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雕版印書研究
「雕本肇自隋時,行於唐世,擴於五代,精於宋人」(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語),盛於明清。民國期間,由於西方石印、鉛印技術的廣泛應用,雕版印刷走向衰微,雖然也有大量具有學術價值的稿本、善本被傳刻,但已不再是印書的主體,傳統的雕版印刷活動至抗日戰爭前逐漸停歇。張秀民先生的《中國印刷史》和黃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學》在論述雕版印刷時,也只是寫到清代,民國時期的雕版印刷幾乎都不涉及。劉洪權的論文《民國雕版刻書研究》[1]將雕版印刷續寫至民國時期。新中國成立以來,雕版印刷其實並沒有完全停止,還是有一定的數量,但對它的討論和研究零散於相關的論文中,較系統的研究還是空白。
2003年8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復函(國辦函[2003]57號)同意「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冠名「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該館是目前國內唯一的國家級雕版印刷專題博物館,以搜集、保護古籍版片及印刷品,研究和弘揚古代雕版印刷文化為宗旨。2006年5月20日,雕版印刷技藝經國務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9年9月30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在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作出決議,由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南京金陵刻經處、四川德格印經院代表中國申報的雕版印刷技藝正式入選《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2009年由國家圖書館與煮雨山房合作成立文津雕版博物館,是一家以陳列展示中西方雕版印刷實物、闡述雕版印刷技藝發展為主要布展方向,常年面對社會各界免費開放的公益性博物館。這些時間點和事件表明,當雕版印刷技術演變為雕版印刷技藝和文化遺產時,雕版印刷術承載的功能不再僅是信息傳播,而更重要的是文化傳承。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沒有1949年以後的雕版印書活動,流傳千年的雕版印刷術恐怕就泯滅了。
2 新中國雕版刻書系統和刻書情況1949年以後,雕版印刷並沒有完全停止,作為傳統技藝,還是得到了傳承和保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畫社、廣陵古籍刻印社等單位陸續新刻印了一批書籍,金陵刻經處和德格印經院也新刻了一批經籍。大致情況如下:
文物出版社在1958年9月刻印出版《毛主席詩詞十九首》和《毛主席詩詞二十一首》,這兩本書書號相同,都是7068.61。1959年3月刻印出版《魯迅詩集》。
廣東人民出版社於1959年10月刻印出版《毛主席詩詞二十一首》。由時任廣州市長朱光仿魏碑體手寫上版,其中有一部分,即無書號也無定價,當時是作為建國十周年贈送的禮品。有紅、藍、黑三種印本。
朵雲軒(文革期間一度改稱上海書畫社)於70年代初設立了一個部門,專門刻製版本書,第一部書《共產黨宣言》於1973年11月出版發行,書高28.5厘米, 版框高19.5厘米。每半頁10行, 行20字, 單魚尾, 左右雙欄, 版心標有書名和頁數,共92頁。該書版式設計明顯受到現代書籍的影響,比如每段開頭空兩格, 採用新式標點符號等[2]。朵雲軒於1974年12月刻印出版《稼軒長短句》,1977年8月刻印出版《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1979年10月刻印出版《楚辭集注》等。四部書刻印出版以後,由於價格昂貴,銷路不暢,刻書部門最終解散。
