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岱：論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

　　在世紀之交的煙雲變幻中，尤其是在21世紀的曙光中，我日益清晰地看到了一種新的人文言說的可能，這可能我以為可以稱之為"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

　　這一新的批評的可能，是從新時期以來的我國文學批評，西方當代文化研究思潮的引入，以及越來越密切的中西文化交融匯通中生成和湧現出來的。因此我們有必要對近30年來我們的文學的理論批評稍稍作一回眸。

　　一

　　近年"後"字風行，我雖向不善趕時髦，卻也覺得這"後"字的確好用，想借來一試，將上世紀80年代的我國文學批評概而括之為"後政向批評"。

　　所謂政向批評者，政治風向批評是也。

　　"風向"一詞並無褒貶，只取象形而已，細究起來，便可體味。政向批評，從宏觀、中觀、微觀看又可分為三個層次：一為意識形態向度批評；二為政治戰略走向批評；三為政策動向批評。

　　上世紀50、60、70年代的我國文學批評，便是至為典型的政向批評：首先是有著極為明確，極為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同時堅定地為一定的政治戰略服務，最後在操作層面上，可以說完全為一時一地的政策動向所左右，或者說是與政策同步的批評。

　　後政向批評則是弱政向批評，是逐漸減弱的政向批評，是極力擺脫，力圖走出，且也確是逐漸走出政向批評的批評。

　　但卻仍與政策變化相關；更為一定的政治戰略所開啟，所推動，所張顯；有時則以非意識形態的趨向呈現著意識形態性的影響和功能。

　　所以總體上還具政向批評的一統混沌性，雖然約莫也有幾種支流，卻畢竟在接受、範式、形態和功能等上還未分化和多元，或是正在逐漸走向分化和多元的過程之中。

　　這正是80年代我國文學的理論批評的基本狀貌和特徵。

　　上世紀80年代我國文學的後政向批評，細察起來，則大略顯示為五種流向。

　　其一，我且稱之為拿來批評，即對西方（包括港台）文學創作及理論的譯、介、評，這是80年代我國文學勃興的基礎之一，也是80年代批評的最突出的成就之一，但人們多半忘了將其列入序列。

　　其二，則為反思性批評。反思性批評，是圍繞著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文學創作的思潮而顯現出來的批評流向。

　　反思性批評，其政向雖然與改革開放前我國文學批評之政向大為不同，卻基本上仍是完全的政向批評。其與改革開放前我國文學批評的不同，僅在於政向之"向"的不同，而不是"政向"與"非政向"的不同。

　　其三為審美批評。審美批評，即為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我國文學界興起的審美轉向，形式轉向，文本轉向，語言轉向等在理論批評上的一種表現。當時，如火如荼的"方法論"熱和對形式追求的先鋒文學文本的評論的潮流，是80年代最為搶眼的批評現象。

　　審美批評的祈向，當然是文學的自律和文學研究的自律，亦無疑是與政向批評告別的重要努力。但在80年代的語境中，審美批評的功能卻仍是某種具有政治意味的宣示，具有政治意味的姿態，產生的依然是政向效應，亦即以非意識形態趨向產生的意識形態性的影響和功能。上世紀90年代初來我在一系列文章中，將這類動作稱之為"逃亡"--從政治功利文學的柵欄中逃跑出去的一種逃亡。①

　　因此，80年代的審美批評，既導引出對政向批評進行否定的審美轉向，亦成為實際上具有政向意味的後政向批評。

　　其四為解構批評。解構批評的突顯，當然是90年代的後現代話語熱鬧期間的事，但其端倪在80年代中後期已開始。這就是圍繞著"新寫實小說"和"新歷史小說"而展開的一系列評論現象。

　　作為前驅的80年代之解構文學，已經已其瑣屑，無聊的生活流敘述，或者對歷史的有意扭曲，顯現出調侃，玩世，反諷等解構趣味。而圍繞這些作品的評論，則有著針對所謂宏大敘事或正統敘事而展開的顛復，同樣是從政治功利柵欄的突圍，是另一種逃亡，其功能亦是有著政向效應的後政向批評。

　　其五為新啟蒙批評。從較早的意識形態領域裡的人道主義問題的討論，到哲學界主體論觀念的在思想界引起反響，西方存在主義（主要是薩特存在主義）思想的譯介和流布，再到文學界文學主體性問題的論爭，及至"新啟蒙"概念的提出--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間我國思想界和文學界的這一流向，可以將其統稱為新啟蒙批評。

　　新啟蒙批評這一批評流向，是正面面對27年政向批評的，同時具有更多的非正向批評的色彩（超政治的形而上學色彩）。這一批評，是80年代間在思想和精神的意味上最具批判（批判不是解構）和建設性意味的批評流向。也是遠接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旨歸的，較具知識分子批評意味的批評流向。

