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曼《現代性與大屠殺》導讀
一 社會學對大屠殺研究的偏見
英國著名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所寫的《現代性與大屠殺》這本書從根本上廓清了以前對納粹針對猶太人屠殺的錯誤的研究視角。在鮑曼看來，過去大多數社會學家通常認為「大屠殺的劊子手是我們文明的一種損傷或者一個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卻合理的產物——不僅導致了自我辯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導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備的可怕危險。」
這就導致了將大屠殺與現代文明社會對立起來的一種偏見：即認為大屠殺僅僅存在於文明發展不健全的地區，或者認為大屠殺和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這種偏見如此根深蒂固，以至於長期以來，關於「大屠殺」的研究一直沒有能成為社會學研究的主題。
社會學對大屠殺的偏見主要來源於兩種對大屠殺的偏見。一種是僅僅將大屠殺看作是發生在針對猶太人的事情，僅僅是將大屠殺看作是歷史上的反猶主義的一種極端體現，其特點是獨一無二，並不具有普遍性，「當大屠殺被定義為反猶主義以別的方式的延續時，大屠殺似乎就是一個『單元素集合』，一個不再重複的片段。」這就阻礙了對大屠殺內在機制的進一步研究，也就「更少的要求對現代性的歷史趨勢文明的進程、社會學研究的基本主題的正統理解進行任何有價值的修正。」（p1）
另一種偏見卻來自於截然相反的看法：大屠殺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比如大屠殺牽涉根植於人類原始的野蠻的攻擊本性，或者被簡單的認為是由於人種、文化或者種族之間的壓迫與迫害而已。
所以，大屠殺不管是個別現象還是普遍現象，這兩種觀點都沒有觸及大屠殺的本質。大屠殺僅僅被看做發生在功能失調、道德失范的社會裡，被認為是人類本能無限釋放所導致的後果里。這種研究範式導致了大多數社會學家的沾沾自喜，從而忽略了對造成大屠殺的內在機制的研究，進而走進了這樣一個思維誤區：大屠殺是現代性的一個失敗，而不是它的一個產物。
其中的所隱含的一個邏輯便是大屠殺只是人類從野蠻狀態到文明社會演化的過程中一個插曲而已，換句話說，正是人類社會由於還不夠文明，才會導致大屠殺的發生。這種流行的偏見，「西方的文明觀——至少是我們自己的、西方的和現代的形式——首要的是把文明社會看作一種一種道德力量。」（p37）
所以，現代文明的內在驅動力便是儘可能將一些「不文明的」「野蠻」的因素剔除出去：「社會約束的目標——因此還有現代文明的目標——它顯然在於將規範的宏圖拓展到以前從未聽所的領域——是將道德的制約強加在原本就泛濫猖獗的自私自利和人身上與生俱來的動物性野蠻至上。」（p6）
如果社會學能夠突破這種思維上的偏見，社會學家就能夠開啟一扇新的理論出口。這種新的視角「將大屠殺宣稱為現代文明的一個範式，是它『自然的』、『正常的』的結果，也是它的歷史趨勢。」這樣才能揭開大屠殺的真相。
「現代性」相對於前工業社會來說，它充滿理性、進步的一面，這是啟蒙運動的成果。但是，人們在迷戀這一面的同時，卻忽略了「現代性」的另一面，而正是這一面卻是導致大屠殺的最重要的原因。費恩戈爾德一段駭人的話生動的詮釋了「現代性」的另一面：
