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錢鍾書

　　本文選自駱玉明編《近二十年文化熱點人物述評》P387－P396 　　 　　************** **************　　　　 　　　　本書所涉及的人物主要有兩類：作家與學者。而錢鍾書竟於兩界之間巍然高聳，左顧右盼，當仁不讓。他雖然早年便有英才之稱，但得名之盛，卻數70年代末以後。1979年，四卷本《管錐編》問世。那年代，社會中的思想、語言、邏輯尚在一片混亂之中，《管錐編》的淹博宏通、圓融靈妙，令人覺得非此世間所能有。它好像證明了中國的學術力量在經歷了「文革」風暴之後仍舊存活著，卻又是孤絕無侶的。在文學方面，錢鍾書的長篇小說《圍城》雖於40年代後期出版不久就曾引起注意但很快又從新文學史上銷聲匿跡。同沈從文、張愛玲一樣，錢鍾書作為小說家的成就由於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高度推崇而在海外引起廣泛注意。夏氏此書將錢鍾書專列一章，稱讚《圍城》是「中國現代文學中寫得最有趣、最細膩的小說，或許還是最偉大的小說；」同是1979年，在海外呼聲的推擁下，《圍城》在國內重版，13萬冊之數在百日之內銷盡。大學生宿舍里，一本（圍城）輾轉借閱，很快就被讀成破敗之相。在此之後，錢氏舊著《談藝錄》、《人獸鬼》、《宋詩選注》、《舊文四篇》等接連重印。至1990年，《圍城》電視劇播出，錢鍾書更成為街頭巷尾的議論話題。「甚囂，塵且上矣！" 　　 　　　　所以，要說二十年來的「文化熱點人物」，錢鍾書無人能比，佔盡風光。十分奇妙的是，他的書不管好讀的還是難懂的，一律暢銷；他不愛與世人交接，而一舉一動片言隻語凡為人探知者，便會揭諸報端，大似「咳唾自成珠」；關於他有專門的期刊《錢鍾書研究》，並有「錢學」名目，歷年來談論錢鍾書的文章，單目錄便可以印成一部不薄的書；對錢鍾書的讚譽之辭，大概也到了後人無法再超越的地步——叫作「文化崑崙」。但幾乎是個諷刺，錢鍾書的字是「默存」。「默默者存」，語出漢人揚雄。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為他取這個字，是作為警告的。

　　 　　　　錢鍾書對父親的這一警告，經過一生的周折，該是體會得很深了吧。他去世以後，很多人發表了追憶的文章，我讀後印象特別深的，有兩位年輕人——董磊、孫小玲所寫的一篇。他們受託去錢家取一份校樣，閑談中，錢鍾書對這兩位素不相識的青年提出了如下的告誡（是1992年之事）: 　　 　　　　一個人對自己身邊的人甚至自己的朋友，在與他們說話時要十分謹慎。如果他是一個表裡不一的人，他可能會抓住你話中的漏洞從你身後邊捅你一刀，把你賣了；知果他是一個軟弱的人，在他人的恐嚇、威脅下，他可能會作一些偽證，捏造一些無中生有的事件來；如果他是一個正直誠實的人，他可能會十分坦率地承認一些對你十分不利的事情；知果他是一個可以信賴的知心朋友，他可能會因為保護你而棲牲了他自己。總之，心中毫無阻礙，說話毫無顧忌的人，很可能害人又害己。 　　 　　　　「與人言，可不慎哉！」這雖然是古訓，但像錢先生這樣，說得如此危機四伏、令人驚悚，卻也不多見。這是他對青年的關心；在這背後，是禍福無端、動輒得咎的中國社會的陰森之影。 　　　　錢鍾書是深察人心的，對社會變動中隱伏的危險，他也有智者的敏感。在《圍城》之後，他曾著手寫另一部長篇小說《百合心》，已經有了約兩萬字，據說1949年從上海遷家北京時，把稿子弄丟了。「假如寫得成，應該比《圍城》好些」―錢鍾書後來說起。這未成的《百合心》，令人們感到惋惜。但丟了稿子，恐怕不是主要的原因吧？他從1949年以後，根本就不再寫小說。