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徒手：一九五五年險境中的梁思成

一

　　艱難度過1954年之後，身處鬥爭布局中的清華建築系主任梁思成依舊不得輕鬆，依市委旨意行事的學校黨組織加大了「圍剿」力度。1955年1月市高校黨委會內部發布本學年度工作要點，頭一條就是：「推動有關各校根據本校實際情況適當地開展對梁思成、杜威、胡適、梁漱溟、王斌、胡先凖等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梁思成的名字被列在打擊名單的首位，居然排在胡適、梁漱溟之前。

　　在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熱潮中，批梁思成應該是中共高層的集體意見，其中毛澤東的看法至關重要。毛與梁有著複雜、微妙的交集關係，在一般情況下毛對梁是看重的，給予相當的禮遇。梁思成的學生楊鴻勛告訴筆者：「梁先生高興時講，毛主席從蘇聯回來，車站人山人海，排了長隊迎接。見到梁先生，毛主席停下來握手說，『梁先生最近身體可好……』毛這一代人崇拜康、梁，覺得康、梁國學底子好，懂得外國情況。毛親自過問梁這個統戰對象。梁先生回來說得很激動，『跟那麼多人握手，在我面前竟然停住了。』」（楊鴻勛2002年3月1日口述）

　　但是一旦梁思成竭力堅持的北京城市規劃與毛澤東的發展願景相衝突，毛的惱恨與不滿也是相當明顯的。時任中宣部科學處處長的于光遠回憶說，梁思成作為文物專家，對黨和政府機關設在中南海有意見，認為不應該在皇家花園這樣旅遊的地方辦公，在日壇附近搞一個政府大院辦公即可，北京市民可以到中南海走走。毛對這種意見不高興，說這不是要把我趕出去。

　　在1955年初的一次中宣部部務會議上，陸定一傳達政治局討論開展學術批判運動的精神，在談到批判建築思想時，毛澤東說大屋頂既費錢也不好看。事隔四十多年，于光遠還記得當年陸定一布置任務的情景：「陸定一說了，就幾句話，『中央開會了，主席主張批判。于光遠，你跟彭真說說，把這事抓起來。』批梁是毛澤東提出的，毛是有這個意思的。陸定一不熟悉建築思想問題，就請彭真負責抓。我們組織一批人在頤和園、暢觀園寫批判文章，知道梁思成看不起我們這些人，我們就發憤地寫東西。所有的文章在《人民日報》排了大樣，沒有拼版。當時對梁有壓力，他一下子檢討，就算了，沒有按原計劃發表。但有一兩篇漏網，見報了，屬於個人行為，我們批評是無組織無紀律。」（于光遠2002年3月8日口述）

　　當時確定由建工部出面開會，藉機把這一組批判文章小樣事先給梁思成看。梁當然明白這種批判陣勢的含義，順勢做了一份深刻檢討。參與此次活動的清華建築系總支書記劉小石談及當時箭在弦上未發的情形：「後來沒過幾天，彭真召集張大中、周遊和我們幾個人，說，『梁先生的檢討，毛主席看了，毛主席說，梁先生都投降，就別批評了。』彭說，你們起了作用，文章給他看了，他也寫了檢討。他又說，人（指梁）是愛國、真誠的。」（劉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那一年大批胡適、胡風、梁漱溟，緊接著又有批梁思成的動作，社會上就有了「二胡二梁」的說法。但對梁思成的公開批判並沒有大規模的啟動，高層確實有了慢剎車之舉。彭真在多種場合幾次為梁解脫，強調胡適、胡風、梁漱溟三人是政治問題，而梁先生是學術問題。

　　對於這一次險況，梁思成本人有切身體會，他跟親近的學生私下談過。「後來聊天，梁先生跟我們說，『差一點變成二胡二梁，是毛主席挽救了我。』」（學生楊鴻勛2002年3月1日口述）