始建於1958年的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也陸續新刻了《咸同廣陵史稿》(1960年)、《嘉靖平倭祗役紀略》(1960年)、《揚州營志》(1961年)、《杜詩言志》(1963年)、《里堂道聽錄》(2001年)等。其中《咸同廣陵史稿》、《杜詩言志》、《里堂道聽錄》系據手稿或抄本首次刻印發行,具有較高的版本價值。上世紀90年代,該社還為日本代刻印書兩部《欠伸稿》和《白隱禪師自筆刻本集成》。廣陵古籍刻印社在對民國舊版的修補整理中,有一些書的補刻量很大,幾乎全部重刻,如《暖紅室匯刻傳奇》系列中的《金釵記》、《白兔記》、《拜月亭》、《殺狗記》,盧前《飲虹簃所刻曲》的續刻,也可以看作是新刻圖書。
金陵刻經處創建於1866年,是我國近代史上第一家由佛教學者創建的編校、刻印、流通佛典併兼事講學的佛教文化機構, 自創立以來,一直使用中國傳統木刻印刷技術刻印佛經典籍。金陵刻經處在抗日戰爭和文化大革命期間經歷了兩次停頓,並分別於1953年和1981年獲得恢復。金陵刻經處建國後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共刻印經籍36種,其中刻印單行本經籍28種,含補刻經籍2種。該社所刻經籍中,絕大部分是唐玄奘所譯經籍,合冊刊行經籍《玄奘法師譯撰全集》1種[3][4]。2000年至2009年間,金陵刻經處新刻板印製了《西源錄》、《華岩寺志》、《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等書[6]。金陵刻經處刻印的經書校勘精審,版面疏朗,並分段和句逗,被稱為「金陵本」。
德格印經院,全名「西藏文化寶藏德格印經院大法庫吉祥多門」,又稱「德格吉祥聚慧院」,始建於1729年。1950年德格和平解放後,印經院受到人民政府保護。1959年甘孜藏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完成後,印經院所在的更慶寺仍為保留寺廟之一。「文化大革命」中,印經院主體建築和藏經版得到群眾保護,損失很小。1982年春起,印經院恢復經書刻板印刷,對殘缺和少量遺失的書版重新雕刻、補齊。至2001年底,已補刻和新刻印版8萬多塊,相當於70年代末院藏印版總量的20%。重刻了《寧絨》、《米旁智者入門》、《伏藏寶庫》、《崩》等文獻,其中新刻《大寶伏藏》最具代表性,該典籍多達70餘部,刻板達20000餘塊[6]。
以上各個單位的刻書活動都發生在文革以前和改革開放後的20年之間。2000年以後,特別是雕版印刷技藝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雕版活動有所活躍。以廣陵古籍刻印社(廣陵書社)為代表的單位以及以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陳義時為代表的雕版師(還有如南京的馬萌青,揚州的沈樹華、陳美琦,杭州的黃小建等)陸續影刻了一批書籍,如《金剛經》、《李丞相詩集》、《唐詩三百首》、《論語》、《孫子兵法》、《廣梅花百詠》、《御注道德經》、《陶淵明詩文集》、《李賀歌詩編集》、《唐女郎魚玄機詩》、《宋槧本梅花喜神譜》、《朱慶餘詩集》等。金陵刻經處新刻了《西源錄》(2004年)、《華岩寺志》(2007年)、《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等幾部典籍。古籍修復專家寧波李大東組織刻印了《金剛般若波羅密經》、《阿惟越致遮經》、《心經》、《稱讚大乘功德經》等七部經書。一些文化公司和書齋也策劃刻印了一批書籍,如槧古樓新雕《棠湖詩稿》、《長離閣集》、《毛澤東詩詞六十七首》,廣陵慕宋閣刊《唐女郎魚玄機詩》、《楊子云反離騷》,上海汲古文化傳播有限公司策劃影宋系列《唐女郎魚玄機詩》、《唐求詩集》、《薛濤詩》等。影刻宋本《唐女郎魚玄機詩》至少有三家單位分別組織刊刻,雕版師不同。一些著名的箋譜如《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蘿軒變古箋譜》、《揚州雲藍閣詩箋》也部分或全部覆刻出版,《揚州八怪箋譜》、《綠楊箋譜》新雕出版。
2012年,文津雕版博物館與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共同策划了《文津雕版博物館木刻詩詞叢刊》,計划出版10部。分別為《饒宗頤詩鈔》、《馬凱詩鈔》、《沈鵬詩鈔》、《劉征詩鈔》、《楊金亭詩鈔》、《鄭欣淼詩鈔》、《林岫詩鈔》、《葉嘉瑩詩鈔》、《馮其庸詩鈔》、《袁行霈詩鈔》。由陳義時、沈樹華、王文達等刻板,已陸續刷印出版。有紅、藍、墨三種印本。
3 新中國雕版印書系統新中國的雕版印書系統的主要出版單位是文物出版社、中國書店、廣陵古籍刻印社(廣陵書社),經籍印書主要是金陵刻經處、德格印經院和成都青羊宮印經院,其他出版社(如四川人民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河北人民出版社等)和印刷單位(如南京南京十竹齋、華寶齋)零星刷印了部分雕版圖書。
