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初期三大筆杆子的最終命運怎麼樣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上世紀60年代文化大革命初期誰最風騷？顯然就是王力、關鋒和戚本禹這三個中央文革小組的「筆杆子」。他們紅極一時，在全國都極有影響。但是很快，他們就在1967年被毛澤東點名打倒，迅速而徹底的終結了政治生命。他們的曇花一現，折射出那個時代，「紅色風暴」的無情和弔詭。

那麼，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他們各自的命運又是如何呢？知道的人恐怕就不多了

王力：閉門寫作回憶錄

王力，原名王光賓，1921年8月出生於江蘇省淮安縣（今江蘇省淮安市）。1943年，他在寫作小說《晴天》時，始用筆名「王力」。從此「王力」兩字便跟隨他一生。

從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參加起草中共中央文件，直到1967年8月被打倒為止。王力的發跡是從調入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擔任副部長開始的。此間，王力曾以中聯部副部長的身份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後受命參加中共與蘇共的談判，曾經十次去莫斯科，參與中蘇論戰。

1966年，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重新設立中央文革小組。小組隸屬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力是成員之一。從此，他深深地捲入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渦。

王力告訴採訪他的作家葉永烈：「1967年年1月4日，打倒了陶鑄。1月8日，毛主席決定成立中央宣傳組(相當於中宣部)，接替陶鑄。我被任命為組長。陶鑄是幹了半年後被打倒的，我也是幹了半年後被打倒，所以江青等人稱我為『陶二世』!外國記者稱中國的宣傳部長是『最危險的職業』，在那樣政治動蕩的年月確實如此。不久我被打倒。」

王力被打倒，是因為在1967年發生的著名的武漢「七二○事件」。該事件就是王力捅的「大婁子」。那時，毛澤東已經對他十分不滿了。但王力卻不知進退，又把手伸向中央更多的部門，在全國各條戰線都製造出一種「亂」的局面。8月22日，外交部造反派，火燒了英國駐華代辦處。王力被認為是鼓動者。

當年8月25日，在上海的毛澤東讓楊成武（他與周恩來的聯絡員）準備好筆和紙，記錄下了這樣一段話：「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當楊成武走出客廳後，毛澤東又把他叫回去，說：「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戚暫時不動，要他作檢討，爭取一個。」

不久，周恩來布置召開了一個中央小型碰頭會，將王力和關鋒帶走「請假檢討」，同時，讓戚本禹停職寫檢查。

王力便從中國的政治舞台消失了。

之後，王力先是被關在釣魚台2號樓軟禁。。1968年1月26日，被關押進秦城監獄。在秦城，王力沒有被提審過，只是開除了他的黨籍。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決定對林彪、「四人幫」兩個反革命集團案重新審理，對王力的問題也進行了審理。考慮到當時各方面的情況，中央決定對王力免予起訴，維持原來的開除黨籍的決定不變。1982年1月28日，王力被釋放。

晚年的王力居住在北京通縣一個清靜的居民小區。他寫下了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已經由在香港的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2003年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1949—1976年)》中，引用了不少王力口述的史料。

1996年10月21日，王力因患胰腺癌在北京腫瘤醫院病逝病故。享年75歲。當天，王力親屬打電話告知葉永烈這一消息，葉永烈馬上把電訊發往香港，翌日刊登於香港《明報》。

關鋒：避談文化大革命

關鋒生於1919年7月，原名周玉峰，又名秀山，山東省慶雲縣人。20歲時，因為做地下工作的需要改名為關鋒。

關鋒在中共山東分局工作時結識了康生，並逐漸得到康生的賞識。1956年，經康生等人推薦，關鋒被借調到北京，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中央政治研究室是中央設立的一個高級研究、諮詢、參謀機構，既是中央的智囊班子，又是中央的筆杆子。當時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的，都是理論造詣較深，又有豐富政治經驗的大人物，如陳伯達、艾思奇、胡繩、田家英等人。

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期間，關鋒逐漸引起毛澤東的注意。毛澤東醞釀發動「文革」時，關鋒被作為《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留在毛澤東身邊工作。

1966年「中央文革小組」成立時，關鋒成為其中一員。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關鋒是一個十分活躍的人物。他經常向紅衛兵和造反派發表談話，鼓動造反。

1966年6月16日，關鋒和戚本禹聯名給陳伯達、康生、江青寫信，誣告說：「彭德懷到三線後，還在積極進行不正當的活動。」「從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中揭發的許多材料看，彭德懷直到現在還是修正主義的一面黑旗。」「希望中央能夠考慮在適當時機，在群眾中公布彭德懷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惡活動。」關鋒和戚本禹的這封信，成了紅衛兵把彭德懷從三線揪回北京進行批鬥的口實。彭德懷從三線被揪回來後，身心受到巨大傷害，最後不幸患病，含冤去世。

