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西部農業困頓探析

清末民初西部省區或因生態環境嚴重製約農業生產的發展，或受交通狀況阻隔，與市場特別是國際和國內各省區間商品運銷網路聯繫稀疏，阻滯了農產品商品化的進程，其間出現的大面積的罌粟種植，則成為農產品商品化的一種畸形現象，對當地農村經濟並無助益。中外工商資本的介入，是當時農產品改良、生產技術和經營方式改進的主要動因，而這也是西部地區所缺乏的。與此同時，西部地區較之東部更多地承受著天災人禍的打擊，這就更使西部農業長期滯處於簡單粗放乃至原始的耕作狀態。

近代中國是一個農業國，農業的狀況舉足輕重，各地區經濟發展程度的差異，也主要決定於農業。在當今大力推進西部開發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剖析清末民初西部農業的困頓，有助於增進對國情和歷史的認識。

一

清末民初西部省區農業生產的自然環境，各具特徵。①陝西省中北部、甘肅東南部、青海東北部和寧夏東南部所處的黃土高原，原本是林草茂密的地區。但是由於幾千年來在黃土高原上進行不合理的開發，無休止的濫伐濫墾，使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導致嚴重的水土流失，使黃土高原成為黃土裸露，溝壑縱橫，生態環境與生產條件惡劣的地方。[1](P347)道光《秦疆治略》所述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可為代表：「環縣皆山地，鮮平原。土著民多，客居民少。人處窯洞，地皆沙土。風烈霜早，氣候苦寒。所種二麥只十分之一二，秋禾以菜谷為主，其餘均系雜糧。豐收之歲僅能糊口，荒歉之年民不聊生。山陡泉下，地高河低，溉灌不能接引。水利無由而興。舟車不通，商賈裹足。縣民除力農外，牧羊挖炭為生，別無營運」。土壤貧瘠，水源缺乏，使這些地方的農業生產長期處於勉強糊口的階段，很少有商品化的農產品輸出。

地域廣袤的新疆，早在漢武帝經營西域前，這裡就在綠洲上發展了農業。新疆天山南北兩路的全面開發是從清代開始的，清初康熙年間新疆處於蒙古準噶爾部統治之下，這一時期農業區仍主要集中在南疆各地，主要農業區有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烏什、阿克蘇、拜城、庫車、庫爾勒、吐魯番、哈密等。南疆各地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當地的維吾爾族農民，耕作比較粗放，農作物結構中除糧食作物外，瓜果也占重要的地位。清初在南疆農業發展的同時，北疆伊犁河流域以及額爾齊斯河流域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農田。自乾隆年間清廷確定「屯墾開發，以邊養邊」的方針後，來自甘肅一帶的農業人口不斷遷入，加速了農田開墾，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北疆農業人口已達11萬，各類屯墾如兵屯、遣屯及由當地維吾爾族農民構成的回屯和旗屯區域基本定型。[2](P79)1884年新疆建省，1887年清朝政府廢屯墾舊制，將已墾地丈量歸民，並制訂了一系列鼓勵屯田的政策。到民國初年，新疆各地已墾地有66.67萬公頃，遠遠超過了清前期康乾盛世屯田的總數。1912年至1928年，主政新疆的楊增新曾把「開渠墾荒」作為「新疆要政」，但實效不大。此後也進展遲滯，到1943年新疆各地新增墾荒地總計不足10萬公頃。新疆的農產品商品化，也進展遲緩。新疆氣候乾燥，光照充足，熱量豐富，由高山冰雪融水補給的水源穩定，發展灌溉棉區條件優越。雖然當地植棉歷史悠久，早在公元六世紀前，非洲棉就沿著「絲綢之路」傳入新疆，在南疆和吐魯番一帶就有種植。但由於交通閉塞，水利設施差，糧食供應緊張，種植技術落後，棉花發展緩慢，直到1949年棉田總計3.3萬公頃，總產量0.5萬噸，分別僅佔全國總數的1.2%和1.1%。[1](P60、202)

西藏和青海東北部以外的地區，同屬人稱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是一個海拔為3000至6000米的巨大「山原」。遼闊的土地面積，罕見的海拔高度，起伏劇烈與變化多端的地表形態，垂直與水平變化明顯的生物氣候環境，強烈地制約著農業生產的發展。[1](P424)長時期以來，僅在雅魯藏布江以及湟水谷地等河川穀地，農業生產有所推進，其餘大部分地區以畜牧業為主。

雲南、貴州、四川以及陝西漢中所在的西南省區，由於這一區域內自然條件與人文背景差異較大，農業生產的區域不平衡現象突出。西南地區在自然地理上分別屬於四川盆地、雲貴高原以及漢中盆地三大地理單元。四川盆地的大部分以及雲貴高原均以丘陵山區為主，農業生產的發展主要依靠位於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與漢中盆地。以戰國時期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揚名天下的成都平原，一直是西南地區農業生產最發達的地方。明清以前，漢中盆地的農業開發，主要分布在盆地中部的平原地帶。盆地四周的丘陵山地，是在明清以後湖廣、川蜀等地移民的共同努力下，才進入大規模開發階段的。據統計，康熙至道光年間漢中盆地人口增加約3倍，山區人口增加數十至上百倍。在人口的壓力下，移民最初開墾低山丘陵，以後逐漸轉向海拔更高的山地，至道光年間已將農田延伸到海拔1400～2000米左右的山地。[3]

雲南、貴州受交通阻隔，與中原地區的直接來往不便，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大多數是少數民族，生產方式一般都很落後，許多地區到1949年前仍是採用「刀耕火種」的原始方式。其特點是，地域空間特徵鮮明，即雲貴高原上平地壩子與山地之間自然條件的差異很大，居住在壩子里的民族生產方式較先進，山上的民族則相對落後，隨著居住海拔的升高，生產方式越原始，山上山下表現在生產方式和社會進步方面的差異懸殊。[4](P228)

