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俘在延安 可享連級待遇

1

抗戰八年，如何處置那些曾經窮凶極惡的日本戰俘，一度是個很棘手的問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優待俘虜，釋放俘虜，在延安創辦專門教育日本俘虜的「日本工農學校」，化敵為友，以德報怨，是為大仁大智的攻心之舉，也是面對敵對分子，施行重新改造人、塑造人的方略的成功範例。

1941年5月15日下午6時，位於延安城北門外青年文化溝(大砭溝)的八路軍大禮堂，正在隆重舉辦日本工農學校開學典禮。八路軍總司令朱德、總政治部副主任傅鍾、西北青年救國會主任馮文彬，以及陝甘寧邊區政府和各界代表共兩千多人參加了典禮活動。該校30多名學員，排著整齊的隊伍，從寶塔山麓的學校住處來到會場，迎接他們的是一陣熱烈的掌聲。

大會主席台上交錯高懸著「日本工農學校」的校旗和「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的盟旗，旗幟下面懸掛著毛澤東的肖像和已故日本革命領袖片山潛的遺像。主席台左右兩側顯目位置分別張貼著毛澤東的題詞：「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民族敗類」；日文大字標語：「萬國プロレタリア團結せよ!」(「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旁邊還貼滿了各機關、學校和部隊送來的錦旗，以及朱德、王明、洛甫等中共領導人的題詞。

會議由傅鍾主持，朱德、馮文彬相繼講話。「今天是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帝國主義總崩潰的時代。人民會翻身的，時間不會很長，就在這幾年之內。日本人民和士兵現在多數還受著欺騙，但他們會覺悟過來的，他們和中國人民一樣，只有一個敵人，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朱德講話很樸實，也很動聽。他說著說著，語調逐漸高昂起來：「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在華北，在華中，在中國各個戰場上，在日本，都設有"日本工農學校』；我希望，在不久的將來，不只是在中國有八路軍，而且在日本也有日本的"八路軍』——這為正義為人民而戰的軍隊!」①

會上宣讀了全國各抗日根據地發來的賀電、賀詞。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代表發言，表示全體反戰同盟的盟員們，要始終站在反戰同盟的光榮戰鬥崗位上，擔負起歷史賦予的重任。會議高潮是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體學員列隊登台，集體鞠躬後，莊嚴宣誓：

親愛的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將士們：

我們日本工農學校全體學員懷著滿腔真摯的感情，謹向你們致以熱烈的戰友般的感謝並說幾句我們的誓言。

我們中間的大多數，是曾經在戰場上，將槍口瞄準過你們的日本士兵，然而，當我們變成八路軍俘虜的時候，你們不但沒有侮辱我們，沒有殺掉我們，不僅沒有把我們當作敵人，而且還給我們充分的自由、平等、安全和優厚的物質待遇，與各位共享生活的歡樂。八路軍實在就是我們生命的恩人，對此，應怎樣表達我們的謝意呢，我們實在是找不到最恰當的語言……

八路軍不僅僅是挽救我們的生命，而且，又為教育我們，創立一個特別的學校，這是在世界戰爭史上也是絕無僅有的。在這個學校我們要學習很多不曾學習過的東西。我們的胸中燃燒著對新生的渴望，滿懷信心地去學習革命理論，徹底改造思想……②

他們的宣誓得到全場雷鳴般的掌聲，兩千多人振臂高呼：「歡迎日本同志與我們並肩戰鬥!」「偉大的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精神萬歲!」「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當他們依次走下台的時候，八路軍敵工部的同志們早已等在台口，熱情地擁抱著他們。典禮結束，緊接著是遊藝晚會。日本工農學校學員和反戰同盟延安支部的同志們，表演了準備已久的日本歌舞，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所屬少年演出童話歌舞劇《公主旅行記》等節目。濃郁的民族藝術特色，一陣陣熱烈的掌聲，演員是觀眾，觀眾也是演員，賓主不分，其樂融融，感染著每一個參與者。晚會持續到子夜時分，大家在歡樂的氣氛中依依道別。

次日，日本工農學校召開學員座談會，徵求大家意見，組織學員暢談感想。學員瀧澤說：「我經常聽到勞動者、國際主義精神的話，但這到底是什麼，我不知道。昨晚，我體驗到了。當我登上舞台，受到中國同志熱烈的掌聲時，我的呼吸短促，眼眶發熱，我幾乎流出眼淚，我平生從未受過這樣大的激動。來到八路軍之後，中國同志從沒有把我們當作俘虜看待過，可是"俘虜』這個觀念卻像惡魔似的盤據[踞]在我的腦海里，我被這個惡魔苦惱著，使我憂鬱，使我嘆息。但昨晚，這惡魔競[竟]然離開了我，我再也不覺到自己是個俘虜，而是被中國同志所歡迎的嘉賓了。」③這天晚上後，他在校部的窯洞前面徘徊了很久，最後還是鼓足勇氣推開窯洞的門，把一張紙條交給學校負責同志。紙條上寫著：以前填寫的表格是故意寫錯的，他本來有一兄三妹，填表時都沒有寫；他真實的住處是神戶××區第三町目，而填表時卻寫成第四町目；他本來大學只讀一年，表上填大學畢業，等等。