「（奧斯維辛）也是現代工廠體系在俗世的一個延伸。不同於生產商品的是：這裡的原材料是人，而最終的產品是死亡，因此，每天都有那麼多單位量被仔細地標註在管理者的生產表上。而現代工廠體系的象徵——煙囪——則將焚化人的軀體產生的濃煙滾滾排出。還有現代歐洲精密的鐵路網向工廠輸送著新的『原料』。這同運輸其他貨物沒有什麼兩樣……我們目睹的一切的只不過社會一個龐大的工作計劃。」
大屠殺並不是社會的失范，相反，它正是工業社會正常運轉的體現。「就是說毀滅機器與有組織的德國社會從整體上來說在結構上是沒有區別的。」所以，以理性為顯著特點的工業社會並沒有將野蠻剔除出去。理性一路高歌猛擊，不可避免的產生了文明和野蠻這對孿生子。前者洋溢著樂觀主義情緒，而後者卻在很長時間內遊離於社會學家的視線之外。
所以，鮑曼認為，「它揭示了當人的本性（厭憎殺戮、不傾向暴力、害怕負罪感、害怕對不道德行為負責）遭遇到文明的產物當中最受珍視的實際效率，即遭遇到其技術、選擇的理性標準、思想和行動服從於經濟與效能的傾向的時候，就暴露出了它的不足與脆弱」（P18）
針對猶太人大屠殺的命令一旦下達，剩下的事情就像工廠根據某種投入與產出的成本計算的生產模式成為了官僚系統的例行行動。這時，官僚體系中的各種專家相互協調一致朝著這個目標努力。韋伯曾形象的表述了這種場景，「準確、快速、清楚、了解文件、持續、謹慎、一致、嚴格服從、減少摩擦、降低物質和人的消耗——這些在嚴格的官僚制度當中都被提升到了最優狀態。」（P20）
這種專家討論最優狀態的奇怪場景很難將它與所指向的大屠殺的目標等同起來。但是事實卻是如此，而且它反映了一種真正的理性關懷：正是這種理性的、冷靜的、基於成本計算的協調一致的行動才能造成大屠殺！
所以，接下來我們在那些參與大屠殺的人所看到的道德悖論就不足為奇了！
二 大屠殺中劊子手的道德悖論
那些參與大屠殺的人是正常的嗎？答案是肯定的，「絕大說的納粹黨衛軍士兵，無論將領還是士兵都能輕而易舉地通過一般對美國新兵和堪薩斯州警察進行的心理測試。」納粹著名的劊子手艾希曼並不是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十惡不赦，相反，他思維敏捷，工作突出，具有很高的文化修養，喜歡讀康德的著作。從外表上看，很難將他和劊子手等同起來！
所以，參與大屠殺的納粹軍人既不能狂熱也不能有虐待傾向，他們個人的積極性並不受到納粹當局的鼓勵，他們只能嚴格按照理性計劃的要求投入到工作中去。「個人獲利和個人動機一般而言是受到責難和懲罰的。不是聽從命令並且以一種組織的形式殺人，而是出自慾望或者高興而殺人，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招致審判和判刑。」（P27）
是什麼的魔力驅使著那些普通的德國人去從事這種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這些在心智上正常的德國人如何轉變成德國集體罪行中的劊子手？
凱爾曼認為，反對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種情形下回受到損害。一，暴力被賦予了權威；二，行動被例行化了；三，暴力受害者被剝奪了人性。
在集體行動中，個人的個性嚴格服從組織紀律原則，這些原則要求組織成員在行動上要與組織保持一致。這種獻身組織、自我犧牲的行為被認為是一種德行，用韋伯的話來說，就是對這種德行無私地遵從乃是公僕的榮譽。組織的規則成為了組織成員行動的合法性來源，這時個體的良知和思考被壓抑了。同樣，服從上級權威、按照組織原則行動將組織成員能夠從由於自己的行到所導致的道德自責中有效的解脫出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將這種道德憂慮歸結給他的上司身上。每個人可以堂而皇之的為自己的行為辯護：我只是做了一個軍人應該做的事情，軍人的天職就是服從上級的命令，而不管這個命令是道德還是非道德的。
