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按照蘇聯《無神論詞典》的界定，無神論教育是指為確立科學唯物主義的世界觀和克服宗教信仰而給予人們的影響[1]。無神論宣傳是無神論教育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蘇聯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明確倡導並系統開展無神論研究、宣傳教育的國家。其歷史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研究。

蘇聯從列寧、斯大林、赫魯曉夫一直到戈爾巴喬夫時期，無論是政治路線還是總體的意識形態工作，包括無神論宣傳教育，都曾發生很大變化。所以，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無論是思想認識還是具體實施，都經歷了一個曲折變化的過程。但是，從總體上說，有三方面的經驗。

1.思想理論上的高度重視

列寧系統地提出了無神論思想，明確提出通過無神論的宣傳教育來與宗教迷霧作鬥爭，並詳細論述了如何開展這項工作。列寧的無神論思想是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的重要組成部分，至今仍然是我們應當堅持的指導思想。

列寧從兩方面論述了無神論宣傳教育：一方面，他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和社會主義國家要堅持和宣傳無神論。早在1905年他就指出，「我們要求教會與國家完全分離，以便用純粹的思想武器，而且僅僅是思想武器，用我們的書刊、我們的言論來跟宗教迷霧進行鬥爭??對我們來說，思想鬥爭不是私人的事情，而是全黨的、全體無產階級的事情」[2]。1909年，他把「同宗教作鬥爭」 看作「整個唯物主義的起碼原則，因而也是馬克思主義的起碼原則」[3]。另一方面，他又指出，要善於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為此提出了進行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原則、策略和方式方法。列寧提出，無神論的宣傳必須服從無產階級政黨的基本任務，他認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當是唯物主義者，即宗教的敵人，但是他們應當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就是說，他們不應當抽象地對待反宗教鬥爭問題，他們進行這一鬥爭不應當立足於抽象的、純粹理論的、始終不變的宣傳，而應當具體地、立足於當前實際上所進行的、對廣大群眾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階級鬥爭。」[4]總之，列寧既強調堅持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又堅決反對在政治上向宗教開戰。列寧的無神論思想是蘇聯開展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理論基石。在這一理論基礎上，蘇聯通過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決議，來倡導和實施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

關於無神論宣傳教育在理論上的定位，蘇共中央通過的兩份決議作出明確表述。1954年7月7日，蘇共中央《關於科學無神論宣傳中的重大缺點及其改進措施》的決議指出：「對於我們黨來說，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認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黨不能夠而且也不應當對信仰宗教這種不覺悟、無知和蒙昧的表現置之不理，無神論宣傳應當是黨的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5]1954年11月10日，蘇共中央《關於在居民中進行科學無神論宣傳中的錯誤》的決議指出：「糾正反宗教宣傳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不應該使科學無神論宣傳受到削弱，因為這種宣傳是對勞動人民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6]

對於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目標，蘇聯也有明確的認識： 「社會主義社會的無神論教育，不僅應使每一個勞動者形成科學世界觀的基礎，而且應使每一個勞動者有能力抵制宗教影響，具備從事無神論宣傳的素養。」[7]他們認為，無神論宣傳教育同共產主義的其他範疇緊密相關。也就是說，它不是思想意識工作中孤立的部分，而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統一且完整的教育過程的既定領域。判斷無神論教育是否成功，一個重要前提條件就是，它同共產主義教育中的其他組成部分，包括勞動、國際主義、愛國主義、道德等是否緊密結合以及這種結合是否具有延續性。

