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娜·阿倫特與人的思考義務

08-05

　　沙伊·圖巴利著吳萬偉譯

　　本文探索了阿倫特積極哲學的根源和隱含意義。

　　1964年，德國記者岡特·高斯（Gunter Gaus）為其電視節目「祖爾人」（Zur Person）採訪了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 (1906-1975)。對話開始於很特別的交流：高斯持續堅定地稱阿倫特是哲學家，而她則溫和地拒絕接受這個稱號。高斯顯得非常困惑。毫無疑問，阿倫特來自德國濃厚的哲學傳統，是馬丁·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和卡爾·雅斯貝斯（Carl Jaspers）等哲學巨匠的入室弟子。她是廣受推崇的重要哲學經典如《極權主義的根源》（1951）和《人類的條件》（1958）的作者，她寫的每部作品都清晰地顯示出，她在與蘇格拉底、康德、黑格爾、海德格爾等人進行深入的對話。一個佔有如此重要地位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家為何拒絕成為哲學界的一員呢？

　　原因絕非僅僅論證她探索的具體領域那麼膚淺。對阿倫特來說，堅持被認定為政治理論家而非哲學家具有重要意義。她的整個哲學都是圍繞這個展開的：她在這個世界上的立場、她的基本人生命題。

　　很容易接近她所做出的這個區分的路徑是觀察她與對她產生最大影響的導師馬丁·海德格爾漸行漸遠的事實。阿倫特最早接觸海德格爾是在1924年的馬爾堡大學，那是激動人心的邂逅：事實上如此激動人心以至於35歲的已婚老師和18歲的學生之間還保持了4年的秘密戀情。海德格爾不僅僅讓阿倫特痴迷。學生大量湧入他的課堂，有傳言說「思想復活了。」歷史再現。用阿倫特的話語，精神饑渴的學生擁有一種共同的感受，最終「那裡有老師，人們或許能夠學會思考。」在她首次遭遇這位偉大哲學家的４5年後，她用優美的文筆寫道：

　　「人們接受有關海德格爾的傳言為的是學習思考。人們感受到的是，作為純粹活動的思考能成為一種情感，沒有其他潛能和天賦所擁有的那麼多規則和壓迫，情感就是通過這些命令他們或者戰勝他們。我們已經習慣於理性和情感、精神和生活的對立立場，將思考和活力合二為一的熱情思考的想法令我們感到有些吃驚。」（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p.51, 1971）　　

　　但是，「作為純粹活動的思考」——在很多方面是哲學的定義——漸漸地被揭示出與阿倫特自己的思考實踐漸行漸遠。阿倫特經過多年的努力開始具有了與哲學內省的關鍵距離，尤其是與海德格爾的觀點明顯不同。隨著她越來越明顯地意識到自己獨特的思維方式，她變得越來越擔憂海德格爾關注點在她看來的嚴重缺陷——自我沉迷於遠離真實世界的東西以至於其最基本的特徵是「絕對的自我主義，與同胞完全隔離開來」（The Partisan Review, p.50, Winter 1946）。阿倫特擔憂的是這種思考，不斷只反思自己就像一個封閉的圈子，對世界以及人與世界的關係茫然無知。海德格爾公然捲入納粹活動恰恰證明了這一點，尤其是１９３３年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校長，雖然並不是直接的聯繫。在這點上，他似乎確認了阿倫特的清醒認識：做哲學研究或許可能很深入，但並不自動導致思想者在世界上的道德參與。

　　哲學與世界的割裂的這種展現肯定塑造了她的想法：沒有了能讓人採取有思想的行動的橋樑，兩者是完全不同的領域。兩人分手20年之後，阿倫特原諒了海德格爾參與納粹的過去，兩人恢復了友誼，且一直持續到阿倫特1975年去世。但是，她自己對思考作用的看法再也不能回歸她在1924年從海德格爾那裡學到的哲學純粹性觀念了。

　　她青年時期的海德格爾一直是「思考領域的隱蔽國王」（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Elisabeth Young-Bruehl, p.44, 1982）。但是，阿倫特找到了其他影響力，它緩慢而堅定地迫使她離開這個國王領域。比如，她不能忽略海德格爾本人的導師現象學家埃德蒙德·胡塞爾（Edmund Husserl (1859-1938)），此人呼籲哲學上靜悄悄的革命，遠離純粹的反省，「返回到事物本身，」他宣稱。當她從弗萊堡前往海德堡大學選海德格爾的朋友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 (1883-1969)）當導師時，感受到雅斯貝斯具體途徑影響下的啟示：「哲學探索是真實的，因為它在特定時刻瀰漫在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Theory of World Security, Ken Booth, p.198, 2007）阿倫特開始意識到她無法同情海德格爾的反省，她將思考定義為「返回自身，在靈魂中找到孤獨的客體。」（Arendt, Rahel Varnhagen, p.10, 2000）在她看來，內省是孤獨的：人們不再對世界感興趣，只找到一個有趣的客體，即內在的自我。在這種孤獨中，「思考變成了無邊界的東西，因為它不再受到任何外在力量的干擾，因為不再有採取行動的要求。」（同上）。當世界和行動遭到拒絕時，內省也能填滿人的生活。「它通過將實際存在的場景消解在情緒中而將其消除，與此同時賦予一切主觀的東西一種客觀性、公共性和趣味性的光環。」（同上，第21頁）。阿倫特覺得，這種內省傾向是她青年時期犯下的錯誤。所以她開始了遠離傳統哲學的旅程。不過，她的最終轉變歸功於歷史上更大的運動，那是外部世界的干預讓她感到困惑，並迫使她以從前難以想像的方式積极參与這個世界。