與東部相比較，西部省區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顯然較嚴峻。所謂農業生態環境，是指由與農業生產密切相關的，直接影響農業生產的自然環境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組成的，具有特殊結構和功能的多級自然、社會、經濟系統。概括地說，農業生態自然環境子系統由光、熱、水、土、氣、生物等因素構成，它為農業生產提供了最基本的生產條件，自然環境條件的地域差異和時間季節上的變化，強烈地影響著農業生產，使農業生產帶有強烈的地域性和季節性；同時，自然環境的優劣也直接影響著農業生產的自然生產力的大小。農業生態社會經濟環境子系統，由水利化程度、農業技術水平、機械化程度、農作物品種、農業政策、社會需求等因素構成，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人類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程度，同時決定了農業生產經濟生產力的高低。[1](P114)受具體生態環境的影響，西部省區的農業生產往往又呈現出各自區域內的發展不平衡。寧夏在自然地理上可以分為銀川平原、寧南山區、河東沙區三部分，寧南山區與河東沙區都屬於乾旱缺水地區，由於降雨量少，對農耕業造成極大的困難，歷史上這裡人口稀少，除州縣城附近有少量的農田外，大多數地區以非農業生產形式為主。銀川平原的農業開發歷史悠久，自秦漢以來就不斷有內地人口到這裡墾殖。據清《嘉慶重修一統志》記載，當時直接由黃河開口引水的乾渠共有23條，全長1000多公里，灌田200餘萬畝。灌區人口已達21萬餘戶，139萬餘人。這裡主產糧食，夏產小麥、豌豆，秋作則為穀子、糜子、大豆等，除當地農戶需用外，還能補給鄰近地區。[4](P215)、[5]

陝西漢中地區與陝北不同，這裡土壤、氣候和水資源條件較好，農業開發歷史悠久，明清時期進展更大。漢中等較大盆地的水利事業可追溯至西漢，而山間小盆地（平壩）農田水利的興修，則與明清時期川楚等南方稻作地區移民的進入有著密切的關係。據估計，在清中期處於漢中盆地的南鄭、城固、沔縣、褒城、洋縣五縣，水田面積分別佔耕地總面積的43.3%、21.2%、26.4%、8.5%、8.1%。清代中後期，當地水田已較廣泛地推廣了稻麥複種制。民國《續修南鄭縣誌》稱，縣境種植以稻麥為大宗，水稻「除南北深山及北境高原不能引水灌溉外，余皆產之。產量沃田每畝約二石至二石五斗」。大小麥則「於水田收稻後種之」，腴地每畝5～8斗。漢中盆地內的旱地，「以麥為正莊稼，麥收後種豆，種粟，種高粱、糝子。上地曰金地、銀地，歲收麥畝一石二三斗，秋收雜糧七八斗」。西鄉、漢陰、商州等小盆地內的情形大致相同。在河谷山間盆地的四周，是秦巴山地。長久以來，秦巴山區叢林密布，除少數山間通道外，鮮有人跡。直到明中期特別是清中期以後，隨著外來移民的大量進入，秦巴山區才逐漸得到開發。此前，秦巴山地低山丘陵地帶的作物種植，以黍、稷、蕎等雜糧為主；高寒山地，則只有零星的燕麥、苦蕎等農作物。移民大量移墾後，除在河谷與山間平壩大力發展水利事業，擴大水田面積外，在低山丘陵地帶主要是推廣玉米種植，而在中高山區則廣泛種植馬鈴薯。要而言之，漢水上游即漢中地區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依次形成三個大致清晰的農作物分布區域：河谷盆地和山間平壩是傳統的主要農業區，以種植水稻和麥類作物為主，玉米等雜糧也佔有一定的比重，普遍實行稻麥複種或麥和雜糧一年二熟制。低山丘陵地帶乃是在乾隆以後逐漸形成的，以玉米為主要作物的種植區域，以一熟製為主，間有實行麥和玉米或粟谷、洋芋二熟制者。中高山地則是嘉慶以後開闢的，以種植馬鈴薯、苦蕎為主的區域，普遍實行一熟制。這裡也有煙草、棉花等經濟作物的種植，但多屬拾遺補缺，並未形成較大的產區和輸出。直至清末，漢中地區的棉花生產一直不佔重要地位，所產甚至不敷當地之用，還需仰賴漢水下游的輸入。[6]同屬陝西的關中地區，因得渭河水源之利，農業生產條件優於陝北。這裡「地勢平坦，土沙參半，氣候適宜，乾燥少雨，為陝省棉產最宜之地」。[7]但是由於土棉質地不佳，獲利不高，加之交通不暢，運輸成本高，一般無力開拓外地市場，只能用來供應當地農戶的日常生活需要。以西安為中心的渭河谷地棉產區的形成和棉花大量外運，要到20世紀30年代得力於美國優質高產棉的引種和隴海鐵路延展至西安。

相對而言，東部沿海沿江及交通幹道沿線地區農村受對外貿易、城市經濟和近代交通業發展的促動，農產品商品化進程加快，逐漸形成一些經濟作物專業產區，諸如以盛澤、湖州為中心的太湖平原蠶桑區及珠江三角洲蠶桑區；以浦城、塘西、濟寧、衡州為中心的福建、浙江、山東、湖南一帶的煙草區；江浙沿海、湖南、湖北、江西沿江以及華北平原的產棉區；福建、廣東、台灣的產糖區；閩粵沿海、蘇北、河南、河北的花生產區等。[1](P64)而西部省區除四川自然條件較好，並有重慶作為外銷農產品集散大港外，其餘或因生態環境嚴重製約農業生產的發展，除糧食作物勉強糊口外，少有經濟作物種植和輸出；或受交通狀況阻隔，農產品難以外運，與市場特別是國際和國內各省區間商品運銷網路聯繫稀疏，阻滯了經濟作物的規模種植，所能向外輸出的多是地方土特產品，其中罌粟因為其易於加工提煉，量輕價高，便於長途販運，在西南的雲、貴、川和西北的陝、甘等省有大面積的種植，成為農產品商品化的一種畸形現象，對當地農村經濟並無助益。