　　然而，新啟蒙批評在總體上是漂浮的，遠不夠深入持久，且存在著批評文本與創作文本之間的間隔問題。

　　作為早期新啟蒙批評的"人道主義"思潮，批評與創作曾至為緊密。但那時的人道主義，不過是針對著"階級"意識形態而出現的回到常識常情常態的一種思潮。由於27年的"階級"意識形態以"階級性"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屬性（如生理性、民族性、人類性等），以"階級情感"遮蔽了人的一切其他情感（如親情愛情友情等），人道主義的批評與創作於是連手在這樣一個粗淺的層次上來要回這些被遮蔽的很平常的東西。從根本上說，那時的人道主義還遠不是現代性意義上的人道主義。

　　只是到哲學主體論問題的提出和存在主義思想的傳播，較為深刻層次上的現代性意義上的人道主義才進入人們的視野。

　　但這一階段，這較為深層次的新啟蒙批評，其理論形態與當時已在生長的此一思想路徑較為深層次的創作實踐之間沒有銜接，這一方面的創作成果沒有被關注，文本評論的環節也許因為更熱心於形式和新寫實而對這一方面的創作非常冷淡。且在80年代末整個新啟蒙批評又嘎然而止。以至於在更廣泛的讀者中遠沒有產生象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那樣的影響。即使在思想界，真正現代性意義上的人道主義的核心觀念也沒有得到深入認識和發展，反而愈來愈模糊不清。

　　而90年代後，"主體"很快就演變成了"身體"（不是一般較寬泛之感性意義上的"身體"，而是僅僅作為慾望的"身體"，尤其是作為性慾的"身體"，所謂"個人化"寫作或"私人化"寫作其實是"私密化"寫作、"性慾化"寫作，這或許也可以說是某種"主體論"在一定的語境下和恰當的表達中，也有解放的意義，但卻顯然是更本質更廣泛，對中國文化也更重要的意義上的"主體論"被遮蔽被壓抑的產物）；薩特的人道主義的存在主義，則演變為海德格爾的神性的（不是有神論的）存在主義（海氏的存在主義雖然有著批判技術主義現代性的可讚賞的成份，但從其觀念格局看，卻是一種前現代性的整體主義的存在主義，以至於其精神氣息多少與法西斯專制主義有所相通）；"人道主義"只是繼續作為與"階級性"、"階級情感"相對應的人的一般屬性和人的多方面情感的淺層含義概念，已被人們淡忘，另外也作為"人類中心主義"等義詞的意義上被人們批判和反對。

　　新啟蒙批評是由政治戰略所開啟，推動，張顯，同時也為政策的變化所停滯（這"停滯"指的是作為熱點的，有聲勢的此一批評流向的態勢，而不是指執著於此一向度雖不引人注意卻始終實際存在著的思考和寫作）。因此，80年代的新啟蒙批評仍不是根本獨立於政向批評的批評向度。

　　二

　　上世紀80年代的文學批評，是激情滿懷，熱火朝天，嘈雜混成的。其間雖也可分出諸種流向，也有著朝著非政向批評分立的努力，總體上卻只顯現為政向批評與擺脫政向批評兩股力量的拉鋸戰，並呈現為後政向批評的功效。

　　90年代的文學批評卻突然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些顯性的批評潮流，一下子變得安靜，平滑，務實，並且發生了相當清徹的非政向批評的分立。

　　上世紀90年代的批評主潮，我以為大體上可用"飯碗批評"命名之。

　　所謂"飯碗"批評"者，乃為"飯碗"的批評也。它頗為清楚地分為兩類：

　　其一為學科批評。在90年代"回到崗位"的號召下，也在其後建立學術規範的努力中，批評離開了思想，回到了學術，回到了學科內部，越來越多地將焦點聚集在明確而狹窄的學科對象上，越來越多地主要熱心於學科內部的學術疏理性質的工作，越來越將人文話語推進到科學主義性質的，建制化的，分隔森嚴的研究上去，各人分塊地，安心種自己的園。80年代那樣的痛思"左"的誤區，走向現代化的理想主義激情消失了。

　　學科批評之形成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它並不與政向批評抗爭就脫離了政向批評而取得了分立；它有利於中國批評的專業化、科學化；學術規範問題的討論（如果不僅僅成為形式主義的僵化的條條框框的話），它將極大地有利於中國學術場域的知識產權意識和規則的形成；對於中國的自律的文學學術的成形、積累、發展，則更是功不可沒。