造成這種後果的另外一種原因是大屠殺與前現代面對面、血淋淋的屠殺有很大的不同。這些參與到大屠殺中的人已經很少有面對被屠殺者的機會，所以，他們在此過程中不會有源於惻隱之心的艱難道德選擇。同樣的效果我們可以從屠殺者和被屠殺者之間的距離可以看出來。用刀當面行刑會給行刑者造成相當大的良心拷問，但是用狙擊槍遠距離的槍殺受害者卻使行刑者良心輕鬆的多，更甚的是，飛行員如果把炸彈投到指定的區域，他不會因想到可能會誤殺平民而產生道德上的自責，反而會因自己出色的完成任務產生軍人的自豪感。最令人震驚的是：
「大多數官僚成員所做的只是起草備忘錄、繪製藍圖、電話交談和參加會議。他們只要坐在他們的桌子旁邊就能毀滅整個人類。」這些專家頭腦中塞滿了計劃、成本、報表，沒有一點空間留給良心和道德。（p33）
所以現代性的大屠殺的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從面對面的槍殺變成了有計劃、有理性的方式，他們「發明了流動的、後來變得固定的毒氣室；而後者——是納粹分子來得及發明的最完美的東西——使殺手的角色縮減為從屋頂的孔隙往裡倒入滿待『消毒化學劑』的『衛生官』的角色，並且不讓他到建築物的裡面去參觀。」（p36）這種以從空間距離上隔離屠殺者和被屠殺者新型的屠殺方式最大程度上稀釋了屠殺者的道德兩難困惑。總之，這種方法就是盡量使受害者的人性從視野中消失。
換言之，這種使得每個人成為這種殺人機器中的一個微不足道的齒輪的組織成功的將一個個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怎麼看都不是「道德敗壞」人轉變成冷血、冷靜、理性的劊子手！
三、為什麼是猶太人？
反猶主義真的是大屠殺的真正原因嗎？長期以來，有一種普遍的觀點認為，歐洲猶太人之所以被屠殺主要原因是猶太人在歐洲激起了種族仇恨。這種由於宗教的、經濟的、文化的因素所激起的仇恨一度被認為與大屠殺有著極其明顯的因果關係。但是事實並非如此，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屠殺並不是由於德國人對猶太人多大的仇恨，事實上「德國民眾的反猶主義比起相當多的歐洲國家對猶太人的敵視來說要遜色得多。」（p41）
所以，科恩認為，無論對猶太人的仇恨有多深，如果沒有一個有組織「屠殺猶太人」的職業團體，這種大屠殺是不可能實現的，甚至連對猶太人的人身攻擊都很難。「只有在執行政策和受到某類政府支持的時候，他們才展開有效的行動。」因此，將大屠殺歸結為對猶太人的仇恨缺乏歷史根據的。
「反猶主義」從詞源學上來講主要指猶太人作為一個外來的、敵對的和不受歡迎的群體的概念。猶太人大遷徙所帶來的最顯著的特點是：他們由於宗教文化的原因無法融入到當地社會，猶太人獨特的、與當地格格不入的文化儀式強化了這種分離意識。
猶太人這種獨特的文化與歐洲傳統的基督教文化雖然共同的一面，但是它們之間的不同之處卻構成了這兩種同源文化奇特的相生相伴、若即若離的關係。這種奇特的關係使得「猶太人跟基督教世界裡所有其他令人討厭和無法被同化的群體不同。與任何一個異端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既不是一個局部的問題，也不是一個有著明確開端並因此有望獲得結局的插曲。相反，他們構成了基督教的一個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伴隨物，即基督教實質性的他我。」（p49）
