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翠萍：試析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戰...

　　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新的變化，在美蘇爭奪世界霸權的過程中，形成了蘇攻美守的局面。由於陷入越南戰爭等因素，美國的財政負擔日益加重，進而對中國的實際威脅也有所減弱。而蘇聯乘美國經濟陷入滯脹之機，大力加強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斷向外擴張，對中國的直接威脅也在增大。為了維護國家利益，擺脫兩線作戰的不利局面，中國在外交戰略上進行了調整，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形成了總體上反對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在重點反蘇的同時調整並緩和與美日關係的外交特點。在當前中國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係格局下，中國與美日等國關係再次面臨深層次調整。因此，回顧、反思7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歷程與經驗具有歷史和現實的雙重意義。

　　抵制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衝擊和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提出

　　（一）抵制極「左」思潮對外交工作的衝擊

　　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國內外局勢風雲變幻。在外交工作方面，中國領導人覺察到極「左」思潮帶來的嚴重干擾和破壞，及時採取措施予以糾正，使外交工作比其他領域更早地擺脫了混亂狀態，逐步走上正軌。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在談到對外關係時指出：「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1］5月1日，毛澤東同外國駐華使節談話時說：「中國願意同世界各國改善和發展關係。」［1］（p.249）此後，中國陸續派出一批使節，使駐外使館的工作得到恢復。由於「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駐外機構受到極「左」思潮的影響，在對外宣傳工作中採取了一些強加於人的做法，周恩來特彆強調：「要善於做對外宣傳，要慎之又慎」。［2］自1970年起，中國同一些國家的關係有了明顯改善。中國同緬甸、肯亞、突尼西亞、蒲隆地、斯里蘭卡和迦納等國或恢復（發展）了外交關係，或進行了重要訪問，或積極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或致電錶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願望。

　　（二）提出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

　　在對國內外形勢分析的基礎上，毛澤東借用國外已有的第一、第二、第三世界的政治術語，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做出重大調整。這一戰略思想是1974年2月毛澤東在會見尚比亞總統卡翁達、阿爾及利亞革命委員會主席布邁丁時明確、完整地提出來的。［3］此前，1970年6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索馬利亞政府代表團時首次明確表示中國屬於第三世界：「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現在報紙上經常吹美國、蘇聯、中國叫做大三角，我就不承認。他們去搞他們的大三角、大四角、大兩角好了。我們另外一個三角，叫做亞、非、拉。」［1］（p.303）此外，毛澤東在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還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1］（pp.469，518），即在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是對「一條線」、「一大片」思想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確定了中國自身的地位，即中國屬於第三世界。

　　1974年4月，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六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的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4］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提出，使中國擺脫了一度比較孤立的處境，國際地位不斷提高，中國作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鄧小平在闡述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重要意義時曾指出：「這一國際戰略原則，對於團結世界人民反對霸權主義，改變世界政治力量對比，對於打破蘇聯霸權主義企圖在國際上孤立我們的狂妄計劃，改善我們的國際環境，提高我國的國際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5］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的提出為中國開創外交新局面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中美關係的突破性發展

　　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係取得了突破性發展。總體來看，發展與美國的關係是中國在中蘇關係交惡的情況下所做的戰略平衡，是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珍寶島事件凸顯中蘇關係交惡

　　1969年3月，珍寶島事件發生，中方在國內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中國領導人從戰略高度考量這次邊界衝突。3月15日，毛澤東和陳毅等人開會，在討論國內外形勢時指出：「總感到要打仗，美國和蘇聯的國防預算，都是歷年來他們國家最高的。我們國家這麼大，蘇聯、美國一口吃不下，讓它進來，進來就好打了。」［1］（p.234）8月13日，蘇聯軍隊出動直升機、坦克、裝甲車和武裝部隊數百人，侵入中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打死打傷中國邊防戰士多名，製造了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同時，「蘇聯還通過美國新聞媒介，揚言要對中國實施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戰爭氣氛更加緊張。8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命令，要求全國軍民嚴陣以待，隨時準備殲滅入侵之敵。中央決定成立全國人民防空領導小組，部署修建防空洞的工作。［6］毛澤東就當時形勢指出，中央領導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顆原子彈就會死很多人，應該分散些。［7］根據這一指示，中央負責人及一批老同志陸續離開北京。中央軍委辦事組撤至北京西郊，總參謀部組成戰時指揮班子，進入戰備工事。20世紀60年代末，中共中央還批准組建了黑龍江、廣東、內蒙古等生產建設兵團，分別隸屬有關軍區領導。［6］（pp.178~179）此後，中蘇雙方舉行了邊界談判，談判持續9年但未達成協議。

