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館裡的北大詩歌節：酒杯中的傳統與反思

　　北大西門外的老磁福酒樓，直到凌晨4點仍然熱鬧得像午市，詩歌節的不眠夜令它散發著溫柔的燈光。澄黃杯盞映出一張張微醺的生動的臉，有人以箸擊碗唱著《將進酒》，有人踱步至漆黑的居民區抽煙談天。夜晚因為他們而詩意起來，這群即便是第一次見面也擁有深厚友誼的年輕人，口袋中的詩歌是他們互相辨認的身份證。

　　5月14日晚上10點，第十四屆未名詩歌節在北京大學百年講堂二樓多功能廳散場，一如既往比預定時間晚了1個小時。詩人們收拾起沒說完的話，穿過學校和天橋來到一家名字陌生的飯館前。曾經的磁福酒樓已經搬遷，沿襲原來的格局新飯館換了塊招牌，詩人們並不關心改名後的飯館叫什麼，只是稱呼它為「老磁福」。他們經常來這兒吃飯，在每一次詩社活動之後，在詩歌課下課後，在多少有幾分疲態的詩歌節結束後，他們說，真正的詩歌節在磁福才剛剛開幕。

　　無酒不成詩

　　磁福的詩歌節通常是這樣開幕的：逼仄油膩的過道里擠出四五桌飯桌,水煮牛肉、饞嘴蛙、玉米粒和四季豆擺在桌上，陸陸續續到達的詩人們不認識的在認識的介紹下分坐幾桌，很快，啤酒、白酒、大橙汁便頻繁地在人們手中傳遞開來。趁著眾人意識清醒，歷屆未名詩歌節的負責人、中文系博士在讀的青年詩人徐鉞總會站起來說上幾句，感謝詩歌、為詩歌節乾杯云云。

　　在磁福，喝酒是談論詩歌的方式。我敬你一杯，意思是，我讀過你的詩。單獨喝上幾杯，意思是，我們彼此欣賞，可以聊聊詩歌以外的更多。男詩人勸女詩人酒，意思是，你的詩歌和長相都吸引我。有時候，喝酒被認為是認識一個詩人最好的方式。徐鉞評價他喜愛的北大詩人姜濤時便說：「濤哥的酒品極好：決不強求什麼人喝酒；而如果沒有特別理由，卻也決不收著量，推託不喝。」由此他判定姜濤的詩歌如他的酒品一般寬厚。

　　徐鉞記得，大約6年前，磁福還沒有搬遷，他和幾個詩人經常來這裡喝最便宜的酒，烈酒。來得多了，店裡人都認識姜濤。有時，一瓶二鍋頭沒有喝完，他們就在瓶上籤下「姜濤」二字，讓店家存著。下次來了，繼續。

　　往往在那些微醉的時候，在詩人們聊夠了八卦和瑣事的時候，那些「遠在教室燈光外的話，那些決不冠冕堂皇的話，那些詩歌中的隱秘造物」會在磁福被輕輕吐露。

　　這次獲得未名詩歌獎的蘇畫天在台上發言：「最初我以為五四文學社是有著幾十年歷史的偉大社團，後來才明白文學社的實質是一個詩會，大家在這裡討論詩歌，偶爾到外面吃吃酒，然後越到後來越明白詩會也只是外表，實質是一群朋友平時吃飯喝酒打牌，偶爾說說最近的寫作狀態。」如果表達得更科學一些，可以用北大中文系副教授姜濤的話：「寫詩最根本的不是怎麼寫的問題，而是背後你有沒有關懷，有沒有感受，有沒有能量要釋放。如果你本身的格局就小，還在裡面玩技巧，那只是不斷填格子而已。所以寫詩一定要觀察別的事，詩社的人哪怕在一起也不一定要聊詩，聊點別的事，聊點八卦，在小圈子裡生活，要有意識地干點別的事。」這也許是磁福詩歌節的意義。

　　徐鉞是這批年輕詩人中最老的一個，2001年考入北大計算機系，因為抑鬱症休學兩年轉到中文系，2007年在清華，2010年又回到北大，繼續讀中文系博士。他是磁福的忠實吃客，曾因酒精中毒而住院，也曾因為沉迷喝酒和寫詩而患上抑鬱症，他稱自己為詩人和酒徒。他的詩歌不乏醉酒狂狷之作，有著酒精的純粹和黑夜深沉鋒利的底色，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寫作在飲酒之後開始，在天亮之前結束。

　　整個夜晚，比平常的詩歌之夜擁有更高的濃度，徐鉞扮演起酒館主人的角色，為詩社的老朋友們介紹這次詩歌節的操辦者、主持人和未名湖樂隊的成員，他們通常是低年級剛開始寫作的詩人；為北大的詩人介紹外省或外校趕來尚未謀面但早已互相熟知的詩人；為老詩人們介紹這些來自各地的年輕詩人的寫作面貌；為所有人講他知道的關於詩歌和詩人們的八卦掌故。