關於無神論教育的內容，也有明確的規定。蘇聯學者認為，無神論教育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批判方面，即對宗教世界觀的批判，說明宗教對世界面貌的看法和宗教對社會與人的看法在科學上是不能成立的;二是實證方面，即用科學的辯證唯物主義觀念來看待世界，分析宗教的本質、宗教存在的原因及其歷史性，從而說明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同宗教神話與基本觀念是相對立的[8]。也就是說，無神論教育不僅要摧毀宗教世界觀，更要確立科學的無神論世界觀。因此，在蘇聯時期，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對象是全體居民，強調無神論教育對於具有宗教信仰的人來說是必須的，對於雖不具有宗教信仰但還不具備自覺的無神論立場的人來說，也是不可或缺的。當然，這種宣傳是有原則和界限的，即無神論宣傳教育不是針對某個宗教團體或宗教人士，而是同一切宗教世界觀作鬥爭。也就是說，無神論宣傳教育是一場思想鬥爭，它針對的對象是宗教世界觀，其作用是團結和教育人民群眾，樹立科學世界觀。在社會主義社會，既要開展同宗教的思想鬥爭即加強無神論宣傳教育，同時又要讓不信教群眾和信教群眾在為共同的主要目標而奮鬥的事業中加強團結，必須把二者結合起來。

對於無神論宣傳教育與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關係，蘇聯也有較為深刻的認識。早在1918年，蘇維埃人民委員會就頒布了《關於信仰自由、教會和宗教團體》與《關於教會同國家分離和學校同教會分離》的兩項法令，明確規定了教會同國家相分離、學校同教會相分離的原則和措施，這是根據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和蘇聯當時的宗教狀況作出的規定。同時，《憲法》(根本法)明確規定公民有信仰自由。這就表明，從國家層面來說，宗教信仰成為公民個人的私事。這完全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國家宗教信仰的定位。不過，蘇聯共產黨強調，社會主義國家的宗教政策不同於資本主義社會中容忍不同宗教的存在，而是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努力消滅宗教存在的社會根源，並完全摧毀剝削階級和宗教宣傳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說，對於無產階級政黨來說，宗教信仰不是私人的事情。同時，蘇共中央也多次強調在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中要注意避免傷害信教者的感情。對於實踐中有的地方採用行政手段關閉教堂的做法，蘇共中央通過決議進行了批評。如：在《關於在居民中進行科學無神論宣傳中的錯誤》的決議中明確指出，要用同情和關心的態度來對待信教公民。對某些公民有宗教信仰而在政治上進行懷疑是愚蠢和有害的，反對採取任何行政措施和對教會神職人員進行傷害性攻擊[9]。可見，蘇共並不是將宗教信徒排除在無神論宣傳教育之外，反而強調要對信徒做耐心細緻的工作。

總之，蘇聯是把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看作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組成部分，也是對人民群眾進行共產主義教育的組成部分。其目標是培養合格的共產主義勞動者，確立科學世界觀。所以，其十分注重在生產勞動過程中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同時，在《憲法》中規定公民的信仰自由，並在其他各項法律中也明確規定宗教信徒享有和其他公民完全一樣的權利。但是，既不以公民的信教自由對抗公民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也不放棄國家在全體公民中開展無神論宣傳教育的職責。蘇聯對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思想理論認識，總體上繼承和發展了列寧的思想，但也經歷了一些錯誤和挫折，尤其是在實踐中產生了一些偏差。

2.政策、法律和組織上的強力保障

政策保障。蘇共中央在黨的重要文件和決議中，不斷強調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價值，或要求加強科學無神論的宣傳教育。除了上文提到的兩份專門決議外，在蘇共的其他文件和決議中也多次強調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如：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聯共產黨綱領》規定：必須系統地進行廣泛的科學無神論宣傳。1963年，蘇共中央全會《關於當前黨的思想工作任務》的決議指出，要「更廣泛地開展科學無神論工作」。1918年的《憲法》(根本法)，包括後來修訂的兩個版本(1936年、1959年)都明確規定：所有公民都有進行宗教宣傳和反宗教宣傳的自由。1977年的《憲法》表述更加準確：保障蘇聯公民有信仰自由，即信仰任何宗教或不信仰任何宗教、舉行宗教儀式或進行無神論宣傳的權利[10]。這一規定表明，無神論宣傳是公民的一項法定自由和權利，從而為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奠定了法律基礎。從《憲法》的規定和黨的決議來看，蘇共要求黨員不僅不能信仰宗教，還必須進行無神論的宣傳。每個公民都有進行無神論宣傳的自由，且無神論宣傳的對象也是面向全體居民。這就說明，在蘇聯，宣傳無神論對普通公民來說，是自由;對共產黨員來說，是責任。