　　但我卻總覺得，學科批評既是一種進步，也是一種遺憾。學科批評在走向專業化，科學化和規範化，獲得了與政向批評分立的形態，具有了自我獨立的軀體的同時，批評的靈魂--思想卻退隱了，批判性和建設性的理想與激情卻退隱了。批評的動機也許更多成了為學位、職稱、獲獎，乃至於學位點（碩士點和博士點）等等的為飯碗的勞作。

　　其二是市場（媒體）批評。主要以廣銷營利為目的，以包裝炒作為方式的批評話語，即為市場（媒體）批評。

　　人們通常將此一批評話語稱之為媒體批評。確實，大眾媒體是此一批評話語的主要載體，但也不盡然，今天的一些純粹的學術刊物和思想文化刊物，也同樣在從事著市場性的，以包裝炒作為方式的廣銷營利事業。

　　另一方面，今天的大眾媒體的承載中，不以廣銷營利為目的，卻以包裝炒作為方式的政向批評同時存在，且是今日政向批評的主要方式。

　　因此，市場批評與媒體批評兩個概念都無法最好涵蓋這一所指，我於是只好權且用上"市場（媒體）批評"這一說法。

　　從總的趨向看，市場（媒體）批評，是與政向批評分立的最重要，最有力的途徑，對於批評話語多元化的努力，90年代市場（媒體）批評話語的成形和確立，是有著極大進步意義的。

　　同時它也是文藝和文化進入產業化時代，進入批量性生產的必然產物。這裡，批評實際上成為大眾文藝和大眾文化產品的廣告業，直接為大眾的文藝與文化消費服務。

　　然而，這也就意味著，在市場（媒體）批評中，思想的成分和對藝術之關注的比重微乎其微了。在這樣的情勢下，文學及其批評，其精神效應、高雅的審美薰陶和人文薰陶的功能、靈魂鑄造或安妥等的意義就一去不復返了。

　　於是，90年代以來，文學的一波甚於一波的慾望狂歡，感官狂歡，以及幾歲孩童的連篇累牘的長篇小說的出版發表，甚至被視為天才的"經典"的現象，也就一點不奇怪了。

　　90年代的文學批評，也有若干性質較為模糊的熱點。這些熱點，既有屬於學科批評或市場（媒體）批評的部分，又有超出的部分。

　　"傳統文化熱"即為其中一例。應合著海外現代新儒學思潮、國內學術界的國學熱，承接著80年代的"尋根"話語，面對著90年代創作中至為熱鬧的歷史敘述或傳統文化敘述，同時也在經濟全球化熱浪的日益催逼下，90年代中國文學的理論批評話語，"傳統文化"是最為強勢，且持續不斷的一個熱點。並且在對上世紀初新文化運動的檢討中，在對新文化運動斷裂了中國文化傳統的批評聲浪中達到頂點，熱至今天，甚至出現了"兒童讀經"熱。

　　作為批評熱點的"傳統文化熱"特別有趣，它既充分體現在學科批評或市場（媒體）批評中，又具超出二者的知識分子批評的意味，然而在某一意義上，這一知識分子批評意味的批評，又有著某種政向批評的回聲的效應。

　　所以，對"傳統文化熱"的分析將非常複雜。一方面，"傳統文化熱"的某一入思處具有對"左"的僵化的意識形態進行批判的意味；另一方面，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氛圍下，作為對民族身份自我認同的努力，亦是一種必需，這兩個方面都是具有獨立性和明確的問題意識的。然而再有一方面呢，它又有與"左"的僵化的意識形態暗合的趨勢，在現在的特有的中國語境下，強調文化守成，形成與啟蒙相對立地非批判地對傳統文化進行全面認同與宏揚的過激的民族主義趨向，顯然是"中體西用"思維格局在今天的體現，與某種只改革經濟，以經濟改革為用的"左"的政向，不能說沒有關係。

　　對於傳統文化，是將傳統與現代的關係等同於中西對立，站在"中"本位的立場（實際上是前現代的立場）反現代性，還是從超越現存現代性的角度汲取傳統文化的營養以建設更完善的中國的現代性，這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思想維度。遺憾的是，90年代的"傳統文化熱"的主要趨向似乎是前者，而且越來越是前者。

　　"人文精神"的討論也是一例。"人文精神"問題的關注，如果是針對著在中國特有的狀況下實現市場經濟（經濟現代化）的現實可能帶來的價值觀、道德觀、信念或信仰等危機的焦慮和思索，無疑是極有意義的，也能顯現為與現實社會發展保持張力的知識分子批評的精神。