而且他們與希伯來故土只有文化上的聯繫，他們進入到歐洲大陸便成了無家可歸的人。猶太人沒有土地，不能參與當地的政治事務，只能從事一些經濟活動，希特勒認為，「由於沒有自己的領土國，猶太人就無法參與旨在征服土地、以戰爭為其一般形式的普遍的權力鬥爭，因此他們就不得不採取下流、卑鄙、偷偷摸摸的手段，這使他們成為特別可怕和邪惡的敵人；而且，這個敵人是不會滿足或者安寧的，因此為了保證對自己無害就必須予以消滅。」（p47）
無家可歸、散落在歐洲大陸上的猶太人在當地人看來是一個「粘性的」種族。「粘性」這個詞形象的說明了猶太人與歐洲人之間一種特殊的關係。在貴族人看來，猶太人是下等人，但是在農民和市民眼中，猶太人又是剝削者。猶太人夾在貴族和平民之中成為兩邊都很仇視的「中間人」。這種「中間人」的角色成為了歐洲人心中對猶太人的刻板印象。
在歐洲人看來，「在活人眼裡，猶太人是死人；在本地人眼中，猶太人是外來者和遊民；在窮人和受剝削者的眼中，猶太人是百萬富翁；在愛國者的眼中，猶太人是沒有國家的人。」（p54）猶太人就像「三稜鏡」群體一樣，他們在不同的階級眼中折射出完全不同的形象，一種是野蠻的，另一種卻是冷酷傲慢的剝削階級。所以，在衝突中，無論對於哪一方來說，猶太人都被視為敵對的一方。
猶太人這種多元角色註定了他們在任何的衝突中成為仇恨的中心。這種仇恨已經超越了普通的人與人之間的仇恨，也與歐洲群體與群體之間的衝突大相徑庭，「將針對猶太大眾的反猶主義與針對猶太精英的反猶主義中的一些變數合併在一起或許致使歐洲的反猶主義帶有了獨特的毒性；其他群體雖然也受到憎恨，但受憎恨的要麼是精英，要麼是大眾，而可能在猶太人中，兩者同時都受到了憎恨。」（p55）
在前現代社會中，這種仇恨並不太明顯。但是，在現代性社會中，革命的劇變破壞了原有的社會秩序和安全感。不可阻擋的工業化進程加劇了這種破壞力。資產階級藉助於資本的魔力重新對社會階級進行了重組。由於猶太人與資本的親緣關係，
「任何一個有失衡感、威脅感或者被替代感的人都很容易地——並且是理性地——把他們所經歷的震蕩述說成猶太人帶有破壞性的不協調的印記，以便讓自己的焦慮得到解釋。」隨之而來的後果便是：猶太人被卷進了更恐怖的仇恨旋渦中。在現代社會裡，猶太人替代了前現代社會的惡魔的角色，成為了在歐洲劇變之中緊張和焦慮的主要的根源，「這種緊張和焦慮被提高到了一個史無前例的強度，並獲得了可怕的表達工具。」（p61）
金錢的力量使得猶太人成為傳統貴族最大的威脅。猶太人順應時勢，以金融為手段，成為工業社會新興的力量。猶太人經濟上的成功已經給已有的社會統治帶來危機，「猶太人被視為一股邪惡和破壞的力量，是騷亂和無序的代表；最典型的是，猶太人被視為一種粘性物質，它混淆了本應被分離的事物之間的界限，光滑了等級之梯使之可上下自如，熔化了所有的堅固之物並褻瀆了所有的聖潔之物。」（p66）
四、種族滅絕——作為一項社會工程的種族主義
針對猶太人的異類恐懼症和競爭者敵意還不足以導致大屠殺，它們只是大屠殺的輔助。大屠殺只有深植於現代文明社會裡才有可能成為現實。社會工程學是現代文明社會明顯區別於前現代社會一個顯著特徵，它執迷於這樣一種信仰：即認為通過理性將建築學、園藝學、現代醫學等現代學科結合起來按照一種完美主義的理想付諸實踐，可以對社會秩序的改造。
種族主義基於這樣一種邏輯：「在因為自我控制和自我管理的雄心而顯得獨特的現代社會裡，種族主義卻宣布存在者一種群的人，他們頑固並死不回頭地抵制所有的控制，並不受任何旨在改善的努力的影響。打個醫學的比方來說：一個人可以鍛煉和保持身體『健康』部分的體形，但無法阻止癌的生長，後者只有通過毀滅才能得到改善。」毫無疑問，這種「癌」或者是「死不回頭」的群體指的就是猶太人。因為猶太人是無法被矯正的。按照醫學，這種「癌」應該被隔離消滅。