二

清嘉道年間，在邊遠地區已有鴉片種植。「雲南省地方，寥廓深山邃谷之中，種植罌粟花，取漿熬煙，其利十倍於種稻。自各衙門官親、幕友、跟役、書差，以及各城市文武生監商賈軍民人等，吸煙者十居五六，並有明目張胆開設煙館販賣煙膏者，其價廉於他省，近（時為1838年——引者）復販運出境，以圖重利」。[8](P420)當時，貴州、四川、新疆、廣西等省均已見鴉片種植。[8]咸豐年間，受市場需求的刺激，國內鴉片產銷活躍。《1868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載，進口鴉片價格下跌，「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使市場未能保持較好價格的主要障礙，是雲南和四川兩省種植罌粟的面積大為擴大。目前，經常有一定數量的這種中國生產的鴉片從漢口運到上海」。面對「已有大量的中國鴉片從很遠的四川、貴州和雲南等省自行設法運到上海」，美國駐滬領事麥華陀提議，「為了有效地對付中國人的競爭，必須設法使印度鴉片以更低的價格出售給消費者」。儘管這樣，內地所產鴉片仍憑藉成本低、路途近的優勢，源源運抵上海。《1872年度上海港貿易報告》載，外國鴉片在近五年間，「其進口量始終停滯不前，1872年則確見下降。與此同時，中國鴉片的產量卻已是原來的四倍還要多」。[9](P168、194、257)1881年由輪船經漢口運抵上海的四川鴉片有2402擔，1898年達8800餘擔，凈增近3倍。[10][11](P66)19世紀末，清朝政府的財政危機日趨嚴重，雖極力搜括，多方羅掘，仍不敷支出，於是便想通過公開允許種植罌粟和提煉鴉片，增闢稅收來源，「迨至光緒朝，政府注重土稅膏捐，方恃此為入款大宗，恨不得廣種廣銷，為增進利源之計」。[12]各地罌粟種植，愈演愈烈。1912年清皇朝覆滅後，在北洋政府的統治下，雖然宣布禁止鴉片，實際上形同虛文，《海關十年報告》載：「在涉及禁煙的問題上，人們使用一些像『表面上的查禁』和『合法的買賣』那樣的修飾語是太有必要了。罌粟仍在陝西、河南、甘肅、湖北、湖南、福建、四川、雲南、貴州等地種植，中國所有省份都在公開或秘密進行鴉片的販運和買賣。非法的鴉片交易早在1916年就同合法的買賣勢均力敵，現在它自己有了地盤，當然規模做得更大，足以影響上海貿易的平衡狀況。」[13](P186)在繼起的國民黨政府的統治下，這種局面並無多大改變，上海的鴉片貿易照舊進行，「土行煙館星羅棋布」，被當時人譏為「今日國府煙禁下滄海一粟之怪象」。[14](P43)

鴉片禁而不力，西部省區多有大面積罌粟種植。據估計，20世紀20年代貴州約有2/3的地區種有罌粟，在黔東苗、侗少數民族聚居的部分地區，有約90%的耕地用於罌粟種植。甘肅除隴西外，也遍種罌粟，1928年煙田面積約佔全省農田的3/4。寧夏全省10縣，其中有7個縣種植罌粟。四川的鴉片種植，則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南地區，其中如茂縣的一些村寨至20世紀40年代末，煙地面積仍占約70%；馬邊縣三河口地區，約有2/3的耕地種植罌粟。[15]雲南省檔案館藏1954年該省民政廳《我省鴉片煙毒情況》調查資料載：「雲南省是我國歷史上出產鴉片最多，銷路較邊沿地區。解放前，封建軍閥和反動國民黨政府依靠鴉片為其財政收入的一部分，官僚財閥經營鴉片貿易，強迫與利誘農民種植，致使鴉片流毒全省，估計種植鴉片面積約有650餘萬畝，佔全省可以耕種土地面積的1/5，年產鴉片量為3000萬兩至5000萬兩。解放前夕的1948—1949年為最盛時期，普遍種植鴉片，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平均80%的人口以鴉片為換取生活必需品的主要資源，鴉片產值占當地農作物總產值的70%以上。造成糧食缺乏，人民生活日益貧困，多數人民染上鴉片嗜好，估計全省約佔總人口1/4的人吸食鴉片，人民體質日漸衰弱，傾家蕩產流離失所的悲慘景象到處可見。在銷售方面，以昆明、宜良、開遠、曲靖、沾益、下關為鴉片主要集散地，並由昆明空運至黔、桂、渝、漢、穗、港等地出售，運回沃水等制毒原料，在邊沿線上的多直接銷售國外。」[16](P18)貴州的情況，與此相去不遠。據統計，貴州煙稅「從二十年代後期至三十年代中期，平均每年全省煙稅總額竟達六百至八百萬銀元，佔全省稅收總額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17](P85)民國貴州省政府文件載：「1947年度為貴州省禁絕煙毒年限，就第六區專員陳世賢電稱沿河縣普遍種煙一案，除電飭務川縣縣長調派警兵協助查鏟外，沿河縣縣長田阡陌查鏟不力，准先予記大過一次，仍飭立即查鏟禁絕，違即撤懲。」[18](P203)1926年，甘肅境內「沿途所看到的農作物，除了小麥以外，只見滿坡的罌粟……這種殺人的毒物，在政府冠冕堂皇『寓禁於徵』的口號之下，公開地販賣著。於是在農村經濟中，留下了一種極大的危險性。譬如在甘肅，有許多農民因土地太少的原因，全賴種煙為生，如果官廳無計劃的絕對厲行禁止鴉片，這些農民就一時不容易生活；同時，官廳方面因為全省每年全收入四百萬元之中，鴉片捐稅卻佔了一百五十萬元，所以不敢再談禁種鴉片的問題，於是官民互相回護著，做著鴉片的買賣。所以甘肅的政治問題，也每每以分配鴉片煙稅為中心問題了」。[19](P59)民國初年，陝西地方軍閥割據勢力，為增強實力，擴充地盤，把鴉片視作籌餉的主要來源。為此，他們推廣罌粟種植，藉以抽取高額煙稅。1920年，陝西督軍陳樹藩與省長劉鎮華委派40多名勸種煙委員分赴各縣，督促農民種煙，並宣布種煙一畝，要一次徵收大洋30元的稅金。[20]此後，關中各縣都種植了罌粟，各縣少的種800畝，多的超過2000畝，周至縣的煙田有54000畝。[21]1933年，陝西各縣種植罌粟，「最高者佔地95%，最低者亦佔30%」。[22]