　　（二）中美關係從解凍走向建交

　　美蘇力量對比出現變化為中美關係走向緩和與發展創造了前提。中美兩國領導人及時抓住歷史機遇，突破阻撓，1979年1月1日，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中美關係的突破性發展不僅為雙方發展經貿關係提供了機遇，也有利於國際格局向多極化發展。

　　1967年10月，尼克松發表了《越南戰爭之後的亞洲》一文。［8］1969年8月，尼克松在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上明確指出：「蘇聯是更富有侵略性的一方。」［9］對於美國發出的種種緩和關係的信號，周恩來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指示有關部門研究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雙方接觸的可能性。1970年1月8日，中國駐波蘭臨時代辦雷陽通知美國駐波蘭大使斯托塞爾，中國同意於1月20日舉行中美華沙會談。同日，美國國務院在宣布該消息時首次使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9］（p.365）1月20日和2月20日，雷陽與斯托塞爾先後進行了兩次會談。10月25日、26日，尼克松利用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和羅馬尼亞最高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訪美之機，建立了「巴基斯坦渠道」和「羅馬尼亞渠道」。［10］12月18日，毛澤東接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在談到尼克松來華問題時指出：「他如果想到北京來，你就捎個信，叫他偷偷地，不要公開，坐上一架飛機就可以來嘛。」［3］（pp.164~165）尼克松在回憶錄中表示，「毛的這些話，我們在幾天後就知道了」。［10］（pp.656~657）

　　1971年7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經巴基斯坦秘密訪華。基辛格抵京後，周恩來、葉劍英等先後同他舉行了六次會談，著重談了台灣問題以及尼克松訪華時間等事宜。10月，基辛格再次訪華，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1972年1月，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副助理黑格率領先遣組來華，為尼克松訪華做具體準備。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訪華。是日，中美舉行首次大範圍會談，商討並宣布了會談辦法和公報的形式與內容等。22~25日，周恩來同尼克松舉行四次限制性會談，就國際形勢和雙邊關係問題交換了看法。［11］在台灣問題上，尼克松重申了1971年7月基辛格代表美國所做的承諾：承認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不再說「台灣地位未定」，也不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美國將謀求同中國關係正常化，並將支持任何關於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辦法。［12］之後，周恩來指出：「還是那句話，不願丟掉『老朋友』，其實『老朋友』已經丟了一大堆了。『老朋友』有好的，有不好的，應該有選擇嘛。你們希望和平解放台灣，我們只能說爭取和平解放台灣，因為這是我們同蔣介石兩方面的事。」會談中，雙方還就朝鮮、印度和裁軍等問題相互闡述了觀點。［11］在周恩來與尼克松進行會談時，外交部部長姬鵬飛與美國國務卿羅傑斯也舉行了五次會談，探討了發展中美經濟貿易合作和科技文化交流等問題。27日，中美雙方就《聯合公報》達成協議。雙方在中外記者招待會上公布了《聯合公報》的內容。28日，周恩來同尼克松舉行第五次限制性會談。隨後，尼克松結束訪華回國。［11］（p.514）同日，中美《聯合公報》發表，這是中美關係史上的里程碑，標誌著兩國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為兩國關係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隨著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的開始，中美經濟交往迅速擴大。1972年，中美貿易關係開始恢復時，雙邊貿易額只有1288萬美元。其中中國進口331萬美元，出口957萬美元。到1978年，中美貿易額增長到9.9億美元，相當於1972年的76.7倍，其中中國進口7.2億美元，出口2.7億美元。［13］在中美經濟聯繫增強的同時，兩國國內政治也朝著有利於建交的方向發展。1977年1月，卡特入主白宮，放棄「大國均勢戰略」，試圖通過發展美國同歐洲與日本的「三邊聯合」，然後再加強同第三世界的「南北關係」，並在此基礎上促進美蘇關係，進而形成「新的世界秩序」，其對華政策仍以中美《聯合公報》為主。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關於恢復鄧小平同志職務的決議》，重新恢復了鄧小平的領導職務。［14］鄧小平數次接見美國來訪客人並利用各種渠道推動中美關係正常化進程，多次表達了從政治高度解決中美建交問題以及在解決台灣問題上不承諾放棄武力的立場。1978年1月4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民主党參議員愛德華·肯尼迪一行時指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歸根到底，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問題，要從政治角度來考慮，要從長遠的戰略觀點來解決。」［15］1978年春，中美關係醞釀著突破。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與中國駐美聯絡處代主任韓敘經常會見，他向韓敘闡明了卡特政府的戰略思考。中美雙方恢復了基辛格時期的經常性的對話協商。［16］