種族主義只有在一個按照完美計劃對社會進行改造的環境里，才有可能盛行起來。納粹對改造自由的日耳曼精神千年德意志帝國的改造就是這種完美計劃的現實翻版。猶太人無法接受這種日耳曼精神。針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就勢在必行了。在溫和謹慎的言辭里：內務部國家衛生局的居特博士講納粹統治的主要任務描述成是「一項一貫旨在保證種族健康的積極政策。」（p89）但是納粹統治者的言辭卻赤裸裸的多，「達到這個目標的唯一可行道路就是對無價值的生命實行強制驅除。依據環境，制定了『消滅』、『結束』、『撤離』或『縮減』等參考手段。」（p91）
社會工程和種族主義具有很強的親緣關係。這種相生相伴的關係主要表現在兩個重要的方面：一、科學取代了神學，科學家取代了先知和神父。所有的一切都客觀的、可以被測量的。真、善、美都必須通過科學的檢驗才能得以合法化。以至於，「人的氣質、個性、智力、美學天賦甚至政治傾向都被認為是由大自然決定的。」科學分類法的創始人林奈也不得不把白種人描寫成「有創造性、充滿靈性、井然有序……與此相對，黑人則被打上所有負面的特徵。」；二，啟蒙運動將科學提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認為科學無所不能，是一個積極改造社會的強大工具。人類社會可以依據這種工具達到自我完善。這種科學工具植入種族主義的內核就會演變成強烈種族偏見的「科學種族主義」。所以，猶太人被認為是細菌、分解細菌或害蟲，希特勒意志執行者將消滅猶太人說成是歐洲的康復、自我凈化、清洗猶太人。用外務部新聞總管的話來說，猶太人的問題是「一個政治衛生的問題」。（p96）
五、大屠殺的獨特性和常態性
作惡者都是瘋狂的嗎？答案是令人失望的。在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中，納粹軍官一般都是受過良好教育並具有很強的榮譽感。「他們在當時是受過良好教育。無論何時當我們思考奧斯維辛背後西方的意義，這都是問題的關鍵所在。」即便大屠殺已經過去很多年，那些大屠殺的印記任然在現代社會有跡可循，它們並沒有消失。因為，「導致（奧斯維辛）產生的意識形態和體制保持的完好無損。這意味著民族國家自身的失控並且能夠在難以想像範圍內引發社會殘殺的行為。」同樣值得我們回味的是，「當代文明社會的許多特徵都鼓勵輕而易舉地訴諸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大屠殺與現代社會如影隨形的主要原因有兩個：第一，「由其自身的內在邏輯可能導致大屠殺計劃的構思過程，以及容許實施這樣一個計劃的技術資源，不僅被證實與現代文明完全契合，而且是以它為條件、由它創造和提供的。」換言之，現代社會雖然不是大屠殺的充分條件，但卻是必要條件。現代社會雖然並不一定發生大屠殺，但是它卻具備大屠殺的可能條件。
第二，所有那些文明化進程已經建立的核查與平衡、屏障和阻礙的複雜之網都被證明是無效的；而我們本寄希望並信任這些網路能夠保護我們免於暴力，並能夠抑制所有野心勃勃和肆無忌憚的力量。而大屠殺的來臨時，受害者發現自己是孤零無靠的。他們不僅已被表面上和平、人道、遵守法律並秩序井然的社會所愚弄——他們的安全感成為他們毀滅的一個最有力的因素。現代社會最明顯的特點也許是人人都遵紀守法，解決糾紛的方式訴諸法律，看上去秩序井然。但是在一個當個人面對強大的國家機器或者訓練有素的暴力機器時毫無還手之力的社會裡，我們就會發現，大屠殺不僅沒有消失，而且還有時時發生的可能性。我們不能因為現代社會給我們生活帶來安全和便利的樂觀情緒所誤導而忽視這種可能性，更不能因此而沾沾自喜。
