疏解中國社會張力的主要關鍵(二)

疏解中國社會張力的主要關鍵

（2009-07-13）

　　也有許多人認為，如果能夠允許中國的媒體像美國那樣自由，獨立於政府的管理約束之外，那麼就可以通過媒體來監督政府行為，貪腐的問題就能夠得到完滿解決了。可是，就如同西式政治民主制度沒有能夠幫助亞洲和拉丁美洲解決貪腐問題那樣，媒體的獨立與自由也沒有能夠幫助這些國家和地區解決問題。香港就是其中一個例子。香港媒體的自由度比美國還要高，但是在香港學習新加坡採用廉政制度之前，那裡的貪腐現象相當普遍。香港目前的政府體系很清廉，但不是因為媒體自由所致，也不是實行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所致，而是採用了新加坡廉政模式的結果。

三個值得借鑒的成功模式

　　為了防止誤解，筆者需要申明一個基本觀點：本人並非認為民主政治和媒體監督在幫助防治貪腐方面毫無作用，它們的正面作用是要予以肯定的，但是前述事實告訴我們，這兩個條件不是決定政府清廉與否的最關鍵的因素。

　　中國要實現政府的廉潔化，有必要認真參照境外的成功經驗，同時也參照自己以前的成功經驗。有三個模式值得仔細分析：一是新加坡模式，二是美國模式，三是中國自己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所展現的模式。

　　新加坡在人民行動黨於1959年執政以前，政府官員和辦事人員的貪腐相當普遍，與東南亞的其他國家無異；現在的新加坡政府體系卻是亞洲和全世界最清廉的政府體系之一。新加坡實行的不是西式民主政治制度，新聞媒體也不擁有美國或英國媒體那樣的「自由」。新加坡的轉變是另外兩個主要因素造成的：首先，新加坡建立了由總理公署直接統率的貪污調查局，徹底追查和懲罰所有貪腐人員，形成了震懾貪腐的強大威力，令心欲貪腐者相信，如果貪腐，必將被發現，並且遭到懲罰，不敢稍存僥倖之心。其次是將政府的辦事機構當作社會公僕，只能為民眾服務，不準（而且是絕對不准許）怠慢和剝削民眾（如榨取回報，或曰「辦事收租」）；凡是涉及資源供應（如水、電、原料供應）、利益獲取（例如讓誰獲得某一塊可以發展房地產業的土地）、條件利用（如交通工具的利用）的事務，統統放在市場的架構內，按照公開、統一的標準進行操作，不容許私人關係或官員身份關係的介入；凡是涉及證照、升學、獎勵一類不可能採用市場制度加以解決的問題，則按照公開、統一的普適標準加以處理，不允許任何人享有特權，經手賦予任何人特權的官員或辦事員一旦查證屬實，都會遭到懲處。政府機構的此種服務制度不給貪腐者留下機會，辦事效率很高，需要辦事的人不需要付出市場價格和履行正常手續以外的任何資金成本、心理成本或社會成本，用一句通俗的話來說，會有一種很爽的感覺。

　　美國的模式與新加坡有所同，也有所不同。在美國，不給官員和政府辦事人員留下貪腐機會的做法與新加坡幾乎完全相似。但是美國沒有廉政公署，美國的司法制度雖然對貪腐絕不留情，但是聯邦政府或州政府都沒有高舉廉政公署這樣的尚方寶劍。那麼為什麼美國卻和新加坡一樣，貪腐只是非常個別的現像呢？原因在於美國人的祖先經歷過強調理性的啟蒙運動的洗禮，他們和他們的祖先也經歷過啟蒙運動之後的業界和政界的數百年歷練，由於這種洗禮和歷練，大多數人比較懂得做事必須顧及後果，必須用長遠的利益來規範眼下的個人行為，才能真正獲得利益最大化和代價最小化的結果，也懂得法律具有社么樣的威力，知道法律不可不尊重，否則會帶來嚴重後果。

綜合新加坡和美國模式　　

　　比如，絕大部分商家知道不能作假，也不能慢怠顧客，否則，生意做不下去，更談不上長遠的大展宏圖。官員也是這樣，理性告訴他們，為了眼前，因貪腐而身敗名裂，毀掉自己的一生是不上算的，所以除了少數愚蠢昏頭的人之外，沒有人要走貪腐之路。中國的官員、商家和百姓之中有太多的人缺乏這種起碼的理性，喜歡貪圖近利，貪圖個人或小集團的狹隘近利，不顧大局，不顧長遠，實際上是愚不可及，結果是害人、害己、害黨、害國。

　　中國大陸在1950至1966年間，政府的清廉也是亞洲最好的典範之一。這個階段的清廉源於兩種因素的結合：其一是中央政府的鮮明懲貪立場和果斷行動，另一個因素是集體或全民所有制經濟制度與國家計劃的統一分配製度，基本上消除了行賄的需要，也基本上消除了辦事收租或利用其他形式剝奪民眾的機會。

　　中國不可能回到1966年之前的狀態。但是新加坡和香港向清廉的成功轉化說明，中國只要能夠綜合新加坡和美國的止貪模式，加上為人民服務的正面教育和顧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理性教育，再加上巧妙利用互聯網公民社會對於反貪倡廉的監督壓力，就完全有可能從根本上消除地方政府和部分官員、辦事人員身上存在的貪腐惡疾。　　消除貪腐是疏解中國社會張力的關鍵性急務之一。

作者任教於台灣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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