組織保障。蘇聯理論界認為，科學無神論[11]教育體系分為三個範疇：思想的、方法論的和組織的。思想內容是科學無神論教育體系的主要範疇，它決定著其社會主義方向及其在思想意識形態工作體系中的地位。在方法論方面，要求囊括一切居民群體，並對不同居民群體和個人區別對待，廣泛運用各種教育手段、方式和方法。在組織上，要求有系統有目的地付諸實施。

逐步建立起健全的無神論宣傳組織體系。1921年，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會《關於政治教育總局和黨的宣傳鼓動任務》的決議規定，蘇聯政治教育總局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組織、領導和促進反宗教宣傳。1954年以後，由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負責將無神論列入各大學的教學大綱和地方黨組織舉辦的訓練班及講習班大綱，以培養科學無神論宣傳幹部。由文化部與全蘇政治和科學知識普及協會(簡稱「知識」協會)來具體監督及實施各項計劃。

3.系統深入的學術研究

首先，建立專門的無神論研究機構。蘇聯科學院社會科學總學部的哲學和法學部下設「無神論和宗教批判聯合研究學術委員會」。其下屬的歷史研究所於1947年組建宗教和無神論歷史研究室，並出版了《宗教和無神論歷史問題》;其他一些研究所，包括哲學研究所、民族研究所等也建立了關於科學無神論和宗教批判的研究部門。從1954年開始，許多大學和教育學院也設立了科學無神論教研室，除了面向大學生教授無神論和宗教的歷史與理論，還進行學術研究並培養高級骨幹。

尤其是在1964年，蘇共中央社會科學院建立科學無神論研究所。科學無神論研究所後來又在基輔、維爾紐斯、塔什干成立了分所。有蘇聯學者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中不僅要對信教者而且還要對無神論者進行社會學調查，並提出採用「無神論信念」這一概念。

其次，出版了大量的無神論研究和宣傳著作。到1932年，蘇聯已出版10種批判宗教報紙和23種刊物。國家批判宗教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關於宗教史、宗教的科學批判、無神論的歷史和理論、反宗教宣傳方法的書籍和小冊子，並出版了一系列教科書。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無神論研究的成果大批出版。比較重要和著名的研究刊物和論文集有：科學無神論研究所出版的《科學無神論問題》、蘇聯科學院歷史所出版的《宗教和無神論史問題》，以及列寧格勒出版的《宗教與無神論史博物館年鑒》等。值得一提的是，蘇聯還有專門從事無神論專題寫作的新聞記者。

同時，出版了一系列科學無神論研究著作。其中有： 《古代與中世紀的無神論》(1959年)、《什麼是無神論》(1961年)等。值得一提的是，由M.兀.諾維科夫等近百名專家學者集體編著的《無神論詞典》，由蘇聯莫斯科政治書籍出版社於1983年出版，1984年又出了修訂版。該詞典內容豐富，共收錄詞目2500餘條。1973年，蘇聯曾出版過一本《無神論者袖珍詞典》，該辭典一度成為暢銷書。1979年修訂版出來以後，十萬冊在幾天內就銷售一空[12]。

在人才培養方面。從1965年起，蘇聯各大學的歷史系和哲學系，高等師範院校的歷史系和歷史語言學系，都設立了科學無神論專業。部分大學和師範學院還建立了科學無神論教研室[13]。

對於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成效，我國學者褒貶不一[14]。西方宗教界更是認為，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就是依靠政權力量強行消滅宗教，是對教徒的迫害。他們認為，蘇聯幾十年的無神論宣傳教育非但沒有取得成功，相反卻導致了新的宗教復興。蘇聯後期有些蘇聯學者在反思無神論教育時，也認為「雖然在政治上和精神上付出了極大的代價，但仍沒有取得成效」[15]。如何評價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效果，是一項重要而複雜的工作，還需要進行深入研究。