　　葉曉陽在北大的園子里也已經呆了七年，還有兩個月就要畢業。他長得像蠟筆小新，有很重的重慶口音，熱愛足球，看起來與詩歌相距甚遠，也因此他與詩人們擁有最廣泛的友誼，畢竟他散發著江湖氣息，也不裝逼。今年9月，他馬上要去美國讀教育經濟學的博士，在屬於他的最後一個詩歌節的夜晚，他喝酒不多，有些不舍地細數著自己經歷過的七屆詩歌節。

　　「2008年是唯一一次有出遊活動的詩歌節，我們去了黃花城水長城，一邊搓麻將一邊談詩。2009年，海子逝世二十周年，那是難以被超越至今被懷念的一次，現場有動畫有朗誦，場外有很多外地趕來卻因為人太多進不去的觀眾，本來很憤怒，後來在兩位年輕詩人的帶領下在未名湖畔一起朗誦海子的詩歌，據說比場內效果更好。那一年在磁福，北大詩人陳涌海、姜濤還有幾位年輕詩人都彈起了吉他，第二年開始，未名湖樂隊就橫空出世了，後來每年都在詩歌節上演出……」葉曉陽也曾是未名湖樂隊的成員，他打算舉辦自己的畢業朗誦會，把所有寫詩的朋友都叫來參加。

　　馬暮暮和曹僧都是今年第一次來到未名詩歌節，他們來自復旦大學，馬暮暮沒獲獎，曹僧同時獲得了復旦的光華詩歌獎和未名詩歌獎。但在這個夜晚，馬暮暮更像主角，作為詩歌節和詩社中並不多的女生，她性情活潑、激烈，比她的詩顯示出更多的女性特質。儘管見面不多，她與北大五四文學社的社員們已經通過詩歌和網路熟稔並培養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在吞下幾瓶啤酒後打開了情緒的閘門，或大哭或大笑，吐槽詩歌給他們帶來的一切煩惱和愛情給他們帶來的一切痛苦。徐鉞告訴他們：「詩歌像酒精與愛情一樣危險、一樣純粹。」而他們無需師兄的教誨，便已經親身實踐關於詩歌的奧秘。

　　在這樣一個帶月色的詩意夜晚，在一塊並不寬闊的天花板下，匯聚起來自不同地域帶著不同微笑和表達的詩人，也是未名詩歌節的意義所在。

　　在北大寫詩

　　7個小時以前，北大剛剛結束了這場由五四文學社舉辦的名為「記憶看見我——在北大寫詩」的詩歌節開幕式，誦讀會以某種懷舊的方式回應著當下年輕詩人們在校園的寫作生態，它作為北大詩歌傳統的一部分，也隱秘觀照著30年來發生在這裡的全部寫作。

　　30年前，在北大的「大飯廳禮堂」，三千張木椅子上第一次坐滿了詩人和詩歌的熱愛者。走廊里滿是踮起腳尖觀望的人群，台上的朗誦會如同電影放映一樣熱鬧。未名詩歌節的前身——未名湖詩會從1980年代開始一年一屆流傳下來。

　　1985年，22歲的西川常和五四文學社的一群人去圓明園找一塊空地，圍個圈子朗誦詩。在北大文化部小院的咖啡廳，他寫下長詩《雨季》。「我所預言的都必實現，/我要你做的事你定要完成，/在高天之上我將注視你，/在我的卧榻之上我將注視你。/你要歡樂雨水給予，/你要生命雨水滋養，/你要我的祝福，/就請你時時念起我的名字。」這首霸氣外露的詩發表在1987年第一期《十月》，並得了「十月文學獎」，當時的編輯是駱一禾。

　　西川畢業之際，大學二年級的詩人西渡與四五位寫詩的朋友第一次在中文系刊物《啟明星》亮相，大三的另一位詩人清平為他們寫了評論，對西渡鼓勵有加。西渡回憶：「我最好的朋友都是因為寫詩而結識的。」

　　1988年，雷武鈴因為詩歌來到北大，與同樣熱愛詩歌的楊鐵軍、周偉馳、席亞兵、冷霜、胡續冬成為朋友。楊鐵軍告訴他，「北大除了海子、西川、駱一禾之外，還有臧棣，臧棣更厲害，他的詩根本看不懂！」很長一段時間裡，雷武鈴不敢和臧棣講話。他和寫詩的朋友們最常做的事情便是一起喝酒一起交流，他將之稱為「偉大的詩人友誼傳統」，「詩歌只不過是朋友之間的事情，具體到詩人個體當中就是一種友誼，一群人。」