從印書時間上分,上世紀50年代末以文物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為主,60年代以廣陵刻印社為主,70年代以上海書畫社為主,80年代以後出現雕版印書高潮,文物出版社、中國書店、廣陵古籍刻印社等利用舊版(主要是民國時期刻的木板)刷印了大量雕版書籍。80年代初,金陵刻經處和德格印經院恢復經籍印刷,刷印了大量經籍。成都青羊宮1986年恢復刷印《道藏輯要》。2000年以後特別是雕版印刷技藝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後,雕版圖書逐漸為讀者了解、喜歡和接受,印刷品種和印書量有較大增加。
文物出版社是新中國進行雕版印書較早的單位,50年代末刻印了《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毛主席詩詞二十一首》和《魯迅詩集》,刷印量較大。如《魯迅詩集》,59年3月第一次刷印了1000冊,63年12月第二次刷印了6000冊。據何朝暉[7]的研究表明,一套書版的印數極限可達萬部。《魯迅詩集》總數7000冊的印量幾乎已達木板的印刷極限,故此後未再見該版《魯迅詩集》刊行。1980年文物出版社與浙江圖書館簽署了《關於整理修補古籍書版及印刷書籍的協議書》,浙江圖書館先後提供《吳興叢書》、《嘉業堂叢書》、《求恕齋叢書》、《留余草堂叢書》等書版62種,計16422塊供文物出版社刷印出版,每種書籍分印50-250部不等[8]。1993年文物出版社用藏於山西省古建築保護研究所的清代山西濬文書局《植物名實圖考》木板重新刷印出版百餘部,十六函八十冊。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新雕刻的《御注道德經》和影刻宋本《論語》。
四川人民出版社於1957年利用成都志古堂的木板刷印了《述學》、《杜詩鏡銓》、《白香詞譜箋》、《華陽國志校勘記》、《文心雕龍》等書籍,利用渭南嚴氏木板刷印了《音韻學叢書》,《傷寒論淺注方論合編》等書籍。渭南嚴氏父子開設的「賁園書庫」是晚清民國時期四川著名的刻書機構和藏書樓,存雕版3萬多塊,1950年嚴谷聲將藏書和雕版版片捐贈給人民政府,收藏在四川省圖書館,50年代中期移交四川人民出版社管理使用,文革後期書版被毀[9]。
1960年春,文化主管部門批准成立「揚州市廣陵古籍刻印社」,隸屬於揚州古舊書店。1961年,江蘇省文化局發出徵集省內藏版的通知,原收藏在南京、蘇州、揚州等地的書版彙集社內,至1963初,集中了約二十萬書版,其中有叢書57種,單行本125種,計8900多卷。1964年與浙江省圖書館達成協議,起運部分藏版,交廣陵古籍刻印社整理、修補、重印,出版了《續資治通鑒長編拾遺》、《適園叢書》、《四明叢書》等11種。文革中修補、刻印工作中斷。1978年復社後,更名「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隸屬揚州古籍書店。雕版印刷飛躍式發展,修補刷印了大量木板古籍,如陳恆和輯刻的《揚州叢刻》,南陵徐乃昌刊刻的《積學齋叢書》、《鄦齋叢書》、《小檀欒室匯刻閨秀詞》、《懷豳雜俎叢書》,貴池劉世珩的《暖紅室匯刻傳奇》、《聚學軒叢書》、《玉海堂影宋元本叢書》,繆荃孫的《藕香零拾叢書》、《藝風堂藏書記》,金陵盧前的《飲虹簃所刻曲》、歸安朱祖謀的《疆村叢書》等。1980年10月,廣陵古籍刻印社再次與浙江圖書館合作,修補印刷了《武林掌故叢編》、《武林往哲遺著》《金華叢書》、《續金華叢書》、《章氏叢書》、《半廠叢書初編》、《邵武徐氏叢書》、《嘯園叢書》等共計21種,使用浙江圖書館藏版片37336張[8]。據1996年不完全統計,復社以來,計印行木板古籍九十種,其中叢書四十三種,單行本四十七種(內叢書所屬二十四種),每種印數一百部至數百部不等。總計約四十萬冊[10]。1999年,在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基礎上籌建廣陵書社,2000年至2002用江蘇古籍出版社的書號刷印過一批圖書,如《里堂道聽錄》,《桃花扇》等。2002年,獲准成立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國家新聞出版署正式批准廣陵書社為出版社。2005年,根據上級的安排,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分拆為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廣陵書社和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三部分。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承擔技藝傳承和古籍圖書生產的職能,社內珍藏的明清以來的二十餘萬片古籍版片,轉存至新建成的(揚州)中國雕版印刷博物館保護收藏,廣陵書社作為出版社負責圖書出版發行。
