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知識科普】1933年時稱「中國電影年」

08-05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不久，上海著名的《影戲雜誌》收到了數百封觀眾來信，要求製片公司拍攝反映時代內容的電影。人們終於對充斥在銀幕上的武俠片、神怪片、戀愛片，變得忍無可忍。而一年前，聯華公司的創辦人羅明佑在同一本雜誌上發表文章（《編製〈故都春夢〉宣言》），直率地闡明組建新公司的目的，就是為了貫徹與當時電影趣味主義相對立的新主張：普及社會教育、對抗外片壟斷、提高藝術道德、尊重演員人格。這家在意氣風發中誕生的新公司，專門將它的廠標設計為一隻救生圈，隱喻挽救中國影業的壯志雄心。當百姓對社會現實的訴求高漲起來的時候，上海各製片公司相繼感到了隱形的壓力，為了改變窘境，四處網羅新鮮的藝術血液。明星公司「三巨頭」張石川、鄭正秋、周劍雲，向夏衍、錢杏邨、鄭伯奇三名新文藝工作者發出了邀請，自此，一批具有鮮明意識形態立場和身份的左翼文化精英，帶著喚醒民眾的普羅米修斯火種，走入電影時空，掀動了中國電影整體藝術的激變。以1933年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為標誌，一直持續到1937年，這場反映底層真實觸感、倡導積極社會理想的新興電影運動，從根本上扭轉了「神怪迷信兇惡打殺之國片作風」（羅明佑語）。

1933年2月，中國電影文化協會成立。它是一個群眾性組織，團結了電影界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如鄭正秋、孫瑜、洪深、田漢、夏衍等。它以「認清過去的錯誤」、「探討未來的光明」、「建設新的銀色世界」為指導思想，為電影創作提出了明確的目標，號召電影界人士共同高舉反帝反封建的旗幟，努力探尋中國電影的創新之路。它的成立，標誌著「新興電影運動」正式全面展開。

1932年，夏衍等人應邀加入明星公司，陽翰笙、王瑩、沈西苓等一批左翼文化人也陸續以編劇、演員、美工師的身份進入各製片公司。以夏衍為首的這批電影人，很快便對整個電影界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新興電影運動在1933年迅速崛起，並改變了中國電影的面貌。製片業得到恢復而且有了新的發展，許多影片公司不同程度上改變了自己的製片方針，從單純追求商業利潤轉變為服從現實需要，注重維護民族利益、關心國家命運，表達反抗日本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左翼作家的介入，給困頓中的中國電影注入了清新細緻的人文氣息，放進了一顆真正跳動的活著的靈魂。從《狂流》、《春蠶》、《鐵板紅淚錄》、《鹽潮》一直到《上海24小時》、《小玩意》、《姊妹花》等一大批左翼進步電影幾乎同時登上銀幕，在觀眾中產生了巨大反響，其主題和內容的新鮮令人目不暇接。這些新興電影不僅贏得了輿論的好感，而且迎來了久違的可觀票房，觀眾對國產片的熱度超過了進口片，劇作家洪深回頭打量1933年時，稱其為「中國電影年」。

《狂流》

《春蠶》

《鐵板紅淚錄》

《上海24小時》

《小玩意》

《姊妹花》

被侮辱與被損害的人物，有了正面訴說的窗口。吳永剛編導、一代名伶阮玲玉主演的影片《神女》（1934年），刻畫了一個貧苦妓女兼偉大母親雙重的人格，在都市生存邊緣線上屈辱徘徊又不失自尊的阮嫂，為了使孩子上學，不惜一切代價，一次次搬家，憑辛苦掙錢，最後因失手打死了奪走她全部希望的流氓章老大而鋃鐺入獄。影片展示了她既為生存而掙扎，又為靈魂而掙扎的痛苦，顯示了人道主義的深度，被譽為「靈魂的寫實主義」。這部中國電影的巔峰之作，半個世紀後重新面世，讓世界影壇驚訝不已。美工出身的吳永剛，在上個世紀30年代的嫻熟簡約的電影造型，直到今天仍然是當今電影最前衛的技巧，從章老大胯下透視拍攝的阮嫂母子畏縮在一起的畫面構圖，表現了一種壓迫與被壓迫者的不平衡關係，而直接拍攝阮嫂舉起酒瓶砸向鏡頭，變幻成章老大的主觀視角，對銀幕前的觀眾，極具現代感的情緒爆發力。這部電影悲憫但並不流於哀傷，影片有一段上學的兒子教母親做操的場景，兒子一板一眼地教，母親亦步亦趨地學，展現了一幅天堂般的畫面。影片結尾，這位高尚的母親叮囑前來探視的老校長，孩子長大後不要告訴他母親的身世，讓他徹底把她忘掉。影片從底層人的身上發掘出超越卑賤的力量，觸動了人類嚮往富於尊嚴的生活的普世情結。同樣，這個時期出現的另一部影片，讓法國電影史學家喬治·薩杜爾發出疑為天人的感嘆：「誰要是看過袁牧之的《馬路天使》，如果不知道該片是在1937年出自一個對法國電影一無所知的年輕導演之手，他一定以為這部電影直接受到讓·雷諾阿或是義大利新現實主義的影響。」這部風格獨特的典型中國式電影，以清新自然的喜劇形式，反映了小號手、歌女、失業者、理髮師等組成的低賤的群體，於苦難泥沼中活脫綻放的真善美。非戲劇化的散點結構，富有那個時代罕見的現代電影韻味。新興電影運動，催生了上個世紀40年代民族電影的全面成熟，鍛造出蔡楚生的社會史詩巨片《一江春水向東流》（1947年）、費穆的再現中國人精神生活本質的恆世精品《小城之春》（1948年）。沈浮在推出撫慰人心的不朽名作《萬家燈火》（1948年）之際，提出的電影的音樂性理論，是世界級電影大師伯格曼60年代、塔爾科夫70年代才意識到的概念。我們沒有遺憾，中國民族電影憑藉思想的激情和感動，曾經創造了堪與世界比肩的藝術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