬼手脫命爭纖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攪腹戟與刀。邇來氣少筋骨露，蒼白瀄汩盈顛毛。

國學六月炎天熱得人手腳無處可放又無處可以躲避，四周是葛藤蔽日、陰森荒僻的林莽。林莽內，大蛇、毒蟲像葡萄一樣從樹上一串串掛下來。社會也很不安寧，盜賊遍地、縛壯殺老，哭聲遍野。自己又水土不服，於是先罹患了一種奇瘡，釘骨如箭，疼痛無比，險些送了性命。後來又得了傷寒，支心攪腹，如刀劍交加。治癒後身體自然更加衰弱。除了環境的惡劣和身體的疾病外，更為痛苦的還是精神上的折磨。無端被貶，壯志成空，同道者無緣再聚，故鄉又遠在天涯，都使這位感情豐富又脆弱的詩人，鎮日感傷不已。為了表達對昔日戰友的懷念，也為了抒發胸中的愁憤。他到了柳州後，就寫了一首詩寄給同時被貶的韓泰、韓曄、陳諫、劉禹錫四位同道，這就是有名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茘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鄉。

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國學此詩借登高眺遠，抒發了詩人疊遭打擊、被貶遐荒的憂憤，同時也表達了對同道者的懷念和聚會無期的惆悵，很能代表當時的心境。國學這首詩最大的特點就是情景交融，多用比興。首聯「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就是描景抒情、情由景生、情景交融的佳句。城上高樓與大荒相接，乃樓上人眼中所見。「大荒」是感物起興，使我們想起《寄韋衍》中「桂州西南又千里，灕水斗石麻蘭高」空闊蒼茫的景象。「海天愁思正茫茫」即情由景生，由海天相連的蒼茫空闊眼前之景引發自己茫茫的「愁思」，充溢在這個空闊蒼茫海天之間。這個「愁思」是什麼，詩人並未直接道破，而是運用比興之法：「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這似乎是賦筆，描敘眼見所見之景：水面上的荷花被狂風摧折，密集的驟雨敲打著長滿薜荔的城牆。柳州屬於亞熱帶氣候，又時值舊曆六月，詩人所描述的催折萬物狂風驟雨完全可能使實際景象。但詩人意不在此，更在於借眼前所見的嶺外景象來比喻當時的政治氣候，來表達自己此時的內心感受。芙蓉，是荷花；薜荔，是一種芳草。自屈原起，它們就成為君子的代稱，高潔的象徵。《離騷》中就不止一次做過這樣的描述，如 「制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 「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蕊」。詩人從眼前的「薜荔」、「芙蓉」等美好事物受到侵害的景象，來控訴朝廷群小使永貞革新夭折，而且對革新黨人接連不斷的迫害，抒發了作者在人生旅途上遭挫折所產生的痛楚和不平。這就是他要把這首登樓詩寄給同時遭到迫害的昔日戰友的原因所在。國學第三聯又由近景過渡到遠景仍然是賦體鋪敘，同樣情由景生。句式設計分外精巧：「嶺樹重遮千里目」，是向前眺望，是寫對漳、汀、封、連四州好友的懸望、惦念；「江流曲似九迴腸」是俯身下視，抒發自己此時此地的哀愁情懷。每句之中「嶺樹重遮」是實寫、是因，「千里目」則是虛擬、是果；「江流曲」是實寫、是因，「九迴腸」 又是虛擬、是果。這樣上實下虛，前因後果，以駢偶之辭運單行之氣，兩句之間以及每句之中對仗都顯得異常工整。確實是不可多得的名句。至於讓幾位改革同道天各一方的是「嶺樹重遮」還是政治迫害？迴腸為何九曲而似江流，詩人無需挑明，讀者自會從中得出結論！