罌粟種植面積越來越大，所抽捐稅也越來越多。對陝西農民而言，如果罷種罌粟，改種其他農作物，必須交納「白地敬」13元，負擔更重，對於煙苗只能「用全副精神去慘淡經營，惟恐不勝，而對正當的農作，反以任其荒蕪」，[23]其結果是大片糧田變為煙田後，很少有改種其他農作物的。在雲南，農民種植鴉片佔用大量耕地，直接排擠了糧食和其他經濟類作物的種植面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糧食等生活必需品供應不足，牽動其價格上漲。據估計，民國年間雲、貴、川三省的罌粟種植面積約700萬畝，其中雲南約150餘萬畝，貴州約140餘萬宙，四川約400萬畝。這些煙地均系良田沃土，按畝產糧食1石多估算，種煙減少了約1000萬人的口糧。糧價上漲，供應緊張，庫存短缺是必然的結果，一遇災年，糧食歉收，更是饑饉立見，無以覓食。[24]同時，農民種植罌粟還得負擔額外的煙畝罰金，它被地方政府視為大宗財源，一旦開徵，就難以解脫，如鎮雄縣「上東四五甲人民甘願具結清委查勘，不願再種。而功令又須以縣為單位為標準計，種者固罰，不種者亦罰」。農民生計深陷泥淖，很多農戶不得不借高利貸度日，俗稱「放煙債」，「貧者生產不惟無剩餘，且不足自給。故臘月賣新煙，五月糴新谷（煙土須三月始上市，谷須八月末始黃熟，貧農在臘月、五月煙谷尚未成熟之際，已將田地中之煙谷抵押罄盡）。明知剜肉補瘡，受高利貸之剝削，而生活壓迫之下，雖火坑亦甘心跳入也」。民國初年，「放煙債」已經成為雲南農村突出的社會問題，直接影響到農業的再生產。[25](P114～117)罌粟對種植地區農村經濟的危害，於此可見一斑。這種畸形的經濟作物種植，非但沒有給這些省區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家生計的改善帶來契機，反使其更陷危機和困境。

與東部地區相比較，清末民初西部省區農業生產和經營方式的變革，步履更顯艱難。[26][27]已有學者指出，在西部地區的農業技術選擇中，交通與市場是一種重要的制約因素。交通條件和市場的發育水平直接影響技術的傳播與選擇過程。改善交通和市場條件，可以拓寬新技術信息的來源，降低獲得新技術的成本，縮短技術傳播的時間，減少採用新技術的風險。西部的農業技術發展過程表明，不同的交通與市場條件會促使農民選擇不同的經營與技術方式。在不同地區，農業技術的變革和傳播的速度有很大差別。一般說來，交通較為便利、地形阻隔程度較低、人口流動較為頻繁的地區，技術傳播的速度較快，而且技術推進過程中的示範效應也相對顯著。應該說，西部省區農村經濟往往表現為一種具有相對意義的「遙遠」和「閉塞」狀態。西部絕大多數農業人口居住於遙遠和閉塞的地區。但是，「遙遠」和「閉塞」在不同的地區也還是存在相對的差異。一般說來，中國西部的農村比起東部地區來更具有「遙遠」和「閉塞」的性質。就西部而言，黃土高原北部、青藏高原、西南山區、河西和新疆地區比起關中、四川盆地來，「遙遠」和「閉塞」的性質則又更為突出。相對的「遙遠」和「閉塞」所具有的基本特徵之一，就是交通條件的惡劣。交通的不便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人們的往來，並進而使農民難以獲得技術方面的必要的信息以及改進農業技術的動力和刺激。[28](P310)

位於西北乾旱、半乾旱區的新疆、甘肅、寧夏，農業生產的最大難題是缺乏水資源。這些省區農業生產的布局，都與水資源的利用緊密相關。由於氣候乾旱，降雨稀少，從事農業生產必須依靠灌溉。這些省區灌溉水源各有特點，新疆、甘肅一帶主要依靠冰雪融水發展綠洲農業；瀕臨黃河的寧夏銀川平原，採取引黃灌溉的方式。無論依靠哪種水源，離開了灌溉就無法進行正常生產，這些省區的農田於是因為灌溉水源地點的不同而形成島狀農業分布。1907年英國人斯坦因去西部考察，他在甘肅安西所見：「從他們（指當地官員——引者）能夠或者願意提供給我的信息上來看，安西地方的總人口看上去大約有900戶。但即使這個數字也是被誇大的，必須記住這個數字裡面還包括了河流更上面的幾個小綠洲的人口（例如小宛和雙塔堡），以及在低岡上的少數幾個相對繁榮的村莊。」[29](P4～5)新疆是三座大山中間夾著兩大盆地，冰雪高山和戈壁沙漠佔了新疆面積的四分之三，人們賴以生產和生活的僅僅是處在高山和盆地之間沖積扇地帶的片片綠洲。[30](P292)當代有學者曾記述：「有一次去新疆，從烏魯木齊乘一條小飛機越過天山，飛往南疆的喀什。從飛機上往下看，新疆就像是一個碩大無朋的沙盤，在一道道赭紅色的山嶺之間是土黃色的荒漠，中間稀疏地散布著大大小小的綠洲。以後坐汽車返回時，往往清早出門，汽車在一望無際的戈壁上持續行駛八九個小時，才出現了一片綠洲。其他時間整天看不到一個村落，出了綠洲又是綿綿不絕的戈壁和沙漠。」其感嘆今天有汽車等機械運輸工具尚且如此，在只有人力、畜力作為交通工具的古代，各綠洲間聯繫的艱難可想而知。[31](P222)20世紀初葉，在新疆遊歷的一名德國人寫道：「所有的綠洲間，都有沙漠阻隔。1905年，就有一隊從北京載運銀磚到吐魯番的車隊，在哈密到吐魯番間遇上沙暴。結果兩輛載重車被暴風掀翻，同行的60名清朝騎兵則被狂奔的馬匹帶到沙漠深處，有些人馬慘遭沙石掩埋，屍骨遍尋不至，有些人馬則到屍身風乾後才被發現」。[32](P23～24)交通閉塞，直接阻礙技術傳播。