無論是蘇聯還是中國，為何有不少人對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效果評價不高，甚至全盤否定呢?蘇聯在開展無神論宣傳教育活動的過程中，的確還有不少教訓值得我們汲取。

1.政策不堅定、出現搖擺。對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性質和目標在認識上出現偏差

列寧領導下的蘇維埃政權十分重視意識形態工作包括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出台了一系列的法令和政策決議。但是，到20世紀30年代，由於黨的整體路線出現「左」的傾向，具體到宗教領域，出現了用行政手段封閉教堂、抓捕神職人員等情況，違反了保護公民信仰自由的法律和政策。同時，由於不少人以為用行政手段就能消滅宗教，從而對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目標—— 揭露宗教世界觀的本質和幫助人民群眾樹立科學的無神論世界觀，產生了消解作用。於是，無神論宣傳變成了一種群眾運動，失去了其目標的特殊性，並由於缺乏理論指導，致使這一運動流於形式，只造就了一大批「不再理會宗教這東西」 的人，卻沒有讓他們樹立正確的唯物主義世界觀。當時還有一種比較流行的觀點認為，教會的階級基礎已經消滅，其反革命活動也得到制止，在共產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宗教意識會自行消滅，因此就沒有必要再進行積極的無神論宣傳了。所以在實際工作中，許多領導幹部以為宗教將很快被遺忘或消滅，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沒有什麼意義了，從而削弱甚至取消了這項工作。

20世紀40年代，由於爭取衛國戰爭勝利的需要，蘇聯政府為了團結宗教組織共同抗擊德國法西斯，逐漸突破了有關法令的限制。國家依靠宗教組織來進行戰爭宣傳工作，事實上已不再執行過去的法令和決議，教會趁機獲取了大量權益和發展空間，不僅在稅收等方面獲得優待，一些宗教非法活動也得到縱容。造成了一些消極後果。戰後，蘇聯政府又採取一系列措施調動宗教界在增強民族凝聚力等方面的積極性。由於對宗教和宗教組織的依賴，蘇聯政府已經完全放棄了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工作。

無神論的研究工作也一度中斷和削弱。1953年，蘇聯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宗教和無神論歷史研究室被突然撤銷。直到1954年，蘇共中央通過兩項決議來糾正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無人管理的狀態。這兩項決議不僅明確了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的定位，同時也進一步明確了其內容和實質。決議還對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進行了系統的規劃和組織安排。這兩項決議明確指出，無神論宣傳的目的不是要消滅現有宗教和宗教組織，而是為了樹立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對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具體規定還體現出，蘇聯政府從反對民族分裂主義，維護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高度來認識社會主義國家的無神論教育問題。

然而，到20世紀80年代，在「新思維」 的背景下，蘇聯意識形態部門對宗教的認識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從宗教即意識形態到宗教即文化，開始轉為全面的正面評價，從而對無神論的認識也產生了反轉。1986年l2月，《共青團真理報》發文提出，如果國家與宗教是分離的，那麼無神論就不應作為官方意識形態。此後蘇聯官方通訊社發表一系列文章，明確提出要從正面肯定宗教的積極意義。1988年，蘇聯宗教事務委員會主席哈爾切夫在蘇聯政府機關報《消息報》上發文紀念教會與國家分離法令頒布70周年，文中強調唯物主義世界觀和宗教世界觀的一致性，曆數20世紀30年代以來蘇聯在宗教工作上的錯誤，要求剷除一系列阻礙，以便讓宗教組織更積極地參與到和平事業當中。這種認識不僅違背了政教分離的原則，也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關於社會主義國家處理宗教問題的原則。蘇聯1990年頒布的《關於信仰自由和宗教組織》的法令不再提及人們擁有無神論宣傳的權利，而是規定：國家不資助宗教組織和無神論宣傳的活動。這樣一來，宗教信仰自由成為一項受法律保護的公民權利，而無神論宣傳卻不再是公民的正當權利，不受法律保護。無神論宣傳教育也不再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的一項工作，而變成了一件「私人」 的事情。這就徹底違背了列寧確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必須對人民群眾進行無神論宣傳教育這一基本原則。