集體屠殺歷來有之，並不是現代的產物。但是，從歷史縱向維度來看，發生在現代社會的集體屠殺很明顯具有以往不同的特徵。這種集體屠殺帶有一種顯著的現代氣息。這些特徵表明了大屠殺即是現代文明的失敗，也是現代文明的一個產物。「就像按現代——理性的、有計劃的、科學信息化的、專門的、被有效管理的、協調一致的——方式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樣，大屠殺超過了全部它所謂的前現代等價事件並使它們黯然失色；與大屠殺比較起來，這些事件顯得是原始的、不經濟的和效率低下的。」所以，無論發生多少個「碎玻璃之夜」（仇恨猶太人的暴徒砸碎猶太人的商店、禮拜堂以及家園）都無法與針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相提並論。
現代社會已經拋棄了成吉思汗式的集體屠殺，它為像希特勒那樣冷靜的、理性的針對猶太人大屠殺的人創造了有利的條件。這種現代性的大屠殺來自於這種構想：社會是一項系統工程，是可以認為設計和改造的。這種構想一旦深深打上科學理性的印記，高於現實社會的「理想社會」是完全可以實現的，因為，「現代性是一個認為的秩序和宏大的社會設計的時代，是一個設計者、空想家以及——更一般而言——『園丁』的時代。」（p149）
在那些熱心改造社會的「園丁」看來，要想建立一個「完美的社會」就必須依據高超的審美標準對美醜進行分類。所以，接下來清理「雜草」的工作僅僅被視為花匠日常的例行工作而已。現代文化就是一種園藝文化。
希特勒意圖創造的「美好的世界」是一個更有效的、更道德的、更完美的世界，或者是一個純雅利安種族的世界。而猶太人不適合這種冰清玉潔、健康華麗的世界。他們就像雜草一樣，他們必須被隔離、控制、阻止蔓延，最終他們被清除出去！這種現代「園藝學」並不因為它的恐怖後果而有悖於現代文明的精神，反而是現代文明的體現！它表明一種基於「園藝學」的美學對社會進行改造的理想主義實踐。
一旦這種理想主義實踐付諸行動，而且不受任何其他社會力量有效控制時，種族主義就會接踵而來。大屠殺之所以是獨特的（相對於其他社會形態），是因為它是現代的。「與偶發性屠殺相反，系統的滅絕也許只有在戰爭時期的掩護下才能成功。……有組織驅逐和屠殺的過程需要龐大的軍事和官僚機構部門的協作，也需要德國人的默許。」（P127）
所以大屠殺大部分構成要素都帶有顯著的現代社會的特點：現代的、理性的、技術——官僚、強大的軍事力量、對「完美世界」憧憬！
六、現代社會勞動分工和官僚體系大屠殺之間的關係
有兩個重要的因素可以解釋為什麼大屠殺發生在現代社會：一、細緻的勞動分工；二、以技術的責任代替道德的責任。
細緻的勞動分工模糊了行動和結果的因果關聯。行動和結果的這種距離感有效地緩解了參與到大屠殺的人員道德困惑。每個人都是這個龐大的官僚鏈條中的一環，參與到大屠殺中的每個納粹成員只專註於自己的任務，那些在會議室里討論如何以最經濟手段屠殺猶太人的專家頭腦里很少呈現出猶太人被屠殺的恐怖場景。官僚體系是一種冷酷的力量，「這種實踐和精神上與最終產品的距離，意味著官僚體系等級中的大多數公務員可能會在沒有了解其指令的結果的情況下發出指令。」（p133）
在目標的指引下，一切成為了圖表、數字等抽象化的符號。這些抽象化的符號剝離了它們目標的實質，一切都成為了數字、計算、投入和產出。現代社會精細的分工協作無疑擴大了這種距離，這種由分工協作所拉開的距離對參與其中的納粹軍人的心理影響意義深遠，這種距離可以導致一切人道主義災難，「將燒死嬰兒的過程分成細微的功能任務，然後將這些任務彼此隔開，這已經使那種認知變得無關緊要了——並且也是非常難以達到這種認知的。」（p134）勞動分工的後果便是每個人的工作有多種結果，造炸彈的工人並不關心他們所造的炸彈是用於炸礦山還是用於其他目標，同樣，投放炸彈的飛行員也很少關注他們所炸的對象。一切都是找著指令而行動的。他們對一切後果都無動於衷，只關心自己是否能夠出色的完成任務。這些任務最終都化成專家會議室里桌子上的一張張報表！