另外一位學員小林青在座談發言中說：「一年多來支配我的思想的俘虜觀念，直到昨天大會上，才完全地消失了。我的思想解放了，我再生了!」

話音剛落，年齡最大的學員，42歲的酒井立刻從座位上站起來說：「小林，你說出了我們大家的心裡話，今天我才感覺我們的心是和中國人民的心是相通的。」④

酒井應徵入伍前是日本一家工廠里的工頭，性格倔強，遇到不順心的事情總是瞪起眼睛大吵大鬧，被八路軍俘虜後一直態度強硬，甚至在工農學校還進行過絕食鬥爭，要求釋放。此前的1940年11月3日「明治節」(紀念日本明治天皇誕生的節日)，他帶領5個日本學員偷偷地爬到山頂，面對東方，遙拜日本東京皇城，高呼：「天皇陛下萬歲!」發誓與八路軍對抗到底。現在，他的反省表態對於其他士兵影響很大，大家都認真檢討，讀書思索了。

2

日本工農學校，是中共領導人接受日本共產黨領導人林哲的建議，於1940年10月籌備建立的。該校主要從被俘日本士兵中選拔一部分受過教育者入校學習，以培養反戰同盟幹部為目標，也就是為日共在中國培養革命幹部。學校剛成立時只有學員11人，後來陸續增加，到1941年開學典禮時已有35人。他們都是從華北戰場送來的日本兵，其中下級軍官6人，在八路軍政治攻勢下主動投誠1人，不堪忍受日軍內部軍官侮辱打罵出逃而被八路軍捕獲2人，其餘都是作戰時被俘虜的，尤其是「百團大戰」中被俘者占多數。

該校隸屬於八路軍總政治部，校長林哲，副校長趙安博、李初梨。辦學宗旨為十字校訓：和平、正義、友愛、勤勞、實踐。學校實行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領導下的民主自治管理，設立5人理事會，及學生審查、教育、經濟等委員會。學制一年，分三階段，即資格審查(一個月)、預科教育(兩個月)和本科教育。學員學習期滿後，根據需要分配到前線各地，參加反戰同盟領導的實際工作。

林哲，又名岡野進、野坂參三，1892年3月出生在日本山口縣，是個身材矮小、神情莊嚴的日本人。青年時期他留學英國學習經濟學，後參加英國共產黨。1921年回國後，擔任日本勞動總同盟書記，次年7月發起創建日本共產黨，被捕後長期遭監禁。1931年至1940年作為日本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出席1935年5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被選為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主席團委員。1940年3月，他隨周恩來一行從蘇聯經迪化(烏魯木齊)、西安秘密到延安。他原擬潛回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因戰事受阻而留在延安，幫助八路軍敵工部做瓦解日軍思想的政治教育工作。他化名林哲，只有中共黨內少數高層領導人知道其真實身份，1943年5月共產國際宣布解散，他公開自己作為日本共產黨的代表身份。⑤

在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學員，大多數出身於日本國內的社會低下階層，文化程度不高，很多只有小學程度。學校開設的課程有：

「日本問題」、「聯共(布)黨史」，由林哲任教；

「時事問題」，由林哲、李初梨、趙安博任教；

「政治常識」，由李初梨、王學文、廖體仁任教；

「社會科學基礎」，由何思敬、趙安博任教；

「政治經濟學」，由王學文、李初梨任教；

「中國語」，由李初梨任教；

「文化課」，由趙安博任教；

「中國問題講座」，由江右書主持；

「中國革命史講話」，由羅明達主持；

「修養講座」，由王斐主持；

此外，還有為提高學員日文水平的「日語訓練班」，由王曉雲主持。

這些任課教師除日本人外，都是曾經留學日本，且精通日語。學校所有課程的課堂教學都用日語講授，但學員討論時必須用中文發言，即使中國話講得很差，也要開口說，為著儘快提高漢語水平。

教學內容，特彆強調理論聯繫實際，結合日本國內的具體實際或戰爭事實，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尤其是「政治經濟學」和「社會科學基礎」課程，教員從英、美、德、法等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的兩種社會制度對比中，認識日本的社會制度與戰爭本質，從而揭示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罪惡與中國人民抗日戰爭、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正義性。這對學員們的思想衝擊最大。

據該校學員梅田照文(又名香川孝志)1942—1943年的聽課筆記，「社會科學基礎」課程共分四篇，外加導言部分。具體章目如下：

導言：為什麼要學習政治常識／／決定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是什麼／／學習中應注意的問題；

