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權教導子女：我家哪個孩子也不許經商

　　伍連連

　　在紀念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裡，我時時思念那些為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而浴血奮戰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革命先烈；更思念我的父親伍修權。父親雖然已經離開我們十二個年頭，但他的音容笑貌卻總是常常浮現在我的眼前。

　　哥哥和妹妹

　　我們家一共六個孩子，其中兩個有著不平常的經歷。1941年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掀起反共高潮，父親要從蘭州八路軍辦事處調回延安工作，當時家裡已經有三個孩子，長途行程，交通工具有限，不允許帶這麼多孩子走，必須要留一個在蘭州。大姐曼曼已經三歲，不僅會說話，還知道父母的名字，住在什麼地方，如果留下來就比較危險；二姐望生才出生不久，留下來會給人家造成很大負擔。考慮再三，父母還是決定把唯一的兒子老二天福留下來。當時甘肅地下黨的負責人之一羅楊實叔叔提出可以交給他的母親撫養。這樣，哥哥就來到了羅家。羅爺爺是遠近聞名的中醫，原本生活比較安定。雖然羅叔叔沒有明確說明這個孩子的父母是什麼人，但是羅奶奶心裡清楚，這個孩子的父親一定是和自己兒子一樣的人。從此，羅奶奶不顧個人安危帶著哥哥，就像對自己的親孫子一樣精心呵護，關愛有加，為躲避敵人的盤查，有時不得不跑到鄉下生活。不管再苦再難，羅奶奶也沒有一絲怨言，這樣哥哥在羅奶奶的照顧下一直過了十年，直到全國解放後的1951年，羅奶奶把哥哥帶到北京，哥哥才和我們團聚。這時羅叔叔也調到中央黨校工作，從此伍、羅兩家就比親戚還親，經常互相走動，這種血濃於水的親情一直延續到我們這一代。

　　妹妹延力也是因為父親抗戰結束後緊急調到東北工作，又是不可能帶走的孩子。父母原準備把她送給當地老百姓照看，等有機會再來接她。但是跟隨父親多年的公務員吳樹成伯伯說什麼也不同意，說這是革命的後代，交給他帶吧，只要他活著，孩子就不會有問題，他保證把孩子帶到東北，完好地交給父親。吳伯伯跟隨部隊，歷經無數艱辛，長途跋涉，出生入死，終於把延力帶到了瀋陽。當父親看到吳伯伯背上為保護延力不被敵機傷害、留下多處彈痕時，緊緊握住他的手說： 你是這個孩子的救命恩人啊！新中國成立後，父親調到北京工作，希望吳伯伯能留下來同我們一起生活，但是吳伯伯說什麼也不肯，最後還是回到了河北老家。為此，父親時常教育我們不要忘記這些在最困難時期給我們幫助，撫育了我們的親人。父親還要求姐姐經常給吳伯伯寫信，父親也會盡自己所能，在生活上給吳伯伯一些幫助；待延力長大，父親也要求她要與吳伯伯常聯繫。每當父親提起這段往事，都會深情地說，你們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人民群眾，你們要用自己的行動回報人民，要努力工作啊。這使我們懂得自己並不只是父母的兒女，我們也是人民的兒女！

　　父親在中聯部

　　1958年父親調到中聯部工作，任副部長兼機關黨委書記。1959年開始，中國的經濟出現了嚴重困難，人民生活受到嚴重影響。中聯部機關食堂同各單位食堂一樣，也想盡辦法用各種樹葉、植物發酵做成「人造肉」等，還想方設法粗糧細做，盡量把食堂的伙食做得可口、耐飢一點。我們原來都在家裡吃飯，這時父親要求我們都到食堂吃飯，每人按定量吃，教育我們要和大家同甘共苦渡過難關。父親還對我們說，現在主席都不吃肉了，總理也不吃肉了，中央的高級領導人都要和大家一起渡過困難時期啊！他教育我們在學校除了要學習好，還要和同學們一起加強政治思想教育，同心同德渡過眼前的困難。

　　父親看到中聯部的一些幹部由於營養不良出現浮腫和疾病，很是不安。他召集有關同志開會商量，參照其他單位的經驗，親自動員大家，響應中央號召，勤儉節約，搞好生產，改善生活，渡過難關。機關成立了勞動生產辦公室，他幫助解決開展生產的啟動資金和生產人員不足的困難。當他了解到一些生產人員在口糧不足、營養不良的情況下，克服困難，堅持生產的動人事例時，很感動地說： 他們實在太辛苦了，如果條件允許，可以每天多給他們發二兩補助糧，每月多給一份農副產品。在生產一線的同志們知道部領導的關心後也很受鼓舞，大家的勞動熱情更高了。中聯部的專業生產隊和生產基地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結出碩果，改善了同志們的生活，得到部領導和全體幹部職工一致讚揚。