　　但是，90年代"人文精神"討論，尤其是其早期論爭，則頗有點讓人難以思議，讓人不能不生出一點疑惑：為什麼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的"新啟蒙批評"，中國的知識分子們是那樣地渴望著現代化，更為深入和完整的現代化，可剛入90年代，面對市場經濟在中國的切實展開，人們又突然轉身，恐慌起市場經濟，恐慌起現代化，激烈地打起具有拒否現代化和反現代性意味的所謂"人文精神"的旗幟來了呢？這是否是人們在市場經濟切實到來時恐慌起自身地位的失落而呈現的某種症侯呢？

　　問題並不在面對市場經濟的到來，要不要呼籲人文精神，而在於那種心態，那入思和提問的角度。如果以歡迎市場經濟，真切地希望著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現代化的基調上提出重建精神規則，重建新的價值共識，或重建人文精神，我以為才是可以思議，才是中國現實的真正需要。

　　我始終認為，在中國的特有的歷史語境下，擁抱現代化與批判現代化，擁抱現代性與批判現代性，必須是一個同時而雙重的態度與任務。

　　因此，"人文精神"論者的反現代性姿態，在部分超出學科批評或市場（媒體）批評，具有知識分子批評意味的同時，似乎也有著隱在的某種仍帶有"左"味的政向批評（經濟改革而文化固守）的色彩。

　　中國式消解性後現代主義，即90年代文壇上的解構熱潮，是另外一例。承接80年代已出現的解構趨勢，90年代文學創作上的痞味、玩世姿態及其感官狂歡等發展至極，批評界則借來了西方的後現代主義話語，對創作上的痞味、玩世姿態和感官狂歡等予以發揮，用以解構"左"的意識形態和文學的政治功利性的正統地位，解構一些"人文精神"論者們的其實是前現代性的"崇高的道德理想主義"等。在當時的中國語境下，這也許可以說是與某種僵化意識形態保持距離的一種可能的策略。

　　然而，中國式消解性後現代主義的痞味、玩世，它的媚俗的世俗化傾向，使文學的本真精神受到了傷害；它的非批判，非建設的策略取向，也使它在某種意義上離開了知識分子批評的要義所在。事實上，這一批評向度所支持的文藝或文化實踐最後溶入的也正是消費主義的商業文化的大潮；而它以"後現代"反"現代"的立場，在今天中國的特有語境下，是否有可能最終與從"前現代"反"現代"在效果上如出一轍呢？

　　"新左派"思潮亦是一例。"新左派"思潮倡導重新面對社會現實，面對嚴峻的社會問題，如國內的腐敗、來自國外的全球資本主義化，面對社會底層、貧弱大眾，重新重視階級分化，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的社會困惑和社會衝突。這裡當然具有知識分子批評的意味，有著與現實權力之間的張力的意味。

　　但問題的關鍵是，"新左派"將"工業化+集權"看作為一種與一般現代性平行，只是路向不同的現代化方式，一種與前現代的封建專制完全沒有關係的現代化方式（個人崇拜與封建專制，"萬歲萬歲萬萬歲"與封建專制都沒有關係），一種所謂反現代性的現代性，這會不會是一種危險，一種將文化大革命甚至近代以來百多年間中國現代化追求之最重要最根本之教訓一筆勾銷的危險呢？

　　"新左派"將今天中國判斷為已然完全現代化，今天中國與世界的主要矛盾完全一致，是更理想的社會與全球資本主義之間的矛盾，中國的所有問題盡數來自全球資本主義。這是否符合事實，是否會產生遮蔽當代中國問題之根源和關要處的危險呢？

　　而且，"新左派"若與那種僵化的"老左派"的思維模式，與"階級鬥爭為綱"的思維模式、與"左"的僵化的意識形態的政向批評的思維模式沒有根本性質的分野，且沒有特別的建設性和創造性的思路的話，那對今天的中國社會現實、對今天中國的底層公民，將會是一種福音嗎？

　　"新左派"對社會現實的嚴峻的一面的關注令人尊敬，但對如此之現實的原因的分析卻令人疑慮。現在需要特別擔心的還有，在提出對現實的判斷後暫時還看不到有根本和切實的建設性意見的"新左派"，是否會與從"傳統文化熱"滋生出來的激進的民族主義思潮，以及與文學界某些極端的甚至帶有強烈專制意味的原教旨主義性的"崇高理想"派，日益混為一體，而成為今天中國文明轉型過程中的會帶來悲劇性效果的潮流？

　　一般認為，"新左派"的對立面是所謂"自由主義"，但在我看來，所謂"自由主義"似乎是"新左派"為自己的立論而假設的一個靶子。在中國的傳統中，自由主義是最沒有土壤的，而在中國的現實中，"自由主義"雖然也在並不多的人們的嘴裡筆下說著寫著（且遠不充分明確），然在實際的社會生活中，自由主義的那些基本的，粗淺的因素都還未見怎麼出現，何來需要批判的中國的自由主義？

