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中國經濟要避免「過度金融化」和「過度互聯網化」

以我個人的理解，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源於中國政府轉型的需要。在中國經濟發展的早期，政府不僅需要支持企業的成長，也需要培養市場的發育。但在企業成長起來和市場逐漸成熟後，政府本身就要轉型，從經濟活動的主體轉型成為規則制定者。而就政府與經濟關係來說，存在如下變化：第一，經濟規模變大，政府的經濟治理變得極其困難。在計劃經濟時代，政府可以根據需要管理經濟。在改革初期經濟規模較小時，政府也可以用各種方法有效地干預經濟。今天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是世界第二，傳統的辦法不會有過去那般有效。第二，項目經濟的時代已經過去。過去，政府可以採用項目投入來刺激經濟增長，像港口、機場、公路、高鐵等基礎設施，但現在卻很難。一方面是因為基礎設施建設的高峰期已經過去，另一方面是因為經濟基數已經完全不同。第三，國有企業「平準經濟」功能弱化，國有企業已經更加接近於企業，無論其是營利性質的，或是公共服務性質的。第四，中國經濟受國際經濟影響巨大，但政府很難干預國際經濟。對於國際經濟的變化，政府只能做出反應，並沒有控制能力。但應當強調的是，這些變化並不意味著中國政府可以退出市場。以上這些變化恰恰要求中國政府拿出干預經濟的新形式，而非退出市場。雖然今天中國所面臨的產能過剩、槓桿過高、制度供給不足等，都有政府過度干預的背景，但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並不是要取消政府的作用，在很多領域，政府的管理反而需要加強。金融和互聯網領域需「去產能」Q：如果站在政府的角度來看，您認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有哪些空間？A：從供給角度說，主要可以分為「經濟」和「政策」兩個領域。在經濟領域，有如下這些方面：首先，中國需要新一輪的財政刺激計劃，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消化庫存和產能。儘管基礎設施投資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空間仍然很大，比如「城市品質」就還有諸多欠缺——和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建設還有很大差距，特別是在城市品質方面。這包括城市綠地、地下管道建設、污水處理、各類污染治理在內的基礎設施建設等。良好的規劃和建設，可以提高城市的品質，促進城市經濟的發展。無論是一線城市還是二、三線城市，在此方面均有需求。其次，要重視生產性社會投資，而且應為民營資本提供這方面的空間。以往，中國只有生產性投資，而沒有生產性社會投資。包括社會保障、醫療、教育和公共住房等以往都被視為是社會福利，但實際上這些都不是簡單的「社會消費」，而是生產性的「社會投資」。在中國的很多地方，學校、醫院、養老院、體育設施、停車場等的建設都還不足。以體育設施建設為例，在新加坡，幾乎每一個小區都有一個游泳池和體育館。大批體育設施培養了新加坡人喜愛鍛煉的生活方式，國民健康水平的提高反過來又會減輕政府的醫保負擔。第三，要重視農村現代化。即使中國的城市化達到很高水平，也仍會有大量人口居住在農村。在一些地方的農村，缺乏集中的衛生、供水、供暖和空調設施。在農村問題上，還應當考慮解決土地的流轉問題。目前對城鎮化仍有深刻的誤解，很多人想推動農民進城消化過剩的房地產產能。這可以是城鎮化的一個方面，但如果是全部，必然導致失敗——農民進城並非提供住處那麼簡單，還需要一整套配套舉措。另一方面，農村居民也不應僅僅是農民，還應容許城市居民到農村居住。因此，土地流轉的重要意義在於容許社會資本進入農村。第四，加快跨區域的生態安全、江河治理等項目，這些項目需要中央政府的協調，但也能消化大量的庫存和產能。第五，要重視建設內部消費社會。中國居民的消費能力很強，但國內供給不足，只好到外部消費。從各種服裝鞋包到馬桶蓋、電飯煲和感冒藥都要去國外購買。這是對中國製造業的巨大諷刺。這其中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中國商品在質量、品牌等方面存在著瓶頸，不能適應消費者的需求；一方面是價格的問題，各類產品的國內價格和國外價格相差實在過大。但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局面？這與對實體經濟重視不足有關。這些年，中國對互聯網談得太多，對實體經濟反而談的太少，搞虛的東西太多。在技術創新被忽視的情況下，產品質量出現問題，就導致了外部消費社會的產生。第六，發掘新的經濟空間和技術空間。以醫療和藥品行業為例，最近一家溫州醫療企業在香港上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們是國內首家精神疾病私立專科醫院。中國的醫藥行業是一個巨大的市場，而且有大量的病例供醫生參考，如果精心去做，在現行醫療技術的基礎上，中國可以達到世界上最好的醫療技術。在經濟方面，還要注意「過度金融化」和「過度互聯網化」的投機問題。目前有很多資金都湧入了這兩個領域，這兩個領域恰恰需要「去產能」。過度金融化所導致的負面效果不言自明。金融經濟必須為實體經濟提供金融服務，但現實剛好相反，金融經濟是在蠶食實體經濟。為了追求金融業的高回報，大量的資金從實體經濟流向金融業。