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官的收入

《唐浩明評點曾國藩家書》收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稟父母書》一通，說他上年秋天典試四川回京後，託人帶銀千兩回家。這是曾氏進京為官後第一次給家中付回較大一筆銀子。唐氏評點題為《清代官員的薪俸》，其中說：「清代官員的正薪很低。一個七品縣令年薪不過四十五兩銀子，祿米四十五斛；一品大學士年薪也不過一百八十兩銀子，祿米一百八十斛。按這個薪水過日子，簡直清貧不堪，擺不出半點做官的架子來。實際上，除正薪外，他們還應另外一筆收入，名曰養廉費。一年下來，平平安安未出差錯，縣令可得四百至二千兩，大學士可得一萬三至二萬兩不等的養廉費。」唐先生雖然以長篇小說《曾國藩》著名，但他對清代官員的俸祿僅是一知半解。茲就讀書所得，補正於下。

　　清代官員的俸祿有文武之分，唐先生只談到文官，所以本文所說也限於文官。文官年俸的標準是一致的，但在執行中京官、外官（地方官）有所不同，京官的正俸除俸銀外，還有斛數與俸銀兩數相同的祿米，外官則只有俸銀。

　　誠如唐先生所言，官員們除正俸外，還有另外的收入，但不僅一筆，也不都是養廉費（又稱養廉銀）。養廉銀一般不發給京官。京官每月可支領一兩五至三兩不等的公費銀，外官則有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案衣什物銀、修宅什物銀等收入。如正二品總督，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案衣什物銀諸項合計為五百八十八兩，超出正俸近四倍；正七品知縣，薪銀、蔬菜燭炭銀、心紅紙張銀、修宅什物銀、迎送上司傘扇銀諸項合計九十六兩，超出正俸兩倍。有些項目的銀兩，雖然以辦公為名，但實際上都歸於各官名下，成為正俸的重要補充。

　　清代文官的俸祿是比較微薄的。他們除了養家，還要自己支付幕僚、僕役、車馬的費用，顯然這點銀兩遠不足用。規矩的官員生活是非常貧苦的，如被康熙皇帝譽為「天下第一廉吏」的于成龍，在兩江總督兼江南、江西兩省巡撫任上去世時，將軍、都統及同僚前往他家探視，惟有竹箱中綈袍一套、床頭鹽醬器皿數件而已。

　　在薄俸之下，要維持正常或奢靡的生活，以及迎來送往，打點上司，除了貪污受賄外，所採取的半合法措施之一，就是徵收火耗。所謂火耗，就是各地將收取的零碎的賦稅銀熔鑄成五十兩一錠的元寶上繳戶部，熔鑄的過程中有所折耗，州縣之官於正額之外，私自加征部分銀子，以補折耗。火耗的加征是私自的，所以就沒有定額，征多少，全憑州縣長官自主。這些火耗銀大部分落入了州縣官的私囊。州縣官用這筆錢饋贈、賄賂督撫布按等大員，督撫布按也仰此補充官俸。朝廷曾諭令禁止私征火耗，但並未認真執行，實際上是默認。雍正初年，世宗採納山西巡撫諾岷的建議，推行火耗歸公，由各省布政使司管理，改私征為公派，規定徵收比例，不許私自增加。政府用這筆錢來彌補地方財政虧空、給地方官員發放養廉銀。養廉銀的發放以官員品級高低、事務繁簡為標準，品級越高，養廉銀越豐厚，同級官員中事務越繁巨的養廉銀就越多。養廉銀的數目很大，遠遠超出正俸標準。如總督的養廉銀超出正俸八十三至一百二十九倍，知縣超出九倍至五十倍。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並非誇大之詞。

　　地方官員支領養廉銀後，收入劇增，同屬文官系統的京官的俸祿就顯得更加微薄了。為了解決這一矛盾，朝廷除了給部分京官發放養廉銀外，在京官中先後推行了「恩俸」制與「雙俸」制。「恩俸」之制始於雍正三年(一七二五年)，是年，諭賞六部堂官恩俸，各如其正俸之數。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諭令給發京官「雙俸」。「恩俸」實為「雙俸」的肇始，不同的是，「恩俸」只賞給「六部堂官」，即六部的尚書和左右侍郎；「雙俸」則推恩於在京大小官員。「雙俸」制規定，除大學士、各部堂官是「雙俸雙米」，即俸銀祿米皆增加一倍外，其餘各官俱是「雙俸單米」，即俸銀增加一倍，祿米不動。由於俸祿基數低，即使是「雙俸」，所得也很有限，如一、二品大員，一年銀米之數俱不足四百，與地方督撫的巨額養廉銀相比較，其別如天壤。

　　京官儘管俸祿低，但一般還是能維持正常的生活，甚至是體面、優裕的生活。為什麼呢？因為京官除了朝廷發給的俸祿外，還有其他的收入。這其他的收入來自三方面，一是差事，二是印結費，二是「冰敬」、「炭敬」及「別敬」。

　　三年一次的各省鄉試，考官由朝廷從進士出身的侍郎以下官員中選派，鄉試結束後，地方政府要饋贈「程儀」，新科舉人也要送謝師禮，考官們可以得到二三千兩甚至更多的銀子，這是一宗不小的收入。曾國藩託付回家的一千兩銀子，就是他出任四川鄉試主考的部分收穫。除考差外，還有其它的差事，如提督學政、河工、巡視榷關等等。但差事並不是每次都輪到自己，一次差事都未得到的人也不少。

