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刊 | 張偉劼：拉丁美洲需要什麼樣的文學？

編者按

在拉丁美洲文化的現代化進程中，文學藝術呈現出很不同於歐洲現代主義文藝浪潮的面貌。在對「文學」範疇的認識打破學界習以為常限定的今天（如鮑勃·迪倫也可斬獲諾獎），拉丁美洲文學就顯得格外有意義。張偉劼藉助加萊亞諾的視角，提出文學本體與身份建構、文學與社會現實的關係等問題，內中思考，也很值得中國文學界借鑒與參考。

拉丁美洲需要什麼樣的文學？

文 |張偉劼

近兩年的諾貝爾文學獎評選結果都有些不同尋常。前年的阿列克謝耶維奇讓文學研究者意識到，紀實文學也算文學；去年的鮑勃·迪倫更是讓全世界的文學教授大跌眼鏡——原來寫歌也能拿諾獎！已經承受了過多理論之重的學界不得不回過頭來思考 「文學是什麼 」這一根本問題。一提起這個問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二〇一五年去世的烏拉圭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他的敘事作品無法被界定為哪種類型的文學，看上去介於小說、紀實報道、政論文和詩歌之間，而這並不妨礙他再現拉丁美洲的歷史和現實，同時延續拉美文學現實主義的偉大傳統。加萊亞諾不但善於用獨具一格的敘事手法挑戰關於文學的經典定義，也曾就文學問題本身寫下過有趣的思考。在他寫於一九八〇年的長文《關於拉丁美洲文學和文化的十個經常性錯誤或謊言》中，他駁斥的第一個人們習以為常的觀念就是：「文學創作就是寫書。」他寫道：

作家就是寫書的人，資產階級思想這樣說。資產階級思想總是把它觸及的一切大卸八塊。在創造活動的劃分方面，有專門的思想理論家，他們善於建造高牆、開挖壕溝。他們告訴我們，小說體裁的疆界在這裡，散文的邊界在那裡，詩歌又是在那邊開始。尤其注意不能混淆界限：疆界的這邊是文學，那邊是文學的下層沉澱、次要體裁——新聞、歌曲、影視劇本或廣播腳本。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1940-2015）

與專門的理論家相比，作家談文學的一大特色在於，其思考落實為文字時，往往就是如此的生動，如此充滿 「畫面感 」。加萊亞諾的文字在生動之外，還帶有他一以貫之的針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鋒芒。在這裡，加萊亞諾把對文學體裁的經典定義的批判立足於對 「資產階級思想 」的批判之上，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一大本質特徵：分裂。當社會活動被細化為越來越繁雜、越來越獨立的領域時，以往不分彼此、互相影響的文學藝術也逐漸分化為一個個獨立的王國。關於藝術分立的問題，如果說加萊亞諾採取的是一種藝術社會學的思路的話，奧地利學者澤德邁耶爾（Hans Sedlmayr）曾發表過的著名觀點則是從藝術自身的發展規律出發的。澤德邁耶爾發現，自十八世紀末，各種不同的藝術就開始相互分離，每一種藝術都在努力尋求自身的獨立、自主、自足；每一種藝術都極力追求 「絕對性 」，力圖把自己完整的純粹性展現出來，於是，到了二十世紀，就出現了「純粹的繪畫 」「自主的建築 」「絕對的雕塑 」等新樣式。澤德邁耶爾所說的情況更明顯地體現在歐洲的現代主義文藝浪潮中，而在拉丁美洲文化現代化的進程中，文學藝術則呈現出很不一樣的面貌。

