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要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

（原載《美與時代》2014年12月下）

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社會物質財富高速增長，但精神文明和文化建設卻相對滯後，現代化進程中的道德困惑成為新時期道德文化建設中亟需解決的重大課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推進，促使當代中國社會道德經歷著一個轉型和建構過程，巨大而深刻變化的道德狀況對藝術發展也產生了明顯的影響，向藝術道德建設提出了嚴峻挑戰。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肯定文藝創作發展繁榮的前提下，明確指出文藝界存在的某些問題，特彆強調文藝對價值觀塑造與引導的重要性，提出「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習總書記提出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精神命脈」，「文藝是鑄造靈魂的工程」，「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恆價值」等精彩話語，對於科學地總結新時期藝術道德建設的經驗，克服當前藝術領域的不良傾向，推進社會主義藝術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對當代中國社會道德和文化藝術現象的分析，必須結合中國社會轉型這一基本的歷史事實，把道德狀況置放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中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釋。中國新時期所面臨的社會轉型，在經濟形態上的表現，就是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品經濟轉型，經濟制度由過去單一的全民所有制、集體所有制向多元經濟結構轉化，而經濟體制的過渡和轉型必然對整個社會的政治形態、思想道德觀念及人們的生活方式產生深刻的影響，也同樣影響文化藝術的發展演變，促使藝術道德觀念和道德標準發生激烈變遷。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對藝術領域的滲透和影響，促進了藝術道德觀念和文藝價值觀的演變，給藝術生產、藝術消費、藝術功能、藝術傳播、藝術批評等方面都帶來了一系列新變化，為建構起適合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文學藝術存在發展的道德體系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同時也把藝術道德建設中的許多新矛盾、新問題擺到人們面前，引發了人們對藝術道德問題的關注和爭議。

社會轉型期是道德文化體系發生激烈變遷的時期，道德建設的現實狀況是多維交錯的道德文化和價值觀的多元並存，並常常伴有新舊規範轉換中的暫時缺位而呈現的道德失范。在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道德文化處於主導地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文化道德領域發揮著重要的引導作用。但是社會不同利益主體各自不同的思想品德結構和生存狀態所形成的道德取向的多元化，也會帶來審美主體之間、不同文化形態之間、新舊文化傳統之間價值觀念的矛盾與衝突。因此，社會主義道德文化將面臨各種各樣文化思潮、文化類型的競爭和衝擊，多元並存的道德文化和價值觀的交織碰撞對社會主義藝術道德建設的影響和干擾也不容忽視。道德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同藝術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社會轉型期出現的「道德滑坡」，當代中國社會面臨的「道德困境」，各種社會思潮、文化的矛盾和衝突，這些社會道德文化現象必然影響到藝術領域，使藝術道德也出現了一些消極的價值取向，如非理性主義、文化虛無主義、泛娛樂化、藝術媚俗化、藝術商品化、藝術審醜化等。這些不良的藝術傾向，不僅影響了文藝在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應當發揮的突出作用，也阻礙了社會主義文藝的健康發展。科學地總結新時期藝術道德建設的經驗，我們應當關注和反思藝術領域的道德失范現象，理性地審視藝術與道德關係的和諧與衝突，強調藝術家的道德擔當意識，提出加強、完善藝術道德建設的有力措施，推進社會主義文化藝術大發展大繁榮。筆者認為，糾正當前藝術領域的道德失范現象，掃除頹廢萎靡之風，有幾個突出問題應當引起重視。

第一，藝術商品化使某些作家、藝術家淪為金錢和市場的奴隸，沾滿了銅臭氣，迷失了創作方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除了公益性的藝術產品外，絕大多數藝術產品必然要走向市場，成為滿足人們精神文化需求的消費品。作家藝術家不可避免地面臨文化市場的嚴峻挑戰。但是，如果單純從市場導向來引導大眾的藝術消費傾向，完全按照大眾的消費傾向來調節藝術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往往會使藝術生產者不顧社會效益而單純追求經濟效益，使藝術品成為僅僅滿足人的低俗慾望的感官娛樂品。近些年，市場經濟對藝術道德建設帶來的負面影響日益嚴重。在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下，一些缺乏精神擔當的文化人為追逐商業利潤而喪失了人文精神，他們的道德理想失落在粗鄙的物質崇拜和金錢崇拜中，已成為 「沾滿了銅臭氣」的文化商人。標誌著當下中國文學時尚化的「身體寫作」，就是一種典型的由市場經濟操縱的商業文化現象。在商業文化的參與下，這些「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的「身體寫作」，摒棄了一切倫理道德規範，造成了藝術創作中庸俗低級的「黃色文藝」、「灰色文藝」和「黑色文藝」的泛濫成災。

