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魯：慘烈的人生與慘烈的藝術

08-04

石魯（1919－1982），當代中國畫家。原名馮亞珩，四川仁壽人。早年就學於成都東方美專，1940年赴延安入陝北公學院，從事版畫創作，後專攻中國畫。1959年創作《轉戰陝北》，名聲日隆。後與趙望雲創立長安畫派。擅長人物、山水、花鳥。早期畫風偏於寫實，用筆堅實謹嚴，多畫革命題材；後期畫風奇崛勁健，常以華山、荷花為題，筆力縱恣雄豪。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常務理事、中國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陝西省書法家協會主席、陝西省國畫院名譽院長、中國畫研究院院委等職。

石魯：慘烈的人生與慘烈的藝術

文：許石林

楊之光《石魯像》 1990年

廣東省美術館館長王璜生在《於無畫處筆生花——石魯藝術大展》前言中寫道：「石魯是一位具有獨特氣質、富於創造精神和力量藝術家，他的獨特氣質和創造精神來自於他的有一定背景的家庭出身及叛逆而參加革命的經歷，來自與他的自覺認同於時代而又獨行特立的思考精神，來自與他多才多藝和富於天賦同時又勤於學習和創造的品質。他的藝術成就如同他的人生經歷一樣，在閃爍了著摧殘光耀的同時令人為之揪心和扼腕。理性與激情、天才與癲狂、澆鑄了他在20世紀中國花壇上最耀眼、最富個性、最據爭議的大師魂魄，譜寫了中國當代藝術史在思想深度、藝術創造、人格精神上獨一無二的篇章；而同時，政治的風雲及迫害，病魔的摧殘和無情，使這位藝術大師的精神與聲明備受折磨甚至嘎然中止，這確實令歷史留下了無比的遺憾。」

王璜生先生的這段話，猶如石魯先生的弟子、畫家李世南先生草草幾筆勾勒出的《石魯印象》那幅畫，將石魯這位藝術大師的一生概括得很全面。石魯的一生慘烈而孤絕、頑強而奇峭、浪漫而悲壯，給人留下了人生與藝術、性格與命運、個人與社會等等諸多值得反覆思考的課題。

石魯《華岳松風》 1974年

從四川到延安

　　石魯，原名馮亞珩，1919年12月生。祖籍江西景德鎮，明末清初前往四川仁壽縣。至亞珩的曾祖父時，家勢達到極盛。馮家代代出讀書人，建有藏書樓，藏書十幾萬卷，可與當時的省圖書館媲美。亞珩自幼性格頑皮，露出天性反叛的特徵。人極聰慧，喜讀書，更喜繪畫。常常和給馮家大院做裝飾雕刻彩繪的民間工藝師傅在一起，受到視覺美術的啟蒙。但影響他終身投入美術事業者，是他的胞兄馮建吳。馮建吳在上海入吳昌碩創辦的美術學校學習，系統地學習了傳統中國畫及書法、詩詞、篆刻，以青年才俊之譽回到四川成都，創辦了東方美術專科學校。該校不斷聘請國內名師任課，15歲的亞珩在這裡受到了良好系統的中國傳統繪畫及西洋繪畫的教育。天資非凡的馮亞珩不但悟性極高，而且表現出異常發達的自學能力。後又入華西協和大學文學院歷史社會學系，此時，天賦於馮亞珩身上的反叛性格及宏大人格格局在知識的推助下，突顯出來了：他並不停留在繪畫藝術上，他開始思考國家民族命運等宏大問題。

石魯《打倒封建堡壘》 1949年

　　當他還在選擇徘徊的時候，他在一本小冊子上讀到了一篇《毛澤東自傳》，當時就被毛澤東的傳奇經歷吸引住了，毛澤東的大膽反叛者形象和要徹底改變中國命運的氣魄深深地迷住了馮亞珩。他在迷毛澤東的同時，發現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東西：騷動的，熱血沸騰的、充滿超我意識的理想主義、不甘受舊文化束縛的自由浪漫氣質，以及隱約朦朧地覺悟到的人道激情驅使下的均天下主義。不久，他向家裡要了第二學期的學費100塊銀元，卻沒有去上學，而是悄悄收拾了行李，瞞著所有人，向北，輾轉翻越秦嶺山脈，到了西安。他想去陝北，找毛澤東。這一年，他20歲。一直到次年即1940年，他才到達陝北，進入陝北公學院學習，後來又進入西北文藝工作團工作。這一年他改名石魯——因崇拜石濤和魯迅之故。