寧夏平原的土壤耕作和作物栽培技術，並未因為有較好的灌溉條件而具有精耕細作的屬性。這一地區的水利技術在黃河上游是較為先進的，但其他農業技術從總的特點來看，仍只能歸入粗放技術型一類。之所以如此，同社會經濟環境有密切的關係。水資源的豐富只是推動了水利技術的發展，但並沒有改變其與地理位置相關聯的社會經濟環境，其中最主要的一個因素，是當地缺少實行精耕細作農業技術的勞動力資源。據民國時的調查，寧夏沿河各縣農民耕種，只於春暖時將田土翻犁耙平，引渠水灌溉，於芒種時將稻種播散於田中，使其自行茁苗生長，以至收穫，從無分秧者。換言之，當地一直採用較為落後的直播法。此外，除了水田外，其他各種早地農作物只一收，多數地方的複種指數不高。由於土地較廣而人口較少，農民每可擇地而耕，易年而種，所以對土壤的培肥也不甚重視。這樣的技術方式，與同為西部地區重要灌區但重視精耕細作的關中相比，顯然屬於不同的類型。[28](P79、8)甘肅河西地區也有相對較好的灌溉條件，但農作物栽培技術還是較為粗放。清前期河西一些地方種植水稻，「人鮮知法，間有種者，亦非插秧，但撒谷種，任其自生耳」。這種現象在民國初年仍然可以看到，「土人不諳置畦插秧之法，只散播種子于田間，聽其自生」。②在新疆各地，農業生產技術方式則更為粗放。宣統《新疆志稿》稱：「其耕種之法，扶犁一具，駕以兩牲。田無疇列，但橫斜欹曲。掀土而播其種，迎風揚撒如繁星。旱田一犁之後，任其自長。水田犁行一周，布子泥淖中，用耙覆之，不知分秧之法，稂莠蔓生，弗刈弗薅。及其蘊繁，並無灌溉，待日曝龜坼，草盡枯萎，乃引水溉苗，苗輒復活，亦間有俱槁死者。」③

雲、貴、川等西南省份，農業生產的自然條件如氣候、降雨量、植被等，比上述西北省區相對較有利。但云貴高原山高坡陡，河谷幽深，各農業點之間交往不便，與外界的溝通更難，各地尤其是在少數民族地區，原始的刀耕火種長期沿用至20世紀中葉。四川盆地精耕細作農業技術歷史悠久，但緊鄰其地的川西高原，則到清末仍是刀耕火種。[28](P311)總體而言，由於西部人口稀少，農業技術的選擇不免有選擇粗放農業的趨向，其代價是森林的砍伐和植被的破壞。雖然不少事例說明，在清代西部的很多地方，人們都有意識地保護森林，保護植被，但森林的砍伐和植被的破壞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水資源狀況的惡化，導致不少地區灌溉水田農業向旱作農業演化；灌溉導致的土壤次生鹽鹼化，在不少地方使土壤生態系統朝不利於農業生產的方向發展。[33]有學者指出，習稱的「廣種薄收」可視為粗放農業技術方式的典型特徵。而說到廣種薄收，人們很容易想到黃土高原，但實際上黃土高原以外的西部其他區域中也都是粗放的耕種方式佔據著主導的地位。清代粗放農業技術，廣泛存在於黃土高原的西北部和北部、隴東和隴南、河西、青海各地，青藏高原東部、天山南北、秦巴山區、川東、川南、雲貴高原若干山地和河谷地區。從歷史發展角度看，粗放耕作技術是原始撂荒農業技術向精耕細作農業技術進化的一種過渡形態。但在清代西部地區，由於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自然環境條件的制約，它卻成為空間分布最廣的農業生產技術方式，與中國東南地區的精耕細作農業技術方式形成了鮮明的對比。[28](P14)