第一篇：資本主義以前的社會／／原始共產制社會／／奴隸制社會／／封建制社會；

第二篇：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的意義／／商品和貨幣／／資本和剩餘價值／／經濟恐怖；

第三篇：帝國主義／／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帝國主義必然滅亡；

第四篇：社會主義社會／／無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生產關係。

從遠古的社會到今天的社會是怎樣發展過來的呢?決定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是什麼呢?現在的社會為什麼會有富人和窮人，為什麼會爆發戰爭?課程提供了對於人類社會和人類社會歷史的認知武器，那就是生產力加生產關係構成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是促使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社會發展的歷史，就是生產的發展史，就是生產方式不斷變化的歷史，也就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展的歷史。」充滿矛盾的資本主義社會法則，必然導致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革命就是以革命的手段(武裝起義)奪取資產階級的權力。以共產黨這樣強有力的戰鬥司令部為領導的無產階級，把由資本主義制度剝削奪走的財富再通過革命奪回來。並且無產階級把奪回來的財富，作為自己統治的國家所有，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這樣，該門課程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將聽課的日本戰俘學員們與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剝離開來。

並且，課程當中特別注意列舉分析日本近現代社會史實現象，加以剖析講解。如列舉1929—1932年日本的物價指數，說明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九·一八事變」，就是作為擺脫經濟恐慌(即經濟危機)的政策來進行的。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進而發動「七·七事變」，同樣是作為擺脫經濟恐慌的一個原因。「資產階級無論如何謀求對付恐慌的對策，也是擺脫不了恐慌的。沒有自己的滅亡，是解決不了的。」⑥

在課程教學過程當中穿插有許多討論，形式上分為「小組討論」、「星期一討論」、「讀書會」三種。就課程教學中的疑點和難點，廣泛交流探討，要求每個人都發表意見，談感想，說體會，有疑問作解答，有爭論更歡迎，總以解決思想問題，形成統一認識為目的。多年後，接受教育的日本學員回憶：「通過對具體問題的深入探討，將所學過的理論與現實結合起來，從而加深了對所學知識的理解，提高了思想認識。也使我們從理論高度認識了日本法西斯發動的侵華戰爭的真相和他們在戰爭中犯下的罪惡。」⑦

放下手中的武器，他們成了戰俘；還要放下精神思想上的武器，他們才有可能成為革命的戰友。這些戰俘在精神思想上的最後武裝是「武士道」。這種源於日本文化傳統，並依附皇族神權崇拜，尚武使氣的道德原則，被運用到侵略戰爭上則表現為對發動戰爭的天皇的崇拜，對上級命令的絕對服從，對個人名節的無上推崇，甚至以死效忠，剖腹明志。工農學校的教育首先就是要破除他們對於天皇的神權崇拜，從而認清這場戰爭的侵略性質。

據當時《解放日報》刊發的一篇通訊介紹，該校學員按文化程度不同分A、B、C三組學習。「三個組的共同課程是岡野進校長講的時事問題。他聯繫墨索里尼的崩潰，講述社會發展的法則和東條內閣被推翻的必然性，他結合紅軍勝利的消息，講述社會主義國家偉大力量的源泉等等。岡野進同志講課內容深刻，其解說也很巧妙，而且把修養鍛煉和"坦白運動』的問題編入講義中，有時甚至對問題的看法、想法、分析和處理方法也給以指點。工農學校的全體學員對時事問題都報有極大興趣。」

除上述正常課程外，各種研究會則組織開展時事政治研討活動。1943年10月，在記者採訪的當時，他們正在研究討論岡野進發表的《中日戰爭六周年之際告日本國民書》一文。「學員們從這篇文章中清楚地了解到日本軍部在這場侵略戰爭中如何進行欺騙宣傳，日本人民在戰爭中究竟得到什麼，日本人民對這場戰爭抱有什麼態度和怎樣參加反戰鬥爭等等。」同時，對於那些已經「加入在華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的同志們，目前正在研究中國共產黨的整風文獻」⑧。在整風運動中，他們更深刻地反省自己的思想，徹底清除骨子裡的法西斯武士道和所謂的「大東亞聖戰」的毒害。

3

曾經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後來分配到山東戰場工作的小林青，根據延安在華日人共產主義者同盟本部的指示，參加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膠東支部的整風運動，學習中國共產黨統一下發的整風文件，一字一句地精讀、討論，再聯繫自己的實際進行深刻反省和檢討。小林青的反省報告當時就以《我的思想反省》為題，公開發表在1944年7月23日《大眾報》上，並配有一篇大加激賞的評論。