習總書記指出，我國作家、藝術家應該成為時代風氣的先覺者、先行者、先倡者。文藝工作者要自覺堅守藝術理想，認真嚴肅地考慮作品的社會效果，講品位，重藝德。其實，藝術領域出現的道德失范現象，根源就在於忽視或背離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文化道德領域的重要引導作用，丟掉了「追求真善美是文藝的永恆價值」這一藝術創作的根本原則。我們應當把握好藝術產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定位，既不能把追求經濟效益看作是藝術生產的惟一目的，也不能為滿足某些人的低級庸俗的消費需求而放棄藝術的社會效益，要堅持先進文化對全民族健康向上的道德情操、審美趣味的引領和培育，反對和抵制藝術的商品化、媚俗化和極端功利化傾向。

第二，非理性主義的反道德、非道德傾向，對藝術道德建設的危害也不容忽視。非理性主義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盛行於西方的哲學思潮，其後成為西方現代主義藝術的理論基礎。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西方現代藝術思潮的湧入，現代主義的社會哲學觀點和藝術主張誘發和影響了新時期藝術道德發展中產生的某些不健康傾向，尤以非理性主義對藝術道德的消解和衝擊最為明顯。新時期藝術批評中的原始主義批評、精神分析批評、新歷史主義、女權主義、解構批評等對傳統道德價值的置疑、消解和顛覆，對非理性主義價值取向的傳播產生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文藝領域催生了一股以挑戰人類基本道德底線、消解道德、宣洩本能、褻瀆崇高、解構歷史為表現形式的創作思潮。在非理性主義思潮的影響下，新時期藝術創作中存在著各種非理性主義的表現形式，如對原始本能的盲目推崇、性的泛濫、宣揚宿命論、表現偶然性、熱衷於展示風俗陋習和「人性惡」等，更嚴重的是，還出現了一些打著人性解放的旗號而突破道德底線的低俗、惡俗和醜惡的作品，產生了不好的社會影響。

恩格斯說過：「我並不是一個抽象的道德家，我厭惡一切禁欲主義的反常現象，我永遠不會譴責拋棄的愛情；可是，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嚴肅的道德正瀕臨消失的危險，而肉慾卻妄圖把自己捧得高於一切。」[1]非理性主義思潮對藝術創作的衝擊，造成了文藝價值觀的混亂，帶來了日趨嚴重的低俗化、色情化、暴力化、粗鄙化等不良傾向，使中國文壇面臨「嚴肅的道德正瀕臨消失的危險」，給藝術道德建設造成了比較嚴重的現實危機。

習總書記說：「我們要通過文藝作品傳遞真善美，傳遞向上向善的價值觀，引導人們增強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榮譽感，嚮往和追求講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只要中華民族一代接著一代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我們的民族就永遠健康向上、永遠充滿希望。」近年來，許多崇尚理性、追求真理的藝術家重新審視藝術與道德的關係，強烈抵制和批判非理性主義的反道德、非道德化傾向。他們呼喚道德回歸藝術，認為藝術不能弱化或消解對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訴求的人文關懷，應當把倫理價值的評價作為藝術和審美最基本的原則，加強藝術的人文精神和批判能力。他們強調藝術家應有自覺的道德擔當，要加強藝術家的道德意識，堅守藝術家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把文學藝術作為肩負一定的道德理想的載體。只有通過作家藝術家自覺、理性的努力，生動形象地弘揚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用體現社會主義藝術道德的文藝作品引領藝術創作的主流，不斷「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才能建立社會道德的良性運行機制。

第三，文化虛無主義的反道德、非道德化傾向，挑戰和解構傳統的審美觀念和文藝價值觀，使藝術放棄理想、道德而流於庸俗、粗鄙。20世紀80年代後，在西方現代主義的影響下，中國文壇出現了一股以調侃與嘲弄神聖、崇高、英雄、理想、道德等價值觀念為特徵的文化虛無主義。道德文化中的虛無主義，試圖通過極端的相對主義或懷疑主義來否定一切權威、道德價值和社會習慣的行為，拒絕一切既定的理想信仰，在對「理性」和「文明」持懷疑與批判的基礎上重估一切價值。某些作家、藝術家鼓吹「告別革命」、「躲避崇高」、「淡化意識形態」、「去價值化」、「玩文學」，厭惡表現社會的審美理想和道德價值，而津津樂道於挖掘生活中的醜惡與荒謬，甚至有意展示和表現醜惡的東西，在藝術領域催生了一股「非英雄化」、「非理想化」、「非崇高化」、「非道德化」的創作傾向。例如，有些歷史題材的影視作品，以嬉笑怒罵、插科打諢的方式來調侃戲弄歷史和權威人物，甚至隨心所欲地戲說歷史，使嚴肅的歷史和政治變成了逗笑取樂、荒誕不經的娛樂產品，傳播了錯誤的價值觀和歷史觀。以調侃傳統道德和價值觀念為基調的王朔小說，嘲諷了文學的神聖性，剝離了作家的責任感，構築了一種以個體生存為特徵的遊戲人生、享樂人生的審美文化觀；在某些對「紅色經典」的改編劇中，也存在以「人性化」的名義，對紅色經典進行解構、惡搞，對英雄形象進行矮化、醜化和世俗化的傾向。有的作品無中生有地給英雄人物添加多角戀愛糾葛，著力挖掘其卑微猥瑣的陰暗面，展示凡夫俗子的人性，甚至把英雄人物變成集匪氣、流氓氣、懦夫、痞子、無賴於一身的多重性格組合的大雜燴，使人物性格發生嚴重的畸變與分裂，常常引起社會爭議。如電視劇《林海雪原》對楊子榮性格的顛覆性描寫，曾受到觀眾普遍的質疑。更有甚者，極少數人打著探索和創新旗號搞的所謂「行為藝術」，例如吃死嬰、殘忍的自虐體驗、血腥的暴力場面，直接挑戰人性和道德的最基本底線，更是一種變態、畸形、醜惡和墮落的「垃圾文化」。

