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大師陳寅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陳寅恪
陳寅恪陳寅恪全家合影
2009年10月25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辭世40周年紀念大會」在中山大學小禮堂舉行，能容納200餘人的小禮堂擁擠到難有落腳之地。聽者中既有學生，也有白髮蒼蒼的老人，他們中幾乎所有人與陳寅恪並不相識，但都深知這個名字承載的文化重量。
1969年10月7日，79歲的陳寅恪抱病去世，這位歷史大師在康樂園內度過生命的最後二十年。「陳寅恪先生79年的生命行程，可以說是一次憂患之旅。在經歷過世變、家變和個人的病變之後，他晚年以衰殘野老自居，帶著『文盲叟』的傷痕和淚痕，自哀而不自棄，繼續從事輝煌的筆耕，堪稱偉大的靈魂。」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寅恪的學生蔡鴻生如是說。
求學
留學16年一個學位都沒拿
陳寅恪家學淵源深厚。祖父陳寶箴，堪稱「經世致用」之材，擔任湖南巡撫時，他推行新政，銳意改革，湖南局面日新，被認為是「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圓明園起火時，陳寶箴正在酒樓飲酒，遙遙望見火光，怒火滿腔，捶桌號啕，「旁座者都為之動容」。寅恪父親陳三立積極佐助父親推行新政，被時人譽為「維新四公子」之一，變法失敗後與父親同被革職，發誓不再入仕，專心寫作，成為清末民初的著名詩人。
陳寅恪1890年生於長沙，時為光緒年間，正值亂世。「十幾歲及後來自日本回國期間，終日埋頭於浩如煙海的古籍以及佛書等等，無不瀏覽」。舊學基礎既立，後來雖留學歐美，研讀西學，卻未被真正洋化。
學生許世瑛在《敬悼陳寅恪老師》寫道:「北方的冬天酷寒，寅恪師不喜歡穿大衣，他總是在棉袍外再穿上一件皮袍子，有時還在皮袍子外加上一件皮馬褂，講課時講得興奮而感到有些燥熱，先脫去皮馬褂，有時候更脫去皮袍子，等到下課又一件一件穿了上去。」長衫、長袍、馬褂，成為陳寅恪畢生形象的寫照。
些許便宜麵包 圖書館裡度日
1902年，13歲的陳寅恪開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學之旅，他先是以自費生身份到日本，留學4年後，因腳氣發作，陳寅恪回國，日本留學生活畫上句號。1918年7月，歸國4年的陳寅恪再續留學之旅，赴美國哈佛大學學習梵文與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學與佛學。1921年一戰結束後，再赴德國，進入柏林大學研究梵文。
第二次留學德國期間，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費資助，但因時局動蕩，資助難有保障，生活著實困苦。陳寅恪三女兒陳美延回憶：「經濟來源斷絕，父親仍堅持學習。每天一早買少量最便宜的麵包，即去圖書館度過一天，常常整日沒正式進餐。」
當時留學國外，很多人專為學術而學術，對碩士、博士學位並不在意。傅斯年歐洲7年求學，回國時只留下幾本筆記。陳寅恪國外留學多年也是未拿半個學位，為讀書而讀書不用學位裝點門面欺世盜名，直至現在仍是美談。
教授
「教授的教授」在戰爭中顛沛流離
1925年秋，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先後受聘。1926年8月，自德回國的陳寅恪告別長達16年的海外遊學生涯，抵達清華園，清華國學研究院迎來「四大導師」的最後一位。時年陳寅恪僅37歲。但僅一年後，王國維投昆明湖自盡。陳寅恪教授作為他的同事與好友撰寫了碑銘，是為學術史上不朽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碑文抒發思想自由之真諦，「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為學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
不過，隨著王國維跳湖自盡，梁啟超隨後病逝，趙元任準備出國講學，清華國學研究院唯剩陳寅恪苦苦支撐。1929年7月，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布解散，僅存4年，徒留後人惋惜追憶。
國學研究院解散後，陳寅恪轉而為清華大學歷史、中文兩系合聘教授。他講課時不僅本校學生和外校學生來旁聽，就是清華本校教授朱自清、吳宓與劉文典等也常來旁聽，「教授的教授」自此流傳。
這幾年，陳寅恪享受到生命中難得的幾年舒心生活，直到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北平的淪陷，讓事業家庭兩順的陳寅恪開始顛沛流離的轉徙生活。陳寅恪和妻子共育三女：長女流求、次女小彭、三女美延。全家從北京出發，幾經輾轉，來到昆明，在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臨時合作組成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授課。
1939年春，牛津大學擬聘請陳寅恪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陳寅恪不習慣昆明高原氣候，時常鬧病，便於暑假離開昆明經河內到香港，準備全家赴英倫，但因旅費難以籌集及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遺憾未能成行。