　　至此，馮亞珩像一根漂泊在風中的鮮活樹枝，終於以「石魯」為茬口，嫁接在了革命政治的大樹上，他獲得了來自大樹肌體的能量和激情，這是他所渴望的。然而同時，他從此就沒有停止過個體枝條與母體大樹之間的矛盾和悲劇性結合，他旺盛的生命力和藝術激情總是被來自母體的需要一次次修整和裁剪，創傷淋漓，他窮其一生都在忍受、反抗和試圖超越他與這個龐大母體之間與生俱來的類似生物性排斥。

　　在延安，由於他的家庭背景，他長期得不到完全的信任，甚至在他戀愛結婚的時候，就受到了干擾和阻撓，這使他陷入了深深的受打擊後的痛苦和抑鬱之中。經過了入黨、整風及「搶救」運動，他又一次次體會到了他與母體之間的某種天然的區別。他渴望成為母體中的強勁有力的健康肌體，但來自組織和周圍的本能式的偏見總在考驗著他。他在延安，只有埋頭努力地工作，深埋在工作當中，他才能獲得來自土地、天空、陽光、風雨帶給他的自然的撫慰。他同時如饑似渴地從陝北的民間藝術中汲取營養，他在生活中發現人性、發現生活、發現美。生活異常艱苦，他常常將出生的兒子用綁腿帶綁在肩上去生活畫速寫、抄民歌。他非凡的藝術天賦在特殊的年代得到了獨特的鍛煉和助長。石魯的具體工作是文工團的美工，為話劇、秧歌劇等畫布景，天性使然，他就在這種工作中也發揮著自己的創造，他深深知道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東西是什麼。他在回憶文字中津津樂道「群眾愛看的新拉洋片」，這個時候他就表現出了創造性地服務於革命宣傳需要的思維。其實，革命的宣傳需要是讓群眾看；而石魯的藝術家思維將其發揮成群眾愛看，二者的發生主體顯然有性質的差別。

石魯《延河之畔稿一》

石魯《延河飲馬草稿之二》

1945年，石魯離開文工團，調入邊區文化協會美術工作委員會，從此成為專業美術工作者。其實，他一輩子都沒有離開美術為宣傳的工作，只是他的生命力和對革命的激情，使他總想將宣傳升華為藝術的宣傳，讓宣傳通過藝術喚醒人。但是，革命的重大任務，使得人生在此時全盤被政治化了，藝術已經不是本體意義的藝術，這種分裂的癥狀折磨了這個天才一生。

　　1947年的政治形勢發生了突變，革命隊伍轉戰陝北，遠方是胡宗南軍隊的追殺槍炮聲，而眼前卻是毛澤東率領中央警衛團從容不迫地登上了一座山頭。石魯看到這幅情景，激動不已，他心目中毛澤東的英雄氣概更加高大挺拔。這一圖景刻畫在了他的腦海中，也成為他日後創作其代表作《轉戰陝北》的主要情節。

　　動蕩和嚴酷的生活，深化了石魯的人生體驗，他卻在動蕩艱苦中完美地保留並滋長著藝術家的秉性和胸懷，他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版畫作品問世。在《說理》中，他藝術地將政治提升到了人性的高度：當時有一些農民中的二流子、流氓，在清算地主剝削的大會上，起鬨胡鬧，竟發生了將地主當場用磚頭活活砸死的事件。石魯以對革命事業負責的態度，不僅寫文章對此表示制止，還創作了這幅版畫，主張革命要「說理」，與後來的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不謀而合。但是石魯因此也遭遇了一次人生危機，幸虧西北局書記習仲勛的表態，他才躲過一劫。石魯就是這樣極其敏銳地表現他的思想與藝術才華。

石魯《說理》 1950年

　　1949年，新中國成立，30歲的石魯出席了全國第一屆文代會，並參與籌建西北美術領導組織的工作。兩年後，在西北美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上，他以最高選票當選主席。但石魯卻極力推薦一直居住在西安的著名畫家、民主人士趙望雲先生擔任西北美術工作者協會主席，自己高興地做副主席兼西北畫報社社長。這是他和趙望雲先生良好合作的開端，成為一段流傳至今的文化佳話，成為至今影響美術界人士如何看待名利地位的明鏡。這一良好的開端，不只是一段佳話，實則是石魯以個體之力，表現出共產黨人和藝術家的胸懷氣魄與智慧，這使得陝西畫壇的主要健康力量迅速凝聚，為日後長安畫派的興起和成熟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果然，趙望雲、石魯領導的陝西畫壇，很快就以優異的成績令全國美術界刮目相看。