　　對於中國來說，中美建交的條件已經成熟。1978年12月4日，美國駐中國聯絡代表團團長伍德科克告訴黃華，美國將在發表建交公報時通知台灣當局終止美台《共同防禦條約》。在12月上旬的一次談判中，中方提出了公報稿，將1979年1月1日定為中美建交的日期。［16］（p.55）12月13~15日，鄧小平同伍德科克就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舉行會談。13日，鄧小平在會談中強調指出：「對台出售武器會破壞中國的和平統一。」14日，鄧小平在聽取伍德科克關於提前宣布兩國建交時間的說明後表示同意。15日，鄧小平聽取伍德科克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保留向台灣地區出售防禦性武器的權利的說明，之後明確指出：「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不要影響中國採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如果美國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從長遠講，將會對中國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台灣問題設置障礙，最終只能導致武力解決。在實現中國和平統一方面，美國可以盡相當的力量，至少不要起相反的作用。」［15］（pp.452~453）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兩國同時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利堅合眾國關於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17］1979年1月28日，鄧小平訪美，掀開了發展中美關係的新篇章。中美建交不僅結束了兩國關係長期不正常的狀態，使兩國關係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而且有助於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

　　中日關係的突破性進展及重視發展與歐洲各國的關係

　　美日安保體制的存在使美日兩國與中國關係的發展呈現出互相影響的特點，伴隨著中美關係從解凍到建交的過程，中日關係也取得突破性進展。中國與美日雙邊關係的發展奠定了此後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基本格局。同時，中國也非常重視發展與歐洲各國的關係。

　　（一）從邦交正常化到《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簽訂

　　日本作為美國在亞洲的盟國以及中國的鄰國，是亞洲唯一屬於第二世界的國家。日本既是美國亞太安全保障體系的重要基石，又是巴黎統籌委員會的主要成員國之一。在美國亞洲遏制戰略體系中，美日關係佔據最重要的地位。因此，中日關係的發展與中美關係的發展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初，中美關係解凍為中日關係的發展提供了機遇。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宣布將於1972年訪問北京。隨後，尼克松又進一步宣布新的經濟政策，對外國進口商品徵收10%的附加稅，使日本蒙受巨大經濟損失。［18］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和對日經濟上的打擊，令佐藤政府的對華政策走進了死胡同。1972年7月，以田中角榮為首相的新內閣成立。同月，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在會見中方代表孫平化等人時表示：「當前日本政府首腦訪華、解決邦交正常化的時機已經成熟。」［19］