　　這段時間中聯部不僅在郊區建立了生產基地，還把機關大院的空地利用起來。我們家就住在中聯部里，我們家周邊空地也被利用起來養了雞、豬，種上了蔬菜。屋外不僅常常有雞鳴、豬叫聲，還有馬車聲和馬達聲不絕於耳；為了蔬菜能長得更好，大家還挑來了糞肥澆菜，這樣糞便和發酵飼料的氣味直接就散發到我家。工作人員都覺得太影響我們家的正常生活了，很過意不去，但是我們家的人從來沒有說過一句不高興的話。一天生產辦公室的領導見到父親說： 真是對不起，你看我們在你家附近種地，飼養家禽，可能影響了你們生活。但一時又解決不了，請部長諒解。父親馬上笑著說： 沒有關係，這是特殊情況，搞好生產是大事，我這裡你們不用顧慮。他還津津樂道地講起了延安大生產運動，南泥灣開荒種地的故事。這些本來帶著愧疚之情的同志們被父親這種顧大局的品德深深感動了，打消了他們的顧慮，也為改善機關幹部職工的生活作出了更多貢獻。

　　父親是個很謙和、很為別人著想的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單位住房都很緊張，中聯部有幾位幹部的住房問題一直沒有得到解決，辦公廳只得找到父親，同他商量，看能不能從我們家的住房中調出兩間。父親非常痛快地說，沒有問題，你們安排吧。回到家，父親立即囑咐騰出一層的兩間帶衛生間的房子交給單位分配。這樣，有兩位同志一直同我們住在一起。其中一位是烈士子女，她長期在蘇聯學習工作，對國內生活有些不適應，剛搬進來覺得很不自在。父親對我們說，她的父親是為革命犧牲的，我們理應給她更多的關心和幫助。父親有時會關心地問她生活工作情況，有時還會請她在我們家吃個飯。在父親的影響下，我們見到她，也會和她交流交流。經過一段時間，我們也像朋友一樣了，她把這裡當成家了，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後，她才搬走。

　　父親因為長期從事外交工作，對國內的情況了解不是太多，只是從中央的文件中了解政府在工農商學兵各行各業的方針政策。1963年全國開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是一個深入基層了解國內農村實際情況的好機會。這時我黨在國際共運中同以蘇聯為首的許多國家的共產黨政黨產生了意識形態上的嚴重分歧，父親工作十分繁忙。但是父親還是不願意錯過這個時機。在父親一再向中央提出申請後，終於得到批准，1965年10月開始了他在安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

　　開始省里領導安排父親在公社吃住和工作，但是父親認為只有到第一線才能更準確地掌握農村實際情況，於是他下到生產隊，同社員同吃同住同勞動生活。父親還是一如既往地重視調查研究，對群眾反映的各種問題，作細緻調查，取得真實可信的憑據。他對工作隊員說： 切不可偏聽偏信，草率從事。當時各地工作隊都對生產隊幹部存有戒心，不敢同他們接觸，怕犯立場錯誤。但是父親說對幹部也不要一律排斥，他們的意見也要聽，吃「派飯」也可以到幹部家，這樣掌握的情況就比較全面，解決問題才會更有針對性。由於父親能實事求是地對待幹部群眾的意見，提出合情合理的解決措施，因此得到了幹部和社員們的認可，大家都很滿意。在工作中，父親也很關心同他一起來的中聯部幹部的工作、生活情況。一次公社給父親燉了一隻雞，當端上飯桌時，父親讓拿下去，對秘書於洪海說，明天把左君和映平(中聯部幹部)找來，一起改善。還有一次，洪左君同志得了腸炎，父親知道後立即去看望他。當時天上淅淅瀝瀝的小雨雖然停了，但是鄉間小道路滑難行，稍不留神就會跌倒，但他還是穿了棉襖棉褲棉大衣，腳穿雨鞋，拄著用樹枝做的拐棍，在泥濘的小路上走了四公里，來到洪左君的住處，這時他已經是滿頭大汗了。洪左君看到此情此景，心中異常激動，一時竟說不出話來，只是緊緊地握住父親的手。因為工作需要，父親沒能參加完在安徽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就回到北京。父親對我們說： 新中國成立到現在十多年了，農民的生活還是很貧苦，看到這些心裡很不好過，要使廣大農民都過上好日子，我們黨和政府還要做出更大努力。國家的建設將來更要靠你們啊。父親語重心長的話我們銘記在心。他還利用工作之餘，到洪左君和吳映平兩家看望他們的家屬，他對他們說： 我把左君和映平帶到安徽，可是我卻先回來了，非常抱歉。不過他們在那裡一切都好，請你們放心。父親的到來，是兩家家屬完全沒有想到，大感意外的，因為像部領導登門看望下面的幹部家屬，他們還是第一次遇到。