一個慣常的觀點是，拉丁美洲的文化現代主義與社會現代化並不像在歐美那樣是同步進行的，前者 「發展 」到了世界一流水平，後者則始終步伐落後。一方面，博爾赫斯、馬爾克斯等作家將拉美文學提升到舉世矚目的高度，被世界各地的寫作者奉為大師；另一方面，拉丁美洲大多數國家遲遲不能擺脫欠發達狀態，難以逾越美墨邊境的那道高牆——分隔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高牆。加萊亞諾在另一篇名為《捍衛詞語》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如果說在拉丁美洲，只有5%的人口有能力購置電冰箱，那麼又會有多少比例的人口會去買書呢？」倘若我們承認，當代拉美文學已經達到了與歐美文學平齊的高度，那麼拉美作家面對的本土市場則是與他們的文學高度極不相稱的。可是，如果我們轉換一下視角，把「文學」的概念放大，把不屬於 「高雅 」範疇而屬於 「民間 」範疇的文字藝術表現也看成文學，「拉美文學」的本土受眾就可以大為拓寬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加萊亞諾指出，巴西歌手契科·布埃克的歌詞並不能因為是唱出來的就缺乏文學價值，也不能因為在街頭口口相傳而未印成書本就不被看成是詩歌；巴托洛美·伊達爾戈創作的吉他琴曲唱詞，是十九世紀烏拉圭最出色的詩歌；胡安·赫爾曼的詩句被譜成探戈舞曲後，原有的美感絲毫不減。這些在拉美民眾當中廣為流傳的文字形式，怎麼不是文學呢？在對文學邊界的認識中打破學界習以為常的限定，在拉丁美洲顯得格外有意義。在這樣一個長期保持著巨大貧富差距、文盲率居高不下的地區，下層民眾文化所擁有的無限活力，尤其是因為拉丁美洲特殊的歷史而融合了多種民族基因、歷經壓迫而頑強生存的文化表現形式，是長期被主流文化所忽略和鄙視的。略薩在他的小說《公羊的節日》中就把多明尼加街頭嘈雜的熱帶舞曲音樂描述為「野蠻的生命力爆發」，是「抵擋現代化浪潮」的內心表達。在主流文化習以為常的認知中，文明意味著識字，不會讀書的人就是野蠻人；印刷成書的文字才算文學，口頭流傳的語言形式不是文學，充其量只能是供文學借用的資源。在一定程度上說，這是從統治者的目光出發的狹隘視角，這樣的視角在今天看來愈顯陳腐。在授予鮑勃·迪倫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獎詞中，瑞典學者霍拉斯·恩道爾（Horace Engdahl）提醒那些質疑歌詞的文學價值的人們說，「神並不寫作，他們只是歌唱和舞蹈 」，而迪倫 「淘出了詩歌的黃金 」，「重新賦予詩歌語言以高昂的姿態 ……好似德爾斐的神諭正向我們播報著晚間新聞 」。既然鮑勃 ·迪倫的文學價值可以獲得瑞典文學院的承認，在那些比起博爾赫斯更為拉美民眾所熟知的拉美著名音樂人的作品中尋找文學之光，不也可以成為今後拉美文學研究的一個方向嗎？

如果我們把目光拉回 「高雅 」的範疇中，可以見出，拉美文學在發展自己的現代主義時，儘管最初採取了模仿歐美文學的方式，卻逐漸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學來的現代主義手法被用來表現本土現實。引領 「拉美文學爆炸 」的那批作家在探索文學表現新樣式的同時，始終對本國社會現實中的種種矛盾衝突保持強烈關注，拉美文學並非僅僅因為美學形式上的純粹性、先鋒性才獲得舉世矚目的地位的。在中國，「魔幻現實主義 」幾乎成了拉美文學唯一的標籤，而這個概念的核心是 「現實主義 」，這才是拉美文學最堅實的傳統。

文學究竟如何詮釋和改變社會現實？這是加萊亞諾在《關於拉丁美洲文學和文化的十個經常性錯誤或謊言》中著重探討的問題。當時正值拉丁美洲多個國家被軍人獨裁政府統治的時代，加萊亞諾本人就因為無法在烏拉圭獨裁體制下生活而流亡海外。此時，拉美文學爆炸的硝煙已經散去，青年作家們曾經懷有的政治夢想破滅了，一些人選擇繼續相信文學對社會現實的承諾，另一些人則對曾經熱衷的宏大敘事失去了興趣。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一方面，加萊亞諾仍然相信文字的力量，認為文學可以介入現實、改變不合理的社會結構；另一方面又對拉丁美洲曾經有的和正在進行的批判社會現實的寫作做出反思，主張一種更為聰明的鬥爭方式。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Monthly Review Press ，2000）

