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古代統治者對歷史的篡改

論古代統治者對歷史記載的篡改

讀歷史，可以總結經驗和教訓，從而幫助國家、團體、個人作出正確的決策，不犯和少犯錯誤，這就是著名史學家司馬遷說他撰寫《史記》是為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1]、著名史學家司馬光將他那本著名的史書取名為「資治通鑒」的初衷吧！然而，古人早就說過：盡信書不如不讀書。就是因為我們現在所讀到的歷史書，未必然就一定是真實歷史的客觀記載。胡適早就說過：歷史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女孩子。這話雖然說得有些片面和極端，但卻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過去的歷史記載、歷史書籍不一定全是歷史真實。為什麼會這樣呢？原因當然很多，例如資料欠缺，例如為尊者諱，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歷代統治者利用手中權力，對不利於自己的歷史記載的大肆篡改。

一．史官制度對統治者的制約很有限

古代的修史，就是為帝王將相立傳；這項工作，自古就是史官的專職工作。在古代中國，許多史官是以公正嚴明的態度從事這項工作，有的甚至被稱為「鐵面史官」。其中最有氣節的，當數春秋時的齊國太史三兄弟和晉國太史董狐。文天祥在《正氣歌》里寫道：「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將齊太史、晉董狐作為充滿天地間正氣的偉大人物加以大力褒揚。這兩件事情大抵是這樣的：

齊國權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麗，被國君庄公姜光看上，兩人眉來眼去，勾搭成奸，崔杼於是殺了齊莊公。齊太史公為此事書曰「崔杼弒庄公」，崔杼怒而殺太史公；太史公的弟弟繼任太史，依然在史書上記載「崔杼弒庄公」[2]，崔杼又殺之；太史公最小的弟弟繼任太史公，依然秉筆直書。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崔杼無可奈何，這事情就被如實記錄下來了。齊國的太史們一個接一個地視死如歸，這是用鮮血換來的史書上的真話，以及偉大的直書實錄的史學傳統。

晉國有個正直的大臣正卿（宰相）趙盾，經常諫勸昏君晉靈公，晉靈公怒而派刺客去暗殺趙盾。趙盾的族弟趙穿便殺了晉靈公。晉太史董狐便在史書上寫上「趙盾弒其君」，[3]並且「示之於朝」。後來孔子稱董狐為「良史」；同時，孔子也認為，趙盾不干涉史官秉筆直書的權力，也是「良大夫」。董狐不畏權勢、堅持直書實錄的史筆傳統，是自古以來史家以及一切士人的榜樣。這種直書實錄的傳統，令當時的當權者們有所顧忌———擔心壞事被記載於史冊，從而產生了某種制約作用。

先秦諸侯國的一些史官能夠做到不畏強權、不怕犧牲，前仆後繼，直筆寫史的精神，成為後世史官的典範。也就是說，史官的道德標準，是大無畏：哪怕你是國王、皇帝還是權臣，你做了錯事，照樣寫入歷史，殺了我的頭也照樣寫。當然，史官能夠做到「仗氣直書，不避強御」，除了他們個人作為史官所具備的品德、素養和氣節外，也是和當時的史官制度及一般上層社會長期形成的輿論共識制約分不開的。

中國古代有一個規定，帝王是不能看史官所記的關於他自己的實錄的。這也是為了保證史官能真正秉筆直書國君功過善惡的一個制度。史載，貞觀十三年（639年），褚遂良為諫議大夫，兼記「起居注」。唐太宗李世民提出想看褚遂良所記的內容。褚遂良回答說，「不聞帝王躬自觀史」[4]。李世民也無可奈何。

中國古代的史官制度，應該說也是對皇權的一種制約力量。史官的任務是如實記載歷史，包括帝王、權臣的所作所為，而他們又非常想有一個身後美名，不想背負一個「篡改歷史」的千古罵名，所以對史官也就特別客氣。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5]，就是說的史書對大臣的制約作用；而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里則進一步引董仲舒的話說，《春秋》還是一部「貶天子」的著作。說明史書對國君、權臣是有一定製約作用的。