　　總體上說，90年代文學批評的這幾個熱點，都有著知識分子批評的意味，又都似並不充分，並不真正獨立真正超越，顯得面目模糊，性質曖昧、含混。它們要麼高揚"理想"，然這"理想"卻總讓人覺得與某種偏"左"的權力話語相關，且立場實際上多有前現代的意思；要麼瀟洒著"現實"，而這"現實"的力量似又多來自市場與商業。

　　那種較具獨立性和超越性（與現實的權力與市場力量都保持較大張力）的充分的知識分子批評向度，仍然未見成形。例如某種不斷超越啟蒙話語的啟蒙話語，即那樣一種在首先擁抱現代化（性）的前提下，批判現代化（性），渴望著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現代化（性），渴望著建設中國的現代性的文化理想與理想的現代性文化的思想路徑，在90年代以來始終是受到壓抑、排斥和遮蔽的。

　　三

　　據說某校中文系一位做文化批評的博士生，以酒瓶蓋為研究對象，做了一篇博士論文。大家對"酒瓶蓋"論文頗覺有趣，於是師生朋友間調侃地把文化批評稱做了"酒瓶蓋"批評。

　　世紀之交的這些年，最突出的批評現象正是文化批評。

　　我國當代文化批評的興起，既是國內社會問題和文化問題的催迫，也與西風西潮直接相關。在信息時代和全球化等的後（期）現代狀況下，人類社會的問題愈益多樣、複雜和突出，文化批評由是應運而生。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許多文學批評家們紛紛走向文化批評，其他人文學科的學者也都紛紛走向文化批評。

　　然這也帶來了爭議。當下中國文學批評的擂台上，最顯著的焦點之一便是"文學批評"與"文化批評"的爭論。

　　持"文學批評"立場的論者指責當代文化批評過分越界，將批評的注意從文學文本、現象和活動移到了電影、電視、流行藝術、廣告、時裝、居室裝修、城市規劃、購物中心、街心花園、酒店、咖啡屋、健身房、廣場等等一切存在著審美現象的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中去，實際上是消滅了文學和文學研究。他們滿懷感慨和感傷地認為，80年代中後期以來，我國的文學好不容易從政治功利的桎錮下掙脫了出來，贏得了文學自律的時代，轉眼間文學又變得如此邊緣、無足輕重，什麼都不是了。他們堅持，文學批評的對象只能是文學，儘管可以從文化或審美意識形態等的角度對文學進行研究，但不可以將文學批評的對象無限擴大，不可以將文本的內涵根本模糊，外延盡情泛化，以至於世界上沒有任何事物不是文本；同時，由於專業的限制，文學批評工作者，也沒有理由，沒有能力去對文學之外的一切日常審美領域和現象進行研究。②

　　持"文化批評"立場的論者則毫不客氣地指出，在後（期）現代，文學的邊緣乃至終結，是鐵定的事實，日常生活的審美已經成為當代人類審美活動和藝術活動的中心，文學研究若不認識到這種"文學性"泛化的狀況，這種審美的日常生活化事實，重新規定文學批評的主導範式，則文學批評就會前景暗淡，死路一條。他們認為，應該通過研究對象的擴大，學科的越界，重組，聯合，來讓狹隘的文學批評走向文化批評。③

　　顯然，爭論的焦點是在批評和研究的對象上。事實上，我國的當代文化批評也主要是將關注放在對象的擴大上，從文學文本，尤其是嚴肅文學與高雅文學文本的關註上移開，致力於大眾文化研究，致力於對一切日常生活的世俗或通俗審美現象和領域的急切地投入。（將文化批評戲稱為"酒瓶蓋批評"即顯示出時下一般對文化批評的對象性體認。）

　　然而，我認為，這樣的文化批評現實，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主要是關乎研究對象和學科邊界的爭論，實際上顯示了對國際性的當代文化批評之體認的某種偏差。

　　國際性的當代文化批評，我以為應該從狹義和廣義兩個層面上去予以理解：

　　其一是英國伯明翰學派的文化研究路徑，關注的確乎主要是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審美現象及領域。這其實是狹義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的理解。

　　其二是包括了後結構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主義、女權主義、新歷史主義，以及法蘭克福學派和伯明翰學派在內的，興盛於20世紀較晚期以來的國際思想文化界的一種思潮。這應該說是廣義的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

　　其實，就是伯明翰學派，就是狹義的文化批評概念，我們也不能僅從研究對象的角度去予以理解。伯明翰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威廉斯將文化概念定義為"生活方式"，就說明了他們關注的並非某一學科範圍內的研究對象，而是問題，當代突出的，需要關注的社會文化問題。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審美現象，只不過是他們所關注的，並且認為必需關注的社會文化問題而已。