《轉戰陝北》：藝術與命運的轉折

石魯《轉戰陝北》現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

　　在整個50年代，石魯的藝術事業蒸蒸日上。他多次外出寫生，並重新開始專著於水墨畫的創作與研究。石魯的藝術天才得到了空前的迸發，他除了深研中國畫以外，也在年畫、油畫、版畫等方面作出了驚人的創造。在《於無畫處筆生花——石魯藝術大展》中，許多人第一次發現了石魯作為藝術大師全面而深厚的藝術修養，他樣樣都會，樣樣都通、樣樣能精。他的作品中，輕易地給美術史研究者提出難題，原來許多美術史上煞有其事的所謂學術問題，在他這兒，早早地都在實踐和解決當中。由於對新社會的旺盛激情與熱愛，石魯表現出遠遠高於一個畫家的個人藝術角色定位，他在寫生中深入生活，還於1954年完成了電影文學劇本《暴風雨中的雄鷹》。他還計劃要寫以劉志丹為題材的電影文學劇本。

　　在有關石魯的藝術爭論中，有人片面地認為石魯作為從延安過來的藝術家，其文史修養和傳統功力等等是欠缺的。這就是沒有真正了解石魯。石魯的文學創作才華、文學的敏銳思維和藝術靈性就能說明一切。讀石魯的文字、詩詞和石魯論畫談藝的文字，會發現他是絕頂的聰明，並極其刻苦且會刻苦用工地鑽研到學問的海洋中去了。他只是不帶痕迹，是更高級的將學養「化」到自己身心中去，不留痕迹而已。李世南先生在他的《狂歌當哭——記石魯》一書中，詳細地記錄了一個學識淵博、胸懷博大又被他所鍾愛的文化所化、讓文化成就自己而自己一點也不被文化吞噬的人間藝術精靈。

石魯《轉戰陝北》毛澤東像習作

石魯《轉戰陝北》色稿

　　讀書、創作、研究，成了石魯這10年的主要生活。石魯這一時期還出訪了埃及、印度等國，這給了石魯除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蘇聯藝術以外的另一種外國文化的影響，使這個聰明絕頂的人在如何理解本民族的藝術方面獲得了很大的啟迪。慢慢地，「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思想清晰地形成並確立了。

　　1959年，石魯40歲。這一年，為迎接建國十周年大慶，文化部組織一批優秀畫家到北京集中創作，為剛落成的重大建築創作一批革命歷史主題繪畫。石魯住在齊白石紀念館，在這裡，他創作了著名的國畫《轉戰陝北》。據廣東畫家楊之光先生回憶，當時大家都忙著找資料、尋素材、勾草圖，而石魯卻捧著一本《唐詩》優哉游哉地卧讀，一點都不著急，他早就心中有數。

　《轉戰陝北》完全打破了中國傳統繪畫中的人物畫和山水畫的區別，它是人物畫，人在畫中所佔比例很小；它是山水畫，卻明明表現的是人。石魯以宏大磅礴的氣勢，表現了他曾經記憶中的毛澤東從容地轉戰陝北黃土高原的情景，這個紀念碑式的驚人構圖，聯想恢宏而奇特，畫面色彩輝煌壯麗、刀劈斧砍一般的色塊結構，顯示出無窮的力量，壯美的詩化抒情性，給人們的想像留下了空間。至今仍是美術界研究和品味的不朽之作。他同時還創作了著名的《延河飲馬》，以沒骨水墨技法表現山水，含蓄而細膩。這些革命歷史主題繪畫，並不是簡單的圖解主題，而是石魯以豪放為基調、兼顧婉約沖和的浪漫主義美學境界的外現。即他已經不是政治宣傳意識，而是藝術抒情。石魯進入了他的藝術全勝時期。這是個值得今後人們研究的課題：何以在那樣一個年代，在以革命歷史主題繪畫為創作主導的特殊時期會崛起一個石魯？

　　然而《轉戰陝北》並沒有能在國慶十周年的大展中展出，原因是一位將軍在看了畫之後說：毛主席身後怎麼才一個人一匹馬？還站在懸崖邊，這不是懸崖勒馬嗎？照這位將軍的理解，畫中的人物不應該是毛澤東，是蔣介石才對。一位戎馬倥傯的將軍對於藝術的誤解情有可原，但如果像這樣一位有影響力的人的話被用來做藝術和政治主題的裁判，就產生了悲劇性的結果，石魯因此受到嚴厲批評。日後挨批鬥這也是重要罪狀。與此同時，美術界有人聞風而動，連續發表文章批評石魯，著名的「野怪亂黑」之說就由此產生。