國學於是心馳遠方，目光也隨之移向漳、汀、封、連四州。「嶺樹」、「江流」兩句，同寫遙望，卻一仰一俯，視野各異。仰觀則重嶺密林、遮斷千里之目；俯察則江流曲折，有似九回之腸。景中寓情，愁思無限。從字面上看，以「江流曲似九迴腸」對「嶺樹重遮千里目」，銖兩悉稱，屬於「工對」的範圍。而從意義上看，前六句是寫登樓，登樓所見和登樓所感。其中賦中有比，情由景生。最後兩句則是直抒其情，表達對同是遭受政治迫害的友人的惦念和無由相會的悵惘。在結構上，「共來百越文身地」與首句「城上高樓接大荒」呼應；「猶自音書滯一鄉」與首聯「海天愁思正茫茫」呼應，做到首尾、前後相呼應，又統攝詩題中的「柳州」與「漳、汀、封、連四州」，詩題中的「寄」字，也於此曲曲傳出，可見詩人用筆之妙。正如清人方東樹所稱讚的：「《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刺史》，六句登樓，二句寄人。一氣揮斥。細大情景分明。」

國學但是，柳宗元畢竟是一位又是一個不肯苟且因循的人。儘管荒州地僻民窮，自己又身心角瘁，但一上任，就投入繁忙政務，而且晝夜操勞，不得休息。他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為民眾做了許多好事，留下了眾口交贊的政績。其中之一便是解放奴婢。當時的柳州有一種惡俗：窮人借高利貸，過期還不起錢，就要沒身為奴。這樣，一方面大批破產農民淪為奴婢，使生產力遭到破壞，另一方面不甘心為奴的農民又鋌而走險，造成社會的不穩定。柳宗元從同情貧民和維護社會治安出發作出規定，讓那些賣身為奴的人，按為奴的時間來計算報酬，報酬與借款相抵時，就自動解除奴役關係。韓愈的政治見解與柳宗元相左，但卻很欣賞柳宗元這一做法，當韓任袁州刺史時，就仿此做法解放袁州的奴婢。可見柳宗元這一施政措施的普遍社會意義。柳宗元還是當時少見到具有經濟頭腦的政治家。他知道要改變柳州這塊蠻荒之地的生活條件，單靠務農是遠遠不夠的，必須發展經濟作物。他在柳州提倡植樹造林，尤其是種植經濟林木。他身體力行，帶頭在城西北角種了200棵柑桔，並寫了一首《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詩，來表白他種柑樹的目的，詩是這樣的：手種黃柑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花開聞噴雪，何人摘寶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

國學東吳丹陽太守李衡曾廣種橘樹，聲稱這是「木奴」，是留給後代的比金銀更寶貴的遺產。柳宗元也在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但他種柑的目的不是學東吳丹陽太守李衡為後代留下遺產，而是學屈原借橘明志。等到柑橘結果，遺惠柳州時，自己大概也能品嘗到為政辛勞後的甘甜吧！他還有首《種柳戲題》，同樣表達了他欲改變柳州面貌、遺惠後人的願望：

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成故事，推移成昔年。垂蔭當復地，聳干會參天。好作思人樹，慚無惠化傳。

今日柳侯祠內為紀念柳宗元廣種柑桔而建的「柑香亭」

國學柳宗元在柳州，還致力於復興文化，編寫地方志，並「大修孔子廟」，以達到「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儀」之教化目的。柳宗元來柳州時，當地人吃水要到柳江取水，天旱江水淺遠，往返艱難；雨天更是泥濘難行。當地人也挖過井，可能由於土質不好，屢次崩塌，結果造成一種迷信，柳州不能破土挖井。柳宗元為解決柳州居民飲水困難，親自勘查地形，選定「城北隍上」作為井址，為了不增加民眾負擔，動用公帑僱工鑿井，「役庸三十六，大磚千七百」。為了開發民智，他又寫了《井銘·並序》和《祭井文》以紀其事。所以柳宗元在柳州挖井，不僅為了改善居民生活條件，也帶有破除迷信之意味。

