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曉波：中產崛起將使中國的消費與產業趨向理性化

吳曉波。 高征 澎湃資料主講人：吳曉波（著名財經作家）主題：數字時代的中日機遇時間：2017年2月21日主辦：日本駐華大使館【編者按】2月21日，著名財經作家吳曉波在日本駐華大使館舉辦的「數字時代的中日機遇」論壇上闡述了對數字信息化時代下，中國經濟與消費市場轉變的看法。他指出，中國未來經濟的發展一定是一個中產階層崛起的時期。目前中國有接近1.5億中產階層，根據今天中國的經濟成長和城市化率的水平，2030年時，中國中產階層人口有機會超過2億。吳曉波表示，未來十多年中國中產階層崛起所帶來的消費能力是非常值得被期待的。在這樣的情況下，未來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和消費市場會是一個持續轉型的過程，從非常底部性的市場，向有匠心的小製造創業企業轉型。中產階層的崛起是一個國家消費和產業趨向理性化的一個重要節點。吳曉波認為，未來購買物品不再是因為人們需要它，而是因為人們喜歡它，更多是出於人格認同、審美等原因。以下是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吳曉波演講的摘錄：2月19日是中國非常偉大的政治家鄧小平去世20周年的日子。鄧小平在1978年10月訪問了日本。他是1945年以後第一個訪問日本的政治家。我當年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完整地看過當時的一些記錄，鄧小平在那次訪問日本時第一次坐上了新幹線，感受到了當時日本科技的發達。他到松下的生產線去考察時，問松下幸之助說你能不能幫我們中國人解決一個問題，北京一到冬天老百姓就要燒煤球爐，煤氣會中毒，他問松下幸之助能不能幫中國發明一個東西，能夠避免煤氣的中毒。他還問，松下能不能到我們中國來投資。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現在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代碼的001號中外資企業是松下的一家日光燈公司。這次訪問其實對鄧小平後來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推動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有巨大的思想性的啟發。所以，中國的改革開放，早期和與日本重新建立政治經濟聯繫有著重大的關係。鄧小平訪問日本時，也正是日本經濟二戰以後復甦最輝煌的時間段。1980年代是中國由短缺經濟向過剩經濟轉型的時期，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經濟發展主要發生在生產線上，因為我們需要極大地提高生產效率，而同期全世界機械化管理最好的一個國家就是日本。所以在1980年代中國從生產線到公司管理制度再到管理思想，都是向日本學習的一個過程。幾十年以來，中日經濟的發展是有非常大的交集的。當然，到2000年以後，特別是在公司管理上，中國開始學習美國式的公司管理制度，於是中國的經濟形態也就越來越與美國的相接近。中國經濟發展的很多軌跡跟日本還是有很大的相似性。我記得七、八年前，當時中國的經濟學界非常恐懼，擔心人民幣不斷泡沫化的過程會不會使得中國經濟陷入像1990年日本的那一次經濟危機當中。當時，中國有幾個非常優秀的記者專門跑到日本去做了一次大規模的採訪調研，然後出版了一本書，我是這本書的責任編輯。這本書中有很多日本經濟學家和中國經濟學家不同的視角。我記得其中有一個日本經濟學家談過一個觀點，他說中國不會陷入日本這樣的陷阱，因為中國這個國家到今天為止，貧富懸殊非常大，所以那些社會的底層人士願意向上拼搏，願意通過創業成為一個致富的人。只要這個社會沒有在制度上造成很大的瓶頸，能夠輔導這些人從事創業、進入商業的話。這個國家的經濟就有可能通過創業、通過年輕人、通過底層創業者被帶動，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大概在10年前，我聽到一個日本創業者評論說，「我們在今天的中國年輕人的眼睛中看到了『戰鬥星』。」