　　倔強的石魯骨子裡的反叛精神和革命激情又一次佔據了他的全部身心，他對於謬誤絕無半點忍讓和遷就，他在日記中寫了一首打油詩以揚其志——

　　人罵我野我更野，搜盡平凡創奇蹟。

　　人責我怪我何怪，不屑為奴偏自裁。

　　人謂我亂不為亂，無法之法法更嚴。

　　人笑我黑不太黑，黑到驚心動魂魄。

　　夜怪黑亂何足論，你有嘴舌我有心。

　　生活為我出新意，我為生活傳精神。

　　但是《轉戰陝北》和後來的大畫《東渡》，成了他命運的轉折點，從此無盡的苦難折磨著這位偉大的藝術家。

《東渡》之後

石魯《東渡》色稿

　　5年後的1964年，為迎接國慶15周年，石魯抱病創作了大型革命歷史主題繪畫《東渡》，作為《轉戰陝北》的姊妹篇，表現毛澤東領導的革命軍隊為中華民族的未來勇猛戰鬥的英雄氣概。石魯這一次的創作，在藝術手法上表現得更為超前，無論從構圖還是手法，都讓人為之震撼：俯瞰黃河之上，一船的船工和戰士出烘托下的毛澤東的背影，堅毅而高大，激流勇進，一往無前，人物形象如銅澆鐵鑄一般。不料，當時的政治氣氛已經開始發生可怕的變化，一位後來與江青團伙關係密切的西安美術學院的教師說：「石魯畫了一船土匪，把毛主席像成了土匪頭子！」這一驚人「發現」開始了石魯從此至死的悲慘命運。《東渡》也沒能送往北京參展，後來，這幅度3米×5米的大畫下落不明。人們至今在《於無畫處筆生花——石魯藝術大展》上，看到的只是《東渡》的草稿和色彩稿。即便是這樣，草稿和色彩稿，至今仍散發出強勁的力量，其英雄的氣概仍能從畫面上流瀉下來，感染並喚醒著參觀者。

石魯《東渡》擬金剛之畫法

石魯《東渡》鋼筆稿

但是，石魯因它而受盡磨難，成為緊接之後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中飽嘗苦難的文化界代表之一。石魯被殘酷地挨整，還在於他受盡苦難，卻絲毫不改藝術家的良心、不廢理想主義者的志氣，他在1969年就指名痛罵江青，公開反對江青的「文化大革命」旗手地位和與不對文藝座談會紀要。這在當時他為自己所招致的災禍，可想而知。

　　石魯藝術文集記錄了石魯當時的遭遇和環境：「我了『橫空出世，莽崑崙，閱盡人間春色』，春字用古體，人家就抓住了，說我寫的是『人間昏色』，反動！」「公安局、工宣隊叫我畫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我不畫，畫不出來，我不會說假話。」「法西斯蒂，憑空杜撰，專橫武斷，一切都講政治，不講藝術規律。我對這些很反感，我不要這號政治，要真正的藝術。」

　　他被折磨得精神分裂，身體遭到嚴重摧殘。不堪忍受的時候，他曾經逃跑回四川，在廣元的山野里流浪，靠偷吃農民的紅薯玉米生活。李世南先生的《石魯廣元落難圖》形象而傳神地記錄了這一辛酸經歷。後被當地農民抓住，以為是國民黨空投的特務，交給公安機關，之後再押送回陝西繼續批鬥。還專門組織了「石魯黑畫展」，讓陝西數十位大學的各門類教授研究石魯的畫為什麼反動、有多反動。

　　更為驚險的是，曾經有一個時期，陝西文藝界有人頻頻鼓動著要將石魯槍斃。後來經過朋友的奔走和醫院的證明，證明石魯「瘋」了，才沒有執行槍決。

　　在這樣不堪忍受的歲月，石魯的精神時而正常時而癲狂。無論在正常和癲狂中，他那已經藝術化了的思想和精神絲毫沒有停滯，更沒有倒退。反而以另一種精神狀態，探索到了藝術世界裡常人難以企及甚至難以想像的境地。正如石丹所說：在一個整個國家都瘋狂的年代，一個瘋子可能比其他「正常人」更能清醒地面對一個發了瘋的社會。在《於無畫處筆生花——石魯藝術大展》中，有許多那個年代石魯的作品，怪異而神奇的符號與線條，給人以深遠而詭秘的想像空間。其手法極端工細又極端寫意，兩者是那麼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處處不和諧最終構成了和諧之美，讓人嘆為觀止。