近些年出現的文化虛無主義批評，也應當引起我們的充分關注。這股文化思潮，以「重評」、「反思」和「還原」歷史的面貌出現，不僅否定中華民族悠久的歷史傳統和文化精神，把中華民族傳統美德說得一無是處，而且否定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道路，對「五四」新文化以來中國革命文藝與進步文藝進行種種偏頗的批判和顛覆。文藝界有人打著「重寫文學史」的幌子，大肆貶損以魯迅、茅盾、郭沫若為代表的革命文學，過分推崇那些對革命持消極態度的作家，甚至極力抬高敵視革命的漢奸文人、反動文人的地位，就是文化虛無主義批評的典型表現。

顯然，以調侃和否定傳統道德觀念為特徵的文化虛無主義批評顛倒了美與丑、善與惡的界限，搞亂了基本的價值標準乃至價值底線，體現為一種是非混淆的文藝價值觀，它在很大程度上引發了藝術道德失范與紊亂。受其影響，一些人逐漸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文化自信心，造成了思想文化界一定的迷茫和混亂。因此，絕不可低估文化虛無主義對新時期藝術道德建設造成的負面影響。魯迅先生說得好：「文藝是國民精神所發的火光，同時也是引導國民精神的前途的燈火。」[2]我們應當抵制和批判文化虛無主義，清除文化虛無主義思潮產生的惡果，堅持馬克思主義文藝價值觀的核心與指導地位，以先進的價值觀和歷史觀引領藝術創作的方向。

第四，消費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泛娛樂化傾向，助長了不良價值取向的滋生和蔓延，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解構和衝擊日益明顯，已成為社會主義藝術道德建設的「腐蝕劑」。消費主義是後工業化資本主義的重要意識形態，又是一種跟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的價值觀、生活觀，它使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精神文化活動都成為文化消費的對象。傑姆遜的《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指出，後現代主義的文化擴張是無所不包的，消費社會已經打破了傳統藝術和生活的界限，文化藝術和工業生產及商品已經緊緊地結合在一起，成為普遍的文化景觀。「後現代主義的文化已經從過去那種特定的『文化圈層』中擴張出來，進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成為了消費品。」[3]當代中國還沒有進入典型的後工業社會，然而，隨著經濟全球化的加劇和大眾傳媒的迅猛發展，消費主義促使人民大眾文化消費需求的內在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開始逐漸邁入消費主義時代，消費至上、享樂第一、娛樂至上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演變為文化藝術的主導趨勢，世俗化、低俗化、庸俗化、娛樂化的審美觀念滲透到藝術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直接影響中國當下審美趣味和價值取向的發展趨勢。

消費主義成為當代中國審美文化和藝術創造的支配力量，最突出表現就是近些年愈演愈烈的泛娛樂化傾向。泛娛樂化傾向的錯誤，就在於把藝術的娛樂功能作為惟一功能而強化和突出，以只要娛樂不要深刻的審美趣味來迎合大眾的文化消費需求。某些藝人把藝術消費僅定位於休閑娛樂、精神減壓或慾望釋放層面上，以庸俗低級的表演迎合市場，甚至以「黃段子」為娛樂手段取悅觀眾，甘心作市場的奴隸。其結果，是藝術的娛樂功能排斥和消解了審美功能、認識功能、道德功能、教育功能等其他功能，使藝術中蘊含的道德理想、公平正義、人道主義、英雄主義、奉獻精神、信仰力量等高尚的內容，在眾神狂歡娛樂的「惡搞」和「戲說」中成為被扭曲、調侃、戲謔、顛覆和嘲諷的對象。就這樣，泛娛樂化使藝術成為單純供大眾娛樂和消遣，甚至尋求感官刺激的一種消費品。近些年，在泛娛樂化的衝擊下，藝術已不再承載其應有的社會責任和精神價值，更傾向於娛樂性和休閑性的擴張，「過把癮就死」、「玩的就是心跳」、「遊戲人生」、「瀟洒走一回」的藝術消費觀念成為支配中國當代審美文化的主導趣味。有學者甚至認為：「娛樂化是中國社會從泛政治化社會向世俗社會過渡的一個有意味的環節。娛樂化不會害死人，也不會真的危害社會，一個洋溢著自由和歡笑的社會總比一個拘謹和壓抑的社會更好，娛樂不會挑戰我們這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法則。」[4]