很多短時間內拔地而起的金融保險業高調炒賣實體企業，它們炒賣企業就如同它們炒賣股票那樣。這樣下去，今後可能會出現潛在的金融危機。另一方面，互聯網業又與金融業相結合，成為投機資本的重要去處。例如一些所謂的P2P企業甚至已經深入農村。一個連受過高等教育的城市居民都搞不明白的東西，如何讓農民搞得明白？這會演變為一場「強者」加害「弱者」的運動。更重要的是，這兩個行業的虛火導致投機盛行而實幹精神急劇衰落，大量的年輕人轉入互聯網和金融。即使是「富二代」大部分也是在玩互聯網和金融，根本沒有其父輩開創實體經濟體的精神。這些都是中國今後要極為注意的。重視建立正常的市場機制Q：在經濟領域之外，政策方面的供給側改革空間主要有哪些？A：是的，供給側改革也有政策改革的一面。過度的政策或者錯誤的政策就是這裡所說的「錯誤的供給」。因此，供給側改革需要的是一整套新的制度和政策供給，在最低限度上糾正過去的供給過度，彌補供給不足，刺激需求，實現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比如，中國經濟一向是由五個主要角色支撐的：中央政府為首，下面是我常說的「四條腿」——地方政府、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但目前，企業的活力確實遇到了一些問題。我們以企業家的角度來考量，可以看看供給側改革應當如何設計：首先，保障企業家的人身和財產安全，是中國政府多年所努力要實現的目標，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兩方面：一方面是為企業家提供穩定而有利的政治環境。另一方面則是制度建設，尤其是法制和法治。其次，重視建立正常的市場機制。沒有市場，企業家就沒有活動空間。在這方面，企業家面臨的困境至少有二：一是市場空間的壟斷狀態。一些國企或大型民企實現壟斷後，只是簡單地擴張市場，並非提升已有市場的質量。在缺乏反壟斷體系的情況下，市場機制很難發育。二是行政干預。政府行政權力仍然過大，不僅沒有把很多權力下放給企業和市場，而且隨意干預市場。再次，制度化的政商關係。企業的長遠發展需要非人格化的企業與政府之間的關係，而非企業和政府官員個人之間的關係。在任何社會，政商關係既不可避免，也是經濟發展所必需的，但企業面對的必須是作為組織和制度的政府，而不是一個個政府官員，官員只應是政府的代表。企業所需要的是可以繼承下去的制度化了的政商關係，而不是不能繼承的人（企業家）與人（政府官員）之間的關係。第四，金融的平等。國企與民企、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金融條件不平等，這就要求大力發展民營銀行，尤其是為中小型企業發展服務的地方性銀行。第五，為中小企業的發展提供各方面的制度條件。在任何社會，中小企業的發展至為重要，儘管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不會太大，但它們是就業機會的主要提供者，而充分就業是社會穩定的前提條件。這就需要政府提供包括稅收、投資空間、諮詢提供、人才培養、市場關聯等方面的服務。第六，稅賦的平等。不同的稅種要維持在合理水平，企業不能承擔高過其實現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稅賦。對企業要減稅，減稅才能擴大企業的投資動機，而企業經濟活動的擴大才能擴大稅基。實際上，通過減稅來促進經濟發展是西方供給學派的核心之一。最後，合理的社會負擔。企業要承擔社會負擔，但應當是合理的社會負擔。今天中國企業的社會負擔值得認真評估。一般來看，當前社會負擔在企業總體負擔中大概佔五分之一甚至更多。如果稅負過重，就會刺激企業逃稅；如果社會負擔過重，也會刺激企業作假、逃避社保，甚至在感覺不安全的情況下轉移財產，避免日後被政府追責甚至「清算」。發揮中國經濟基本面的優勢Q：對於中國經濟的基本面，目前國際上有各種說法，您持何種評估？A：實際上，中國經濟的基本面還是挺好的，現在關鍵是要發揮基本面的優勢。第一，中國已經完成了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30多年來，中國進行了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現在的基礎設施水平可算是世界一流的。第二，中國已經進入了大規模的工業化階段，有大規模的製造業基礎，這也是世界上少有的。在其他新興經濟體，很少能夠看到這樣規模的基礎設施和製造業。第三，中國有很好的基礎教育體系，有相對較好的人力資源基礎。我一直在想為什麼日本和「亞洲四小龍」能逃避中等收入陷阱？也許因為這些都是東亞文化圈的經濟體，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經濟學家是不太重視文化的要素，因為比較「軟」，但我覺得還是會對中國的經濟增長發生長遠的影響。第四，中國已經開始從一個出口導向型經濟體向內部消費經濟體的轉型。在政府部門「三公」消費等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的消費水平還是提高很快，這表明民間消費在快速增加。最後，新興產業也在興起，尤其是服務業最近幾年興起得非常快。這也對就業形成了利好，雖然經濟減速，但就業還是不錯的。總體而言，中國經濟還有很大潛能，現在就是要通過有效地改革，將這些潛能轉化為經濟發展的實際成果。對於中國經濟的基本面，應當有信心。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