與這種距離感緊密相聯的是技術的責任代替了道德的責任。現代社會一個重要的特點是一切都是「量」的抽象因素。一切都是技術性的問題，與道德判斷無關。在權力的等級序列中，每個人考慮的不是自己的任務的後果，而是有沒有完成上級所給的任務。一切都是對上級負責。所以，「一旦與他們遙遠的後果相分離，大多數功能專門化的行為要麼在道德考驗上掉以輕心，要麼就是對道德漠不關心。」
官僚體系還有一個顯著的特徵就是它會自然而然將自己的行動目標非人化。在大屠殺中，將受害者降低到最低生活水平以及盡量將人格尊嚴的符號從他們身上剝離就是這種「非人化」的策略。從外形上將受害者進行殘酷的塑造，以達到這種效果：當人們看到這些受害者「消瘦的骨架、蒼白的臉龐、獃滯的眼神的」時，誰還相信這些受害者是真正的人？「根所有其他的官僚機構官僚對象一樣，作為對象的人已經被簡化為純粹的、無質的規定性的度量，因而也是去了他們的獨特性。他們早已被非人化。」（p137）
當官僚體系施行這種非人化的策略時，當官僚體系綜合運用了現代技術以實現它的已被抽象化的目標時，這種毫無人性的怪獸將會以一種理性的、冷酷的、有效的力量吞噬一切！在通往目標的進程中，施暴者和受害者地位發生了逆轉，「不是官僚體制行為的對象，而是行為的主體在遭受痛苦，值得同情並應受到道德的讚揚。他們從鎮壓受害者的反抗中獲得自己尊嚴的榮譽和紀念，就像他們為越過其他任何障礙一樣感到自豪！」（p138）總之，現代社會中，官僚體系運行的「價值中立」原則可以做一切事情，而無需考慮這些事情的後果！
現代社會導致大屠殺的另一個原因是在現代社會中個人已經難以與強大的暴力機器相抗衡。尤其是身體暴力在現代社會中已經銷聲匿跡，但是這種表面上的消除卻以另一種更恐怖的、無所不在的形式存在著，「個體交往缺乏暴力是因為它顯然受到了個體之外的力量控制。但是，這個力量並不外在與每個人可觸及的範圍。」（p142）
這也許是日常生活中人與人溫文爾雅、彬彬有禮的交往方式所付出的代價：他們喪失了使用暴力捍衛自己權利的力量，隨之而來的後果可能就是他們面臨外在侵害的時候束手無策，無能為力。這種無力感正好折射出那些壟斷暴力的組織所可能散發出來的可怖力量。「如果沒有對在我們看來已深嵌與現代文明社會結構中的防衛措施的信任，現代權力特有的失衡所帶來的長期處在威脅之中的意識將使我們的生活變得無法忍受。」（p143）而大屠殺正是這種現代權力失衡所導致的最可怕的後果之一。
現代科技最大的弊病就是對道德的冷漠以及對效率的執著追求。一旦現代科技被應用於一些不道德的事件中，它就會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科學以理性戰勝了迷信，解除了宗教的道德約束力量。科學取代了宗教成為了新的宗教！這種新宗教的摒棄了道德和價值判斷，成為一個赤裸裸的、毫無人性的工具！在一股狂熱的對科學的崇拜中，可以預見科學所具備的邪惡力量。「在合作設計大眾絕育或者集體屠殺最有效、最迅速的手段的過程中，或者，在構思集中營奴隸制、把它作為進行醫學研究以促進學術進步——當然也是促進人類進步——的一個獨一無二的極好機會的過程中，科學帶著狂熱和放任拆除了所有阻止它的的障礙。」（p144）在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過程中，「德國科學家滿懷欣喜之情登上了由納粹機車拉動的列車，駛向勇敢的、新的、種族純凈的德國統治的世界。」
總之，文明社會消除了個人之間的暴力，但是並不能完全消除暴力！一旦文明社會的陰暗的一面顯現出來，一旦現代科學被不道德的使用，文明社會的惡果就會隨之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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