　　1972年8月12日，中方宣布：周恩來總理歡迎並邀請田中首相訪華，就中日邦交正常化問題進行談判。［11］（p.544）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領日本政府代表團訪華，開展恢復日中邦交談判。9月27日，毛澤東會見田中。在周恩來表示有可能在第二天發表中日兩國聯合聲明後，毛澤東指出：「你們速度很快啊。可以幾十年、百把年達不成協議，而在幾天之內解決問題。現在彼此都有這個需要，這也是尼克松總統對我講的。」［1］（p.449）9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國政府聯合聲明》（以下簡稱《中日聯合聲明》）在北京簽字。《中日聯合聲明》宣布結束戰爭狀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從立法程序上講，還需要雙方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然而，從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中提出「同意進行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為目的的談判」［20］，直到1978年中日才在東京實現換約，歷時六年。

　　1978年7月21日，中日開始就締結和約進行事務級談判，然而事務級談判並不順利。從7月21日到8月11日，共舉行了16次會談，前14次都是圍繞反對霸權主義條款進行爭論，結果雙方未能達成一致意見。直到8月8日，日本外務大臣園田直訪華，談判才出現轉機，最終以政治解決的方式達成協議。8月9日，中日兩國外長進行了兩次會談。8月10日，鄧小平與園田會談。會談中最棘手的問題是釣魚島問題。由於日本外務省和一些政治家不斷對園田施壓，有人甚至說，不弄清該島的歸屬就不締約。園田清楚若要與中國談該島的歸屬，中國絕不會在領土問題上讓步，那樣和約就可能簽不成，但因為國內有指示，園田又不能不提。於是，園田向鄧小平提出希望上一次的釣魚島事件（指1978年釣魚島事件，具體內容參見孫翠萍：《1978年釣魚島事件的來龍去脈》，《黨史文匯》2009年第10期。）以後不再發生。［19］（pp.90,127）鄧小平指出：「中日兩國有著近兩千年的友好交往歷史，其中最多有一百年的路程走得不好，這同兩千年相比只是一小段。建交是稍微晚了一點，但建交後兩國關係的發展不算慢。兩國人民希望早日締約，希望有一個政治文件，把我們兩國和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關係進一步確立下來。中日聯合聲明發表後，步伐本來可以快一些，但是耽誤了一些時間，現在需要把時間趕回來。條約的中心內容實際就是反對霸權主義。反霸是不針對第三國的，但有一條，誰搞霸權就反對誰。對我們自己也是一個約束。我們自己如果搞霸權，那就自己反對自己。中國現在沒有資格稱霸，但起碼東南亞有些人擔心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後是否會稱霸。我們再三說，中國永遠不稱霸，如果稱霸，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變了質。條約里寫上反霸條款，體現了中國長久的國家政策。對日本也是一個約束。這對改變日本的形象有好處。中日之間並不是沒有任何問題，比如釣魚島問題、大陸架問題。這樣的問題，現在不要牽進去，可以擺在一邊，以後從容地討論，慢慢地商量一個雙方都可以接受的辦法。我們這一代找不到辦法，下一代、再下一代會找到辦法的。」［15］（p.355）8月11日,《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草案在北京舉行的事務級談判起草委員會議上最後擬定。當天下午，首相福田赳夫就締結《日中和平友好條約》問題同大平正芳等自民黨五位領導人進行了會談，一致同意簽署條約。12日下午3時，日本政府向園田發出締約的訓令。至此，懸置六年之久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終於簽訂，日方決定邀請鄧小平訪問日本，互換批准書使條約早日生效。［19］（p.128）

　　1978年10月22日，鄧小平應邀訪日。23日，鄧小平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兩國批准書互換儀式，《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生效。25日，鄧小平出席東京日本記者俱樂部舉辦的記者招待會，在回答有關釣魚島問題時指出：「在實現中日邦交正常化和這次談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時候，我們雙方都約定不涉及這一問題。倒是有些人想在這個問題上挑些刺，來障礙中日關係的發展。」［15］（pp.406，411）《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締結，為此後兩國關係的正常發展提供了可靠保證，為中日兩國實現長期友好合作開闢了廣闊道路。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精神，在中日兩國政府和人民的努力下，兩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和往來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反對霸權主義條款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重要內容，兩國在這一點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是因為兩國都受到了霸權主義的威脅。鄧小平繼承並發展了毛澤東的外交思想，推動中國對外戰略調整的實現。