在這篇保存完整的反省報告中，他生動描述了自己被八路軍俘虜後的思想轉變過程。他說：「大家從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情況中，知道我現在的思想作風情況。還有很多缺點和錯誤，我要在工作中逐漸改正。可是我剛被八路軍俘虜的時候，在日本軍隊中的武士道精神和以死表示效忠天皇的思想支配下，自己曾暗暗想過和計劃做一些對不起八路軍、對不起中國人民的錯事。」

因為做了俘虜，他觀念中感覺這是最大的恥辱，「不僅自己的一生完了，就連家屬也永遠受到人民的唾棄與譴責」；「支那人太野蠻……(如果被俘就要)與八路軍一刀兩斷，否則永世不能再投生了；切腹自殺也不能繳械投降，」等等。「由於有這種思想，所以，我一直頑固地表現出大日本皇軍不怕死的大和魂精神。我還十分傲慢，蠻不講理，經常大聲叫喊："你們殺死我吧，我不怕死!』」

死之未成，他便想逃。「我剛被俘的時候，總是千方百計地尋找機會逃回日本軍隊去，但仔細一想，自己不會講中國話，又沒有路條，是根本跑不掉的。即使是這樣想了，但還是硬著頭皮跑過一次，被抓了回來。後來，我又和布穀商量準備伺機偷一張路條再跑，可是通行證在八路軍同志手裡，我們曾企圖偷過，幾次都沒有成功。我們還一起商量把管通行證的同志殺死，拿到通行證逃跑，但又怕萬一逃不成，被抓回來，就犯了殺人罪。我左思右想，不敢下手殺人。」

逃之不成，他又想同歸於盡。「當時思想變化無窮，後來又暗自思忖，既然逃跑不成，那就找機會設法殺死幾個八路軍的長官，和他們一起同歸於盡，以此來盡我誓死效忠於天皇的"赤誠之志』。……(這樣)一來可以為大日本皇軍"立功』，二來也炫耀了日本軍人以身殉國的武士道精神。」並且，如果將來日本軍部知道此事，還可能被追謚為有功之臣，而不是貪生怕死的國賊了。

有一次，八路軍膠東五支隊繳獲了幾門日軍擲彈筒，不會使用。這是一種當時比較先進的專門對付機關槍的武器，日軍中也只有少數受過專門訓練的士兵會使用。八路軍參謀處請他去部隊駐地的臨時練兵場講解擲彈筒的構造和使用方法，當時周圍有許多八路軍幹部戰士，其中還有膠東五支隊參謀長李發等司令部同志，都在全神貫注地聽講解。裝彈、瞄準、射擊，他一邊講解一邊示範，「猛然間，我腦海里閃了一個念頭：如果讓我用實彈作示範講解的話，我就趁機在裝彈時把炮彈倒裝，必然引起擲彈筒當場爆炸，炸死我，也炸死八路軍的長官和士兵，讓我在八路軍的俘虜營里為日本軍隊立個大功吧!」

同歸於盡未成，他消極抵抗，並故意讓同樣被俘的自己上司逃跑，當時佯裝不知，過後才去報告。

那時，我在八路軍敵工科同志們的幫助教育下，經過一段時間的痛苦思索以後，剛剛下了狠心決定再不回日本軍隊去了。正在這時，和我在一起的瀨古，作了八路軍的俘虜，他是我原來的頂頭上司。瀨古偷偷地找我商量，如何設法逃回日本軍隊去。我盡量避免單獨和他在一起，實在躲不開他，就談別的話題，或用其他話搪塞他。反正我不願和他談逃回日本軍隊的事。瀨古見我不願意逃回日本軍隊，就威脅我，讓我無論如何幫他創造個機會逃跑回去。他對我說：我絕不會像你這個怕死鬼一樣，在八路軍面前屈服投降，即使我逃不掉，也要和他們以死相拼。可我卻守口如瓶，這些事一點兒也沒有向八路軍敵工科的同志反映彙報。當時我是這樣想的：反正我是不打算逃回日本軍隊去了。但瀨古畢竟是我的老戰友，是我的民族同胞，我何必去向八路軍報告呢?只要瀨古能設法逃回去，我就不去管，不去幫他的忙，也不願去阻止他，人各有志，隨他自己的便吧!

這樣，在不久的一次日軍掃蕩過程中，小林青和其他戰俘們被轉移到一個山坳里。連日行軍，大家都很疲憊。乘大家都進入一個山洞休息的時候，「這時，瀨古悄悄地坐起來，望了望周圍，見沒有動靜，又慢慢地站起來，推了我一把，用手向外面指了指，示意趁此機會和他一起逃跑。說實話，當時儘管我自己根本不願意再逃跑了，但不想去阻止別人，更不想將瀨古的逃跑報告八路軍。我裝著沒有看見他的眼色和手勢，像睡熟了一樣，一動也不動。他見我很久沒有動靜，狠狠地跺了跺腳，沖著我揮了揮手，然後看看其他人仍在睡覺，沒有人發現他的舉動，於是就躡手躡腳地溜出了山洞，飛快地朝山下跑去。」直等到瀨古跑過了一道山樑，他才裝作剛剛發現的樣子，急忙推醒身旁的八路軍同志大喊：「不好了，不好了，瀨古不見了!」同志們急忙起身，四面尋找，但見山坡下隱隱約約一個人影，已經跑得太遠，無法追上便作罷了。