《圍城》問世之初，就曾受到來自左翼的抨擊；按照自已的路子寫下去，將有什麼結果，錢鍾書不會不知道。1957年「大鳴大放」的陷阱，他也沒有掉進去。這年春天，錢氏去湖北省親，途中作有《赴鄂道中》五絕句，其中一首寫道：「駐車清曠小徘徊，隱隱遙空碾薄雷。脫葉猶飛風不定，啼鳩忽噤雨將來。」那時不少人正「鳴」得熱鬧，錢鍾書卻感覺到「雨將來」了。1958年出版的《宋詩選注》因注釋與評論之精而享有盛譽；多年後錢鍾書說出了自己的不滿。我們現在來看這書的選目和那篇引用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洋洋洒洒的長序，能夠體會到錢鍾書怎樣機警地在發揮個人見解與「儘可能地適應氣候」(《模糊的銅鏡》,1988年）之間找到表述的方法。「文化大革命」中，錢鍾書也作為「反動學術權威」受到衝擊（據說還被一個暴徒打了一耳光，這也可以載入史冊了），但相比於許多人，總算是平安的。有人推測他未遭更大的厄運，同他曾擔任《毛選》英譯委員會主任、《毛澤東詩詞》英譯本的定稿人有關（海外更謠傳他是毛的英文秘書），這也許有道理；但歸根結底，錢鍾書在政治上素來的謹重不妄言，才是至關緊要的吧。 　　 　　　　但回到前面提及的董、孫文章所述錢鍾書之言，那裡面難道不是透露著憤世之情嗎，而一個真正老於世故的人，既知不該隨便對人說話，又怎肯對兩個陌生人將這道理說得如此尖銳，這時錢鍾書還是任性的。是的，加果錢鍾書只是一個謹慎自守的淵博學者，我們對他的敬慕也將是很有限的。我從別人的文章和口述中知道的錢鍾書，實有不少動人的故事。譬如，黃永玉記「文革」中錢鍾書拒絕參與「國宴」，別人拿「江青同志點名」來壓他，他也不理；別人讓他稱病推託，他還不願，只笑嘻嘻說：「我身體很好。我不去，哈！"『又譬如在1988年6月3日的《光明日報》上，刊出過在錢鍾書而言是很特別的文章——《報紙的開放是大趨勢》；在這前後，我們知道錢鍾書還參加過幾次簽名。誠然，錢鍾書尋常對於政治是不多說話的，但他內心裡對國事的關切、對一切荒謬事態的感憤恐怕絕非淡薄。所以，他雖然聰明而潔身自好，對文化人趨炎附勢、獻媚邀寵、曲學阿世的行徑，卻也有著怎麼也按捺不下去的鄙視與厭惡．這到底也是他對政治的間接反應。陳丹晨記載：「錢先生平日最厭惡那些在名利場加官場里混來混去的知識分子，他罵他們是市儈、風派……每當他生動地描述這些人物和事件時，他就顯得激動、憤怒，但又是機智、幽默而尖銳，……」這方面的事例甚多。如錢鍾書致吳忠匡信，對「文革」中郭沫若、章士釗迎合「上意」而作的《李白與杜甫》和《柳文指要》嗤之以鼻，不屑一顧。還有一樁事，後來引發了宗璞（馮友蘭之女）與錢夫人楊絳之間的筆墨官司：據說，錢鍾書1979年訪美，在斯坦福大學的一個座談會上．「情緒激動」地大罵馮友蘭。與會的庄因教授稱，「他說，馮友蘭簡直沒有文人的骨氣，也沒有一點知識分子的節操觀念。又說，馮友蘭最不應該的是出賣朋友」。（《錢鍾書印象》，台灣《聯合報》1979年6月3日；又詳情可見穆正平《楊絳、宗璞筆墨官司的來龍去脈》，《中華讀書報》1998年9月30日） 　　 　　　　還有一樁關於錢鍾書夫婦與鄰居打架的故事，從前多次在別人的文章里被提起，楊絳大概為了為歷史存證，把他們同鄰居夫婦（她稱之為「革命男女」）衝突的經歷，詳細記載了下來。細節之一，是錢鍾書在「革命男子」身上揣了「許多大腳印，橫橫斜斜的，一腳一腳從膝部直揣到肚皮上」。這故事讀起來令人忍俊不禁，想到錢鍾書的文章都是用手寫的，用腳寫的這一篇別具風采，可惜被楊絳當場「輕輕撣去了」。 　　 　　　　莊子教導學生，說是「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莊子·山木篇》），錢鍾書呢，處乎默與非默之間？我想，許多人喜愛錢鍾書，不只為他那驚世的博學與才華，也為他的品格和性清。