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思想

政治理想 孔子生活在西周宗法禮制傳統較深的魯國，這時周王朝的統治權力已經名存實亡，諸侯間相互爭戰不斷，出現了「王道哀，禮義廢，政權失，家殊俗」的社會現實，「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了那個時代的特點。社會矛盾的激化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人的精神和信念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摧殘。這些共同構成了孔子政治思想產生的歷史淵源和社會條件，「仁」與「禮」是其政治思想的基本精神。 孔子的最高政治理想是建立「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暢行，「天下為公」，因而能「選賢與能，講信修睦」，「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矝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陰謀欺詐不興，盜竊禍亂不起，這是一幅理想化的傳說中的堯舜時代的原始社會景象，也是孔子憧憬的最高理想社會。「小康」社會是孔子主張的較低的政治目標。「小康」社會的基本特點是：大道隱沒，「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與這種貧富不均、貴賤不等相適應，產生了一系列的典章制度、倫理道德，「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立田裡，以賢勇知」，相應地還要設「城郭溝池以為固」，由是，「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這種社會顯然沒有「大同」世界那樣完美，但有正常秩序，有禮、仁、信、義，所以稱為小康。這種社會實際上描述了「私有制」產生後的階級社會的「盛世」，是近期奮鬥目標。 孔子的「大同」社會、「小康」社會理想對中國後世影響深遠。後來不同歷史時期，不同階段的思想家提出不同內容的憧憬藍圖和奮鬥目標，這種思想對進步思想家、改革家也有一定啟發，洪秀全、康有為、譚嗣同和孫中山都受到其影響。 政治主張 孔子所處春秋末年，這時周王朝的統治已名存實亡。諸侯爭霸，戰爭紛起，社會處於新舊交替的大變革時期。孔子在政治上主張恢復周王朝的統治，從而達到社會的穩定。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季氏》），「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陽貨》） 孔子主張恢復西周盛世的周禮，認為要挽救「禮治」，首先要求統治階級成員要確實以身作則按周禮行事,以周禮來約束自己,這樣「犯上作亂」的事就不會發生。「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上好禮則民莫不敢不敬」（《子路》，「上好禮，則民易使也」（《憲問》）。但孔子也認為對周禮應該有所損益，《論語?子罕》記載孔子所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以下。」春秋時，出現了臣樂？君、子樂？父、少陵長、庶廢嫡等違背倫理的行為，出現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政在大夫」、「陪臣執國命」的僭越行為。因此孔子認為維護周禮，須從「正名」入手，認為「正名」是治國大事。他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子路》），其作用在於用周禮的形式去匡正已經產生變化的社會。 針對春秋諸侯混戰的社會現實，孔子大力宣傳「仁」。《論語》曾從不同方面記載了孔子對「仁」的解釋，「仁」是他心目中為人、處世、接物、從政的最高準則。孔子對「仁」雖有多種解釋，但其核心則是仁者「愛人」（《顏淵》），「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 孔子認為對被統治的勞動者實行寬惠，即實行德政。德政包括兩個相互聯繫的方面，即經濟上實行惠民政策，政治上對民寬刑罰重教化。經濟上惠民，使民「足食」，「所重：民、食、喪、祭」。主張「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反對統治者無節制地剝削人民，過分的剝削會造成「不均」，「不均」是有國有家者的大患。政治上寬民，即反對實行「不教而殺」的純任刑罰的苛政，主張對人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為政》），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論語·為政）認為德化禮教能禁止犯罪於未萌，比行政命令和法律制度更具有效力。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道之以德」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是統治者必須推行德治，表現為寬惠使民，輕徭薄賦，省法輕刑。二是統治者為人民樹立道德榜樣，啟發民眾的心理自覺。「齊之以禮」又包括：一方面統治者要模範的遵守禮的規定，從而感化和影響群眾；另一方面是所有的人都應該用禮來規範自己，用禮來約束道德。這樣，德化與禮教的結合就能防止犯罪和反叛。孔子重教化，輕刑罰，但他並不否認刑罰的強制作用，他視德與刑為為政治德兩手，兩手都要重視。