這個反省材料，最初是其本人在支部整風審干會議上的檢討發言。毫無掩飾的思想反省，使聽者動容，也使自己的精神解脫。「我也把幾年來一直壓在我心頭的沉重包袱丟掉了，覺得輕鬆了，心裡只有一個想法：今後一定要更加努力工作，設法彌補由於我思想上的偏差而給革命工作造成的損失。」

小林青後來不僅參加了八路軍，而且申請加入中國國籍，將自己的後半生與中國人民的命運聯成一體。

4

促使這些日本戰俘思想發生根本變化的，除了日本工農學校的課程教育外，還有其他方面的因素。物質生活上的優待，是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早在八路軍開赴抗日前線，與日軍直接交鋒之際，為了分化瓦解敵人，八路軍就設立敵工科，專門負責處理戰爭俘虜問題，並逐步確定起優待俘虜的政策。

1937年9月，中共中央發出告日本士兵宣言，將日本士兵與發動戰爭的日本軍閥區別開來。「日本資本家、地主、軍閥發動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把日本的工人農民，大批地強迫送到中國的戰場上來，當炮灰而犧牲了。每天在中國的戰場上，成千上萬的日本士兵被犧牲了。你們離開你們的家鄉，離開你們的父母妻子，你們戰死在中國的沙場上，屍首也無人收斂，這是多麼悲慘的事情呵!……在前線上與你們打仗的中國士兵，也是工農出身的。為著保護中國的土地，為著保護自己的家鄉，為著反對日本軍閥的侵略，中國的軍隊不得不進行神聖的正義的民族解放戰爭。但是中國軍隊絕不是反對日本的工農，他只反對日本的軍閥。因此日本士兵應與中國的士兵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日本軍閥。」並且，公開承諾：「中國軍隊決不虐殺一個日本士兵，只要日本士兵解除武裝，馬上就給這種日本士兵以優待，如果他願意回去，就送他回去，如果他願意在中國軍隊內做事，就給他事情做。」⑨

同時，又以八路軍名義致日本士兵書，公開自己的身份，希望與日本工農出身的士兵聯合起來，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你們大概早聽過紅軍這個名字吧，我們現在的第八路軍就是原來的"紅軍』，也就是日本報紙上所常說的"共產軍』。今天我們在戰場上以血刃相見是不幸的!你們都是從日本工農出身的，被你們的軍閥強迫的穿上戎裝，被送到中國的戰場上了，離開你們的父母妻子，離開你們的家鄉。我們也都是從中國工農出身的，今天開赴前線作戰，只是為了抵抗日本軍閥的侵略，保衛中國的領土，保衛中國人民的利益，同時也是保衛日本工農的利益!我們並不反對日本的工農，我們時刻在希望與日本工農攜手。」「日本士兵們!到我們這邊來吧，我們決不虐待你們，決不亂殺你們。如果你們自願的[地]到我們這邊來，一樣是我們自己的弟兄，中國人民的朋友。」⑩

時至1938年7月，八路軍制訂了更加完備的《關於對待日本俘虜的命令》：

1.嚴禁傷害或侮辱日本俘虜，嚴禁沒收或損壞其私人物品。我軍指戰員如有違背，將受懲處。

2．對傷病日俘應予以特別照顧和適當治療。

3．日俘凡欲回歸日本國或回歸原有部隊者，均給予一切可能的便利。

4．日俘如有願留在中國或為中國軍隊服務者，應給予適當工作；有願學習者，應盡量協助進入適當學校。

5.凡欲與其親友通信者，應給予便利。

6．陣亡日軍應予埋葬，並在墳前豎立石碑或木牌。(11)

這些優待俘虜政策的執行，起到了分化瓦解日軍士兵的效果。小林青回憶自己在山東戰場上被俘後受到的優待情況是，雖然他曾逃跑，「但是與我接觸過的八路軍官兵都是既不打我，也不罵我。除了我的槍、子彈、刺刀等武器被沒收以外，我身上所有的個人生活用品，一點都沒動，全部由我自己保存。他們還十分熱情地款待我，關心我的身體健康狀況。他們不厭其煩地找機會和我聊天，啟發教育我。……雖然他們大都不會講日語，卻十分耐心地叫懂日語的同志做翻譯來和我交談，幫助我正確認識這場由日本軍國主義政府發動的侵略戰爭是不正義的，使我懂得了中日兩國人民應以睦鄰友好的關係相互交往，中日兩國人民沒有仇恨，應是朋友。」(12)