　　差不多十年後，29歲的女詩人周瓚博士一年級，選了北大教授戴錦華的影片精讀課，課上討論的是費穆的《小城之春》和基耶夫洛夫斯基的《藍色》。當時，周圍寫詩的朋友們正在進行關於純詩的討論，她以課上的藝術文本為基礎創作了《影片精讀十四行組詩》作為對討論的回應，技驚四座。多年後，她親身參與起了劇場活動，周瓚念起奧地利詩人里爾克的詩句：「無限地擴大著自己的生命，你等待又等待這獨一無二的瞬間」，以銘記在北大寫詩的日子。

　　來到此次未名詩歌節的詩人有1981級英文系的西川，1983級中文系的清平、臧棣，1985級的西渡，1988級的楊鐵軍，1990級的冷霜，1993級的周瓚……加上更早的海子、駱一禾、戈麥，甚至穆旦、卞之琳、馮至，從未有一所高校出過如此多的詩人，對中國詩壇有如此影響力，但若要真的承認某種「北大詩歌傳統」，或許便是雷武鈴所說的「詩人友誼傳統」。

　　2000年，未名湖詩會擴展為「未名詩歌節」，增大了在京詩人助興朗誦的比例。詩歌節成為成名詩人與讀者相溝通的渠道和北大詩人圈展示新的寫作動態、增進聯絡兄弟情誼的重要場所。儘管近年來作為「公共事件」的未名詩歌節其呈現形式漸落窠臼，甚至在北大內部也批評聲不斷，但五四文學社的成員認為，「在每次亂鬨哄的策劃、組織乃至爭吵、鬥氣中，大家結下的是最堅實的戰鬥友誼。」2005級北大詩人劉寅寫道：「每一次都有些『勉為其難』的詩歌節，似乎卻多少算構成了一個矗立的『營盤』。」通過詩歌節的名目聚集起的不僅是北大詩人，還有一大批中國當代優秀的青年詩人，超越學校地域的狹隘籬牆而共享這種詩歌傳統。

　　2002年，詩人雷武鈴博士畢業，一年後，他寫下《冬天的樹》：「從溫暖，明亮，深邃的書中出來/正是最迷亂的時刻：公共汽車轟鳴/車燈，路燈，櫥窗燈交織的浮光與暗影里/漂浮著表情模糊，行色慌忙的人。」身處校園的寫作者沉浸在知識和詩歌中，感到價值穩定，人生被光明照亮。「但一旦離開校園，離開詩歌，就陷入混亂。每首詩要回答你自己的問題，我的問題就是迷惘。」

　　北大詩歌傳統以這樣一種方式存在：從事青春期寫作的初學者，往往在與朋友的交往中獲得詩人的情誼和詩歌的進步，如姜濤所說：「學生時代總覺得身邊的人寫得好，這種心態很正常，所以你取悅的主要讀者是身邊的人，你最欣賞的人評價你你就特別高興。」這種交往既包括喝酒吃飯談天，也包括由五四文學社、《未名湖》刊物、未名詩歌節和詩歌課堂等構成的切實存在的交流空間和平台。

　　在對「在北大寫詩」這一命題的敘述中，1980年代在北大的詩人往往提及詩會、詩歌刊物，而在1990年代到2000年以後在北大的詩人中，追溯最多的便是臧棣、姜濤、胡續冬三位詩人所開設的詩歌課堂。臧棣博士畢業後留校任教，憑藉他功力深厚的詩歌寫作和批評而在高校和詩壇擁有極大影響力。他每年講授「詩歌寫作」和「當代詩歌選讀」，前者是北大唯一一門詩歌寫作課，胡續冬評價其「用大量具體入微的詩歌分析培養學生的基本詩歌寫作和批評技能」。姜濤講授現代詩歌，卻也指向當代的詩歌寫作，他致力於破除某種北大傳統——「每次臧棣上完課我就趕緊打聽他講了什麼，然後課上就反駁他。」胡續冬則開設歐美詩歌導讀課，用最奔騰的語言破除普通讀者對現代詩歌的神秘感。姜濤認為，詩歌課堂本身教什麼並不重要，「你覺得這個挺好玩兒的自己就會摸索下去。」

　　事實上，在北大寫詩的作者們十分警惕和抵抗關於「北大詩歌」和「北大詩人」的血統論和不負責任的標籤。詩人胡續冬認為，一代代人的精神境遇迥異，在詩歌和詩歌之外的維度上面對的問題和用心無法簡單通約。在這個意義上，似乎並沒有什麼所謂北大詩歌傳統可言。那麼，未名詩歌節的這次回顧又有何意義？主辦者五四文學社認為：梳理北大詩歌傳統與個體詩歌寫作的關係，能夠對成長中的詩人和詩歌愛好者有所啟迪，從而完成一次極佳的詩歌教育。當他們身處所謂傳統之中，也應認識到傳統的邊界和局限，以自我間離的能力發現自己的問題所在。倘若詩歌節能引發一些反思，便超越了形式而成為一場真正行之有效的詩歌交流。