雖然中國古代有好的史官制度，但是，封建專制制度說到底是人治，史官遇到好的君主和權臣，還可以秉筆直書，如實記載歷史，否則就只能是要麼向君主和權臣妥協，要麼就白白地送上自己乃至家人的性命。在中國古代歷史中，更多的是君主和權臣這些統治者利用手中權力，強迫史官妥協，對不利於自己的歷史記載進行大肆篡改。

崔杼只是一個諸侯國的大臣，就可以為隱惡而亂殺史官，必給後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脅。可以想像，崔杼如果將手中的屠刀一直揮將下去，寫史的人再多，終有斬盡殺絕的時候，而歷史的真相，也將被徹底掩蓋。於是春秋時期的一些史家開始採取口傳史事的辦法，或是多用「曲筆」以避禍。

司馬遷在評論《春秋》、《左傳》時說：「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6]班固也對當時的史籍評論說：「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傳》、《穀梁》、《鄒》、《夾》之傳。」[7]由此可見，即使是頭號聖人孔子在據魯史而編撰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時，壓迫於有權勢的統治者的壓力，也只能採用「春秋筆法」，用口頭傳授的方式，由師傅傳給弟子，再由弟子往下傳。靠這種口頭傳授的方式，勢必使史事失實或傳出幾種說法，結果為後世的史家、學者帶來很大的麻煩。

二．統治者的權勢可以迫使史官屈從

僅僅是一個有權勢的大臣，崔杼就可以濫殺史官；那麼，作為一國之尊的帝王，應該說殺起史官來就更不在話下。繼崔杼之後，兩眼盯著史官，動輒審查、篡改史書的君主、權臣不乏其人。尤其是秦漢以後，隨著皇權和封建專制的加強，史官的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並且一般也不再為世襲了，而是完全融入了普通官員的任免系統之中。儘管如此，史官在奉命記載宮廷史事的過程中，仍保持著一定的獨立許可權；但是，他們的遭遇已經是大不如前了。

東晉中葉，大司馬桓溫專權，視皇帝為傀儡。太和四年（369年），南征北戰，屢建大功，自恃威勢的桓溫率步騎兵5萬北伐前燕，在枋頭（今河南淇縣東南），遭燕軍突襲，晉軍大敗，死傷3萬餘人。這是桓溫軍事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敗仗。桓溫手下的博學多才的參軍孫盛，寫了一部關於晉代歷史的《晉陽秋》，其中如實記錄了桓溫在枋頭吃敗仗的經過。[8]

桓溫這時權勢正隆，廢皇帝司馬奕為海西公，立司馬昱為帝（簡文帝），正緊鑼密鼓地為篡位做準備。他看罷此書，大為惱怒；孫盛已告老還鄉，他便威脅孫盛的兒子孫潛說：「枋頭一戰固然失利，但決不像你父親所寫的那樣。如果這部史書得以流傳，將關係到你孫氏一門的存亡。」孫潛連忙叩頭謝罪，說一定請父親刪改。哪知孫盛生性強直，不畏權貴，不但不改，還把兒子狠狠地教訓一頓。諸子見老爹如此強硬，都跪在他面前叩頭哭泣，求他為一家百餘口人的性命著想，刪改《晉陽秋》。孫盛更怒，又大發了一頓脾氣。兒子們見勸說無效，便瞞著孫盛，把書中犯忌之處偷偷作了刪改。

一場滅門大禍終於得免，而桓溫也如願以償地掩蓋了那段不光彩的歷史。哪知孫盛早有預見，事先將《晉陽秋》的定本抄寫了兩部，寄往前燕收藏。後來東晉孝武帝司馬曜廣求異聞，從遼東得到了這部書稿的原本，桓溫篡改歷史的企圖以及歷史的真相終於大白於天下。