近代東部地區所出現的外國先進技術和經營方式的引進，在西部則很少見到。據考證，1902年，四川合川舉人張森楷創辦四川蠶業公社，股本銀9300兩，設有桑園和繅絲工場，雇有工人，「每年售絲桑集種之利，計入四千餘金」。1908年，成都吳天成集股設立富川墾務農林有限公司，實收資本28萬兩。[34](P87～88)民國初年，受「振興實業」思潮的推動，四川、貴州相繼有人投資興辦農墾企業。1913年，王榮廷等人集股在四川馬邊租墾荒地。同期開辦的還有雷（波）馬（邊）屏（山）墾殖公司和（崇）寧雅（安）邛（崍）拓殖公司。貴州台拱的興利公司，種植油桐2萬餘株，可年收桐籽500石。邛水的協興油桐公司，集股5萬元廣植油桐；另有一家公司植桐、杉各8萬株。1916年成立的鎮遠興利墾殖公司，也以栽植桐、杉為業。[35](P1)、[36](P24～25)、[37](P13～15)在廣袤的西部大地，這類農墾企業實屬罕見。因為，「從根本上講，所謂新式農墾企業，並不是從農村內部生長出來的，並非農村經濟發展的結果，而是從外部移植或嫁接到農村機體上的，歷時近半個世紀，一直沒有生根開花」。[38](P287)不僅新式農墾企業，就連農產品新品種的引進，也不是在傳統農業基礎上自發形成的。有學者詳細研究近代山東農作物新品種的引進後指出，從市場經濟需求的角度看，品種引進推廣首先是近代機器工業與口岸市場發展的產物。棉花、煙葉、花生均為近代工業的重要原料。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內紡紗、捲煙、榨油等機器工業的興起與發展，以及口岸市場農產品出口的增長，一方面刺激、加大了市場對優質棉花、煙葉和花生的需求，同時也凸顯了新市場需求與傳統農業生產結構之間的矛盾，而迅速增長的需求壓力，通過中外工商資本對農業生產和流通領域的介入滲透，不僅推動了國外良種的引進，而且在市場價格機制的長期作用下，對引進後的推廣過程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39]、[40]、[41](P534)、[42](P538)中外工商資本的直接介入，是農產品改良、生產技術和經營方式改進的主要動因，而這正是西部地區所缺乏的。與此同時，西部地區較之東部地區更多承受的天災人禍的打擊，如雪上加霜，更使西部農業長期滯處簡單粗放乃至原始的耕作狀態。

三

近代中國在全國範圍內，自然災害迭出，國計民生屢遭重創。有統計表明，在1840年至1949年間，因災死亡人數在萬人以上的大災即達124次，其中死亡10萬人以上的28次，死亡50萬人以上的11次，100萬人以上的6次，1000萬人以上的2次。[43](P2～3)自然災害的發生，與生態環境的破壞密不可分。就全國範圍考察，中國存在著三個較大的生態環境脆弱帶。在這種地帶中，環境變化的頻率高，速度快，空間範圍廣，可被替代的概率大，可以恢復原狀的機會小，對於改變界面狀態的外力抵抗能力低，因而整個生態系統不穩定性強，脆弱度高，往往某一環境要素一旦出現波動，整個系統就會隨之發生變化並造成災害。具體而言，這三個較大的生態環境脆弱帶，其一是寧甘川滇梯度聯結帶，這個地帶是西部高山急劇下落而變為東部相對較低的平原區的過渡，沿此地帶地震、滑坡、泥石流和暴雨較多；其二是季風邊緣脆弱帶，主要包括內蒙古中東部、寧夏南部、甘肅中東部、陝北、川西山地、青海和西藏的東部、雲南北部和西部，其北段大致相當於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帶，南段則大致疊合於寧甘川滇梯度聯結脆弱帶；其三是東部濱海脆弱帶，系由液相海洋與固相大陸相互交接而形成的一個既不同於水體也不同於陸體的水陸交界過渡帶，是地震、海嘯、颱風、風暴潮、海水入侵、鹽鹼化重點打擊的地區。[44][45]在上述三個較大的生態環境脆弱帶中，有兩個涵蓋了中國西部的大部分省區，而東部沿海地區則因其土層厚實，氣候濕潤，雨量充沛，植被茂盛，農業生產的生態環境相對較好，很大程度上緩解了自然災害的打擊，災後也會得以較快地復元。誠如有學者指出，元明清以來，「支撐著長江流域這一基本經濟區的，與其說是水利事業的興衰，莫如說是這裡更加穩定的農業生態系統」。[43](P288)而西部地區脆弱的生態環境一旦遭破壞，自身幾無自然修復之功能，西北地區土地沙化的蔓延便觸目驚心。1958年中共張掖地委秘書處編《河西志》載：「民勤縣頭壩地區原有南樂堡、青松堡、沙山堡等20多個村子，2300多戶人家，20000多畝土地，在解放前的200多年中土地全被流沙埋沒，只剩下薛百溝、小東溝、化音溝3個村子，340多戶，3000多畝土地了。薛百溝的百戶人家，解放時只剩下9戶了。」土地沙漠化和風沙之患，迫使不少人舉家離鄉。據1936年的記載，鎮番縣自1929年以來，「鎮地風土沙狂，氣溫寒涼，西外渠、東渠等多處幾被風沙埋壓凈盡，又兼水淹，竟無可耕之田，流亡人眾，接踵道路，縣民凄慘之狀，未有甚於其時者」。[46](P28、273)

中國東西部自然條件的差異，從人口的地理分布也有清晰的反映。地理學家胡煥庸1935年在《地理學報》第2卷第2期發表論文《中國人口之分布》，提出了著名的瑗琿——騰衝線：「今試自黑龍江之瑗琿（今黑河——引者）向西南作一直線，至雲南之騰衝為止，分全國為東南與西北兩部；則此東南部之面積，計四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積，計七百萬方公里，約佔全國總面積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則東南部計四萬萬四千萬，約佔總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僅一千八百萬，約佔全國總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懸殊，有如此者。」這條線，至今仍然是體現中國人口分布地區差異的一條最基本的分界線。據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這條線東西兩側的人口比重分別是94%和6%。[47](P237)有學者指出：「中國人口分布的極度不平衡性，根本上是由自然條件的差異所導致的，面積廣大的西部地區自然環境惡劣，不適宜人類居住，農業生產落後，更重要的是水資源極度匱乏，無法承載大量的人口；而與此相反，東部地區自然環境優越，是世界上最大、自然條件最為優越的農業區之一，可以承載高密度的人口」。[48](P468)