2.工作教條化和形式主義。沒有處理好無神論宣傳教育與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關係

20世紀20-30年代，蘇聯的反宗教宣傳是蘇維埃政權為與宗教意識形態進行鬥爭而進行的初步實踐。這一時期的無神論宣傳(即反宗教宣傳)有著明顯的時代烙印，存在很多不足，甚至出現某些重大失誤。比如，有人舉行狂歡式的反宗教遊行示威，還有的報紙雜誌刊登一些譏笑和挖苦宗教信徒的漫畫等。不過，這與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條件有關。蘇維埃政權建立後，蘇聯多數宗教神職人員都持反動立場，支持和領導信徒利用各種手段進行反革命活動，這就決定了當時的反宗教宣傳具有鮮明的階級鬥爭性質。當然，這種宣傳效果並不理想。在疾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環境下，反宗教宣傳常常只是簡單化的批判和號召，雖注重群眾運動，但缺乏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其結果是，儘管許多原來信教的群眾表示不再信仰宗教，但並沒有真正樹立科學的世界觀。也就是說，他們頭腦中的宗教觀念並沒有完全消除，相反有部分信徒因感情受到傷害而留下心理陰影。

到20世紀50年代，這些錯誤仍然不斷發生。有些宣傳員對現實中的神職人員和信徒進行言語上的攻擊，進而懷疑其政治立場。某些地方組織和個人甚至直接干涉宗教組織的活動，並對神職人員採取粗暴態度。這些往往都是在無神論宣傳教育活動的名義下進行的。這些錯誤做法和失誤，主要是錯誤地理解了科學無神論宣傳教育的實質，沒有弄清楚無神論宣傳教育與保護公民信仰自由的關係。當然，這其中也是由於一些黨組織對待工作不認真負責所致。因為一些黨組織在挑選宣傳幹部時不認真考核，又不檢查宣傳效果，從而導致了錯誤的宣傳。

後來，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不斷出現形式主義和教條化的傾向。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蘇聯的思想政治教育已形同虛設。無神論宣傳教育雖然在理論上受到重視，但出現了脫離實際的情況，形式主義、簡單化的傾向明顯。按照蘇共中央的部署，無神論宣傳教育自1965年後迅速全面鋪開，但缺乏大量合格的無神論宣傳員。尤其是基層宣傳員理論素養差，對宗教現狀和教徒的心理狀況缺乏了解，只能對著現成的材料生搬硬套。這樣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往往只是空洞的說教，缺少生動事例，從而說服力不強。一些無神論教育領導機關，常常只追求採取措施的數量，包括開展了多少次的講座，參加人數的多少，印發小冊子的數量等等，而不看宣傳效果如何。

缺乏系統規劃和目的。由於缺乏全國統一的教學計劃和教學時間安排，有的大學不是課時安排太少，就是沒有用必要的考查制度來保證教學質量[16]。這樣一來，課程教學的效果只能因人而異、因校而異了。

3.放鬆了對黨員的教育，沒有把黨員當作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點對象

在蘇共中央的有關政策文件中，通常強調的是黨員作為無神論宣傳教育的主體而不是對象。雖然蘇聯無神論教育的對象包括全體居民，並按人群、生產生活場所全面開展，但人群劃分通常是按生產活動場所或其他特徵來劃分的，如劃分為工人、農民、不工作的居民、學生等等。也就是說，並未強調共產黨員作為無神論教育對象的特殊性。事實上，黨員應當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點對象，因為這關係黨執政的問題。如果黨員沒有接受系統的無神論教育，那麼在全社會開展無神論宣傳教育就難以實現。到20世紀8O年代末，蘇共黨員人數已經接近2000萬，占人口總數的6.8%左右。但蘇共中央沒有注意或有意識地加強對黨員的無神論教育。不少蘇共黨員在入黨時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缺乏認識，入黨後又不注重世界觀的改造，不知不覺地受到了宗教等有神論思想的影響。蘇共中央對此狀況並沒有作出任何決議，甚至在蘇共二十八大報告中還刪去了黨綱中關於共產黨員必須同宗教偏見作鬥爭的規定，對宗教轉持中立態度。這是一個深刻教訓。