　　在1957年6月、7月間舉行的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已經逐漸積鬱了不安、惶恐的反右鬥爭氛圍，人人都趕著爭取在大會發言中表態，取得有利的政治位置。梁思成以《我為什麼這樣愛我們的黨》為題發言，全面歌頌了共產黨的領導成就，開頭就直接說：「不知從什麼時候起，我已經養成了對黨的百分之百的信心了。」「我信任我們的黨像我小時候信任我的媽媽一樣。」緊接一段他就提到「二胡二梁」的問題：「後來我知道了人民日報和北京日報曾收到了將近一百篇批判我的文章，而黨沒有發表，為的是不要讓群眾把我同當時正在受到批判的胡適、胡風、梁漱溟等同起來。因為我的是一個學術思想問題，若是兩個姓胡的、兩個姓梁的相提並論，就可以一棍子把我打死。我才知道黨對我的這種無微不至的愛護，我只有從心眼最深處感激感動。我是一個回頭浪子。我受到這次教育，我就知道我永遠永遠一步也不會離開我們的黨了。」他少有地用了「永遠永遠」這樣疊加的句式來彰顯自己的政治心跡，在這裡他只是淡淡地提及兩家黨報「收到」百篇批判文章，而沒有涉及這些文章背後的組織來源。他只是心裡明白知道這個因果公式：黨不讓發表文章，不讓他成為全國性的批判對象，就是不想一棍子打死他。

　　　　二

　　梁思成在此次危急關頭所寫的長檢討，起了很大的緩衝作用，有效地改善自己的難堪處境。檢討文章姿態謙卑，善用合適的「自污性」辭彙，態度誠懇，不僅排解毛本人的怨氣，還讓一大批中共官員看了檢討文章，都不由生出幾分受用和一份欽佩。

　　劉小石作為基層黨組織直接負責人，對於檢討文章在其間形勢置換中的作用體會尤深：

　　范瑾當時是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北京日報社長，她在一旁感嘆說，人家文化就是高，梁先生寫檢討，半天就寫出來了。沈勃是建築設計院負責人，當時也處於挨批的位置，他也寫檢討，寫不出來。只好把日報的周遊和兩個記者關在房間里，代寫了一個月，領導還不滿意，老通不過，就是登出來了，領導還覺得不理想。

　　梁先生的檢討是自己寫的，是在城裡寫的，寫得很好，事前並沒有跟我們商量。（劉小石2002年1月25日口述）

　　梁思成的「自救」行為只是不讓批判浪潮擴大到社會上去，但在清華建築系內部批判的勢頭並沒有減弱。市委還是想藉此打掉建築界一些「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發展」的思潮，抵消梁思成幾十年形成的行業權威影響力，不讓梁思成及其學生再對城市拆遷建設「礙手礙腳」。1955年4月26日，市高校黨委會彭雲傳達陸定一的一次黨內講話精神，陸在極為高調的講話中，特地提到梁的問題，又為梁的觀點定性：「在學術上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在我黨歷史上還沒有過，這是偉大的歷史任務。首先批判在生活中影響大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然後把馬列主義灌進去……建築是很實際的問題，建築首先是要實用、經濟，再求美觀。梁先生的美觀是根本錯誤，民族形式固定化就是復古主義。」（見1955年4月26日《高等學校組織工作會議傳達精神》）

　　細觀當年文件，1955年以來批梁的主要措辭就是「實用、經濟、美觀」，再搭一個「大屋頂」，正說反說，來回拆解。1955年3月中旬清華校務委員會上，副校長、工科教授劉仙洲也是這麼批判建築系：「既沒有注意經濟和實用的原則，而且也不美觀。」他說，梁思成思想的危害很大，要建築系今後多注意工業建築。總務長發言時深表不滿，指出建築繫到處濫用民族形式，就是資料櫃也要貼上民族的花紋。（見1955年3月15日市高校黨委會《人大、北大、清華三校開展學術批判與討論的一些情況》）

　　最恐慌、不安的莫過於清華建築系，首當其衝的是系副主任吳良鏞。作為梁思成的得意門生，他的表態自然最引人矚目。系裡已有周卜頤等教授指出，建築系的問題是出在以梁思成為首的小集團，而吳良鏞是梁思成錯誤思想的鼓吹者。周卜頤還寫信給校黨委，要求撤換吳良鏞等人的職務。重壓之下，吳良鏞到處作自我批評，跑到學校黨委會訴說時忍不住大哭一場，表示「要和梁思成思想劃清界限」。

　　3月初，建築系成立了「建築思想學習委員會」，還讓梁思成任主任，實際為缺席批判。在開過的三次討論會中，吳良鏞、周卜頤、李德耀（黨支部書記）等人，「對梁的形式主義和復古主義建築思想及其對建築系教學工作的危害性進行較全面的揭發與初步批判」（簡報用語）。學習時間已由每周六小時增為九小時，4月14日還特地組織全體教師專程到西郊專家招待所（即友誼賓館），那裡已作為大屋頂的黑標本供內部參觀。