此後，陳寅恪在廣西大學授課期間，曾冒被轟炸的危險經湖南衡陽到粵北石坪，在遷至該地的中山大學講學數日。他應該不會想到，這只是自己與這所大學緣分的剛剛開始。講課「書上有的不講」
戰後，陳寅恪復到清華大學教書，直到1948年底離開。其間，他也曾去英國醫治眼疾，卻是無功而返。此後，眼疾伴他終生，生命後期幾乎雙眼失明。天意弄人，正在學術高峰期的陳寅恪只能帶著目難明視的痛苦鑽研學術、傳道育人。
1949年1月16日，陳寅恪抵達廣州，住進嶺南大學西南區52號，開始在嶺南長達20年的生活，彼時，解放戰爭仍在繼續，廣州尚未解放。國民黨赴台灣前曾有「搶運學人」計劃，對身在廣州的陳寅恪自是念念不忘。
一名學生上課，也認真備講義
國民黨戰時內閣教育部長杭立武許諾，只要陳離開廣州到香港就給十萬港幣和新洋房，最後到了幾近哀求的地步。但他態度堅決地要留在嶺南大學，並對人說「何必棄父母之邦」。
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胡守為回憶，1950年，嶺南大學歷史系僅有三位學生，選讀陳寅恪課的學生僅有他一人。儘管如此，每逢上課以前，陳老師必叫助手讀一遍講義給他聽，上課時還要穿著整齊。
流傳的說法是陳寅恪有三不講：書上有的不講，別人講過的不講，自己講過的不講。這樣，備課和講課就像學術研究一樣甚是辛苦，有時提前十到七天備課。
更有甚者說陳寅恪可以背誦《十三經》，胡守為認為這也不準確，「說他熟悉是可以，但不能說全能背誦」。倒是曾有學生回憶:「陳老師記憶極好，我在成都任他的助手時，指示我代查資料，往往連版數、頁數以至行數都對。」
1952年，陳寅恪一家搬入中大東南區1號樓。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劉志偉說，「中大有個傳統，這棟樓是給學校最好的教授住的，是學術崇高的象徵。」同年秋，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嶺南大學被取消，中山大學遷入康樂園。中大迎來了史學大師陳寅恪。
著書
靠口述艱難完成巨著
從上世紀40年代中期開始，陳寅恪視力嚴重衰退，只能略辨光影，學校專為他修葺白色水泥路，塗上白漆，方便辨識，還在房屋東側的路口設了一道護欄，以保安全。當年，學校對知識分子的苦心由此可見一斑。
陳寅恪記憶力驚人，通過自己口述讓助手黃萱記錄，1953年末開始，僅用半年時間便完成六萬多字的《論再生緣》。
其實，過程卻是殊為不易。蔡鴻生介紹，寫《論再生緣》和《柳如是別傳》的過程基本是這樣：陳寅恪開具書目，黃萱到圖書館找到圖書，拿回來念給陳寅恪聽，陳寅恪是邊讀邊思考。第二天，他會將自己前一天記在腦子裡的想法口述給黃萱，黃萱記錄。隨後，黃萱再讀給陳寅恪聽，加以修改，最終定稿。
也正因此，大腦日夜疲勞，也讓陳寅恪晚年離不開安眠藥。有時想好了問題準備第二天告訴黃萱，但第二天卻忘記，只好重新來過。陳寅恪晚年著述的艱難，大略可以想像。
黃萱家在中山醫附近，彼時交通不便，可以說陳寅恪經常是焦急等待，原因就是記在腦中的東西需要宣洩出來，否則太過緊張。每次都是口述完畢，陳才能放鬆下來。
家中上課 陽台就是課堂
因視力原因，陳寅恪就在家中上課，家中陽台就是課堂。陳寅恪坐在椅子上，用基本不帶方言的普通話帶領學生在歷史中穿梭遨遊。1955年進入中大歷史系的劉凱隆這樣寫道：「二樓小客廳連著一條寬寬的內走廊，那便當做臨時課室使用，靠窗那邊安排十來張桌椅，課椅當面放一張藤椅，旁邊安置一塊小黑板。陳先生便在這裡為後學展開了波譎雲詭的歷史畫卷。」
1957年時，選修課一周兩節，但因健康原因，陳寅恪一周分上兩次，每次只上一節。
大師離去
1962年6月，陳寅恪入浴時滑倒在家中的浴盆里，摔斷右腿股骨，住院近7個月，股骨仍不能長合，自此長卧於床榻。當時，中山大學為他配備了三位護士進行護理。「文革」開始後，護士便被撤除。眼盲臏足的陳寅恪終日躺在床上或在木椅上靜坐。但其巨著《柳如是別傳》還是在1965年完成，煌煌80餘萬字。
有人說，《柳如是別傳》是陳寅恪的內心寄託之作。明末清初，歌伎才女柳如是在動蕩亂世，夫君降清，她力勸其殉節，後遭小人惡意逼索錢財，柳遂投繯自盡，以保氣節。其實，陳寅恪晚年處境與柳如是何其相似。
學生髮難 告別講台
1957年，全國性「反右」鬥爭開始，陳寅恪雖謹小慎微如履薄冰也未能倖免。大字報對其口誅筆伐，有學生髮難，稱他是「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權威學者」，更有人稱其「誤人子弟」，這深深刺痛陳寅恪的心，他憤而致書中大校長，提出「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從此告別講台生涯。
1966年，「文革」蔓延到中山大學。信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的陳寅恪，難以倖免：工資停發，存款凍結，東南區1號樓被大字報覆蓋。後先生全家被趕出東南區1號，慘居一平房之中。
1969年10月7日， 一生推崇「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走完79年的人生歷程。妻子平靜地料理完他的後事，又安排好自己的後事，就像她對人說的:「待料理完寅恪的事，我也該去了。」兩人離世相隔僅45天。
2009年11月，中山大學東南區1號重修後對外開放。大師已經遠去。大師不曾遠去。(文/記者 徐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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