在加萊亞諾看來，要精準地再現拉丁美洲的社會現實，虛構作品反而要比非虛構作品更為有效。他在文中舉出了一系列拉美小說的例子，比如，「馬爾克斯的《上校無人來信》比任何一部社會學研究著作都更多地揭示了哥倫比亞的暴力問題，而在這部短短的小說中，未曾響起一記槍聲 」。早在古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就已注意到，虛構的文學（詩）要比非虛構的藝術（歷史）更接近真理，因為「詩傾向於表現帶普遍性的事，而歷史卻傾向於記載具體事件」。儘管拉美文學有著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但現實主義與非虛構並不是一回事。拉美文學的 「魔幻 」神話——馬爾克斯的那句名言 「我所有的小說沒有一行文字不以真事為基礎」常常讓人們誤以為，拉美的現實是如此 「神奇」，以至於拉美作家在寫小說時可以把種種魔幻事件信手拈來，無須想像，只需忠實記錄再稍作加工即可。事實上，拉美小說家在虛構故事時所燒掉的腦細胞，並不比其他大陸的作家更少。拉美文學並不是文學規律的例外。加萊亞諾進而指出，揭露現實不等於臨摹現實，因為拉丁美洲的現實被不公正的體制罩上了層層面具，人們被迫不說真話以求生存，因而「一個奇幻故事能比一個自然主義的故事更好地反映現實」，這回他引的例子是科塔薩爾的幻想性小說《被佔領的房子》。以這樣的視角來看，不管是歷史小說還是奇幻小說，都可以視為現實主義的小說；以征服者述略為源頭的拉美文學發展到二十世紀，非但沒有丟棄現實主義的傳統，反而大大拓展了現實主義的可能。

加萊亞諾反對庸俗的現實主義，對左翼文學中盛行的 「社會小說 」或「政治小說 」提出質疑。他說得很明白：「真的有哪部文學作品是非政治、非社會的嗎？所有的作品都是社會性的，因為它們都屬於人類社會；所有的作品也都是政治性的，因為文字一經印出，必定意味著文本參與到公共生活之中 —不管作者是否願意，是否知曉。」他舉例說，《百年孤獨》沒有一句政治控訴，卻比《族長的秋天》具有更豐富的政治意蘊。今天我們不太容易能找到那些專事控訴黑暗現實的拉美「社會小說 」或「政治小說 」了，它們在努力完成批判使命的同時丟棄了文學價值，從而失去了再版進而成為經典的可能。事實上，文學的審美價值和宣傳功用是合為一體、不可分割的。韋勒克就在他的《文學理論》中提出「審美嚴肅性」的概念，以統一文學的這兩大基調：快感和有用性。像《百年孤獨》這樣的經典作品，既是給人以審美愉悅、令人醉心於敘事藝術之美妙的，又是觸及了嚴肅、宏大的主題，揭示哥倫比亞乃至拉丁美洲社會政治的痼疾所在的。這才是高明的現實主義。

馬里奧·巴爾加斯·略薩（Mario Vargas Llosa，1936-）

揭露現實就能改變現實嗎？加萊亞諾的回答是肯定的。薩特關於文學 「介入 」的理論對拉美作家有著廣泛影響，他們在革命熱情最為高漲的六十年代堅信文學創作就是革命行動，正如略薩——當時他還是個左派——在一九六七年發表的著名演講中所說：「文學是一團火，文學意味著不妥協和反抗。作家存在的理由就是要抗議，要唱反調，要批評。」文學——革命之火的夢想幻滅後，加萊亞諾在一九八〇年重新思考這一問題時，採取了更為謙遜的態度：

在禁止言說和製造恐懼的體制里，創造和杜撰的力量向絕對服從的慣例發起進攻。……人們都說，一本書不會改變世界，的確如此。但世界是被什麼所改變呢？是一個進程，或快或慢；永不停息的、上千個層面同時存在的進程；寫出來的文字就是這其中的一個層面。

他更重視文學想像的潛力。在獨裁製度下，正如伊莎貝爾·阿連德在回憶智利皮諾切特專制時代時的描述：「那時候，好奇和大膽都是被明令禁止的。」想像不可能之事就是對統治者的反抗，至少可以在一潭死水般的精神生活中激起微瀾。對這種暴力制度的終結，加萊亞諾懷有信心和耐心。他把文學視為改變現實的諸多因素中的一個因素，這些因素能形成一股合力，最終造成社會現實的巨變。無論如何，文學無法離開現實，現實也無法擺脫文學。「爆炸」之後的拉美文學直到今天，無論是學院氣息濃重的皮格利亞，還是天馬行空的波拉尼奧，作家們從未放棄對社會現實的承諾。

「拉美文學 」這一概念本身是否有問題呢？去年的里約奧運會在國內帶動起一波 「巴西熱 」，有學者撰文指出巴西文學的獨特性，以此質疑 「拉美文學 」的提法——巴西文學與西語美洲文學是兩個獨立發展的系統，不應被籠統地囊括在虛幻的 「拉美文學 」之名下。最根本的理由就是，前者是葡萄牙語文學，後者則是西班牙語文學。

