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傳》：一改再改的史著

《朱元璋傳》：一改再改的史著

來源:中外文摘2015年12期 來稿者:楊建民 收藏 我要發表評論?

導讀:寫作為解燃眉之急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應友人約請，僅以兩個月的時間，編寫出一本《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的歷史通俗介紹小冊子。編寫這冊書的目的，與作者當時的經濟狀況有很大關係。當時吳晗在敘永分校，因來迴路費弄得幾乎傾家盪　　寫作為解燃眉之急　　1943年，在昆明西南聯大任教的吳晗應友人約請，僅以兩個月的時間，編寫出一本《由僧缽到皇權》（又名《明太祖》）的歷史通俗介紹小冊子。編寫這冊書的目的，與作者當時的經濟狀況有很大關係。當時吳晗在敘永分校，因來迴路費弄得幾乎傾家蕩產；家鄉淪陷，母親和妹妹衣物蕩然無存，而此時物價又天天上漲。實在沒有法子支持下去時，友人來約稿，報酬不低，有一萬元，吳晗欣然同意了。這筆錢先拿到手三千，吳晗立即寄兩千元回家，以解燃眉之急；餘下一千元，做了妻子的醫療費。　　據吳晗後來在1964年的說法：寫作此書還有另一個原因：「由於當時對反動統治蔣介石集團的痛恨，以朱元璋影射蔣介石，雖然一方面不得不肯定歷史上朱元璋應有的地位，另一方面卻又指桑罵槐，給歷史上較為突出的封建帝王朱元璋以過分地斥責，不完全切合實際的評價。」正是出於對經濟和政治兩方面因素的考慮，吳晗寫出了這樣一部書稿。這本小冊子先後印成兩個本子：一為《由僧缽到皇權》，一為《明太祖》。多出一次，稿酬可多得一些，這是當時無可迴避的現實。　　《由僧缽到皇權》中，有明顯的借古諷今的內容。書中第四章題為「恐怖政治」，吳晗從史料人手，討論了胡惟庸、藍玉等朱元璋一手製造的冤案，揭示了朱元璋大量誅殺臣屬的情形。吳晗列舉出大量例子，對這種黑暗的統治方法及手段，給予了強烈批判。他還揭示了朱元璋設立錦衣衛這樣的特務組織，鎮壓威懾各級官員及百姓——「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集會場所，甚至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樣的人在活動」。與當時國民黨政府對國家的治理進行比照。　　《由僧缽到皇權》寫於抗日戰爭的烽火中。當時資料匱乏，有些基本的如《明太祖實錄》《高皇帝文集》等書也找不到。只好利用些更普通的書籍。幸好吳晗作為專家，素有積存卡片的習慣，有一些重要資料還零星記在上面；更主要的，吳晗對明史相當熟悉，這使他能在短時間內完成這部不失閱讀興味的小冊子。儘管如此，吳晗畢竟是受過正規訓練的學者，具有嚴謹的治學態度，不久，他就對此書表示不滿了。回到北平後，在史料充裕的情況下，他決定重寫此書。1946年，清華大學遷返北平，第二年，吳晗便開始了對《由僧缽到皇權》的全面改造。由於資料比之前要豐富，書的篇幅也增加了將近一倍。為與前書區別，修訂本使用了《朱元璋傳》的書名。　　毛澤東質疑「彭和尚」的結局　　毛澤東與吳晗開始發生聯繫，正是因為《朱元璋傳》的修訂本。1948年8月，此書初稿寫定。就在這時，吳晗響應中共中央關於召開新政協的號召，從北平輾轉進入解放區。對於文化人而言，著述也許是最為自珍的，所以《朱元璋傳》原稿也隨身攜帶。當年11月，吳晗來到河北西柏坡，受到毛澤東與周恩來的接見。　　大家都知道，毛澤東是博覽群書之人，會見中，他大約詢問起吳晗這位明史專家的著述，吳晗便將這部手稿交給毛澤東閱讀。當全國即將解放，千軍萬馬在前線激戰正酣之際，領袖卻在百忙中抽暇開始閱讀這部書稿。閱讀中有了感觸，還特別約吳晗談了一個晚上。給吳晗深刻印象的，是毛澤東「除掉指示出書中許多不正確的觀點以外，特別指出彭和尚這一條……」顯然，這次約談對吳晗震動很大，以至於他在1950年2月發表的《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里認為：「（談話）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　　那麼，毛澤東指出的「彭和尚」是怎麼一回事呢？彭和尚是元末民間組織彌勒教的首領彭瑩玉。此人借傳教組織力量拉起起義隊伍，成為首領。但起義成功後，他便沒了下落，史料上的記載也不多見。當時的吳晗對自己參與政治活動，也認為是應社會一時之需。他曾與聞一多相約：「等到民主政治實現，便立刻退回書齋，去充實自己，專心著作。」所以，他認為彭瑩玉和尚是「功成身退」了，在他看來，這是很了不起的。在《朱元璋傳》一書中，對「彭和尚」的結局，吳晗發出這樣的讚歎：　　彭瑩玉可以說是典型的職業革命家，革命是一生志氣，勤勤懇懇播種、施肥、澆水、拔草。失敗了，研究失敗的教訓，從頭做起，決不居功，決不肯佔有新播種的果實。第一次起義稱王的是周子旺，第二次做皇帝的是徐壽輝，雖然誰都知道西系紅軍是彭和尚搞的，彭祖師的名字會嚇破元朝官吏的膽，但是起義成功以後，就煙一樣消失了，回到人民中間去了。任何場所以至記載上，再找不到這個人的名字了。　　毛澤東對歷史人物有自己的立場和見解。他對吳晗說：這樣堅強有毅力的革命者，不應該有逃避的行為……毛澤東還判斷：不是他自己犯了錯誤，就是史料有問題。這對史料閱讀搜尋精細的吳晗，顯然有很深的觸動。在退回《朱元璋傳》原稿時，毛澤東還特地給吳晗附上一函，除去肯定書的優長，還從整體上談了對該書存在問題的閱讀感受：辰伯先生：　　兩次晤談，甚快。大著閱畢，茲奉還。此書用力甚勤，掘發甚廣，給我啟發不少，深為感謝。有些不成熟的意見，僅供參考，業已面告，此外尚有一點，即在方法問題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觀察歷史的方法論。倘若先生於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將來成就不可限量。　　謹致　　革命的敬禮！　　毛澤東　　十一月二十四日　　原信末的附言中毛澤東這樣寫道：「介紹喬木同志來見，乞加指教。他是我這裡的秘書，兼管新華社工作。」故此信應是胡喬木帶去的。雖然毛澤東提出建議，但大約當時工作匆促，吳晗已來不及對全書進行改動了。這部稿子大致還按原來的樣子，次年四月交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　　「朱元璋……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由於吳晗追求進步，早早進入解放區，並受到中共中央高層領導人的約見，幾個月後，他便與錢俊瑞等人受中共中央委託，對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實行接管。吳晗被任命為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文學院院長、校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同年11月，他又當選為北京市副市長。此時的他，大約是難返書齋，過他先前嚮往的那種讀書生活了。1950年初，他對自己的思想進行了較全面的檢討，寫出了《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此文除去對自己的成長經歷、求學以及做學問過程進行回溯分析外，對毛澤東指正的這部《朱元璋傳》中的具體問題，也在思想上做了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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