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攝影家鮑昆 ▏雪月風花近百年（三）

1949年江山易色以後，舊式的文人攝影在高歌浪漫的紅色中國已無多少生存的空間。革命所帶來的文化變異，不可避免地衝擊和改變著攝影領域。影人的成分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由革命隊伍中來的「攝影工作者」成了中國攝影文化的領導者，而原來舊中國的攝影師則處於被領導和改造的地位。風景攝影也由舊文人感世傷懷的末世之態轉變為奮進昂揚讚美山河的時代長歌。社會情境的變化必然帶來語境的變化。上世紀50年代初期，出現了一個新的攝影辭彙——風光攝影。這一辭彙誕生的具體緣由由於許多當事人已作古，現在已無從可考。不過可以揣測的是，當時的始作俑者顯然是希望該辭彙具有更大的包容涵蓋力，以期更為貼近攝影的本體性，即攝影的西文原意——「光photo，繪graphic」。但這個轉換沒有顧及國際攝影的一般分類譜系，結果造成中國影人多年來的混沌。雖然大多數的人基本認同風光攝影的大致範圍就是風景攝影，但也有相當多的人認為這個辭彙和以往的文人藝術攝影有著精神上的聯繫。

油菜花　20世紀50年代　敖恩洪

但畢竟革命以後的精神情境與過去有著本質的不同。革命的攝影對自然物象的觀照完全是社會的和浪漫的。風光攝影由過去的文人個人的心緒詠嘆，變成激昂的集體的戰天鬥地的凱歌。自然的風景中，經常點睛的焦點是象徵人類改造自然的物體。這一時期最為典型的攝影作品當屬張甸的《聲震山河》和敖恩洪的《油菜花》。《聲震山河》是一幅逆光黑白攝影作品。作品的近景是交錯的高壓線塔，遠景是橫跨河上的鐵橋上正在賓士的列車。列車噴出的白煙和逆光造成的霧靄，讓整個照片充溢著蒸蒸向上的蓬勃之氣。

聲震山河　1957年　張甸

這裡的自然完全是人化的自然，是人類征服自然的禮讚，完全符合毛澤東思想戰天鬥地的精神，是中國人真正進入現代性歷史的寫照。中國人過去對自然是敬畏和祈求合一的，而今日則完全是征服的心態。這種轉變並不是一種自然地蛻變，而是在強勢政治意識形態下的激變。敖恩洪的《油菜花》的立意和手法也與《聲震山河》完全一致。這兩張是當時有一定影響的風光攝影作品，典型地反映了進入社會主義現代進程的中國人的自然觀，也預示了一種人和自然緊張、對立的關係的開始。

黃山雨後　1952年　黃翔

文人式的風景攝影在這一時期也沒有完全銷聲匿跡。比如因起義軍官身份而享受安逸生活的黃翔在1952年拍攝的《黃山雨後》，還以歌頌社會主義美麗河山的名義參加1962年在羅馬尼亞舉行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國際影展，並獲金獎。蔡俊三、薛子江等從舊社會來的攝影家，也在這一時期有許多風景攝影作品。但他們的這類作品中已無多少那種避世傷懷的個人情緒，除了表面結構上的文人格式外，其內在精神和作品標題全部都是積極向上的歌頌範式。

春耕之前　1957年　薛子江

例如許多作品的視角一改小橋流水人家、孤舟帆影的畫意格局，轉向了勞動的田野。以下這段文字最典型地說明了當時風光攝影師的創作思維方式：「當他登上一個山丘，縱目四望，畦畦梯田，像銀帶一樣閃閃發光，起伏不平的山坡上，有一條平坦的公路，傳來了汽車的聲音，薛子江的思想豁然開朗，他從這個平靜的境界中領悟到積極躍動的因素，看到世世代代堅強不屈，與大自然搏鬥的堅毅精神，也看到社會主義建設的成果，給這山區增添了新的風韻，梯田、公路正是最有力的表徵。『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當一輛汽車開過的時候，作者敏捷地按下了快門。」可以看出，作者是飽含著激情的，但其形象思維方式卻絕對是經驗式的。他希望以攝影的手段圖解生活。我們也可從中清晰地看到古典繪畫創作的思路流程，只是山水曠野之間的那一葉扁舟或擔柴樵夫換成了代表現代性的鋼鐵汽車。傳統和現代絕妙地融為一體。

東方紅　1961年　袁毅平

在此期間有兩幅風光攝影作品具有極大的影響。它們是袁毅平的《東方紅》和何世堯的《巍巍長城》。《東方紅》拍攝於1961年，正是中國現代史上規模空前的造神運動發端時期。大躍進後的經濟困難和國際社會對中國的封鎖，都激發了中國人民在逆境中的尊嚴意識。剛剛過去不久的抗美援朝勝利的喜悅和大躍進鼓盪起來的革命激情，在輿論媒介的推動下，舉國上下進入對領袖的瘋狂崇拜和對民族主義的虛妄高揚。《東方紅》以如火燃燒的綺麗朝霞，真實地反映了那個特定時期一個國家的意識形態和民族情緒。

巍巍長城　1962年　何世堯

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將一切個人主義文化統統從社會層面上掃蕩殆盡。風光攝影也被戴上「封資修」的帽子。但獨有以筆名李進，實為毛澤東妻子江青的一幅風光照片《仙人洞》風行於世，這幅照片是江青在60年代初期拍攝並請人幫助後期合成的。1961年9月，毛澤東特別為這幅照片賦七絕詩一首：「暮色蒼茫看勁松，亂雲飛渡仍從容。天生一個仙人洞，無限風光在險峰。」

廬山仙人洞　60年代初　江青

這是一首充滿政治隱喻和鬥爭暗示的詩，預示著一場天翻地覆的政治風暴來臨之前的暗中醞釀。當文革風暴驟起後，江青的這幅普通風景照一下子又成為革命樂觀主義精神的寫照。原來遣情逸志的風光攝影，突然被賦予如此強大的政治內涵，中國古代文人以詩畫言志的傳統，在中國現代性鬥爭進程中又一次利用照片被勝利地彰顯。這真是中國歷史的弔詭。

李進（江青）攝影集　毛澤東題詩

繼江青的《仙人洞》後，風光攝影在文革中再次風光是1974年在北京中國美術館舉行的，由解放軍畫報社記者車夫等拍攝的《南海諸島之一——西沙群島》攝影展覽。應該說這批風光照片開始出現現代意義上的風格，因為已經沒有過去文人風景照片的那種仿畫的範式，而是忠實地再現自然的風水。

西沙群島　車夫

但這次展覽仍然是政治的產物，是頌揚國家、民族精神的命題攝影，是和「高、大、全」文革文藝創作原則一樣的，在攝影領域提倡的「紅、光、亮」。不過，車夫在執行這個莊嚴的任務中，聰明地利用機會「審美」，拍了大量的海霞風景，以至讓許多觀眾感到原本是反映西沙保衛戰的展覽有些不倫不類。這批照片後來在當時的解放軍畫報和人民畫報等刊物上獲得普遍的刊載，並得到高度的讚譽。

來源：全球攝影網（本文摘自鮑昆《觀看在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