　　共產黨員應該追隨真理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聯部的造反派一開始就把年紀較大、身體又很不好的許立副部長作靶子揪了出來，對他進行了體罰式的批判。父親知道後，在一次大會上說： 許立同志已經六十多歲了，又有高血壓，請同志們還是要照顧到這一點。再過三十年，你們也六十歲了，如果那時你們也遭到同樣的情況，就會知道應該怎麼辦了。父親一席話的本意是規勸造反派，誰知卻反而引火燒身，不久父親也成了他們批判鬥爭的靶子。造反派同時也開始對部長王稼祥採取過激的查抄、批鬥，還讓人民大學的一些學生到王稼祥的住處抄家，連一些機要文件也讓不知深淺的學生抄走了。在這種情況下，周總理見到父親對他說： 修權同志，你是了解稼祥同志的，在革命戰爭年代，他是有功勞的，我們要保護他。你應該在部里向幹部群眾講講王稼祥同志的歷史功績。父親不顧自己的惡劣處境，遵照總理囑託，在中聯部全體幹部職工大會上講了王稼祥的功績，但是造反派不但聽不進去，更把父親打成保護「黑幫」分子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代表。這時康生已經掌握了中聯部的大權，又有他的得意門生王力在中聯部呼風喚雨，不可一世。康生曾經不止一次明目張胆對父親說，只要你跟著我，我就可以保你不受衝擊。在中聯部也確實有部領導緊跟康生，開始好像也吃了點甜頭。可是父親認為： 一個共產黨員不能跟某個人走，應該跟真理走，父親沒有接受他的「好意」。面對部里的混亂狀況，父親思想鬥爭也很激烈。在他和我們交流時說： 你們不知道，黨內鬥爭有時是很殘酷的，有時一輩子也說不清。但是他還是頂住了壓力，表白一個共產黨員公平、公正的原則，可這也使父親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關八年，但是他沒有一句怨言，也沒有一絲後悔。

　　父親與親家

　　1974年的9月29日，父親終於被「解放」了，全家人的喜悅是不言而喻的。爸爸看到我們這些孩子都安好，基本上工作、生活也都有著落，心裡踏實了許多。特別是我們四個大孩子已經成家，還有了下一代，更使爸爸高興。

　　大姐是1967年父親被關押以後結婚的。景賢姐夫的父親是唐山開灤煤礦的老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他們退休後就住在北京，幫助姐姐照顧孩子。在我們姐妹們很困難的時候，是景賢和他的父母給了我們許多關愛，每次我們回到北京，沒有地方住，就擠到大姐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柴屋裡，條件雖差，但也其樂融融。父親出來後，很感謝他們，常常會請他們到家裡來做客，每次來，爸爸總要請工作人員做些好吃的東西招待他們；父親偶爾也會到大姐家裡看看(這時居住條件已有所改善)，景賢的母親同樣會做她拿手的飯菜招待親家。父親對他們總是和顏悅色地問些家常話： 退休金有多少，生活有沒有困難……身邊的工作人員都說： 像首長這樣平易近人，真是太讓人感動和值得我們尊敬了。