「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他認為政治寬厚百姓就會怠慢，怠慢了就要用嚴厲來糾正；政治嚴厲百姓就會受傷殘，傷殘了就要用寬厚的政策補救。孔子基於「性相近，習相遠」的人性論，認為犯罪可以通過德化和禮教來預防，罪犯可以通過仁德和禮義來教化，反對不教而殺，是道德教化為消滅犯罪的有效手段。認為審判和刑罰的目的在於消除爭訟發生的原因，而不在於殘酷的制裁，他的這一思想被後人歸納為「以德去刑」。 為了實行德政，孔子進而提出「舉賢才」的政治主張，《論語·子路》記載：「仲弓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赫小過，舉賢才』」；又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進而孔子把民意也列入了考慮之列。 孔子「仁」的思想以及由此而引伸出來的德政和舉賢主張，就其根本來說，起著維護等級制度的作用，但它突破了奴隸制度的「禮不下庶人」和用人上的「親親」原則，而且仁的思想中包含著惠民思想，順應了社會的進步，在當時具有重要的進步意義。 政治家修養 孔子評價子產說：「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公冶長》），認為他具備君子之道的地方有四個方面：自我修養，嚴肅認真;服事君王恭敬謹慎；教養人民多用恩惠；役使百姓合乎禮義。孔子通過對子產的評價，提出了作為政治家應該做到的四個方面的內容：嚴於律己；忠於君上；以恩惠教養人民；以道義役使百姓。這四個方面即包含對人對己，又包含了對上對下，是一個較為全面的評價和要求。正因為這樣子產使鄭國興盛起來，居相位22年，並得到人民擁護，同僚支持，國君的信任。孔子對此大加讚揚，表達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治家風範。 孔子提出「舉賢才」的主張，主張「學而優則仕」，從那些文化修養較高的人中挑選人才。認為「士」應當具備的標準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述而》） 志於道，是孔子提出的「士」應具備的一種立志追求真理的精神。「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讀書人立志學習和追求真理,但又以吃穿不好為恥辱,同這樣的人是沒有什麼好談論的。《論語》中的「道」，有道理、真理、正當的方法、做人的最高標準等涵義，志於道的「道」即指此而言。孔子對學習與追求這種道很重視，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語（《里仁》）。據於德，即以道德為根據。孔子重視道德的價值，主張根據道德來處理政事，進而形成了系統的德治思想。「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為政》），「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認為用德化來治理社會，人民不但知道廉恥，而且人心也會歸服，就像群星環繞著北極星一樣。他反對單純用刑罰行事，主張統治者用自己的道德榜樣來感化人民,對季康子云:「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顏淵》)依於仁，指以仁道為憑藉。「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主張處理各種問題都要依靠仁道。對人，要「愛人」(《顏淵》)，要「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也》）。對己，要「克己」（《顏淵》），要「修己以敬」（《憲問》），「剛毅，木訥」（《子路》）。對事，要堅持真理，「當仁不讓於師」（《衛靈公》），甚至「無求一以害仁，有殺生以成仁」（《衛靈公》）。孔子最終的教育目的就是用仁道精神來培養「士」、「成人」、「賢人」等，其最高的政治理想就是追求仁道，以達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世界」。游於藝，「藝」是指孔子教授學生的禮、樂、射、御、書、數。六藝有高低之分，射御為「六藝之卑」，鄭玄稱之為「伎藝」，孔安國謂之「小藝」，孔子亦有「吾少也賤，故為能鄙事，吾不試，故藝」（《子罕》）。書、數在其時亦屬「伎藝」，惟禮、樂為藝之高者。於遊藝中達到禮治天下之目的，是孔子追求的理想境界。 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堯曰》），孔子認為君子治政應尊五美，而屏四惡。「五美」指「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堯曰》），即君子治政應提倡五種美德：給民眾以實惠而自己不多耗費錢財，合理安排百姓勞作而不使產生怨恨；欲行仁政而不貪求；安詳舒泰而不居功自傲；儀錶容貌威嚴、莊重而不兇猛。「四惡」指「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會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堯曰》），屏四惡即強調為政應摒棄四種惡劣行經：不加教育便給以殺戮是為虐；只知苛求下屬完成事先不給予訓誡是為暴；先是怠慢其令，後突然限期，對誤期者又加刑罰是為賊；同是給民以財物，卻出手慳吝，猶如庫吏之作為，是為有司，皆非人君之道。 孔子還提出了君子治政應具備的其他的政治修養，如「在位謀政」，「士不懷居」、「安身取譽」、「善言心聽」等，這些政治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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