創建於1952年的中國書店是中國最大的古舊書店,也是一家承擔著古籍出版任務的專業出版機構。在幾十年的經營歷程中,收集保存了近十萬片古舊書木板,有各種古籍一百六十餘種。用這些古舊書木板來刊行書籍,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從七十年代晚期到九十年代初①(① 注:中國書店建店到七十年代晚期,也刷印了幾種古籍,如《清儒學案》、《石渠余記》等,但數量較少,有的是嘗試刊行,不對外發行。),刷印了大量的古籍,如《影宋本禮記正義》、《影刊宋金元明本詞》、《百川學海》、《盛明雜劇》等。也曾借用私家藏版刷印圖書,如《枕碧樓叢書》系中國書店自沈家本先生玄孫沈厚鐸處借得原版刷印。這個階段大多數的書扉頁空白頁均鈐蓋一枚篆刻圖章「北京市中國書店刷印」。第二個階段是從九十年代初到2006年,刷印的品種比八十年代要少,也出過精品,如《新定續志》、《松陵集》等。這個階段在空白頁的篆刻圖章變成了「中國書店印製」的字樣。第三個階段從2007年開始,以《中國書店藏版古籍叢刊》的名義分批刊行,到目前為止叢刊本已經刷印了6批共81種。中國書店保存的木板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民國時期著名刻書家陶湘、董康、周叔弢等刊刻的作品,如陶湘的《拓跋廛叢刻》、《百川學海》、《影刊宋金元明本詞》、《儒學警悟》;董康的《盛明雜劇》、《青瑣高議》;周叔弢刊刻的《十經齋遺集》等[11]。由於中國書店缺乏修版、補版的能力,這些書中缺失的一些書版,只能用影印的方式補版解決。
中華書局在60年代也曾利用舊版刷印過幾種木板圖書,如1963年3月用南宮邢氏原版刷印出版《吉金文錄》200套,1963年6月和1964年2月兩次用沈寄簃先生叢書原版刷印《諸史瑣言》共350套。
1986年11月,河北人民出版社利用收藏在定州市博物館內的《畿輔叢書》書版刷印出版該套叢書,由揚州市邗江古籍印刷廠刷印50部,全書裝訂成64函,共640冊。《畿輔叢書》乃晚清王灝所輯刻,收書一百七十三種,一千五百二十三卷,收集秦漢至清末畿輔文人之佳作。叢書於光緒五年開雕,光緒十八年(1892年)雕刻完畢,全套木刻板共三萬八千餘塊。
金陵刻經處藏有該處歷年刻板以及從全國各地刻經處彙集來的經版共約十二萬五千餘片,精美典雅的佛像刻板18種。18種佛像刻板已經作為文物珍藏,不再刷印。1981年金陵刻經處恢復經籍印書以來,刷印品種較多。如2013版的金陵刻經處流通書目中,雕版刷印的書目有45種。歷年的刷印量較大,部分書版已有損壞,多次修補。金陵刻經處獨特的修版技術大大延長了書版的使用壽命。
《重刊道藏輯要》系光緒十八年(1892年)四川成都二仙庵閻永和方丈首倡重刊,至光緒二十七年編纂完成,光緒三十二年開始雕刻經版,至民國四年才告竣工。全書共有二百四十五冊,刻板共計一萬四千多塊,每塊兩面刻字。現通行的《道藏輯要》即為二仙庵本。該刻板原保存於二仙庵丹台碧洞書房,1961年移至青羊宮,保存至今(現存青羊宮印經院)[12]。巴蜀書社1985年用二仙庵刻板重印發行,青羊宮印經院利用這批書版多次刷印《道藏輯要》中的重要典籍。
南京十竹齋利用光緒二十六年和民國六年刊刻的木板於1963年10月刷印了《金陵瑣志八種》,林散之題書名。2000年,浙江華寶齋富翰文化有限公司與浙江省圖書館合作,刷印了嘉業堂刊刻的《史記》和《三國志》,使用版片2000多張。
4 新中國雕版印刷的特點1949年以後,新刊刻的圖書品種較少。到目前為止,粗略統計不超過百種,其中也不乏精品。如上海書畫社的《稼軒長短句》、《楚辭集注》,刊刻精美。廣陵古籍刻印社的《杜詩言志》、《里堂道聽錄》,系根據手稿或抄本首次刊行,版本價值較高。寧波李大東組織刻印的《阿惟越致遮經》,是根據宋開寶六年珍稀孤本補全刻印,陳義時影刻中山圖書館藏金孤本《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可稱得上是再造善本。芮名揚漢隸字體寫樣,沈樹華、彭磊雕刻的《毛澤東詩詞六十七首》是新雕寫刻本中的代表作。