柳侯祠內存留至今的「柳侯井」

國學經過幾年的辛勤經營，柳州的經濟和文化乃至街道面貌都發生了變化：「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闢地南北東西若干畝，凡樹木若干本，竹三萬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這對一個人口僅九百戶的柳州城來說，確有點「樂生興事」的景象。柳宗元此時雖身處荒州，卻未忘國家大事。在柳州期間，陸續有《平淮夷雅》、《柳州賀平破東平表》、《賀中書門下誅淄青逆賊李師道狀》、《賀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度表》等上奏朝廷的表章以及賀詩，表達自己消平藩鎮、中興王室之願。這說明作者在順宗永貞時代（八O五年）的壯志，並未因放逐而消磨殆盡，相反的卻老而彌篤，久而愈堅。國學柳宗元被貶到柳州的後期，名相裴度（七六五——八三九）已經執政。當年朝廷貶謫柳宗元、劉禹錫等人為偏遠州刺史時，就是靠身為御使中丞的裴度抗顏上疏，才迫使憲宗皇帝收回成命，才將劉禹錫由播州刺使改為條件較好一些的連州刺史。這說明了裴度對長期遠貶的永貞諸人是抱有同情的。此時又加上北歸的吳武陵向他推薦柳宗元，所以到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柳宗元接詔，準備離開柳州，並已向上司管桂觀察使裴行立辭行。關於這一點，柳宗元集中雖無記錄，但他的好友又是同道劉禹錫在祭文中說得很明確：「自君失意，沈伏遠郡。近遇國士，方伸眉頭。亦見遺草，恭辭舊府。」（《祭柳宗元文》）但他還未及成行，就賚志以歿，年僅四十七歲。他在死前一年，與部將魏忠、謝寧等飲酒時，就曾有預感：「吾棄於時而寄於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結果不幸言中。柳宗元為官清廉，柳州又是荒涼之州，所以他死後家境很是凄涼，留下二子二女。長子周六僅六歲，次子周七是遺腹子。長女年齡大些，但也未成人。還是柳宗元的上司和好友管桂觀察使裴行立為孤兒寡婦籌措了費用，由柳宗元的表弟盧遵經辦喪事，並把靈柩運回長安萬年縣，歸葬於先墓。國學柳宗元去世時，他的好友劉禹錫老母也病死在連州。劉禹錫扶母靈柩北歸途經衡陽市，得悉柳的噩耗，精神上收到強烈刺激而幾乎失去控制，「驚叫大號，如得狂病」（《祭柳員外文》）。想到四年前兩人在衡陽分手， 柳宗元「衡陽三贈」，感慨「今日臨岐別，何年待汝歸」？想不到同去卻未能同歸，好友已作他鄉之鬼。禁不住悲從中來，寫下《重至衡陽傷柳儀曹》詩以寄託哀思：憶昨與故人，湘江岸頭別。我馬映林嘶，君帆轉山滅。馬嘶循古道，帆滅如流電。千里江蘺春，故人今不見！國學同時又寫下《祭柳員外文》。同時寫下祭文的還有極為佩服柳宗元為人並同時發起古文運動的韓愈。這位當時寫墓誌的高手又受劉禹錫之託，寫下名垂千古的《柳子厚墓志銘》。劉禹錫則將柳宗元的遺稿整理、編纂成集，又收養柳的次子，視同己出。表現出這位可以托生死的戰友俠肝義膽。國學但柳州百姓並未忘記這位才華橫溢又無端遭貶的天才詩人，更未忘記他在困頓之中仍為柳州人民興利除弊、遺惠一方的德政。柳宗元逝世後，柳州人民在城東南的羅池畔修建了一座柳侯祠，並且在祠後建了衣冠冢，以享四時香煙。柳侯祠建於唐穆宗長慶二年（822），因為在羅池之畔，又叫羅池廟。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賜額「靈文廟」；但歷代仍習慣稱之為柳侯祠或羅池廟。柳侯祠在元代至大，明代永樂、嘉靖，清代康熙、乾隆幾朝，曾有過幾次較大規模的修葺，但皆毀於兵隳。現在的這座祠堂是清代的建築，壁上存有乾隆時柳侯祠和書院等建築的石刻圖。光緒三十年（1906），此祠址開闢為柳侯公園。近年來隨著改革開放，又進行過兩次較大的改進。門額所刻「柳侯祠」三字，為郭沫若題寫。兩旁的對聯是清人楊翰（宛平人，道光進士，工書畫）書寫聯云：「山水歸來黃蕉丹荔，春秋報事福我壽民。」