　　所以，國際性的當代文化批評，我以為，並非是一個新興的學科，一個要取代舊學科的擴展了的新學科，而是一種新的人文言說思潮，一種新的話語方式，這一思潮，這一方式的核心要義，就在於不是科學主義地面對學科"對象"，研究"對象"，而是人文話語性質地面對"問題"，社會文化"問題"！

　　而我們關於當代"文化研究"或"文化批評"的理論爭論雙方，以及當代文化批評實踐，基本將注意的焦點放在了"對象"，而不是"問題"上，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的誤區。這實際上是沒有擺脫科學主義的桎錮，沒有抓住國際性當代文化研究發展的根本所在。

　　這樣的一種文化批評實踐，關注大眾文化和日常生活審美的實踐，不能說有錯，卻顯然體現出一種強烈的世俗化傾向，削平深度的傾向（即所謂某種"後現代"特徵，這某種"後現代"特徵是非常令人懷疑的）。這種世俗化傾向並不符合真正的後（期）現代精神，也就是非中心的精神，而只是重新定義中心，通過這種重新定義中心排斥文學，嚴肅文學和高雅文學，實際上是排斥作為知識分子言說的文學，也就是排斥知識分子言說本身的立場和思路，排斥精神問題，價值問題和生存本體問題的深入思索，深刻表達，深切交談，在今天中國，今天人類生活中的存在位置。

　　其實，如果我們不是從"對象"，而是從"問題"上去理解當代文化批評的要義，那麼，大眾文化問題，與文學（尤其是嚴肅文學、高雅文學）問題，知識分子問題，價值或生存本體的重尋問題，乃是同樣重大而急迫，同樣是文化批評所必須面對的當代問題。

　　從根本上說，以文學文本、現象和活動這一對象為焦點的作為學科研究的文學批評（包括從文化角度對文學對象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學批評），與以當代文化問題為焦點的文化批評，是兩個雖然交叉卻非常不同的領域。

　　文學批評完全應該在它固有的領域內，以它自己的思維方式和理論形態，繼續進行它自己的工作，它也必將在未來長期存在，且仍是重要的人文研究，根本無庸擔心。

　　文化批評雖然是從文學批評中生髮出來，與文學批評有許多交叉、互滲之處，且常常涉及文學文本、現象和活動，但這只是問題域中的某種關涉。文化批評甚至根本就不是學科體制內的所謂科學研究，文化批評正在逐漸開展出自己的獨特領域，開展出自己獨特的思想空間，思想路徑，思想方式，思想形態。

　　文化批評與文學批評，在實踐中也許邊界模糊，在理論上卻無需爭論，需要的只是在"對象"與"問題"這一兩者不同的焦點分野上予以明確廓清。

　　四

　　通觀近30年來的我國文學批評的流變，從80年代，到90年代，到世紀之交，批評的歷史確實是在進步，但卻不是線性的，而是在進步中也有退坡。

　　作為後政向批評的80年代批評，處於一種亟待分化卻尚未分化的混沌，批評從各個維度，如文學的自律，解構，新啟蒙等極力擺脫過去過分極端的，唯一的政向批評的桎錮，卻沒有能夠完全擺脫。其中新啟蒙批評是最具有知識分子批評意味，最具批判性和建設性，對於正處於文明轉型的中國社會的精神文化發展是最讓人看到希望的一脈，卻也是最多波折、最不深入、最不成功的一脈。

　　90年代，批評忽然間平靜地完成了分化，出現了在形態上基本與政向批評分立的學科批評和市場（媒 體）批評，這無疑是中國文學批評向著多元化發展的重大進步。然而政向批評隱而不顯，知識分子批評則被基本遮蔽，"飯碗"發達，思想卻被漠視。即使似乎不那麼太"飯碗"的那幾個熱點也性質曖昧含混。

　　因此，近30年來的中國文學批評，毫無疑問有著巨大的進步，其進步之處在於：

　　其一突破了極端政治功利性的唯政向批評的桎錮，初步形成了批評的多元格局，特別是形成了與政向批評分立的學科批評與市場（媒體）批評的兩種確實可見，生機勃勃的批評形態，儘管這兩種批評形態還需要更加獨立和成熟。