在革命隊伍供給制生活中，日本戰俘享受著較一般同志高的生活待遇。「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一律按連級待遇，每月津貼費3元。在伙食供給上，中國同志以小米為主，我們則是以白面、大米為主。通常都是上午一菜一湯，下午兩菜一湯。每天除各種素菜以外，幾乎天天都有一點肉，每星期還能包一次餃子。」(13)如果學員生病了，還會享受到更好的照顧。

當八路軍的寬大政策被越來越多的日本兵了解後，也有被荒唐誤解的現象。

1942年5月，在太行山區，一個名叫小西政賢的日本兵被俘後，受到八路軍敵工人員的優待。到傍晚時分，他竟然讓看守他的偵察員送來一張紙條，上面用日文寫著：「早先到院子里來的姑娘能借給我一晚上嗎?」八路軍敵工人員看罷，肺都氣炸了，真想狠狠地揍他一頓，但又不能。最後，想出個辦法，讓縣長擺開架勢審訊他，敵工人員假裝翻譯，實則用日語痛罵一陣。反正縣長不懂日語，俘虜不懂中文，八路軍敵工人員搜腸剮肚，將自己所知不多的日語罵人的話全部拋出來，罵他個狗血淋頭，叫他死了這份野心了事。(14)

實際上，寬大不等於一味地放縱，而是恩威並重，爭取人心，重新改造人、塑造人。當然，對待俘虜政策還存在一個對外宣傳與對內把握的分寸問題。1941年8月，毛澤東等致電新四軍主要領導同志時就指示：「對待偽軍應采德威兼施辦法。不打不能迫使其就範建立我軍的威權，但專打則勢必結成生死冤讎，不打與專打兩個極端政策對我們都是不利的。」「對偽軍俘虜，不分官兵與社會出身，原則上一概不殺。對我成見深放了又來打我的分子也可以不殺，即再捉再放的辦法比不殺的辦法要好，效果要大。……我們應耐煩地採取七擒孟獲政策。」(15)

在延安，對於日本戰俘的這種重新改造與塑造工作，就顯得更加突出。

5

從各個戰場上俘虜後被轉送到延安的日本兵，除了必須參加的學習、勞動外，其他時間在形式上是自由的。他們可以在延安一些公共場合閑逛，但是，在由邊區聯防軍和自衛軍嚴格把守的特殊部門，以及交通路口需要路條和通行證的兵法社會環境下，企圖單獨走出延安是不可能的。

在延安，也有兩個日本俘虜。據說是從山西解來的，他們仍舊穿自己部隊的軍服，戴的也還是那頂缽形的日本軍帽。他們也和在趙城(1938年八路軍前線總指揮部所在地，位於山西境內——引者注)的兩位夥伴一樣的[地]在中國享受自由。在延安，差不多人人都認識他們，因為他們天天在街上閑逛，有時和人混熟了，就跑到人家裡去喝茶聊天。頑皮的孩童，有時跟他們後面追著嚷：「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日本鬼子!」他們卻一點不惱，回過頭和孩子們笑著，用生硬的中國話說：「不要打倒我們，我們是日本的勞苦大眾，我們應該大家聯合起來，打倒日本軍閥!」(16)

被俘後，他們可以接受或不接受八路軍提供的灰布軍裝，也可以繼續保留穿戴自己的日軍黃呢子軍裝。但是，經過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的學習生活後，尤其是「每人每月須當同學面前審查及批判自己底[的]工作一次，同學們互評優劣而予以應得的讚賞及應受的譴責」(17)。在這種強烈的集體輿論力量作用下，他們都紛紛主動脫下黃呢子軍裝，換上灰布軍裝。

設在學校學員活動室里的牆報，將每次學員討論會上的亮點話題寫成文字，對於每個學員身上出現的哪怕一小點進步都給予肯定和表彰，對於頑固不化的學員也組織巧妙的批評攻擊。學員青木發表在牆報上的一篇題名《過去的回顧》，其中寫道：「到延安來，已經過了兩個秋天。回顧過去一年，可說是我思想轉變的大革命時代。生下來之後，二十多年長期間的教育(原文如此——引者注)，就在這一年內根本顛覆過來了。要是沒有這一年，我好像是不知有大海的井中之蛙，庸庸碌碌的[地]度過我的一生吧!」(18)

課外娛樂時間，提倡有組織的集體遊戲活動。

在豐衣足食的口號下，學員們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這是劉校務主任的努力和中國共產黨深切關懷學員們的結果。

學校每月開一次晚會。特別是中秋節那天，要舉行盛大的娛樂晚會。學員們演出許多短劇，如《彌次喜多的俠義》、《希特勒的威風》、《某中隊長》等等。每個節目都富於奇特的想像。同時又帶有健康的政治內容。