晚清以來，戰亂頻仍，社會經濟屢受沉重打擊。由於東西部自然地理、人文歷史及其對國家財政收入影響的差異，政府的善後舉措和民間的際遇有所不同，結果也相異。19世紀中葉相繼發生的太平天國農民起義(1851～1864)、雲南回民起義(1856～1873)和陝甘回民起義(1862～1873)，有鮮明的反映。19世紀中葉歷時十餘年的太平軍與清軍之間的交戰，給東南沿海江浙等省的社會經濟以重創。這一地區是明清以來的重賦區，人稱「蘇松太三屬為東南財賦之區，繁庶甲於天下，而賦亦於天下為最重，比其他省有多至一二十倍者」。[49]以歲征漕糧計，清代江蘇省額徵漕糧正耗總計250餘萬石，在有漕八省即江、浙、皖、贛、鄂、湘、豫、魯之中位居第一，而蘇州、松江、常州、鎮江、太倉四府一州就佔202餘萬石，佔全省總額的80%以上。[50]19世紀中葉的連年戰火及其間的饑荒、瘟疫，使江浙地區遭到嚴重破壞，人口銳減，大片土地拋荒，經濟凋敝。據估計，在太平天國戰爭中，江蘇、浙江兩省死亡人口分別達1679萬和1630萬，死亡人口占戰前人口的比例分別是37.5%和53.8%。[51](P553)以蘇南地區計，1810年青浦縣人口總數為332000餘人，1865年降至208000餘人；嘉定縣1813年有人口436000餘人，1864年減為305000餘人；吳江縣1820年人口數是304000餘人，1864年降至113000餘人。[52](P151)人口銳減，土地拋荒，直接影響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戰後，官府首重招民墾荒，蘇南地區著力「招募淮北流民，給以工本、農具」；浙江湖州「迭經出示招墾，多有兩湖、皖及本省寧、紹、溫、台客民搭棚墾荒」。[53]官府的鼓動和江浙地區相對更有利於農作和謀生的自然地理和社會環境，吸引鄰近省份大批人口遷入，緩解了戰後勞動力的奇缺，有助於殘破的社會經濟的較快恢復。據估計，至1889年蘇南地區接納了約160～260萬移民人口，占當地人口的28%～45%。移民主要來自安徽、湖北和蘇北，蘇南戰後接納的外省移民大約為80～130萬人。[54](P553)

在大力招徠墾民的同時，又有減賦的舉措。面對土地荒蕪、經濟凋敝的局面，時任兩江總督曾國藩認為再要科以原先的賦額，既不現實也無可能，同時他也需要籠絡為數甚多的中小地主，以集結地主階級的力量，儘快在原太平天國佔領區或活動區重建封建統治秩序。1863年6月，蘇南戰事接近尾聲，曾國藩就與江蘇巡撫李鴻章會奏請旨核減蘇、松、太糧額，得到清廷允准。[55](P3419～3420)自1865年起，蘇、松、常、鎮、太四府一州漕額由原先的2029000餘石減至550900餘石，松江府由427000餘石減至310900餘石，核減率分別為37.2%和27.3%。[56]減賦的推行，實際並不影響清朝政府的財政收入。由於「賦重民窮，有不能支持之勢」，在減賦前，蘇南地區漕糧徵收常常不能足數。據統計，19世紀30年代該地區實際約得額徵漕糧十之七八，40年代為十之五六，50年代則「僅得正額之四成而已」。[57](P3529)所以，曾國藩奏請減賦時，就明言此舉是「借減賦之名，為足賦之實」。[55](P3419～3420)同時，他又附片提出「以核減浮糧為理漕之綱，即以辦理均賦為治漕之用」，規定以後徵收漕糧，「紳衿平民一例完納，永遠革除大小戶名目，不使州縣陵虐小民，敢為暴斂而不顧，亦不使各項陋規困苦州縣，迫使病民而不辭」。[55](P3425～3426)、[57](P3541)雖然在具體執行時大打折扣，但畢竟使各級官吏及土豪劣紳有所收斂，漕糧負擔嚴重不均的現象有所緩和，自耕農和一些中小地主因此有所得益。太平天國失敗後，曾國藩等人得以在蘇南地區很快穩定局勢，當地的社會經濟漸趨復甦，與曾國藩等人的上述措施不無關係。若從更大的範圍考察，「從社會經濟來說，太平天國雖然沒有改變土地制度，但它對部分地主分子的人身消滅和整個地主階級的經濟勒迫，又造成了地主分子的出逃和地主經濟的萎縮，部分農民因此可以得到一定數量的土地。同時，內戰之後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經界變形，向存黃冊、魚鱗圖冊蕩然無存，促成客民開墾得地的種種可能和永佃制度大量形成」。「這個過程會產生相當數量的自耕農。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資本主義勢力的經濟浸潤首先開始於東南。因此，這些增多的自耕農面對的已不是舊時的自然經濟了，他們離商品和市場近在咫尺，並時時受到刺激。這種經濟環境無疑會使自耕農的增多促進生產和消費的增多。這些對後來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產生和發展，多少有點好處」。[58]