　　其二出現了與政向批評多少有點分立的知識分子批評的聲音，儘管這批評至今不成獨立形態，聲音微弱，甚至越來越微弱。

　　顯然，中國文學批評正在日益走向多元和繁榮。但是道路仍然曲折，問題仍然嚴峻。

　　近30年來中國文學批評的主要問題則在於：

　　其一，作為過去唯一強勢批評話語的政向批評，今天變得曖昧不明，它飛沫般地散見於學科批評和市場（媒體）批評，乃至於一些似乎是知識分子批評的批評里，一方面，喪失了本應具有的作為多元批評中一元的，自身獨立的批評形態；另一方面，這種曖昧，含混和隱而不顯，又影響和障礙了其它各種批評形態的真正分立，影響和障礙了批評的真正多元和更加繁榮。

　　其二，更值得重視的問題則是，知識分子批評始終未能形成較為確切的形態，始終未能構成真正獨立真正超越的聲音場，甚至還似乎越來越困難，聲音越來越微弱。較多地具有知識分子批評意味的，承接著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在80年代也曾活躍一時的啟蒙話語（現代化與現代性籲求）路徑，在90年代經濟現代化縱深發展的情況下，卻一直受到來自各個方面的，包括學科的，市場的，傳統文化的，西方後現代話語，"新左派"等等的壓抑，處於基本被遮蔽狀態，實在讓人匪夷所思，這對於正在進行文明轉型的現在中國的精神文化發展，究竟意味著什麼？

　　我們需要多元的，各自分立且相對清晰的批評形態，政向的，學科的，市場（媒體）的，都不可少，知識分子批評亦不可少，在今天的語境下，甚至最不可少。

　　知識分子批評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它不象政向批評那樣具有當下規定性，卻更具超越性；它不象市場（媒體）批評那樣具有當下效益性，卻更具批判性和建設性；它不象學科批評那樣具有明確固定的對象性，專業性，以及較為穩定普泛的操作性，卻更具思想性和創造性。

　　知識分子批評首先是一種公民批評。所謂公民批評，即意味著既不是子民批評（不管是馴服的，還是反抗的子民批評），也不是權力話語批評。知識分子批評作為公民批評，在憲法和法律的規則中，從每一個公民的角度出發，發出儘可能不受言說者自身階層和利益局限的聲音。

　　知識分子批評是最具獨立性的批評，獨立是知識分子批評的本質之一。它不依從任何權威，官權的，金錢的，學術的，任何！知識分子這個概念就意味著獨立，獨立特行，知識分子必須，也只能獨立特行。法國學者朱立安.班達是這樣定義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是一小群才智出眾，道德高超的哲學家--國王，他們構成人類的良心（他們是獨立特行的人，能向權勢說真話的人，耿直，雄辯，極為勇敢及憤怒的個人，對他而言，不管世間權勢如何龐大，壯觀，都是可以批評，直接了當地責難的。）"④

　　知識分子批評是知識分子場域內的具有純粹性的思想文化或精神文化傳播，它既不屬於大眾文化傳播，也不屬於學術教育傳播。⑤知識分子場域是中國的現代化亟需建設的一個場域。現實的權力場，現實的經濟場，具體且邊界清晰的學科學術場，都已走向成熟，然缺乏了具有超越性、敏感性和預言性的知識分子場域的制衡功能，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將不是一件妙事。

　　知識分子批評面對問題。它不像政向批評那樣面對現實境遇，也不像市場（媒體）批評那樣面對現實的市場需求，它面對具有超越性的，已然出現可能將導致嚴峻後果的問題，或可能出現的問題。這些問題有可能暫時不被更廣泛的人群關注，卻可能是深遠的，對社會或人類的未來走向具有重大影響的問題。

　　知識分子批評之面對問題，也區別於學科批評那樣面對對象。作為科學研究的學科批評面對的是學科對象，這對象可能包含許多問題，卻以對象為焦點處理問題。知識分子批評卻以問題為焦點，這一問題焦點可能涉及多方面對象。

　　而知識分子批評的形態與晚近湧現的國際性的思想潮流當代文化批評至為相合。

　　當代文化批評的根本特徵，正是問題性和當代性，或當代問題性。不像傳統科學主義性質的學科研究那樣以對象為焦點，而是以問題為焦點，例如，現代性問題、後現代主義問題、後殖民主義問題、女權主義問題、大眾文化問題等等。

　　由是，當代文化批評的又一個特徵是跨學科，不是一般性的以邊緣學科或交叉學科為對象，而是幾乎完全性地打破學科界線，以問題為焦點綜合面對多方面對象。

　　當然，以"問題"而不是以"對象"為焦點的當代文化批評之所謂跨學科，並不意味著它可以任意切入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具體的對象性研究，例如面對制度文化問題，就不好像90年代某些論述那樣以人文話語的方式直接切入制度運作、制度創設的具體研究，文化批評討論的必須只是制度文化，而不是制度本身。同理，討論器物文化也不是象自然科學似的討論器物本身。此外文化批評之所謂面對"問題"，是面對一個一個的"問題"，一如科學之面對一個一個的"對象"一樣，而不是面對自然社會人生抽象具體形上形下無所不包的大一統問題。