每天晚飯後，在運動場上，或打棒球，或打排球。不然的話，就在俱樂部里打撲克、打麻將、玩紙牌、下圍棋、下象棋。以此來消除一天的疲勞。

學員整天都是這樣緊張地學習，盡情地娛樂著。校園裡充滿歡樂和希望。(19)

當時的延安，唱歌、跳舞、打籃球、打排球等體育運動都很普遍，唯有日本士兵們在寶塔山下的河灘上玩打棒球，這是新鮮的玩意兒。通常是在吃過晚飯後，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們簡單地劃好場地，就興緻勃勃地玩了起來，你追我趕，不亦樂乎。漸漸地，四周圍滿了看熱鬧的人群。八路軍敵工部和敵軍工作幹部學校的同志們，近水樓台，率先得知棒球比賽的規則和要領，很快就學會了打棒球。偶爾中共中央首長散步經過這裡，駐足觀戰，其他觀看的同志們會更加吶喊助興，球場上奔跑著的學員們會玩得更加起勁。

生活的優待，娛樂的豐富，共同營造了一個實緊似松、恩威並重的精神革命的環境，使得他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要接受人生改造。

6

截至1944年10月的統計數字顯示，抗戰以來為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俘虜的日本官兵約2400人，其中經過教育被釋放的約2000人，先後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的大約400人全部被改造成日本共產主義者同盟盟員。

另據統計分析，在這些學員中出身工人的有34%，出身農民的有32％，出身小商人、小職員的有21%，其他出身的13%。(20)他們在重新接受文化教育的同時，接受著政治思想教育，從而順利地完成了自己的人生改造。

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日本工農學校的學員開始沒有安排生產任務，但在該校任教的中國教員都有生產任務。正在接受人生改造的這些學員們，為了表示對邊區生產號召的積極響應態度，主動要求參加生產。到1944年5月，他們開荒種地90畝，並且經營得非常仔細認真。「他們在耕種方面，和去年完全不同，生荒都挖過二次至三次，熟荒大部分都挖了二次，播種已經完畢，洋芋長的[得]很好。」在突擊開荒中，校方為了顧及到同學們的身體和習慣，讓大家休息，但他們說：「在這裡勞動與日本是不同的，在日本是為了地主們勞動，在這裡勞動所得的果實，完全歸自己享受。」(21)到這年年底，學員們的勞動成果摺合為小米66石6斗。「計農業組生產小米20石，紡紗組生產小米13石5斗，木工組6石7斗，糊洋火盒及修理窯洞2石4斗，幫助團結合作社做點心、染色、鐵工等，□報酬24石。」(22)其中農業組組長新川久男被評為中直系統特等勞動英雄，並出席陝甘寧邊區群英大會。

除了上述物質生活優待外，他們在校內外所享受著的共產黨領導下的政治民主權利，也是促使他們精神思想變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校內民主是由學生會實現的。由學員自己投票選舉出的學生會，負責管理學員們的日常生活和學習，及其他各項活動；同時，也保障學校教育計劃的實施。學生會經常有組織地向學校反映學員們的意見，學校方面非常重視學員們的意見，只要認為是合理的，能辦得到的，基本上都接受，並在工作中加以改進和完善。

校外民主是讓學員與其他公民一起，同樣享有陝甘寧邊區抗日民主政府參議會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1941年11月，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參議會根據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原則，實行「三三制」，即共產黨員、國民黨員和無黨派人士各佔三分之一。參議員按照地區和單位，依照三三制標準確定名額選舉產生。日本工農學校、八路軍敵軍工作幹部學校、抗大、魯藝等7所院校為一個選舉單位。各校先按要求提出自己的候選人，然後由候選人進行公開演講，讓選民投票選舉出正式參議員。日本工農學校的候選人是該校學生會會長森健，魯藝候選人是周揚，抗大候選人是郭化若，還有延安自然科學院候選人徐特立等。

森健是日本士兵，出身工人，曾在中國東北日偽滿洲鐵路做工，1938年被八路軍俘虜後經教育，申請加入八路軍，是延安日本工農學校發起創辦人之一。

正式選舉那天，各學校的選民們像過節日一樣，簇擁著自己的候選代表，扛著標語，有的還敲鑼打鼓，列隊進入會場。設在延安飛機場的選舉會場，歌聲、口號聲此起彼伏，熱鬧非凡。魯藝師生髮揮自己的特長，將周揚畫像抬出來，以張聲勢。

大會正式開始後，首先由候選人所在單位介紹候選人情況，接著請各位候選人發表20分鐘演講。森健是用日語演講，由工農學校副校長趙安博現場翻譯，所以特許時間延長40分鐘。他在演講中說：「我們這些生活在中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日本人，有幸能夠參加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選舉，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給我們的一個學習新民主主義政治的好機會，這將為我們打倒反動封建的日本軍閥政府，建立民主的新日本，積累寶貴的革命的經驗。」(23)演講博得長時間熱烈的掌聲。最後，由工作人員當場發給到會選民每人一張選票，實行無記名投票，由選民們在候選人名字後畫勾，依次走到投票箱前投票。投票結束後，當場開箱驗票。選舉結果，森健當選為第二屆陝甘寧邊區參議會正式參議員。(24)同時，工農學校學員中小路靜還當選為延安市參議會的參議員。