　　凡各省人士赴京會試、捐官，均須本省籍京官出具蓋有該官所在官署印章的文書，證明其履歷及身世清白，報部與府縣所出憑證核對。這種文書稱為印結。各省籍京官組成該省印結局，專事辦理印結。需要印結的人到印結局繳納一定的費用，即可領到印結。參加印結局的京官每月皆可從局中領取十幾至幾十兩銀子，稱為印結費。印結費對京官來說，是一宗比較穩定的收入。

　　京官雖然沒有錢，但是有權。外官(地方官)要想晉陞、辦事，就得設法巴結京官，給京官送禮。夏天所送稱「冰敬」，冬天所送稱「炭敬」。類似現在所說的「消暑費」、「取暖費」。還有其他的一些禮敬，統稱為「別敬」。有心計的外官，每年都要按時遣人進京送上「冰敬」、「炭敬」。「冰敬」、「炭敬」的數目數十至數百兩不等，有目的或交往深的自然不止此數。主管官員升遷、銓選、考核之權的吏部，主管全國稅賦、財政、薪餉的戶部各級官吏，所得較他部為多。手握重權的宰輔大臣所收受的錢物更是難以計數。如和珅被抄沒的家財，竟相當於全國十幾年的財政收入。

　　清制，外官督、撫、司、道、府官任職三五年要進京陛見，升職要入朝謝恩。外官到京，少不得上上下下打點一番。儀征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載，道光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張集馨由陝西督糧道擢四川按察使，入朝謝恩，「別敬軍機大臣，每處四百金，賽鶴汀不收；上下兩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辦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書、總憲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以次遞減；同鄉、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應酬，其用別敬一萬五千餘兩」。張集馨送別敬的面是很寬的，幾乎涉及中央各個部門。禮金的多少是因受禮者官職的大小、重要與否及交情深淺而定。進京的官員多，京官每年收受的銀子也頗可觀。

　　京官們當然喜歡外官進京，趁機受禮甚至設法索要。對此，外官雖然不能不給，但心中很是怨忿。《道咸宦海見聞錄》寫道：「京官俸入甚微，專以咀嚼外官為事，每遇督撫司道進京，邀請宴會，迄無虛日。瀕行時，分其厚薄各家留別。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饜，即十分周到，亦總有惡言。甚而漠不相識，絕不相關者，或具帖邀請，或上書乞幫，怒其無因，閔其無賴，未嘗不小加點染。是以外官以進京為畏途，而京官總以外官為封殖。余道光年間初任朔平守，未曾留別，但應酬師門而已。陝西糧道出京留別，其費一萬七千餘金。四川臬司出京留別，一萬三四千金。貴州藩司出京，一萬一千餘金。調任河南藩司出京，一萬二三千金。而年節應酬以及紅白事體，尚不在其內，應酬不可謂不厚矣。」張集馨官僅司道，若系督撫，所費更大。陳夔龍《夢蕉亭雜記》云：平遠丁寶楨光緒丙子年由山東巡撫升四川總督，進京陛見，道經天津，直隸總督李鴻章對他說，你此番進京，必有應酬，我知道你兩袖清風，一無所有，已為你預備一萬兩銀子，存在北京某號，你到京即可取用。寶楨其時囊中羞澀，又以李鴻章重友道，不忍拒絕，暫時收受。哪知到京後正逢某王某相生日，又有在京候考的貴州舉子一百幾十人盼望他接濟。綜計一應支出，前款萬不敷用，只好再致函李鴻章說，一客不煩二主，請再代籌萬金，李毫無吝色，又借了一萬兩銀子給他。這筆銀子，他至死也無力償還。晚年，讓在他幕府的陳夔龍代他致信李鴻章，說前荷盛情，久銘肝膈。屢思歸璧，力不從心，矢約來生再報。

　　多數京官仰仗印結費和收受外官所贈禮敬，大可平安度歲，但畢竟比不上外官豐厚，所以京官都想方設法謀求外任，有「在京和尚出京官」之說。據《夢蕉亭雜記》，光緒辛丑三月，陳夔龍由順天府尹奉簡河南布政使，李鴻章要他辦完議和再赴任。議和成，外務部一侍郎病亡。陳夔龍有幹才，辦過外交，頗得李鴻章賞識，有意推薦他接任此職。他悶悶不樂，「切切私慮，以汴藩(按即河南布政使)夙稱優缺，京僚獲簡，不啻登仙。若改京職，依然清苦。」他正憂慮之時，有武進某京卿，外交、財政均其所長，而尤醉心於做督撫，一聽外部侍郎病歿的消息，擔心自己被簡任，遂密電西安行在(時西太后和光緒帝正避寇西安)，說那桐曾任外部侍郎，必堪勝任。結果那桐奉簡。陳夔龍又怕慶親王回京留他襄辦與俄國的條約，坐卧不安。幸而無事，又奉命升漕運總督。於是立即南行，到任後才放心地舒了一口氣：「余遂為外吏矣！」一年未滿，他就向朝廷捐養廉銀一萬兩，助修被八國聯軍破壞的北京城。京官、外官之別於此可見一斑。

　　附錄：清代文官年俸的標準是：正從一品，俸銀一百八十兩，祿米一百八十斛；正從二品，俸銀一百五十五兩，祿米一百五十五斛；正從三品，俸銀一百三十兩，祿米一百三十斛；正從四品，俸銀一百零五兩，祿米一百零五斛；正從五品，俸銀八十兩，祿米八十斛；正從六品，俸銀六十兩，祿米六十斛；正從七品，俸銀四十五兩，祿米四十五斛；正從八品，俸銀四十兩，祿米四十斛；正九品俸銀三十三兩一錢，祿米三十三斛一升；從九品，俸銀三十一兩五錢，祿米三十一斛五升。

　　　（刊《文史天地》二〇〇四年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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