　　「我再也不能當旁觀者了」

　　她回憶說，1963年的時候，「當我年輕時，我對歷史和政治都不感興趣。如果能夠說有根源的話，那就是德國哲學的傳統。」（The Jew as Pariah, p.245, 1978）但是，這種幼稚的去政治化途徑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一直穩定地變化，她擁有了反學術的情緒，迫使她把注意力更多集中在時事問題上。當納粹黨在當時的德國選舉中展現出越來越多的威力時，她越來越難以容忍那些對這種黑暗的政治環境無動於衷的思想家了。不過，只是到了1933年，當國會大廈（the Reichstag）被焚毀並導致一系列抓捕行動之後，阿倫特的哲學思考才被徹底顛覆了。

　　人們能夠想到那年是思想和行為結合起來的開始，其具體表現就是阿倫特決定留在柏林的勇敢選擇。雖然她過去幾個月一直在考慮移民國外，她覺得再也不能當旁觀者了。她把自己的公寓當作逃離希特勒政權者的中轉站。她第一次不是從思考中而是從行動中得到了滿足。

　　在接受高斯的採訪中，阿倫特解釋了最終導致蓋世太保的牢房和集中營的1933年非法拘禁階段「對我來說是個衝擊，之後我仍然感覺自己有責任」（Hannah Arendt & the Law, Marco Goldoni, Chris McCorkindale, p.3, 2012）。她補充說，這種新發現的責任感沖刷掉了無辜的任何痕迹。另外一個更加具有個人色彩的衝擊讓她更加堅定地拋棄了學界思維。從民族上說是猶太人的阿倫特驚恐地發現，她認識和信任的朋友現在都自願地與納粹合作。她說，「這種合作潮流讓你感受到自己被空蕩蕩的空間所包圍，完成處於孤獨中，生活在思想的圈子中。我得出結論，合作可以說是知識分子的法則。我是帶著「絕不回頭」的決心離開德國。我再也不願意與這種社會有任何關係了。」（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Elisabeth Young-Bruehl, p.108, 1982）阿倫特開始了對罪惡本質以及正確的判斷和行動能夠出現的條件等探索。這是她進入政治領域的入口，她從思想上不關心政治的思想者轉向充分參與政治活動的人，擁有明確的政治和歷史立場。她強烈地感受到，哲學只要堅決忽視人類現實的核心——人作為行動的存在，它就不能為世界提供實質性的意義。哲學思辨性的和形而上思考的焦點使其不能給政治領域帶來任何實質性內容，而政治恰恰是人們來到一起進行判斷和行動的活動。

　　逃往巴黎後，阿倫特投入到反對戰爭、支持猶太人和猶太復國主義的運動中。她開始進行集體的而非個體的思考。她從自認為是世界公民轉向承認「一個人作為猶太人受到攻擊時，他就必須起來捍衛自己的猶太人身份。」拋棄了這種把個人主體置於存在中心的觀點，阿倫特開始講述作為「我們」意識組成部分的歷史故事。個人是籠統結構的一部分，從根本上說受到出生條件、社區和族群的塑造。阿倫特得出結論說，人類條件的問題在於那些籠統的結構，換句話說就是政治空間。

　　恰恰因為同樣的原因，阿倫特強烈感受到人類處境的任何真正改變——任何革命性的更新都只能發生在政治領域。她覺得，並不進入政治領域的運動和不能將其意識形態轉變成促進實際處境改變的具體目標的運動都仍然是抽象的、沒有效果的。所以，要在世界上行動就必須參與政治。比如，當猶太人的希望在1937年破滅之後，很多猶太人開始提出「回到隔離區」——從歐洲文化共同體返回到猶太人社區，阿倫特看到，在猶太人的敵人權力越來越大時，這是徹底錯誤的回應。她相信猶太人重新構造只能在政治背景下進行，在與威脅它的勢力進行鬥爭。

　　正如我們看到的那樣，阿倫特的思想被徹底顛覆了，不是受到獨立於外在事件和環境的內部啟發。事實上，阿倫特思想的獨特性表現是通過她那方式都被改變了的標誌性特徵：通過發生在歐洲的歷史和政治轉變。她的思維類別變得更深入地與世界糾纏在一起，隨著世界的變化而變化。那是積極思考。

　　積極思考是參與程度很高的思維方式，讓人準備好在真實世界裡行動。但是此外，積極思考本身是一種行動，因為在思考行動本身，人們意識到他是有責任的世界參與者。雖然思考常常被認為是一種從世界上隱居的方式，即脫離與事件的聯繫，轉向沉默的內省，但是，積極思考像承諾於負責任地思考：從舒服的旁觀者視角離開，意識到只有通過參與我們才能做出正確的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