11月6日至21日，邊區第二屆參議會第一次會議正式召開。會議開幕的次日，即11月7日，日本工農學校召開盛大慶祝會，歡慶森健和中小路靜分別當選為陝甘寧邊區和延安市參議會參議員。慶祝會邀請中共中央、陝甘寧邊區政府、八路軍總部、八路軍敵工部、抗大、魯藝、敵軍工作幹部學校以及延安各界人士參加。大家熱情稱讚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在華日人反戰同盟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所做的貢獻。而日本工農學校的全體學員們都表示，森健當選為邊區參議會參議員，不僅是他一人的光榮，也是所有在華日人的光榮。為此，他們決心要更加努力學習和工作，以此報答中國人民對自己的關懷、信任和期望。

7

在延安日本工農學校學習或畢業後的日本學員，在接受思想精神改造後，都積极參加對日軍進行的反戰宣傳工作。製作慰問袋、書寫日文標語傳單、編寫日文反戰報刊、上前線直接喊話或通電話、接待日軍俘虜，等等，都發揮了極大的分化瓦解和反戰作用。

1938年以前，八路軍俘虜來的日軍多數是負傷後被俘虜的，在缺少會說日本話的幹部條件下，大部分都經過簡單的宣傳教育後，根據其本人意願，釋放回去，但一般都要帶些傳單，作為義務宣傳員。只有少數俘虜因害怕回去後受到軍法處分，而留在八路軍中。

1939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太行山區日軍俘虜在山西省遼縣麻田村發起成立「在華日人覺悟聯盟」，隨即又覺得「覺悟」二字未免讓人感覺狂妄，更名為「在華日人覺醒聯盟」。同時，在重慶的日本進步民主人士發起成立「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其他各地日人反戰組織逐漸成為該組織的分支機構。1942年8月15日，經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延安支部倡議，決定將分散在八路軍、新四軍領地的各地覺醒聯盟和反戰同盟組織合併，成立「在華日人反戰聯盟華北聯合會」。會議通過綱領、章程、工作方針和計劃，具體規定了反戰宣傳的內容方法、成員訓練、接待新俘虜措施、協助八路軍辦法，等等。

當這些戰俘被改造成革命的戰友，不僅空前擴大了瓦解日軍的力量，而且也完全改變了八路軍敵軍工作的方式，即此前主要由曾經留學日本和懂日語的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直接承擔，現在是在正確方針指導下，依靠在華日人反戰同盟(後來更名為「日本人解放聯盟」)的幹部做具體工作，並且工作更有針對性，更到位，也更見成效。

1943年以後，特別是1944年，日軍在許多戰場上屢吃敗仗，國內經濟衰竭，兵源危機嚴重，「被我軍俘虜的日兵日漸增多，1944年起就很少有要求釋放回原部隊的。」(25)隨著八路軍優待俘虜政策的廣泛傳播，主動投降的日軍逐年增多：

1940年主動投降的人數佔中共軍隊所收容的日軍俘虜總數的7%；

1942年主動投降的人數佔18%；

1943年主動投降的人數猛增至48%；

1944年主動投降的人數達到86%；

1945年主動投降的人數更增至125%。(26)

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是謂善用兵。中國古代《孫子兵法》的戰爭智慧，在八路軍改造日本俘虜工作中，得到了成功的應驗。

「八路軍瓦解皇軍的手段，最厲害的就是優待和釋放俘虜。」「反戰同盟隨時隨地地對日本士兵進行宣傳，無法防備。」這是來自日本軍部的感嘆。

抗日戰爭勝利後，曾任侵華日軍總司令官的岡村寧次承認，「在過去日清(甲午戰爭——譯註)、日俄戰爭年代，日兵沒有主動投敵的，即使負傷後被俘，也不會在敵人審問下供出我軍情況。現在情況變了，被俘後很多人供出我軍軍情，並有叛逃投敵者，實為可嘆。在華北，還有思想上傾向共產黨的。」這是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新現象。對此，他寫道：「據說共軍捕獲我傷兵、逃兵時，首先讓陣營內的日本兵和日本通等對俘虜進行甄審，並把被認為不合格的兵放還。這些被放還的逃兵再次落入我軍後，均被送交軍法會議以投敵罪加以重罰。審查合格的俘虜則接受教育、訓練，從事對日宣傳，甚至參加戰鬥。」(27)

改造精神與思想，重新塑造人生，這是中國現代革命的一個歷史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