　　三

　　在那樣的政治壓力下，建築系還是有相當一部分教師為梁思成抱屈辯護，這讓市委感受到梁思成厚實的群眾基礎和頑固性。有些教師在會上說：「蘇聯專家、領導幹部都有問題，為什麼光批評梁思成？」「梁的錯誤是機械相信蘇聯的緣故，蘇聯也稱讚大屋頂。」「梁最初還不是這樣強調民族形式，他曾稱讚過北京農業科學研究所大樓，但後來民族形式忽然在建築系紅起來，梁到底是怎樣轉變的值得研究。」（見1955年4月23日《清華大學建築系批判梁思成建築思想的情況》）助教趙正之說：「大家批評大屋頂，其實過錯並不在大屋頂。赫魯曉夫雖批評了尖塔，不等於不用尖塔。梁思成也不是到處主張用大屋頂。」他甚至說大屋頂有三大優點，一是雨水排得快；二是由於屋頂和房屋成一定比例，夏天陰涼，冬天陽光可以射入室內；三是斗拱即標準設計，可拼出多種形式。

　　在開批判會的同時，那一學期學生的建築設計圖中一律沒有大屋頂。陳列出來以後，不少教師議論，認為設計不是仿照蘇聯，就是依照美國、義大利，一點中國味也沒有。有教師提出：「蘇聯用尖頂表現社會主義，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用大屋頂表現社會主義？」

　　但是大批判的強勢還是逐漸顯現出來，已經有人激烈批評說，清華建築系是為國民黨培養幹部。吳良鏞為此焦急地在會上檢討道：「自己最初對這說法還搞不通，系裡不是沒有黨的領導，但我對黨的政策總是原則接受，具體懷疑。例如搞工業建築，總怕扼殺了建築藝術的新萌芽，認為黨不懂得建築，要黨聽我的。事實證明，離開了黨的領導就犯了嚴重的錯誤。」

　　吳良鏞對梁思成的批判是銳利但又是應景式的，構成了建築系主體批判的基調：「和梁先生相處十幾年，他的錯誤觀點給我的影響很大，因此要首先批判梁先生的錯誤觀點，才能弄清我自己的問題。」他說，梁先生的城市建設思想基本上還是屬於資產階級「體形環境論」的範疇，建設資產階級社會城市的思想。他以此批評說：「梁先生甚至強調民族形式是社會主義內容的重要因素之一，民族形式是他衡量建築的唯一標準。他對整體規劃，甚至汽車、無線電都要民族形式，而無論建築物之大小高低，都可用傳統法式處理，他自己並做了設計示範圖，企圖證明法式是無往而不勝的。」（見1955年4月28日《吳良鏞在3月17日系學習會上的發言摘要》）

　　批判最為積極的還是自稱受梁壓制的周卜頤，他的發言頗有火藥味，欲擊中政治上的要害：「梁思成這種頌古非今的思想不僅使人對古人古事神魂顛倒，使青年到線裝書中去找設計靈感，對蓬蓬勃勃的社會主義事業不屑一顧，而且使人對封建社會發生愛好，對偉大的現實反覺不滿。」（見1955年4月28日《周卜頤教授在3月24日系學習會上發言摘要》）他還在會上揭發出梁思成的一些言論，譬如梁稱一些不合意的新房子為「半殖民地的建築」，甚至是「受西洋人強姦的混血兒」；梁主張建築藝術至上，輕視工程技術，對自己及學生的設計作品得意自誇：「外面是搞燒餅，而我們是在做共產主義魚肉吃。」等等。

　　周卜頤等一批反梁者的發言給人「來者不善」的味道，處處點名挑戰，其過激反應和「私心雜念」也自然招致擁梁派的反感，最後還迫使校黨委不得不出面找周談話，讓他在發言時注意收斂。梁思成學生群的死忠和堅守，確實讓校黨委有所顧忌，鬥爭的步驟多少有些放緩。

　　四

　　市委對於清華建築系的「軟弱」大為不滿，恰好建築系幾位年輕黨員給市委寫信批評拆三座門，市委書記兼市長彭真大怒，突然召集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翔和建築系黨員到市委大樓開會，嚴厲指責在場者當了梁思成的俘虜，一口氣連說：「梁的建築思想是資產階級形式主義，復古、唯心主義。」彭真還把氣撒在老部屬蔣南翔身上，問是蔣介石的蔣，還是蔣南翔的蔣？整個會場頓時一片肅殺、凝重。

　　彭真也親自找梁思成談話，當時梁因病尚在住院，在市委機關談話後即返回醫院。吳良鏞趕到醫院探視，梁表示同意彭真的意見，並擬出院後寫出一份檢討，重點落在三個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