或許，當我們欲圖為「拉美文學」開具合法證明時，語言並不是最主要的因素。加萊亞諾談到了語言問題，在他看來，應當在文學革命中成為主角的不是作為工具的語言，而是「有血有肉的男人和女人」；過分強調語言的重要性，「將文學縮減為純粹的煙火表演術」，就是將美學形式奉為唯一的神明，將手段混同為目的。當西語文學和葡語文學翻譯成中文時，它們主要的文學價值仍然被保留了下來，我們更能在超越語言差異的層面上認識到西語美洲文學和巴西文學的共通之處。韋勒克的《文學理論》指出，一部文學作品的「材料」，在一個層次上是語言，在另一個層次上是人類的行為經驗，在又一個層次上是人類的思想和態度，它們在同一部作品中組成為復調式的聯繫。因此，語言的差別並不妨礙我們將西語美洲文學和巴西文學視為一體。

加萊亞諾明言，「拉丁美洲 」並不僅僅是一個地理現實，也是一個文化現實；一個統一的拉丁美洲是一個偉大理想、偉大任務：

有許多種理由、許多個奧秘，讓我們所有的拉丁美洲人感到自己是一個偉大祖國的一部分，數百年來，來自全世界、來自所有文化的人在這裡相聚，在這裡融合併成為自己。 ……不管長著什麼顏色的皮膚，也不管說的是什麼語言，我們都是用同一塊富饒土地上的多種類型的泥巴捏出來的。

相似的歷史，相似的命運，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意識到他們生活在一個共同體之中，並把這個共同體所產生的一切精神成果都當成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對於這一共同體的持續存在來說，文學又是一個強有力的因素。加萊亞諾的同胞、烏拉圭學者安赫爾 ·拉馬就在他發表於一九六四年的名文《拉美小說作家的十個問題》中指出，由於歷史原因，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始終處於巴爾幹化的狀態，儘管如此，如果說一個國家與同一地區內另一國家的相似之處一直十分明顯，那麼這首先應歸功於文學，特別是應歸功於更深地植根於大眾源泉的體裁——小說和詩歌。加萊亞諾並沒有發出以文學建構拉美共同體的呼籲。或許他不會否認，一個拉美作家只要忠於自己的生活經驗和思想意識，忠於文學自身的創作法則，不管他是用西語還是葡語寫作，不管他寫出來的是多麼具有地方色彩的故事，都能讓拉美各地的讀者視為自己土地上發生的故事，從而進一步增強拉丁美洲的身份認同；一個拉美作家不僅可以從本國的文化遺產中尋找創作資源，也完全可以來去自如地把目光投向拉美其他國家。加萊亞諾本人就在流亡期間以美洲各個國家的神話傳說、歷史記錄為藍本，創作了重塑拉丁美洲歷史記憶的巨著《火的記憶》。

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火的記憶》三部曲（Nation Books; Reprint edition ，2010）

拉美文學既應是一個統一體，又應具有豐富的多樣性。加萊亞諾反對那種把拉美文學描述為 「巴洛克 」風格的定型化認識，這種認識的理由是：拉丁美洲的自然風光是豐盛繁茂的，所以拉美文學也應當具有如此的面貌——熱帶叢林式的語言，充滿繁複怪誕的修辭。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用巴洛克式的繁茂語言描繪現實，只會越來越不受讀者的歡迎——在再現物理現實方面，文字藝術已經被日臻完美的影像藝術甩得老遠，今天更有 VR來提供極逼真的體驗。而像博爾赫斯和魯爾福這樣的用詞簡練、毫無巴洛克色彩的拉美作家仍受到今天讀者的歡迎，足見刻意雕琢的語言並非成為經典的必要條件。加萊亞諾揭示了「巴洛克 」風格在權力制度中的深意：「連篇的堆砌辭藻的空話並不是服務於自然風光，而是為體制服務的：為它提供面具。」那些不願意直面現實的作家選擇使用外表華麗的語言風格來寫作，以掩飾其思想的空洞或是猥瑣，並自覺或不自覺地成為統治者的幫凶。加萊亞諾又借文學批評做了一回政治批判。在他幾乎所有的作品中，「體制」（sistema）都是他不遺餘力批判的目標；不論獨裁製度、新自由主義經濟還是全球化，都是他猛烈開火嬉笑怒罵的 「體制 」。至於用什麼來代替不合理的 「體制 」，加萊亞諾給出的則是詩意的想像，並沒有切實的方案。要讓拉丁美洲的現實更美好，光靠文學想像是不夠的；但只要文學創新的潮頭不歇，我們仍然相信，文學是改變現實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