然而，在關鋒紅極一時的時刻，他的厄運已悄然降臨。

關鋒在「文革」中乾的比較大的事情，是較早提出「揪軍內一小撮」口號，並主持起草了「揪軍內一小撮」內容的「八一社論」。這一口號造成了極大混亂，此後，紅衛兵組織和各地造反派組織趁勢衝擊軍事機關，搶奪槍支彈藥，製造事端。

然而，毛澤東對動搖人民軍隊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很快毛澤東就「王、關、戚」的問題做出批示，由周恩來執行，關鋒與王力一道被抓了起來。

關鋒與王力的命運相仿。先是「請假檢討」，接著是軟禁，繼而被關押進秦城監獄。不久，被開除黨籍。

1982年1月，關鋒被釋放。後來一直住在《紅旗》雜誌（現在的《求是》雜誌）的宿舍里，與妻子、孩子共同生活。晚年的關鋒又拿起筆來，全身心地投入到學術研究之中，再次煥發了學術青春，取得了極為可貴的成就。

鄧力群曾對與關鋒同時被打倒的王力建議說：「杜絕人間往來，閉門讀書，甘於寂寞，但是要研究一點問題」。估計，這也是中共中央對關鋒的要求。

或許是因為這一點，對於「文化大革命」的往事，關鋒不願意再回首。他說，對於「文化大革命」的那段歷史，他奉行「四不原則」，即「不看、不想、不談、不寫」。對那些要訪問他的人，他都婉言謝絕。即使和熟悉的人，凡有談到「文化大革命」的事情時，他都迴避不談。

2005年春，關鋒逝世。

戚本禹：三大筆杆子中唯一被判刑

1965年12月8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發表發表了一篇文章《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攻擊翦伯贊提出的既要重視階級觀點又要注意歷史主義的意見，是「超階級」、「純客觀」的資產階級觀點。

這篇文章受到毛澤東的稱讚：「現在的權威是誰？是姚文元、戚本禹、尹達……要年紀小的、學問少的、立場穩的、有政治經驗的堅定的人來接班。」

文章的作者便是毛澤東贊為「現在的權威」「接班人」的戚本禹。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關鋒、戚本禹，被並稱為「王、關、戚」。戚本禹雖然在他們三個人中職務最低、資歷最淺，但是，卻是最活躍的一個。一度受到毛澤東的信任，掌握了中央辦公廳的重要權力，在「文革」中被稱為「戚大帥」。

戚本禹1931年出生。1949年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地下組織。這時候，他還是一位高中生。

1966年後，戚本禹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成為毛澤東、江青的秘書。

在文革中，戚本禹表現積極，曾鼓動紅衛兵圍攻中南海，鼓動中南海的造反派揪斗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夫婦，衝擊朱德住宅。

1967年4月14日，戚本禹宣布遇羅克所寫《出身論》是大毒草，並致其最終於1970年3月5日被宣判死刑。

不過也應該指出，正當紅衛兵搞打砸搶盛行全國的時候，戚本禹給狂熱的紅衛兵澆了一盆冷水，為保護古舊書刊、字畫做了一件好事。

1967年武漢「七二○事件」後，毛澤東認定「中央文革小組」裡面的王、關、戚是壞人，下決心解決「王、關、戚」問題。不過，當時毛澤東並沒有將戚抓起來，還想爭取他一下。因而，周恩來在執行毛澤東的指示時，只是宣布對王力、關鋒實行「請假檢討」，沒有動戚本禹，還讓他發了言。

但此後，《紅旗》雜誌的造反派、「中央文革」的人員群起攻擊戚本禹，不久，戚本禹也被宣布「請假檢討」，被直接送到秦城監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王、關、戚」三人被重新審理，王力和關鋒被開除了黨籍，但中央決定對他們二人免予起訴；而中央對戚本禹，不但開除了黨籍，還決定起訴至法院。

1983年11月2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和聚眾打砸搶罪，依法判處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剝奪政治權利4年。

1986年初，戚本禹刑滿釋放。他被安排上海市圖書館收藏部當圖書管理員。

據去戚本禹辦公室採訪過他的作家葉永烈先生記述：1988年採訪戚本禹時，戚本禹還是如同「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樣，大大咧咧。他接受採訪時，神態自若，頭髮烏黑。戚本禹很健談，思維敏銳，喜歡不時反問，而且看得出，他的消息相當靈通。他對各種書報都看，尤其是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他見到了，總要細看。但他已經把主要精力投入到研究明史上去了。戚本禹還說：我不相信關鋒「兩耳不聞窗外事」，我就沒法做到這一點。

看來，還是小夥伴最懂小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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