　　（二）重視發展與歐洲各國的關係

　　歐洲各國屬於第二世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致力於發展與歐洲各國的關係並強調推動歐洲各國之間的團結。早在1964年中法兩國就已建交，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在會見法國政要時強調發展中法關係、維護歐洲團結。1972年7月10日，毛澤東與法國外交部部長莫里斯·舒曼會談時提出：「我們不希望你們歐洲那麼亂。你們還要注意，蘇聯的政策是聲東擊西，口裡講要打中國，實際上想要吞併歐洲，危險喲。」［21］1978年9月21日，鄧小平會見法國巴黎市市長雅克·希拉克時提出：「歸根到底，我們要很好地合作，當然不光是同法國，但我們在歐洲優先考慮同法國合作。」［15］（p.389）與此同時，中國還十分重視同歐洲各國開展經貿交流和科技合作。1971年7月，周恩來宣布中國對法貿易方針為「同等優先」，即同等條件的貨物優先從法國進口。中法貿易額1969年為1.29億美元，1979年增至6.40億美元。聯邦德國是中國在歐洲的主要貿易國之一，1972年10月中國和聯邦德國建交後，雙方貿易額年增30%，1972年為2.74億美元，1979年增為21.98億美元。［22］中國同歐洲各國在上述領域的合作為建立穩定的政治關係打下了良好基礎，這既為雙方經貿交流和科技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又極大地改善了中國的外交環境。

　　對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思考

　　外交既是內政的延伸，又從不同方面維護國家利益。新中國成立以來，對外政策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在20世紀70年代前半期，儘管外交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干擾，但依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這些成果為改革開放時期開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奠定了基礎。簡而言之，70年代毛澤東等領導人推動中國外交戰略實現轉移，提出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在實踐中，一方面與蘇聯劃清界限，另一方面實現了與美日兩國關係的突破性發展，形成以反對霸權主義為鮮明特點的中美、中日雙邊關係。回顧這段歷史並總結其中的經驗，有益於當前的外交工作。

　　（一）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為實現中國外交戰略調整創造了前提

　　新中國成立後，理應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及相應的合法權利。但在美國的干涉下，直至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才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0年11月20日，在第25屆聯合國大會第1913次全體會議投票表決上，支持恢復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提案獲得多數國家的贊同。這是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轉折點，自此美國阻撓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權利的行動陷入孤立。1971年10月25日，第26屆聯合國大會以壓倒性多數通過了阿爾巴尼亞、阿爾及利亞等23國的提案。聯合國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代表是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決定：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利，承認她的政府的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立即把蔣介石的代表從它在聯合國組織及其所屬一切機構中所非法佔據的席位上驅逐出去」。［23］新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對於推動中國外交戰略調整以及發展與其他國家的關係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後，中國在維護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協助解決地區矛盾和衝突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二）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改善了外部環境

　　在發展與歐洲各國關係的基礎上，中國還向非洲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經濟援助，第三世界國家也在國際社會上給予中國大力支持。因此，當毛澤東得知中國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曾說，主要是第三世界兄弟把我們抬進去的。［1］（p.412）由此可見，對外援助不僅服務於國家安全戰略，而且服務於主權國家在其他領域裡的利益。