總之，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由於在思想認識上出現偏差和政策制定與執行上出現搖擺，工作中出現諸多失誤，同時，又忽視了對黨員的無神論教育，所以其效果大打折扣。

三、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經驗教訓的當代啟示

宗教的消亡是一個長期的過程，但也需要我們自覺地來推動和加速這一過程。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經驗教訓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啟示。

首先，準確理解和把握維護黨和國家思想理論上的統一與保護公民個人信仰自由之間的關係。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必須在人民群眾的思想中佔據主導地位。因此，堅持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項重要任務。這是維護黨和國家思想理論統一的要求，是國家層面的事情。而宗教信仰是公民個人的自由選擇，是私人領域的事情。我們不能用一個方面來否定另一個方面。但同時，我們要完整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宗教信仰自由」 的內涵，即：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不能把「宗教信仰自由」片面解讀為公民只有「信仰宗教的自由」，而忽視公民還有「不信仰宗教、宣傳無神論的自由」。所以，我們絕不能將無神論宣傳教育等同於「向宗教開戰」，把它同貫徹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對立起來。開展無神論的研究和宣傳教育，也絕不是否定宗教的一切方面;它是一項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但不是對待宗教的全部工作。

從歷史和社會現實來看，在一個宗教社會中，無神論通常是非法的，不允許存在的，即使是宗教信仰人數占多數的世俗社會，如美國，無神論者也被視為異類，受到各種排斥;而在以無神論為主流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宗教的存在是合法的。這不僅是因為無神論者對宗教的包容遠大於宗教信徒對無神論的包容，更是因為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宗教等有神論有著科學的認識。蘇聯時期的一些組織和個人採用行政手段解決宗教問題，傷害了信徒的宗教感情。但這並不是無神論宣傳過度造成的，也不是社會主義國家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必然結果。相反，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在這一時期也被削弱。後來，蘇聯政府突破相關法令，宗教獲得迅猛發展，一度出現「宗教熱」。而同樣遭到削弱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卻沒有及時得到糾正或彌補，反而一度變得渙散，甚至癱瘓。

蘇聯的無神論宣傳教育和宗教發展歷史還表明，無神論宣傳教育通過影響人民群眾的世界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宗教的發展，尤其是宗教的過快發展，但並不妨礙宗教信仰自由的實現。但是，宗教組織發展壯大後往往會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認識，要求通過修改法律等形式直接削弱甚至取消無神論宣傳教育。這表明，無神論宣傳教育雖然不妨礙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宗教發展過度有可能會影響無神論宣傳的自由。

其次，明確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目標，並落實到各項工作中。社會主義國家無神論宣傳教育的目標是在人民群眾中樹立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培養符合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勞動者。除了開展系統的科學無神論宣傳教育活動外，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還應當體現在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當中。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是個大原則，就是要在國家的立法、行政、司法、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等方方面面的工作中體現出來[17]。只有在黨和國家的各項工作中堅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這一原則，而不是有意無意違背它，才能讓人民群眾在社會現實中感受到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價值，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成果才能得到實實在在的體現。無神論宣傳教育作為一項意識形態工作，需要與國家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相結合，不能脫離，也不能超前或落後。要結合人民群眾的生產、生活實踐來進行，國家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法律也必須遵循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原則。只有這樣，才能讓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在人民群眾的頭腦中紮下根，才能真正樹立科學的唯物主義世界觀。

另外，無神論宣傳教育還要分對象、分層次、分階段來進行。在我國現階段，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點對象是黨員和青少年。他們或是無神論者或是可以培養成為無神論者的人，所以對他們進行無神論教育，應當包括兩個層次，即：不僅包括無神論的基本知識，還應當包括對有神論的批判和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理論辯護，以確立無神論的科學世界觀。而對於一般群眾，我們可以著重普及關於無神論的知識和歷史等。同時，積極促使信教的公民參與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活，引導其宗教信仰適應國家和時代的發展。