　　他無論書法和繪畫都在這一時期得到了升華式的轉化，彷彿藉助了苦難的力量，讓他飛升到了一個人神共享的藝術境界。

石魯《秦嶺冬麓》1960年

石魯《東方欲曉》1962年

　　石魯面對苦難，有一種本能的自我化解能力，他多次畫《蘭花圖》，落款都寫這樣的詞句：「蘭之香也，不食肥土」、「蘭宜乎瘦土」。石魯的大智慧和高境界，於此可見。石魯說：「有了這個『文革時代』，偏偏又遇到我這個不服氣的個性，就出來了這些東西。」

　　如今，許多人站在展覽大廳，品讀這樣的詞句，心中激起豐富的聯想和思考。

夭折的藝術大師

　　粉碎「四人幫」後，全國的文藝界都呈現出逐步復甦的景象，大地回春，人心裡慢慢積攢著暖氣。而陝西文藝的冬天似乎特別長，對石魯來說，他很長時間都出了不「三九」嚴寒的冰封雪藏，一年多後還被專案組抓住不放。

　　後來，經過了北京華君武等老朋友的努力，石魯的申訴信轉到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胡耀邦手中。不久，文化部部長黃鎮就派專人到陝西調查石魯的案件。之後黃鎮部長又派人接石魯到北京看病。

　　石魯被從陝西的精神病院用單架抬到火車站，從窗戶里送進了火車。

　　在北京，石魯受到了許多美術界老朋友的歡迎。石魯歷盡磨難而又姿多彩的傳奇故事開始廣泛地流傳。

　　直到1978年底，石魯的政治結論才出來，徹底解放了。解放來得姍姍而遲。其實，石魯一直是一個自我解放者，他的解放就表現在他無論經受多少苦難，都完美地堅守著人性的本真、保護著人格的豐滿、絲毫不動搖對藝術的忠誠。這樣較之面對邪惡，隨波逐流、同流和污、竊位苟安甚至充任幫凶，他就是一個徹底的自我解放者。他從來就沒有把自己交出去。因此，當那個來之不易的政治結論送到石魯手中的時候，他並未表現出有多大的歡欣。

　　他要在逐步寬鬆的氣氛里，做自己想做的許多事。他有創作的計劃，他有教學的計劃，他有辦一個大學專門講授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計劃。然而，長期遭受的非人摧殘，奪去了他的健康。他又一次住進了醫院。在缺席的情況下，他當選為陝西省美術家協會主席。不久，中國美術家協會與中國美術館聯合主辦《石魯書畫展》，這一年他60歲，這是他第一次舉辦個人畫展，也是他生前惟一一次個人畫展。展出了石魯230多幅不同時期的代表作，那幅給他帶來命運轉折的《轉戰陝北》懸掛在最引人矚目的牆壁上。展覽好評如潮，被認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有分量」的一次個人畫展。

　　就是這一次個人畫展，畫家石魯這位藝術大師，卻躺在千里之外的醫院病床上。

　　1980年，《石魯書畫展》在西安、重慶、南京、長沙巡迴展。石魯本人在醫院的病床上，開始了他被中斷了20年的《學畫錄》的續寫和修改工作。

　　1981年，陝西南部大水，石魯在剛剛成立的陝西國畫院，為賑災畫了一幅大幅《荷花圖》，成為他的封筆之作。之後長病不起。

1982年8月25日下午，一代藝術大師石魯病逝。臨死前，他對夫人說：「我是不甘心的，我不甘心死去，我的事情沒有做完，我存了多年的宣紙還沒有畫……」

直到今天，人們在觀看《於無畫處筆生花——石魯藝術大展》時，許多人還有中地產生一個20多年來時常縈繞在石魯的家人、學生和美術界的渴望：假如再給他10年、20年生命，多好！

石魯之子石果總結說：「在石魯一生中對藝術理想與社會、民族理想的追求中，始終伴隨著種種苦難，這是中國社會歷史在20世紀劇烈變遷的必然過程。不同的是石魯沒有選擇如常人般隨機應變，善存其身，他始終如一地選擇了與苦難同在，他以一生的磨礪完成了一個理想主義殉道人的形象。有後來的美術論家惋惜石魯由於早逝而成為一代『夭折的大師』，豈不知石魯是以其勇於殉道的超凡激情而夭折，才是中國現代美術史上不可多得的文化英雄。這種事實和意義提升拓展了中國繪畫藝術的精神境界，由此以後，中國繪畫藝術的巔峰增加了一個新的高度：在人生的精彩與藝術的精湛上，單一的取巧將顯得單薄。畫是一種印證，但只有在印證了人格的豐厚與純粹的時候，畫才有價值。」

（本文主要內容來自石果先生的《石魯畫論》，致萬謝!）

石魯《公園的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