他是尖刻的，又常是單純的；他是謹重的，又常是任性的。說錢鍾書的人，多言他「可親可敬」，我讀他的文章看他的相片，首先覺得可愛〔這話太越份無奈是實情）。眸子清明，神色飛動，和藹可親而目中無人（不是看不起，是顧不上），這應是他高談闊論的常態。還有，他總留著一份清除不盡的書生狂氣，到了耐不住時要罵人，這也正是他可愛之處。至於拿腳在別人肚子上寫文章，未免有礙清譽，但人生也難免有那麼一回不雅的事情。 　　 　　　　錢鍾書平日闖下的禍，到了他老病不能言的日子一樁樁爆發．累壞夫人楊絳。先是他當年在西南聯大，是否說過「吳宓太笨」，楊絳說不可能，因為吳宓是錢鍾書教愛的老師，她還特地讓人寫下書面證詞，好像要提供庭審似的；後是錢鍾書在美國有沒有罵過馮友蘭，楊絳說不可能，因為馮友蘭是錢鍾書的「五大恩師」之一。但她的辯白相信的人實在不多，那些話、那此事都帶有錢鍾書風格―或許細節有出入，或許要加上特定條件的限制。說起來，楊先生也是很可愛的（抱歉，越份了），她用儘力氣，文章登到四面八方，要維護錢鍾書作為溫雅君子的形象。——她覺得這很重要吧？這令人想起她那《寫圍城的錢鍾書》，直把錢鍾書描繪成一個愛鬧事的頑童；又想起某篇文章所記，錢鍾書阻止把楊絳為他織的一件毛衣捐給災民，說那是「慈母手中線」——是慈母呢！ 　　 　　　　在中國這地方，正直的人有時難免固執——更壞的是竣刻，或者呢，把自己的生存狀態弄得異常沉重；而圓通的人，搞不好變成滑頭無原則，事無不可為，只求解說得過。錢鍾書卻是正直而又圓通的，這個，從熟悉他的人所寫的文章里，從他自己的著作―尤其小說、散文中，可以體會出來。這是因為他明察世事人心而童心不泯、狂氣難除。他真的知道人——「兩足無毛動物」——之醜陋、愚蠢、虛偽，是沒法子的事情，知道世界喜歡在荒誕滑稽里鬧成個興高采烈的樣子。但他雖然也關心他的國家和周圍的人，卻並不一像中國許多讀書人那樣，把自己看得非常重要，認為自己應該且能夠「為帝王師」，承擔天下的憂樂。如果無可奈何，只要旁人不把那惡濁氣味熏逼到鼻子底下，他還是有自己的事情可做。所以，他雖然經歷了一場大荒唐，依舊能活得乾淨、明決，保持他的一份幽默感。在「錢鍾書熱」里，他的人生智慧曲曲折折地傳布了開來，成為很好的指示―活得既不沉重又不骯髒，正是中國這艱難的土地上很多人試圖追求的人生狀態。 　　 　　　　如果把錢鍾書與陳寅恪相對照，是很有意思的事情。近世學人，若說知識淵博、「學貫中西」，大概就這兩位是登峰造極的了。早在30年代，吳宓就說過：「當今文史方面的傑出人才，在老一輩中要推陳寅恪先生，在年輕一輩中要推錢鍾書，他們都是人中之龍。」但他們的治學路徑卻很不相同，而且，在這後面還有更重要的差異。 　　 　　　　陳寅悟所好是論史，著眼是「在史中求史識」，以理解近世中國的變局。這正如龔自珍所說，「智者受三千年史氏之書，則能以史氏之憂憂天下」(《乙丙之際著議》），這是士大夫的傳統。錢鍾書所好是談藝，則遠於政治經驗，近於情感經驗；即使進而廣及於一般的思想文化，也偏重在人的精神與智慧的表現，人認識世界認識自身的方法。所以，陳寅恰的學問總是用力很重甚而是固執的，錢鍾書的學問則顯得通脫而活潑：他們的人生負重感也不一樣。陳寅恪是自視甚高、孤傲不群的，他的立場堅定、關注專一，即使偏居海隅，精神上與外界也有強烈的對抗性。「一生負氣成今日，四海無人對夕陽」，這是陳寅恪很好的自我寫照。錢鍾書則多少有點像他喜歡的孫猴子，帶著點遊戲態度，上天入地、四面八方地看世界。他褒貶中西名賢大哲，議論生風，但這並不表示他把自己看得特別貴重。他也有憤怒，但終究還有幽默。因而，讀陳寅恪令人感到沉重，讀錢鍾書則似乎從遠處看人生，多有感觸，卻不大有直接的刺激。 　　 　　　　陳、錢二人都非常熟悉西方文化。