最後，增強共產黨員進行無神論宣傳教育的責任感和動力。儘管蘇共中央多次強調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但因一直存在無神論宣傳教育無用論的思想認識，又不注重對黨員的無神論宣傳教育，所以有些黨員和領導幹部對無神論的宣傳教育工作認識不清。在我國，雖然中共中央已經充分意識到加強對共產黨員和領導幹部無神論宣傳教育的重要性，但因在實踐中尚未真正開展起來，不少黨員幹部缺乏無神論的基本知識，也缺乏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作為主流意識形態的認識，對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不僅不重視、不積極，甚至逃避和厭惡。習近平總書記曾嚴肅批評一些黨員幹部存在的精神空虛狀況，即「不問蒼生問鬼神」。共產主義理想信念是共產黨人精神上的鈣，而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則是這個精神之鈣的重要成分。蘇聯的歷史表明，無神論宣傳教育工作做得好，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就會得到鞏固;反之，宗教等有神論泛濫，共產主義理想必然受到削弱。要從嚴治黨，要保持共產黨員在世界觀上的先進性，就必須要求共產黨員做堅定的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者。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無論是堅持共產主義遠大理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還是保持共產黨員在世界觀上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共產黨員都應當更加積極地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然而，此前有些自稱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卻不接受無神論，不承認無神論在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中的地位，甚至妖魔化無神論，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說成是溫和的無神論，並將宣傳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人污衊為「極端無神論」。這是對馬克思主義無神論的曲解，完全背離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此，我們應當保持清醒認識。

注釋：

[1]參見[蘇]M.Ⅱ.諾維科夫等編著：《無神論詞典》，魏慶征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第414頁。

[2]《列寧專題文集·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1—222頁。

[3]《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4頁。

[4]《列寧專題文集·論無產階級政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7頁。

[5]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87頁。

[6]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93頁。

[7][蘇]M.Ⅱ.諾維科夫等編著：《無神論詞典》，魏慶征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第415頁。

[8]參見[蘇]M.Ⅱ.諾維科夫等編著：《無神論詞典》，魏慶征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第415頁。

[9]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92頁。

[10]參見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第135頁。

[11]在蘇聯的話語體系中，一般用「科學無神論」 一詞來表示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在《無神論詞典》中，這兩個詞語的意思完全相同，「科學無神論」 的詞條內容為「見『馬克思主義無神論』」。

[12]參見紀虎民：《蘇聯的一本暢銷書——無神論辭典》，《哲學譯叢》1980年第6期。

[13]參見[蘇]M.兀.諾維科夫等編著：《無神論詞典》，魏慶征譯，北京：中國社會出版社，2000年，第198頁。

[14]對蘇聯無神論宣傳教育的效果總體上持正面評價的有：龔學增：《前蘇聯無神論研究宣傳教育的歷史功過》，《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3期;雷麗平、王岩崾：《蘇聯無神論教育的成果——農村青年東正教信仰的變化》，《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4期;王振茹：《蘇聯的無神論教育》，《蘇聯東歐問題》1984年第1期。總體上持負面評價的有：徐玉成：《關於前蘇聯無神論宣傳的對話》，載徐玉成：《宗教政策知行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01年。

[15]樂峰：《蘇聯一些學者對宗教和無神論教育問題的反思》，《世界宗教文化》199o年第1期。

[16]參見曾曉景：《蘇聯青年的科學無神論教育》，《今日蘇聯東歐》1983年第6期。

[17]參見朱曉明：《始終保持馬克思主義無神論在人民群眾思想中的主導地位》，《紅旗文稿》2016年第17期。

參考文獻：

[1]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蘇聯宗教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

[2]侯惠勤：《馬克思的意識形態批判與當代中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年。

[3]段德智：《境外宗教滲透與蘇東劇變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4]龔學增：《前蘇聯無神論研究宣傳教育的歷史功過》，《科學與無神論》2010年第3期。

[5]王振茹：《蘇聯的無神論教育》，《蘇聯東歐問題》1984年第1期。

（作者簡介：黃艷紅(1975一)，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副研究員）

【察網(www.cwzg.cn)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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