　　我愛人彭加瑾的家在浙江杭州，他的父親是省教育廳的幹部，「文化大革命」中也受到一定衝擊，被下放到煤礦勞動，母親是工人。我的公婆對我是一百個好，對於父親的關押，公公說，像你父親這樣的老革命都成了反革命，這不成了是非不分，黑白顛倒了？！他們安慰我，事情總會搞清楚的，要有信心，有耐心。當得知我父親「解放」時，他們立即打電話表示祝賀。父親工作以後，第一次到杭州出差，就到加瑾家裡去看望他父母親。那時加瑾家在杭州的住處比較狹窄，房子也是老舊的木板房，地板也有些霉爛，他們覺得讓父親到這種地方很過意不去，就說還是他們到賓館去看我父親吧。但是父親堅持一定要到家裡來看望他們。父親到了以後，就像在自己家裡一樣，非常隨和，同他們聊起家常。中午加瑾父母招待我父母在家吃飯，他們欣然接受，父親對我婆婆做得一手好菜讚不絕口。兩親家第一次見面就特別開心。以後父親每次到杭州都要去看他們，還要請他們到賓館吃一餐飯，有時還會約他們到公園散步、遊覽。加瑾的父母到北京也會到家裡看望我的父親，還會帶來浙江的特產給父母品嘗。父親和我公公見面時，還很關切地同他談教育方面的各種問題。他們兩人很談得來，經常會在一起談論國家大事，這其實也是父親作調查研究的一種好方式，從中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信息。

　　無論在學校還是工作單位，許多人都說我沒有一點幹部子女的架子，我知道這都是爸爸這種平等待人、平易近人的品德給我的教育與熏陶。

　　嚴於律己關愛他人

　　1978年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有里程碑意義的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國家經濟形勢有了迅速的發展，國內各種公司相繼成立，不少人也確實賺了很多錢。但是也出現了很多群眾反映強烈的問題，特別是一些幹部子弟利用各種關係，用不正當的手段謀取利益。這時，我的一個朋友，正邀我一起組建個公司，他有經營外貿業務的經驗，加上我們的社會關係，公司一定會有前景。我們也想，別人能幹出名堂，我們也一定能行。恰在此時陳雲同志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會議上提出高級幹部的子弟和親屬不許經商的意見，父親把這看作是項必須遵守的紀律，回到家後，他專門和我們講，黨的改革開放政策我們堅決擁護，積極貫徹執行，但是現在黨內有紀律，高級幹部子女不許經商，我們家要遵守，誰個(哪個)也不許經商。我們的眼裡不能只看到錢，還要有大局觀念。這樣我就回絕了朋友的邀請，他很遺憾地說： 大概像你爸爸這樣嚴格自律的幹部也不多吧。

　　父親常對我們說，在戰爭年代，那麼多優秀的同志都犧牲了，我們能活著看到革命成功已經是十分幸運了，還有什麼想不通的？還要向組織上講什麼價錢？父親這樣說，也一直這樣做的。新中國成立初期，國家實行工資改革，父親在外交部負責評定幹部級別的工作，周總理特別囑咐，由於外交部工作的特殊，在職務評定上要低一點。父親為了做好大家的工作，首先把自己的級別低定為行政6級，這樣和他前後參加革命的同志也都很愉快地接受了組織上提出的行政級別。

　　1975年父親再次出來工作後，他還是一如既往地為別人著想。孔原叔叔是個老革命，「文革」後父親同他一起領導總參二部的工作，但是當時房子很緊張，孔原叔叔一直住在招待所，沒有安頓下來。正好這時總參給我們家解決了住房，父親看到給我們的住房還比較寬餘，就對孔叔叔說，你搬來，我們兩家住在一起吧。他也不容孔叔叔推辭，說就這樣定了。從此，我們兩家住在一起，不僅方便了他們的工作和活動，也使我們兩家的孩子成了好朋友。

　　說起父親的往事，真是提筆就無法停下。在這裡我講述的只是記憶中的極小部分。有許多都是我親身體會、耳聞目睹的；也有叔叔阿姨們當面介紹給我們的。無論大事還是小事，無論親歷還是耳聞，它們共同構築了一位父親在女兒心目中的印象。父親活著的時候，在女兒心中；父親去世以後，依然活在女兒心中。同時，我也想說，我講的不是父親一個人，而是他們這一個群體，一支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奮鬥終生的共產黨人的隊伍！父親不過只是他們之中的一員。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日子裡，在國慶禮花綻開怒放的時刻，我們怎能忘記他們呢？！

　　伍連連簡歷

　　伍修權之女。中共黨員。1943年出生在延安。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1968年在部隊勞動鍛煉；曾在河北省廣宗縣、國家海洋局、中央統戰部、全國工商聯工作，正局級幹部。現任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副秘書長。

　　曾參與組織大型叢書《當代中國》的海洋卷；參加孫中山先生誕辰120周年、宋慶齡誕辰100周年、紀念辛亥革命80周年等大型紀念活動和在南京舉辦的第六屆世界華商大會的組織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