前秦皇帝苻堅，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輕寡居，與將軍李威私通，且鬧得人所盡知，致使苻堅的血緣不明，讓人懷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記下了苟太后的風流韻事，並稱李威有「辟陽之寵」。苻堅身為一國之主，身世居然有問題，當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錄其母與李威的關係，給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點」，便不顧制度的規定，調閱起居注和史官編修的有關著作，發現其中果然有關於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記錄，他既羞慚又惱怒，下令將這些記錄和史稿全部焚毀，並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負責編修史稿的著作郎趙泉、車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場屠殺。

由於原始資料已經燒掉，後來的史官補寫這段歷史時，便只有在殘缺的史料基礎上進行編造，從而給後人留下了無法解開的謎團。房玄齡雖是一代名臣，然而在寫《晉書》時，對於苻堅的出生，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亂說一通：「其母苟氏嘗游漳水，祈子於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堅焉。」[9]

魏晉南北朝時期，以篡改、焚燒史書，威脅打擊修史者等手段企圖飾過掩惡的帝王和權臣，當然不止桓溫、苻堅兩人。

南朝齊國的開國皇帝蕭道成，原是宋國的權臣，總攬軍政，威勢震主，昇明三年（479年），他迫使宋順帝劉凖禪位，自己當了皇帝，並改國號為齊。「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帝王）家」這一名言，便是蕭道成派兵入宮，劉凖被迫禪位後的哭訴之語。蕭道成死後，他的兒子蕭賾即位，是為武帝。其間，征虜功曹劉祥撰寫了一部《宋書》，將蕭道成受禪的經過，直筆實錄，並有譏刺之語。蕭賾得知後，大為不滿，這等於將他父親篡位的勾當曝了光，並將傳之後世。蕭賾不好拿此事做文章，便指使御史中丞任遐上書彈劾劉祥所作的《連珠》15首內容多怨刺之語，「輕議乘輿，歷貶朝望」、「道說朝廷，亦有不遜之語」，[10]將他流放廣州。劉祥在流放地抑鬱而死，時年39歲。

永元三年（501年），時任南齊輔國將軍、雍州刺史的蕭衍，擁立南康王蕭寶融即位於江陵，是為和帝。後來蕭衍起兵攻下齊國首都建康，東昏侯蕭寶卷被建康守將所殺。蕭衍遂自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建安郡公，總攬朝政。翌年又進位相國，封為梁公，不久又晉爵為王，反正兵權在握，他想鬧個多大的官就鬧個多大的官。隨後，他逼蕭寶融禪位，自己坐上了龍椅，改國號為梁，成了梁國的開國皇帝。奉朝請（一種閑職文官）吳均欲撰《齊書》，求借齊起居注及群臣行狀，蕭衍不許，於是私撰《齊春秋》，稱梁武帝為齊明帝佐命之臣，把蕭衍稱帝的經過如實寫出。蕭衍看了《齊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罷去吳均官職，並將《齊春秋》付之以炬。[11]

北魏大臣崔浩曾仕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對北魏統一北方起過重要作用。他博覽經史，史書稱他「才藝通博，究覽天下，政事籌策，時莫能二」。[12]神麚二年（428年），太武帝拓跋燾為了讓自己的豐功偉績傳於後世，下詔令崔浩編纂北魏的《國書》，稱讚他「德冠朝列，言為世范」，要他「綜理史務，述成此書，務從實錄」。崔浩奉詔後，組織了一個寫作班子，經過數年的艱苦努力，完成了《國書》的編纂。此時，著作令史閔湛、郄標提出「請立石銘，刊載國書」的建議。能將《國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當然贊成，連主持政務的皇太子也認為是好事。崔浩於是調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東郊三里處將《國書》刻石立碑，堪稱史無前例，況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來看稀罕的人絡繹不絕。