　　當代文化批評的再一個特徵是書寫樣式的不定，或曰跨文體、超文本寫作。嚴格意義上的學術寫作、社會評論性寫作、文學創作性的思想隨筆方式的寫作、甚至敘事性寫作、如某種歷史寫作、某種寓言或某種小說方式的寫作等等樣式，都可以是文化批評的寫作樣式。當代文化批評本質上就是非科學主義的批評，當代文化批評的寫作也是非科學主義的寫作。

　　作為當前國際性思潮的當代文化批評，也許本質上正是一種知識分子批評。

　　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它直面問題，堅持知識分子立場，以獨特的風格、獨特的思路，提供獨特而系統的思想，即獨特風格的百家之說，作為知識分子間，以及全社會多樣言說主體間的思想交互。

　　問題、立場、獨立、超越、批判、思想、跨學科、跨文體、超文本、風格等等，乃是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的關鍵詞。

　　因此，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當然可以將當代大眾文化作為問題（而不是作為對象）來進行研究，且始終保持知識分子立場，以獨立和批判的目光予以審視。這裡並不是說，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只能用象法蘭克福學派一樣的態度和思路來對待大眾文化，但不管怎麼說，毫無距離，完全認同，將大眾文化作為對象，進行客觀的、技術性和工具性的研究，則肯定不是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的工作。

　　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當然也可能面對文學文本，但它關注的是問題域中的文學文本的內容和形式的文化意味。有人認為，文化批評不過是回到社會歷史研究的老路上去，與傳統社會歷史研究並沒有什麼不同。然而在文學的審美轉向和形式自律的努力之後，文化批評絕不會簡單等同於社會歷史研究。作為文化批評的法蘭克福學派將文學和藝術的形式，文學和藝術的自律的文化意味和文化功能提到了極高的地位，就是一個例子。當然，我也不認為，文化批評只能面對文學文本的形式，而不可以考察其內容。

　　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所面對的文本不僅是文學和藝術以及大眾文化的文本，而可能是更為多樣的文本，社會文本、心理文本、精神文本等等，但都不是作為對象的文本，而是問題域中的文本。

　　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所面對的問題是非常多樣的。就處於文明轉型中的當代中國而言，民族身份自我認同（傳統文化）問題、女性主義問題等當然都是重要的問題，但也許更為重大，卻並沒有被我們的當代文化批評納入其項，首肯為文化批評的題中應有之義，並在90年代一直被壓抑、被遮蔽的問題，還是沿著啟蒙話語的思想路徑（包括理性主義、浪漫主義、現代主義等、也包括後現代主義的某些意見），在擁抱現代化（性）的前提下批判和完善現代化（性）的後期現代性研究，特別是在當代中國文明轉型的偉大歷史時期中，重尋價值，重尋生活方式和精神規則，重建生活世界尤其是我們的生存本體（或可簡明歸結為生存本體問題）。

　　在今天，尤其是在今天中國，現代文明，或者說，由文藝復興和啟蒙話語所開啟的科學技術、工業產業、市場經濟、公民社會、法制國家、民主政治、人道主義（以個人主義與人類主義之統一為理念核心，自由、人權、博愛為主要內容的人道主義）的社會理想是否已然過時？現代性的負面和根源究竟是什麼？如何才能通過審美現代性制衡現代性的負面？如何才能從中國和東方的文化傳統中提煉出能貢獻給人類現代化（性）的營養或財富？如何才能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形成能夠和平與和諧地溝通共處的人類多元文化、多元信仰、多源流多樣態多風格的生存本體建構？如何才能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現代性文化--後期現代性文化，並從而走向更深入、更完整、更完善的現代社會--後期現代社會？

　　作為知識分子批評的文化批評，至少文化批評的一個重要向度，應該面對和儘力回答這一系列問題，並在這回答中，走向建設性的後期現代主義的文化批評。

　　參考文獻：

　　①參見拙著《"右手"與"左手"》，廣東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千年之門》花城出版社2004年版。

　　②③參見童慶炳、金元浦、陳太勝《文學理論的越界問題筆談》，《河北學刊》2004年第4期；《全球化語境下的中國文學理論及文學批評發展狀況學術研討會綜述》，《文藝爭鳴》2004年第6期。

　　④賽義德《知識分子論》，三聯書店2002年版。

　　⑤參見拙文《論文學的知識分子間性》，《學術研究》2005年第4期。

　　（發表於《華南師範大學學報》2006年第1期。《新華文摘》2006年12期論點摘編欄目轉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