　　在此時期，中國還加強了對非洲部分國家的援助。在對非洲國家援助的項目中，坦贊鐵路的建設成為中非友誼的象徵。1970年7月11日，毛澤東會見坦尚尼亞政府代表團和尚比亞政府代表團，在談到中國援建坦贊鐵路時指出：「英國、美國過去不肯修這條鐵路，現在又很想要修。那些人講話，早晚市價不同。中國的確是被帝國主義等一些大國看不起的，技術落後，窮得很，所以我們現在都是一些窮朋友，互相幫助嘛。其實建這條鐵路統共才用一億多英鎊。這條鐵路如果修起來了，會帶動你們國家許多工業，一定要修起來。」［1］（pp.307~308）坦贊鐵路由中國提供貸款並由中國工程技術人員施工修建。中國總共為該項目提供了9.88億元人民幣貸款，發運各種設備近100萬噸，先後派出工程技術人員5萬人次。中國工程技術人員與坦贊築路工人一起，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修築了這條鐵路，不少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坦尚尼亞第二副總統卡瓦瓦在談到這條鐵路時說：「這條鐵路是坦尚尼亞、尚比亞和中國之間偉大友誼的象徵。」［22］（pp.192~193）1976年7月，中國援建的坦贊鐵路正式移交給坦尚尼亞和尚比亞。對外援助工作薪火相傳，習近平總書記高度總結了中國的對外援助工作：「60多年來，中國積极參与國際發展合作，共向16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近4000億元人民幣援助，派遣60多萬援助人員，其中700多名中國好兒女為他國發展獻出了寶貴生命。」［24］這些工作為維護國家利益、改善中國外部環境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中國與美日兩國關係的發展歷程體現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特點

　　20世紀70年代，根據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毛澤東提出了劃分「三個世界」戰略思想，中美之間雖有鬥爭但主要是聯合。中日關係也獲得了突破性發展，雙方把反對霸權主義的精神寫入奠定中日關係的基礎性文件之中。中蘇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更為接近，但兩國關係還是陷入惡化，其中緣由，鄧小平曾有過精闢概括：「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雖然如此，我們從來沒有忘記在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幫我們搞了一個工業基礎。」［25］總體來看，中國在發展與美日兩國關係的過程中，堅持了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的辯證統一。一方面，中方在事關台灣問題、反對霸權主義等核心問題上堅持原則。關於台灣問題，在中美《聯合公報》中，重申自己的原則立場，如「台灣是中國的一個省，早已歸還祖國；解放台灣是中國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等，將反對霸權主義具體表述為：「任何一方都不應該在亞洲—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26］中日兩國關於台灣問題最終達成的表述為：「日本國政府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並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關於反對霸權主義條款，《中日聯合聲明》中也有所體現：「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針對第三國的。兩國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洲和太平洋地區謀求霸權，每一方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的努力。」［20］由此可見，在涉及國家核心利益的關鍵性問題上，中方堅持原則，毫不動搖，並且一以貫之。另一方面，對一些在當時歷史條件下矛盾不突出的問題，中方採取了適當的靈活性。比如在釣魚島問題的處理上，在70年代，基於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狀況以及對海洋權益的認識還處於發展之中，新中國領導人雖然對此時期的海外保釣運動給予了支持和關心，但在中日建交談判過程中，實際上採取了「擱置」的處理措施。另外，在美國對台軍售問題上，1978年12月15日，鄧小平在聽取了伍德科克關於中美關係正常化後美國保留向台灣地區出售防禦性武器的權利的說明後，雖然表述了「中美建交後，希望美國政府慎重處理同台灣的關係，不要影響中國採取最合理的方法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思想，［15］（pp.452~453）但同意中美建交。1982年8月17日，中美兩國政府才就分步驟直到最後徹底解決美國向台灣地區出售武器問題發表聯合公報，即「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27］

　　當前，中國正致力於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堅持合作共贏的理念，推動「一帶一路」的戰略構想。隨著國際局勢的發展，中、美、俄關係的調整以及中國對世界和平發展作用的增強，在建設中美新型大國關係以及推進中日睦鄰友好合作方面面臨新的局面。2015年9月，習近平就下階段中美關係發展提出重要建議，強調要推動中美關係始終沿著正確軌道向前發展。［28］同時，中國高度重視發展中日關係的基本方針始終沒有改變。在中國與美日雙邊關係深度調整的歷史條件下，回顧與總結20世紀70年代中國外交戰略調整的經驗不無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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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分步驟直到最後徹底解決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問題?中美兩國政府發表聯合公報?美國承諾售台武器首先在性能和數量上不超過建交以來近幾年的水平，逐步減少，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人民日報》1982年8月18日。

　　《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人民日報》2015年9月26日。

　　［責任編輯：葉張瑜］

　　［作者簡介］孫翠萍，歷史學博士，助理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當代中國研究所，100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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