崔浩在編修《國書》過程中，本著直筆寫史的原則，「盡述國事，備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醜聞秘事皆收錄其中。可是，在拓跋氏統一北方的過程中，崔浩常和鮮卑貴族的意見相左，雖然他甚得拓跋氏祖孫三代、特別是深受拓跋燾的寵信，卻招致鮮卑貴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視和忌恨。這一下，他們終於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紛紛到拓跋燾那裡告狀，說他把《國書》立碑，故意將皇室秘事公之於眾，是「暴揚國惡」。拓跋燾大怒，忘記了自己曾令崔浩「務從實錄」等語，下令將崔浩及秘書郎吏以下參預修史的128人全部處死，並滅其三族。這一中國史學史上駭人聽聞的血案，給後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無法抹去的陰影。

三．官修史書為統治者篡改歷史提供了方便

唐以前，史書大多為私家編纂，獲得好評後再由官方認可或者指定某人繼續撰修，《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都是如此，且修史者大都是官方的史官。雖然在兩晉之後，私家修史較流行，但現存的幾部史書，多半也是由官方指定人修的。這類史書，正是因官方認可才廣泛流行的。私人修史之所以興起，正是因為對官方修史的不信任而導致的。

從隋文帝始，禁止私人修史，唐代正式建立獨立的史館，唐以後即多由政府出面組織修史。但是，能進史館成為修史工作人員的，多為皇帝的親信大臣，從而使篡改歷史不僅成為了可能，還成為了必然。史學的官方化，使國史撰著成為官府的一項政治文化活動；壟斷化即只有官府才具有國史的著作權、發表權和收藏權；政治化即國史撰著作為一項政治工作，具有其政治目的。劉知幾在《史通》一書中就對史館制度的得失利弊進行過分析，尤其嚴厲地批評了唐代史館修史的弊端，諸如：設館修史多秉承監修意志，扼殺一家之言，丟掉了實錄直書的傳統，史官責任不專，效率低下，等等。[13]凡此種種，都觸及了史館修史之專制主義的本質，顯示了一個史學批評家的尖銳鋒芒。

唐太宗應該是中國古代稱得上「明君」的帝王了，但是他就確實破壞了關於史書記載的傳統，「修改」過史書。唐太宗晚年，曾幾次提出要看「起居注」。開始褚遂良等大臣還能拒絕他，後來終於拗不過，將「起居注」刪為「實錄」給他看[14]。唐太宗觀看起居注之事，即使本身並不出於惡意，但此例一開，史官記事獨立性的最後一道防線遂告解體，以致後來的「實錄」屢有被篡改的記錄。於是，「實錄不實」乃不免成為後世史書的詬病。

有人說，唐太宗能如實寫下玄武門之變，記載他殺兄逼父的史實，他怎麼會去篡改歷史呢？其實，這正是李世民不同於其他帝王的高明之處。因為歷史是隔不斷的，如果他不記載「玄武門之變」，那麼後人在這裡的演義和誇張就不可想像。血腥奪權的方式畢竟不甚地道，李世民最害怕別人說三道四，也最看重史書對他的記載、後世對他的評價。他不可能堵住民眾的口舌與背後議論，也不可能徹底篡改、完全歪曲玄武門之變的基本史實，只是將這一事變解釋得圓滿一些，才有助於確立自己的「正確」地位。所以，他既「如實」寫下了玄武門之變，但也花了大量的篇幅來粉飾殺兄逼父的原因。比如史書說，李淵多麼無能，他多次想立李世民為太子，太子李建成和齊王李元吉如何惡劣，如何嫉妒李世民，等等，這些說法，今天的史學界均認為是不實的。