陳寅恪的主張，是堅持以民族文化為本位來吸收異域文北，「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是他一貫的立場，而錢鍾書完全是另一種情況。人們說錢是一位「世界學者」,這從他熟練掌握多種文字來說，從他對義大利人講他們不知道的義大利故事、對法國人講他們不了解的法國書來說，總還是淺。如果說他是「世界學者」，最顯著的地方，乃是表觀在他特別關注多種文化在某些根抵上的共通性，並善於運用其廣博的知識來發掘這種共通性的具體表現。「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談藝錄序》），困擾中國人的「中西體用」問題，在他那裡被取消了，這無疑是一種更為健康自信的態度。當然，這也因為錢鍾書主要在談藝、談廣義的文化，而「中學為體」之為許多人看重，其實是落實在社會體制上的。 　　 　　　　無論錢鍾書受到怎樣普遍的敬重，既然他「熱」到如此程度，批評指責——虛怯怯和大膽的、有點道理和毫無道理的——便不可避免。雖然錢鍾書自己對各種各樣的讚美、「研究」很有氣派地表示厭煩，那也不管事。 　　 　　　　一種批評是由來已久的，那就是說他「賣弄」。當年《圍城》初問世，就有人提出作者過於賣弄才情——那裡面妙語警句，多到擁擠不堪（正面說是「美不勝收」）。到了《管錐編》，引人注目的是作者的博學。此書總共引用了多少典籍，各家估算不同（可能使用的標準不一樣），有說五千，有說一萬的。無論如何，這是驚世駭俗的了：一個小小論題下面，三五種文字、十來種書的引證，不足為奇。有人便覺得這是炫博，賣弄才學。想來，錢鍾書這樣做，除了必要，也為了有趣，「賣弄」原本是有的。但我們由此看到人的智力的可能，其餘不論也罷。 　　 　　　　另有一種批評是嚴重的，即指責錢鍾書面對昏暴政治的緘默。有人作文曰《在顧準的光照下無地自容》，便是以顧準的勇毅和對「文革」的批判為榜樣，比照出錢鍾書的不足道。當然，我們可以說錢鍾書不具備偉大的道德感召力；可以說．那個時代缺乏思想抗爭是全民族的恥辱，其中也有錢鍾書一份。但既然他決定沉默，終究誰也不能說他作為個人沒有在暴政下保持沉默的權利。況且，在「文革「年代寫成的《管錐編》也不是沒有思想的，不是沒有感於時代的昏愚而發的議論。「嚴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實，而不能忍痛者吐不實」（《管錐編》三五），雖是引古羅馬修辭學者的話，但難道這不是針對「文革」中現象而發，經歷過「文革」的人一讀便知的嗎？只不過作者是從廣泛的社會文化角度、從歷史中的現象來說話，又是用隱晦的文言來寫成，因而不成為洪亮的吶喊。錢鍾書向人解釋為什麼用文言寫這部書，說是『這樣可以減少毒素的傳播」（余英時《我所認識的錢鍾書先生》），其實也就是借隱晦的語言來保存那一時代不能容忍的內容——所謂「毒素」。當然這也是自我保全之迫。 　　 　　　　在本世紀前期的數十年中，中國湧現出一批優秀的新型學者文人，他們大抵都有相似的經歷：出身於書香門第，很早就熟讀了中國傳統上的主要文史典籍，20歲前後出國留學，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因而，他們得以成為一代學術大師或文豪，共同匯聚成中國文化史上一片輝煌的景觀。這裡，有王國維、魯迅、周作人、胡適、陳寅恪等等，而錢鍾書是其中較年輕、出道較晚的一個，但也許又是其中特別富於才智的一個。1998年12月19日，錢鍾書在北京去世，一個學術時代，也隨著他的離去，宣告了最後的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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