娛樂化難道不會挑戰社會的道德底線嗎？事實是最好的說明。在消費主義思潮的引導下，泛娛樂化已全面滲透到文藝表演、藝術創作、影視作品、通俗文藝、遊戲娛樂、嘉賓訪談、學術講座等各類文化藝術活動中。某些文化生產者在金錢驅動下放棄理想和尊嚴，一味迎合消費者低級庸俗的消費慾望，把內容不健康、惡趣媚俗的文化垃圾推向市場。於是，在過度娛樂化所盛行的「惡搞」、「戲說」、「穿越」和「玩歷史」中，許多宣揚封建迷信、兇殺色情、血腥暴力、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低級趣味、極端個人主義的文化垃圾紛紛湧入文化市場，構築了一種以庸俗化、鄙俗化、媚俗化為特徵的審美文化觀。這種藝術的泛娛樂化、商品化、媚俗化、極端功利化傾向，體現了價值觀利潤化對文化產品社會效益的解構。所以，泛娛樂化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就在於市場經濟不斷追逐利潤的最大化所引發的文化產品完全市場化、商品化，從而陷入藝術生產和藝術消費的誤區。

這說明，消費主義思潮影響下的泛娛樂化傾向，是一種畸形的文藝娛樂觀。這種畸形文藝娛樂觀對藝術道德建設的干擾，已引起人們的擔憂和警惕，許多有識之士對之作了精闢的分析和深刻的批判。例如：作家海岩在接受《解放日報》記者採訪時說：「這種『惡性娛樂化』的幽靈正在熒屏上頑強地頻頻亮相，而且大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正在把我們引向『娛樂至死』的危險境地。」[5]汪涌豪認為：「在完全以娛樂為價值尺度的環境中，品德的高下、文化的肅穆和人格的完美，很容易被扭曲和破壞。」[6]羅平立尖銳地指出：「這些惡俗笑料和噱頭除了單純的感官刺激以外，沒有任何社會思想內容。甚至，有些惡俗笑料和噱頭正如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批判的，它滿足和迎合人們心靈的那個低賤部分，養肥了這個低賤部分。」[7]黨聖元的文章系統梳理了消費主義化文藝活動較為普遍的特點，分析了消費主義思潮對當前文藝創作的危害。他說：「消費主義思潮的負面影響尤烈：內容空心化、情趣低俗化、過度娛樂化，價值立場失守、社會責任擔當弱化、道德教化功能萎縮、審美涵養稀釋，都與消費主義思潮有一定關聯。」[8]

習總書記強調：「低俗不是通俗，慾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於精神快樂。」我們並不反對藝術的娛樂性，但反對過度「娛樂化」，因為娛樂只是藝術功能的一種屬性，而且娛樂功能只有融合在審美功能、認識功能、道德功能、教育功能等多樣功能之內，才能發揮啟迪思想、溫潤心靈、陶冶人生的積極作用。因此，正確地認識藝術的娛樂功能，批判和抵制畸形文藝娛樂觀，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藝術創作和消費，積極引導文化市場，促進經濟發展與道德建設的良性循環，努力消除市場經濟對藝術道德建設的負面影響，對社會主義藝術道德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146頁。

[2]魯迅：《論睜了眼看》，《魯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240頁。

[3]［美］傑姆遜：《後現代主義與文化理論》，唐小兵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頁。

[4]葛紅兵：《娛樂化，文化的一種本質屬性》，《解放日報》2007年3月19日。

[5]海岩：《狂歡是文化的易碎品》，《解放日報》２００５年８月２６日。

[6]汪涌豪：《莫讓娛樂淪為粗鄙的狂歡》，《文匯報》２００５年７月４日。

[7]羅平立：《當前文藝在娛樂上的畸形發展》，《雲南藝術學院學報》２００６年１期。

[8]黨聖元：《消費主義思潮對文藝創作的衝擊及其應對》，《求是》2014年18期。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藝術學項目「新時期藝術道德論」（09BA007）的階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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