自唐以後，統治者篡改史書已成為經常和必然的事情，尤其是到了封建專制最嚴酷的明清時代，對記載皇帝的「實錄」及史書的篡改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封建帝王總是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不軌言行從史書中抹殺掉，一是以防它們傳到國人和後人的耳目中，引起騷動；二是進行一種宣傳，讓後人永記自己的「文治武功」。他們力圖通過這種方式，把自己的種種劣跡掩蓋起來，控制它們的傳播。這其中最突出的，莫過於明成祖朱棣和清朝的文字獄。　　「靖康之役」前夕，燕王朱棣欲奪位的企圖已經明顯。鑒於如此歷史背景，建文帝所修《太祖實錄》中對燕王及諸藩王必有不利之言詞，於是朱棣在奪取帝位後對《太祖實錄》兩度重修。重修旨在全力刪除其中的觸犯忌諱之處，使其不留一點奪位的痕迹。兩次篡改歷史，第一次用了8個月，第二次則歷時6年7個月。因為篡改得太厲害，致使漏洞百出，於是有「有明一代，國史失誣，家史失諛，野史失臆。故二百八十年，總成一誣妄世界」之說。[15]儘管統治者想方設法通過篡改史書，對歷史真相的傳播進行控制，想以此讓後人在史書的宣傳中模糊自身的劣跡。但是，由此導致了後人對於明史的極不信任，史書在研究明代時的地位嚴重下降了。

清朝的開創者奴爾哈赤本是明朝的地方官，滿洲貴族是趁中原內亂乘虛而入，落井下石般入主中原的。他們確立全國統治後，為了使漢人變成一個沒有思想、逆來順受的奴才民族，曾經嚴厲執行一個長時期的文化殺戮和奴化政策。不遺餘力地搜書、焚書、刪除、篡改古書，舊書新書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詆毀的地方，全書抽毀或禁行或全毀，竭盡全力消滅自己殺人起家的罪證！清政府在編纂「明史」上也花費了不少心計。首先，是大面積地羈縻文人，設法讓他們同殖民者合作，對不合作而擅自寫史書的作者，採取充軍、殺頭、籍沒等酷刑；其次，是篡改歷史，把有關其祖先建洲女真的史料刻意隱瞞、歪曲、刪除、篡改，努力證明其祖先在歷史上一直是自主的，從未臣屬過明廷，建洲女真也從來沒受到明朝政府管轄。

《明史》是在屠刀的脅迫之下編纂的史書，裡面凡是涉及到清廷入關前後的歷史，無不篡改得面目全非，對殺人匪徒竭力吹捧，阿諛！至於清廷所標榜為「集中國文化之大成」的「四庫全書」，就更是對歷史最惡劣的篡改。在編這部書的幌子下，全國圖書都要進獻檢查，不僅不利於清廷的文獻被禁毀，連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遼金元的文字都要進行篡改。查繳禁書竟達3100多種，15萬多部，總共焚毀的圖書超過70萬部[16]。文字獄是如此之徹底，一篇吳三桂的《反滿檄文》，一本《揚州十日記》，一本《嘉定屠城記略》，竟在中國本土湮滅200多年後才從日本找出來！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政權交替時代有過，但從來沒有一個像清統治者這樣大肆篡改歷史，徹底摧毀漢人的衣冠、服飾，徹底絞殺漢人的民族意識，從精神上到肉體上徹底把漢人弄成完全順服的走狗！綜上可以知道，歷史本來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真相只有一個。然而記載歷史、研究歷史的學問卻往往隨著人類的主觀意識而變化、發展。歷史是人寫的，而人是有兩面性的。封建統治者對歷史的惡意篡改，只能使真實的史實湮落於九天雲外。儘管有許多史學家去考證史實，補先人之遺失，然而要還原歷史的真相還是很難的。因此，學習歷史和研究歷史最重要的是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的能力；尤其是對歷史教科書而言，比掩蓋真相更可怕的是讓學生放棄獨立思考，而這恰恰是一些歷史教科書的最大弱點。春秋中文社區http://ww所以，讀歷史書就一定要本著盡信書不如無書的原則，帶著疑問去讀，去思考，去研究，不要迫於權威而望而卻步。

春秋中文社區http://ww

注釋：

[1]《史記·報任安書》。

[2]《史記·齊太公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