他的意思就是說，今天中國二、三十歲中的相當一部分的年輕人充滿了野心，對自己所在的現狀非常不滿，希望通過自身的努力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加輝煌。這些東西很可能是發生在1940、1950年代的日本，但慢慢隨著國家經濟發展進入中後期，可能日本青年的創業和突破既有階層的勇氣和能力已經不如中國的青年了。兩年前我寫日本馬桶蓋的那篇文章，當時並沒有覺得是很重要的東西，僅僅是因為我的自媒體需要一篇專欄，我那天在飛機上就寫完了。沒想到後來會引起這麼大的討論。2015年12月，中央政府提出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2015年關於馬桶蓋的這個新聞或是討論，也是整個中國產業結構調整即將開始的這麼一個討論。也是從這段時間以來，我們開始關心中國的產業升級，開始關心中國的消費升級。我最近在做中日經濟和社會階層對比研究，我感覺，今天中國的產業現狀非常像鄧小平當年去日本的那個時間節點——經濟總量、經濟規模其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中國的社會階層中出現了一批中產階層。中產階層的崛起是這個國家消費和產業趨向理性化的一個重要節點。而日本也是在1960年代末，1968年的學生運動以後，到整個1970年代出現了日本最為龐大的中產階層，他們是二戰以後日本開始崛起的一批中產階層。當一個國家的中產階層開始崛起的時候，這個國家的人們一定會問自己一個問題：「什麼是本國的文化？我們的傳統是什麼，我們要傳承什麼？」所以在日本，所謂的匠人精神的復甦是1970年代初。事實上，在1950年代、1960年代的時候，日本的商品跟中國的商品是一樣的，是以價廉物美、量大而著稱的。但是到了1970年代以後，日本的各個領域，同它的建築、音樂、行為藝術、手工藝、娛樂都出現了非常具有本土特色的藝術家、企業家品牌。回過頭來看今天的中國，其實也是來到了這樣一個時間點。今天中國為什麼會重新談起工匠精神，會談起匠心？為什麼在10年前、20年前我們不談這個問題？中國是一個千年工匠國家，我們在4世紀商鞅的時候，已經有匠字，匠這個字就是漢字出來的。為什麼我們很長時間不談工匠精神？是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面，中國的消費市場是一個非常底部性的市場，在底部性市場中，所有的商品只在於兩個優勢，第一你的價格有多低，第二你的規模有多大，是一個依靠成本和規模形成的優勢。但當現在出現了中產階層以後，我們會發現，即便你這個國家能夠生產全世界最多的馬桶蓋，能夠生產全世界最多的電飯煲，但是如果你不能滿足各個階層的消費需求的話，那麼很可能中國的消費者就會到別的國家去買，我們還會去買英國的保險，去買國外的金融產品，到歐洲買奶粉，去買法國的奢侈品、義大利的皮鞋等等。所以回過頭來講，其實這些都是對中國製造業的一次巨大的挑戰和機遇，這也給了中國的年輕人創業和突破的機會。我認為未來中國的市場一定不再屬於那些特別龐大的金字塔形狀的企業，而是屬於那些專業的、能夠生產特別好的小商品的、具有匠心的小型製造企業。中國製造開始有一個大幅度的向小製造業的轉型。當這個轉型發生的時候，我們發現，在我們身邊有一個國家對我們很有所啟發，就像我最開始所講的1980年代的時期，中日兩國在經濟層面和企業思想層面的交流開始重新產生。而且我覺得今天和1970、80年代相比，最大的不同是，出現了數字化時代，互聯網把信息的不對稱性進一步的扁平化，品牌與品牌之間的交流，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品質與品質之間的交流會越來越快。未來MADE IN CHINA與MADE IN JAPAN之間的界限會越來越模糊，就好像兩年前很多中國人去日本買的馬桶蓋，後來我知道這些馬桶蓋是在杭州松下生產的。我去那家工廠參觀過，發現即便是日本的品牌和技術，在中國生產也必須要研究中國的消費市場，在設計生產馬桶蓋的時候也要符合中國人的生活和特性。這就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在技術、思想上重新交融的開始。（演講內容由澎湃新聞記者現場記錄整理，未經演講者及主辦方審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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