環顧大致同一時期的中國西部，情形則迥異。中國人口分布東密西疏，是歷史上長期以來形成的基本格局。據統計，1851年全國平均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81人，江蘇省以每平方公里448人居各省之首，它周圍的浙江、安徽、山東分別以310、232、225緊隨其後。福建、廣東等沿海省份，人口密度均超過每平方公里100人。而在西部的陝西、甘肅、新疆、雲南、貴州等省，每平方公里人口均未超過100人，新疆甚至每平方公里不到1人。[59](P85)19世紀中葉的戰亂，更使西部人口凋零。1856年，雲南大理爆發杜文秀領導的回民起義；1862年，陝西、甘肅也發生了回民起義。兩者都持續十餘年，至1873年被鎮壓。戰爭給雲南造成巨大破壞，其間主戰場幾乎都是位於雲南省境內經濟相對發達的地區，故戰火給當地經濟以重創，省城昆明幾經交戰，「自咸豐六年丙辰起，至同治八年己巳，先後十四年，回漢死亡者十之七八」。禍不單行，至少在雲南府，戰爭中鼠疫造成的人口死亡，超過了戰爭本身的屠殺。其結果，「民少而貧，元氣大傷」，至19世紀90年代雖已歷經20年，「城外仍是一片瓦礫，浩劫也，不可不證」。[51](P556～557)戰爭和鼠疫流行，對大理的破壞更巨，直到民國年間仍未得到有效的恢復，「各鄉田畝荒蕪猶多，城內四隅更多空地，村墟寥落，滿目蕭條。生易營業終難起色，人多游手，戶鮮蓋藏，地方現狀比較嘉道間極盛時期僅得十之一二耳」。[60]地處邊陲的雲南，經濟和地理條件原本落後、閉塞，戰後對戰時人口損失的彌補，並未出現如江南那般外省移民的湧入，主要靠自身人口的再生產。據統計，回民起義前的1851年，雲南合計人口有1267.5萬，至1865年雖然大理、普洱等地人口因戰爭已有所減少，但全省人口仍在增加，人口年平均增長率達到3.9%。從1865年至1872年，人口減少241.6萬，加上自1856年以來的死亡人口，戰爭中的人口損失超過270萬，其中有很多是鼠疫流行造成的人口死亡。從戰後至1910年，人口年平均增長率為4.8%，1910年至1953年為6.3%。[51](P566～567)勞動力的缺乏，阻滯了戰後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1862年後相繼發生的陝、甘回民起義，對西北地區的社會經濟影響至深。是年，回族民眾在關中起義，遭清軍鎮壓，陝西各地陷於戰火之中。至光緒初年，陝西又遭遇大旱。連年戰亂和嚴重的自然災害，迫使陝西各地民眾大量外遷。其中，回民起義失敗後，關中、陝北等地回民絕大部分被強行遷往甘肅、青海等地。大致說來，同治至光緒初年關中地區遭受戰禍及自然災害最烈，人口外遷數量最多，而陝南、陝北人口遷出數量相對較少。從歷史上看，關中地區一直是陝西省人口最為密集的地區，但在光緒以後，昔日地狹人稠的關中因人口稀少變成人口遷入區。[61](P393～398)據估計，在同治初年開始的民間衝突及以後的回民與清軍的交戰中，關中地區人口損失約45.8%，關中以西地區約23.3%，陝南地區約26%，總計人口死亡約416萬，陝北地區的死亡人口以戰前人口的30%計，死亡人口為50萬，合計陝西全省損失人口約466萬，戰後陝西人口尚存900萬。至光緒初年稍有喘息，又遭丁丑（1877年）大旱災，人口大量死亡或逃徙，1880年全省人口僅為707萬，人口損失243萬。歷經戰爭和災荒，陝西人口累計損失約710萬，人口數量不及清前期的乾隆四十二年（1776年）。回民起義發生前的1861年，甘肅全省人口總數約為1945.9萬，戰後1880年，估計人口僅存495.5萬，人口損失1455.5萬，損失比例為74.5%。[51](P600～601)戰後的陝甘，滿目瘡痍，身歷其境的左宗棠奏稱「陝甘頻年兵燹，孑遺僅存，往往百數十里人煙斷絕」。[62](P63)而在他的「善後」舉措中，為防範再次爆發回民起義，強令「徙戎」，即強迫倖存的陝甘回民離開故土，遷往「人跡斷絕」的偏遠地區，遠離城鎮、要衝並不當大道，即回民所說的「三邊二稍」地區（山邊、河邊、湖灘邊和溝稍、渠稍）；被遷回民不能「並聚一處」，必須分散隔離，不得「私遷」、「合居」或「私返原籍」；在回村實行聯甲制度，設置十家長、百家長管束；回民無往來各地的自由，去附近城鎮訪友、購物，須得百家長允准和領取「號簽」，去省內遠府州縣（西路及關外均不準去），須得地方官允准並領取「路票」，違者嚴辦。「徙戎」的實施，把金積堡一帶的陝西回民二萬餘人移到化平（今寧夏涇源）一帶；把固原的陝西回民數千人移到平涼的大岔溝一帶，把河州的陝西回民三萬餘人移至平涼、靜寧、會寧和定西一帶，把在西寧的陝西回民三萬餘人移到秦安、清水一帶，同時把金積堡一帶的原有回民加以分散，遷到好幾個地區；又把肅州、甘州、涼州僅存的回民數千人移到蘭州、榆中一帶。強行「徙戎」的舉措，使回民的經濟文化水準急遽下降，給回族本身和西北地區都帶來巨大的後患。[63](P39～240)具體而言，元明兩代及清朝中前期，統治者調整民族關係，制定較為平等的民族經濟政策。這一時期，西北地區相對來說，社會安定，沒有發生過大的民族衝突和戰爭，社會經濟得以緩慢發展。但自清中葉以後，由於清朝政府推行民族歧視政策，在鎮壓了各地回民起義後，將回民的土地視作「叛產」予以沒收，強行打破回族聚居區，強迫他們離開世代辛勤耕耘建立的家園，遷徙到水源缺乏、荒僻貧瘠的不毛之地，在極為惡劣的自然條件下，從事極簡單的農業生產，西北的農業經濟趨於衰敗。[64]

注釋：

①　本文所稱的西部，包括當時西北陝、甘、寧、青、新和西南雲、貴、川、藏。對這些省區歷史上的農業狀況，以往學術界曾有不少研究，諸如上述各省區的通史類著作，都設有「農業」門類；也有各省區的專史研究，如華立的《清代新疆農業開發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等；亦有一些跨省區的研究，如蕭正洪的《環境與技術選擇——清代中國西部地區農業技術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等；但尚少對西北和西南諸省區作綜合考察並與同期東部省區作比較研究者，故本文擬對此作一嘗試。②乾隆《肅州新志》卷6，物產；民國《高台縣誌》卷2，物產。③宣統《新疆志稿》卷4，農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