新中國大量刷印的圖書除了少數新雕版的圖書外,大多數利用了民國時期刊刻(少量晚清時期刊刻)且保存比較完好的書版。舊書版保留比較集中的單位主要有浙江圖書館,中國書店,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揚州雕版印刷博物館),文津雕版博物館,金陵刻經處,德格印經院等。刻書家和藏書家的後人也有一些藏版。可以這樣講,晚清、民國時期保留下來的書版只要還能利用,基本上都刷印出版過。由於書版刊刻的時間較長,難免有損壞或遺失,中國書店和文物出版社往往以影印方式補齊缺版,廣陵古籍刻印社往往補刻後再刷。重新刷印出版的這部分圖書,特別是其中名家如繆荃孫、徐乃昌、劉世珩、董康、吳昌綬、張鈞衡、劉承干、陶湘等曾經刊刻的書籍,得到了更廣泛的流傳,大大豐富了各個圖書館的館藏,也滿足了部分古籍愛好者的需要。從收藏的角度看,首次刊刻的圖書因保存了豐富的文獻資料而收藏價值較高,如廣陵古籍刻印社根據手稿或抄本刊刻的《咸同廣陵史稿》、《杜詩言志》、《里堂道聽錄》,文物出版社整理刊刻的《魯迅詩集》等。晚清或民國名家刊刻且書版保存無缺的後刷本,有較大收藏價值,廣陵古籍刻印社補刻後再刷的圖書,全書風格基本一致,也具一定收藏價值。
上世紀90年代之前,刷印用紙和裝幀不是太講究,以玉扣紙居多,宣紙使用較少,封面以紙面為主,也不包角,函套也是布面的。2000年以後,刷印用紙和裝幀較為講究,如普遍使用宣紙,錦綾封面,包角等。
刷印的圖書,由於用料和手工成本較高,刷印數量少,往往售價較高,大多為圖書館和藏書愛好者收藏,很少用於閱讀使用,故品相較好。上世紀90年代之前刷印的圖書漸漸引起藏家的注意,交易價格往往是原定價的幾十倍至上百倍。
5 結語雕版圖書製作涉及寫樣、雕版、刷印、裝訂等四大步驟,十幾道工序,也涉及制墨和紙張製作等印書原料的生產。1949年以來,雖然雕版圖書的出版發行僅占非常小的份額,但是關鍵的環節和印書原料生產得到了保護和繼承。古法造紙技術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後得到部分恢復,如德格的藏紙製作,袁恆通的棠雲紙等。刷印用墨如廣陵古籍刻印社特製的松煙墨仍有一定的存量。雕版製作以陳義時大師為代表,全國也有10人左右,並已帶徒傳承。而關鍵環節的寫樣,目前出現危機,僅有揚州芮名揚一人仍在堅持。金陵刻經處的「六筆頭宋體字」也已失傳,只能用電腦出樣「老宋字」[13],根據出樣後的字體,金陵刻經處的兩位傳承人刻手需要根據具體的字體進行二次加工,以便於雕刻。如,2012年金陵刻經處發行的《道德經解》上篇45頁補版就是電腦出樣後雕刻,風格與全書迥異。廣陵古籍刻印社為了應對寫樣環節的人才不濟,未雨綢繆,與北京漢儀科印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聯合開發了「全唐詩體」字型檔,該字型檔是將古代文化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創新之舉,填補了雕版類印刷字型檔的空白,為中文字型檔增加了一款氣韻高雅、形神兼備的優質字型檔,目地是應對寫樣環節的傳承危機[14]。同傳統的人工寫樣相比,電腦出樣保證了字體的高度相似,但也正是高度的相似,缺少了人文韻味和氣息。寫樣環節的人才培養需要政策扶持,加大傳承力度。另闢蹊徑,倡導書法名家手書上板,可能是今後的發展方向之一。如這樣做的話,對雕版師的技藝要求會更高。
書版是雕版印書的基礎,晚清、民國時期的書版再利用,確實豐富和滿足了圖書館館藏和古籍愛好者的需要,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書版是不可再生的資源,且它的壽命有限,多次刷印對書版的損害是明顯的。如何做到既利用又保護,是一個新的課題。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集中申報評審工作日前正式啟動。古籍版片和版片收藏單位分別被納入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和「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的申報範圍,成為此次申報評審中新增的內容,也說明國家層面開始重視書版的保護[15]。
隨著現代印刷技術的迅猛發展,特別是網路化、數字化閱讀的普及,傳統的雕版印刷技藝自然受到冷落。然而,雕版印刷技藝作為傳承千年的文明精髓,不會被現代技術完全取代。薪火相傳,讓雕版印刷技藝發揚光大,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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