系集韓愈《享神詩》詞語而成。祠內天井院左右各有一井圍，井旁有三方刻石。其中之一是柳宗元撰的《井銘》，另外兩方是府志中關於柳宗元鑿井等政績的記載。國學天井院的兩側是碑廊，陳列宋元以來的碑刻四十多件，其中最著名的是「羅池廟碑」和「荔子碑」。荔子碑高2.2米，寬1.20米，為黑色大理石碑，碑文是韓愈為柳州民眾祭祀柳宗元而寫的祭歌《迎享送神詩》。因此詩的開頭一句是「荔子丹兮黃蕉」，故得此名。此碑立於宋寧宗嘉定十年（一二一七年），碑文為蘇軾書，鐫刻刀鋒圓熟，筆畫豐腴流走，朱熹稱之為「奇偉雄健」，明代王世貞更評為「蘇軾書中第一碑」。此碑融合柳宗元之事迹，韓愈之詩文，蘇軾之書法，所以一問世，即被視為珍品，稱為「三絕碑」。此碑經歷頗為坎坷。此碑立於宋寧宗嘉定十年，距蘇軾去世已一百六十年。為什麼蘇軾的碑書一百多年後方刻石立廟呢？這與當時的黨禁有關。宋徽宗崇寧年間，新黨復起，視蘇軾等舊黨為仇敵。蔡京等在朝門外立黨人碑，開列三百零九人的舊黨名單。他們的著作一律銷毀，子女永遠不能在朝為官，甚至忠貞家庭的子孫也不準嫁娶「元祐黨人」。作為舊黨之首的蘇軾著作當然首當其衝，他題寫的碑碣當然也不能倖免。崇寧二年曾下詔：「應天下碑碣傍額系東坡書撰者，並一律除毀。」（吳曾《能改齋漫錄》）因此，荔子碑當然亦在除毀之例。直到南宋乾道六年（一一0七），孝宗朝徹底為蘇軾平反，賜謚為「文忠公」，並贈以太師高位，這以後才會有嘉定年間的重新刻石。但是此碑的坎坷並未就此為止。從宋代到明代，該碑又在兵隳中迭遭厄運。據清代《馬平縣誌》載，此碑曾因兵隳毀棄，不知下落，直到明嘉靖年間修築柳州外城，才從地下失而復得，但碑之一角已殘斷。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柳侯祠被改為柳州市教育局辦公室，荔子碑被砌入辦公室牆壁之中，用石灰泥巴塗得與牆壁渾然一體。「文化大革命」中，為逃避「紅衛兵」掃「四舊」的厄運，好心人又把此碑埋入污泥之中。直到改革開放之今日，已殘斷的荔子碑方被視為國寶，鑲以大理石邊，矗立於正廳之內，供海內外人士觀賞。至於唐長慶三年（八二三）立的《柳州羅池廟碑》韓愈撰文，沈傳師（貞元進士，吏部侍郎，工書法）書，因是名人名文名書法，所以也同荔子碑一樣，也有「三絕碑」之譽。所不同的是：自宋代以來，對此碑的真偽一直存疑。國學柳侯祠正廳之後約十米，即「柳侯墓」。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柳宗元歿於柳州。一年後，由其表弟盧遵將靈柩運回京兆萬年縣棲鳳原（今西安市臨潼境內）安葬。柳州百姓為紀念這位偉大的詩人，就在其棺木厝放處建一座衣冠冢。原為毛石砌墓，後於清代重建,碑題為「唐刺使文惠侯柳宗元之墓」。聯曰：「文能壽世，惠以養民。」「文革」中期這墓被「紅衛兵」毀平。「文革」末期「評法批儒」時才修復，郭沫若題額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衣冠冢的西北角有柑香亭。原來柳州人為紀念柳宗元手種黃柑二百株，遺惠柳州，曾在城西北角建柑子堂，堂內有刻石，刻有柳宗元的《柳州城西北隅種柑樹》一詩。據宋人陶弼詩中記載，宋時此堂和刻石仍在。其後原址塌廢，文物蕩然。清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始在東面的羅池上另建香亭，後又移至羅池畔，並立碑記其事。後又幾經反覆興廢，現在的柑香亭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按照乾隆年間的樣式而重建的。國學柑香亭之東即羅池。據明人李西涯《羅池書屋記》載：「羅池在柳州城東二百武，廣袤可數里。」唐代更在遠郊，面積更大。由於淤塞，池面逐漸縮小；到了清代，僅長十二丈，寬六丈了（清《羅池廟址界碑記》）。清代的柳州城區已擴大到羅池。它的南面即羅池街，街右為太平橋，現在已成為商業和文化的中心地帶了。附：《舊唐書·柳宗元傳》　宋·劉昫

國學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後魏侍中濟陰公之系孫。曾伯祖奭，高祖朝宰相。父鎮，太常博士，終侍御史。宗元少聰警絕眾，尤精西漢、詩騷。下筆構思，與古為侔。精裁密緻，璨若珠貝。當時流輩咸推之。登進士第，應舉宏辭，授校書郎、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 國學順宗繼位，王叔文、韋執誼用事，尤奇待宗元。與監察呂溫密引禁中，與之圖事。轉尚書禮部員外郎。叔文欲大用之，會居位不久，叔文敗，與同輩七人俱貶。宗元為邵州刺史，在道，再貶為永州司馬，即罹竄逐，涉履蠻瘴，崎嶇堙厄，蘊騷人之郁悼，寫情敘事，動必以文。為騷文十數篇，覽之者為之凄惻。 國學

國學元和十年，例移為柳州刺史。時郎州司馬劉禹錫得播州刺史，制書下，宗元謂所親曰：「禹錫有母年高，今為郡蠻方，西南絕域，往複萬里，如何與母偕行。如母子異方，便為永訣。吾與禹錫執友，胡忍見其若是？」即草奏章，請以柳州授禹錫，自往播。裴度亦奏其事，禹錫終易連州。柳州土俗，以男女質錢，過期則沒入錢主，宗元革其鄉法。其以沒者，仍出私錢贖之，歸其父母。江嶺間為進士者，不遠千里隨宗元師法；凡經其門，必為名士。著述之盛，名動於時，時號「柳州」雲。有文集四十卷。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卒，時年四十七。觀察使裴行立為營護其喪及妻子還於京師，時人義之。

附：《唐才子傳·卷五·柳宗元》 元·辛文房

國學柳宗元，字子厚，河東人。貞元九年苑論榜第進士。又試博學宏辭，授校書郎，調藍田縣尉，累遷監察御史里行。與王叔文、韋執誼善，二人引之謀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值叔文敗，貶邵州刺史，半道，有詔貶永州司馬。遍貽朝士書言情，眾忌其才，無為用心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同謫，得播州，宗元以播非人所居，且禹錫母老，具奏以柳州讓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亦有為請者，遂改連州。宗元在柳多惠政，及卒，百姓追慕，立祠享祀，血食至今。公天才絕倫，文章卓偉，一時輩行，咸推仰之。工詩，語意深切，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也。司空圖論之曰「梅止於酸，鹽止於咸，飲食不可無，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嘆也。子厚詩在陶淵明下，韋應物上，退之豪放奇險則過之，而溫厲靖深不及也」今詩賦雜文等三十卷，傳於世。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